輪台罪己詔 ?

輪台罪己詔 ?

在中國歷史早期上，漢武帝的形像並不好，基本上就是窮兵黷武的暴君形像，和秦始皇並稱。但是後來呢，漢武帝的形像好多了。因為他晚年的時候發布過一封詔書，叫《輪台詔》。當時有大臣請求在西域的一個叫輪台的地方屯田，漢武帝說算了算了，這些年打匈奴，把國家折腾得够嗆，然後說了一些自我批判的話，這就是《輪台詔》。

武帝晚年改錯一事，正式史書當中只見於《資治通鑑》，在《史記》、《漢書》這些漢朝歷史的權威正統史料中，並没有相應記載。按說，這是重大政治路線地調整，班固寫《漢書》時不可能遺漏。《漢書》中確實記錄有改變政策的《輪台詔》，但並没有放在《武帝紀》中，而是放在了相對不重要的《西域傳》中，這就很奇怪了。

一向被認為是“罪己詔”的《輪台詔》，仔細看其中的内容，其實只是有關西域輪台地區軍事布署的局部策略性調整，並不是根本大政方針的改變。所以，班固才把它放在《西域傳》中。那問題來了，《史記》、《漢書》中都没有記載這件事，只有《資治通鑑》中有，司馬光是根據什麼史料寫的呢？原來，司馬光所根據的史料是《漢武故事》、《趙飛燕外傳》這樣的野史、小說。司馬光也是一代大儒，竟然在編寫那麼重要的《資治通鑑》時，引用如此不靠譜的 “史料”，是不是工作失誤呢？也不是，因為司馬光本人就曾經說：《漢武故事》語多誕妄。”可見，像漢武帝晚年認錯、政策大調整這事，就是他老人家生生加進去的。漢武帝這個勇於改錯的形象，就是司馬光“製造”出來的。那司馬光為什麼要這麼幹呢？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是在宋神宗搞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整整十幾年，王安石在開封汴梁搞變法，而司馬光是變法的堅定反對派，自然就要坐冷板凳，所以在洛陽編《資治通鑑》。你可想而知，司馬光在些書的時候，難免要把自己對當時政局的看法隱晦地體現在書裡面。怎麼體現的呢？王安石鼓勵神宗皇帝搞變法，目的是為了富國强兵，但實際上也對民間造成了很大程度的騷擾。而司馬光是典型的傳統儒家，一向主張政府不要折騰，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那正好在編撰教導皇帝的《資治通鑑》中寫到漢武帝，就可以做文章了。你看，漢武帝折騰老百姓，窮兵讀武，窮奢極慾，但是晚年還不是要後悔，要發《輪台詔》這種“罪己詔”？

西漢的漢匈戰爭持續的時間非常長，前後130年。漢武帝在位期間是最重要的一段，但是漢武帝並不是這場戰爭的終結者。真正結束戰爭要到漢宣帝時期，也就是漢武帝的孫子，才最終打赢了匈奴。所以在漢武帝晚年，國家雖然殘破，但是這個戰爭動員體制一旦開動起來，皇帝也不可能說叫停就叫停。這一點可以從後武帝留下來的執政班子看出來，那麼大的國家，換政策肯定要換執政班底。但是漢武帝臨終托孤的，還是霍光、桑弘羊、金日憚那些人，他們都是漢武帝戰爭政策的支持者。真正要切換到另外一種政策，就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那要等到漢元帝時期，打赢了仗才有可能。所以，漢武帝晚年就算是有點後悔，最多也就是個人情緒，至於國家政策的轉變，事實上當時也没有可能。

我們再來看人的因素，不同時代的人，不同階層的人，他們的道德感是不同的。在漢武帝那個時代，根本就没有什麼“主權在民”的觀念。整個國家都是帝王的私人財產，他是要拿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目的。漢武帝的人生目的是什麼？就是打敗匈奴，這是他畢生的夙願。所以，榨取民間的財力，供给軍隊打仗，只要不是鬧到民間要造反，危及他皇權地位的程度，他是不可能停手的。在法國有一次，拿破崙去参加宴會。席間就有人談到法國歷史上名將蒂雷纳元帥，有一位女士說：“蒂雷纳元帥當然是偉人，但是如果他不火燒普法爾茨的話，我會更喜歡他一點。”這是三十年戰爭時期的一件事，當時法軍統帥蒂雷纳，在德國普法爾茨搞過一次焦土政策，造成了一次大災難。拿破崙聽到之後，說了一句很著名的話：“如果火燒普法爾茨，對於蒂雷納的目標達成是必需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就是某些大人物思考問題的方式。他們對於功和過，善與惡，目標和手段的理解，在另外一個維度。你可能覺得很殘忍，我們内心的道德感會有一點受不了，這都没問題，可以討論。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的人，用私人的道德觀和是非觀，來理解歷史上的人物，那至少有一個後果，就是我們讀不懂歷史。(帝王的道德從來不與眾人同。一家哭VS一路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