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 星期六

道統與世俗權力;【大國衝突的本質】

道統與世俗權力

 《正氣歌》兩段史實:在齊太史簡 ( 崔杼弑莊公 ),在晉董狐筆 ( 趙盾弑其君 )。

可以說,古代文人對董狐、齊太史的做法非常認同,認為每個有骨氣的文人,都應該不畏權貴秉筆直書,用文字引導輿論,對權貴進行審判。

那就有個問題:

文人和史官為什麼不怕死,權貴為什麼對輿論宣判無可奈何?

其實這個問題的深層是,文人和權貴的背後,是兩條不同的權力體系,文人的背後是道统,權貴的背後是政统。道统是國家的最高價值關觀,政統是國家的最高世俗權力。

正因為掌握了國家最高價值關的解釋權,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氣壯的說,權貴是糞土。而權貴要是敢越界篡改歷史,絕對要被其他文人口誅筆伐,即便罵不死你,也能把你氣出高血壓。

當然,董狐和齊太史的年代,並不知道什麼是道統,他們只知道自己做為史官,擁有“禮制”等價值觀的解釋權,可以褒貶權臣,寫什麼就是什麼。

直到晚唐的時候,韓愈在《原道》禮提出“道统”的概念,並且给中國道統寫下家譜,也就是堯舜禹湯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後傳到孔孟之手,核心就是仁義道德。道統有些類似西方的宗教,尤其是中世紀時代,教權往往大過世俗的皇權,皇權須要宗教加冕。憲政的憲字就是一些約束世俗權力--政統的道德理念與規章制度,避免權力濫用之災。

韓愈其實是把中國數千年秘而不宣的東西,全部提煉到儒家的框架裡,然後把中國的仁人志士都囊括進來,徹底意識形態化。於是董狐、齊太史、司馬遷,自然是中國道統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朱熹在韓愈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把中國道統的源頭上溯到伏羲和炎黄,並且讓程朱理學接了孟子的班,成為中國道統的正宗。從此以後,一條文化傳承脈絡就固定下來了。

中國文人只要承認“仁義道德”,就是認可了中國道統,而道統也賦予他們價值觀的解釋權,可以懟天懟地對皇帝,却不用承担任何責任。這種權力够不够大?中國的道統和政統,也就是價值觀的解釋權和國家政權,原本是合二為一的。

上古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到周公,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世俗社會的道德聖人,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可謂是言出法随,基本没人能對他們說三道四。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禮樂崩壞,國家的統治者只顧打仗占地盤,再也不能承載聖人的光環。於是道統從國家政權中分離出來,流落到民間文人的手裡,具體來說就是孔孟,以及繼承孔孟的儒家文人。

是的,儒家文人才是道統的繼承人,才有國家最高價值關的解釋權,農民、工人、商人和皇帝都没資格參與這件事。哪怕你富可敵國,哪怕你權傾天下,也只能在國家政權裡謀生,也就是屬於政統的權力體系,道統和話語權是萬萬不能染指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文人不在乎窮富,甚至標榜什麼君子固窮。

因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權力體系,做為他們的精神家園,在這一畝三分地裡,文人就是没有加冕的土皇帝,最可怕的是,國家政權默認了文人的獨特地位。即便文人們不停往家裡撈錢,却能理直氣壯的說,我對錢没有興趣,我從來没碰過錢。哪怕是窮的丁當響的酸秀才,照樣可以鄙視坐擁萬畝良田的土豪。

是啊,我罵你就是代表聖人審判你,寫一篇文章就讓你遺臭萬年,你能奈何?

有資本就能挺直腰桿。不害怕就能理直氣壮。所謂的文人風骨,其實都是這麼來的。

由於道統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種天然的道德優勢,他們可以隱居鄉野,不参與國家建設,但能議論國家大事,甚至為民請命,做一個没有實權的山中宰相。他們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國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價值觀來做事,一旦越過紅線,文人們就能批評監督。

這就有了兩個結果:

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終極理想是做帝王師,用天然的價值觀解釋權力,指揮帝王處理國家政務,間接讓讓國家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

其二是道统有權監督政統世俗權力,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監督批評政府。在這種與境裏,罵政府和權貴就是政治正確。

比如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然後寫了32首樂府詩,把大唐全方位無死角的罵了一遍。那首“可憐身上衣正擔,心懮碳賤願天寒”的《賣炭翁》,就是白居易做噴子時的代表作。

白居易當然是為人民說話,但反過來看,不正是用道統批評政府嗎?誰敢說白居易做的不對?

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絕大部分文人不會歌功頌德,而且要挑毛病說做的不够好,哪裡還需要改正等等。要是哪個文人給政府唱讚歌,雖然其他人嘴上不說什麼,估計心裏就要鄙視了:原來是六扇門裏的朝廷鹰犬啊。

現在也一樣,民間文人给政府點讚,必然有人罵他是叼飛盤,可要是把slogan改成“只為蒼生說人話”,氣場馬上兩米八。這些都是老傳統了。

歸根結柢,政統掌握國家的世俗權力,負責國家的日常工作,道統掌握國家的隱性權力,屬於精神上的制衡,讓權貴們有所顧忌。兩條權力線對立却統一。

自從春秋戰國以後,道統和政統從來没有真正融洽過,不是在撕逼,就是去撕逼的路上。因為儒家文人想做帝王師,用價值觀的解釋權領導國家進程,而皇帝和國家政權却想壓服文人,讓他們做皇權的馴服工具。舉個最典型的例子。

歷代王朝初期,開國君臣從屍山血海裏走出來,具有天然的權威,能把儒家文人收拾的服服帖帖。此時的國家政權非常穩固,皇帝說什麼是什麼,反對的聲音也有,不過没什麼用,開國皇帝用一根小指頭,就能打倒儒家文人。

但是國家政權穩固的背後,便是文藝凋敝,包括繪畫、詩歌、文學以及哲學思想等等,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傳世之作。大家仔细想想,漢初、宋初、明初有什麼非常牛逼的文藝作品嗎?想不起來吧。

哪怕是唐詩,貞觀年間有不少優秀作品,可是和李隆基的盛唐相比,恐怕也要遜色不少。原因就在於政統壓服道統,儒家文人的腰桿子被打折了,再也没有懟天懟地的資本,也就創作不出優秀的作品。

而在王朝中後期,则是道統壓服政統。因為在和平年代,開國君臣逐漸凋零,國家政權的戰爭權威也在褪色,而文人用知識做敲門磚,進入國家政權做官,逐漸替代了國家的天然股東。

此消彼漲,可不是儒家文人的話語權大了嘛,那些“仁義道德”的價值觀,又能用來領導皇帝和國家政權了。正是從王朝中後期開始,傳世的詩歌、文學和繪畫,都從全國各地冒衝出來了。其中部分原因是經濟復甦,人民對文藝作品的需求增長,另一部分原因便是儒家文人没有制衡,開始放飛自我了。

文藝這個東西,非常講究精神狀態。乞丐寫不出優秀的小說,苦力的社畜没心思聽音樂會,只有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才有閒工夫研究藝術。大家可以看看周圍懂藝術的人,幾乎没有窮人家的孩子。

國家進程和個人命運,其實都一樣。

而且硬骨頭的名臣、諫臣,往往出現在王朝中後期,尤其是以“文人風骨”著稱的明朝,海瑞、楊漣等硬骨頭比比皆是,背後的邏輯便是道統逐漸占了上風。

要是在朱元璋的時代,海瑞有十個腦袋都不够砍,估計剛出道就结束了。到了王朝崩塌的亂世,文人徹底放飛自我,没人管了。亂世豐富的素材,再加上寬鬆的環境,讓文人可以自由創作,而不必担心審核不能通過。

比如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魏晉南北朝的王謝風流和蘭亭序、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號稱黄金年代、民國有不理蔣介石的大師們。總之 :

政統壓服道統的時候,國家强盛萬國來朝,人民的生活有安全感,代價就是活的不輕鬆。道統壓服政統的時候,人民活的輕鬆了,却要面臨階級固化和剝削,而且國家也走在下坡路,說不定什麼時候亂世就來了。這就是硬幣的正反面,不管怎麼選,都有利有弊。


附記 : 

現實意義 : 白居易在《新樂府》中每首詩的題目下面都有一個序,說明這首詩的主題。《賣炭翁》的序是“苦宮市也”,就是要反映宮市給人民造成的痛苦。唐代皇宮裏需要物品,就派人去市場上拿,隨便給點錢,實際上是公開掠奪。唐德宗時用太監專管其事。白居易寫作《新樂府》是在宮市爲害最深的時候,他對宮市有十分的瞭解,對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寫出這首感人至深的《賣炭翁 》來。這首詩的意義,遠不止於對宮市的揭露。詩人在賣炭翁這個典型形象上,概括了唐代勞動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在賣炭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不平。


**大國衝突的本質

最近幾年,大國衝突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流話題。如何解釋大國衝突一直困擾著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找到了一條通往和平與繁榮之路——自由市場與對外貿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了這一神聖觀念。此後,每一次大國戰爭及衝突都對經濟學構成現實的挑戰。政治學中的諸多解釋,如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似乎仍有所不足全面。

本文從國家制度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出發解釋世界大國衝突的真相、演變與假象。美國經濟學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寫過一本著作叫《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與一般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金德爾伯格選擇了國際秩序的視角解釋大蕭條。

他的觀點是,各國不會自覺、自願地提供確保國際經濟體系穩定的“公共成本”。這是國際動盪不安的原因。金德爾伯格認為,大蕭條起源於美國在一戰後取代了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却没能承担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責任。英國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領導者,但是經濟上已力不從心。這導致世界堕入大蕭條、種族滅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國際秩序的“公共成本”是一個國際難題。在新舊經濟大國交替之際,没有經濟能力又不願讓步的老牌大國,有經濟能力但還没有意願或政治手段領導這個世界的新興大國,均未能承担全球公共用品成本。這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經濟學家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爭論,根本上源自對制度内生性的分歧。那麼,金德爾伯格陷阱是否真實存在?

21世纪的全球矛盾已經從20世紀國家之間的鬥爭演變為反全球建制派的鬥爭。川普時代的一系列國際衝突,表面上看國家行為,實質上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的受害者與全球建制派受益者之間的衝突。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即蘇聯垮台後,經濟全球化逐漸形成一股既得利益群體。他們主要是跨國公司、金融巨頭、科技巨頭及全球性建制派政治勢力。他們一方面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扭曲了經濟全球化。他們建立了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比如允許資本全球流動、跨國投資、海外避税,同時又使用國家主權限制勞動流動,向本土中產及企業征税;又如借助海外國家主權勢力建立市場壁壘,享受壟斷紅利,打擊本土企業及工人。

新金德爾伯格陷阱並非必然存在,而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主權被削弱、國際秩序被统治的結果。建制派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又没有建立公平的國際秩序,他們成為了不容易被監管的國際勢力。換言之,全球建制派勢力同時享受了全球化和國家主權兩種制度的好處——法幣擴張紅利、國際避税紅利及行政壟斷紅利,而其他人成為這兩種制度合力的受害者——高房價、高債務及高失業。

全球建制派總是製造國家衝突以混淆視聽,但都無法掩蓋國際秩序的主要矛盾,即對全球建制派勢力的反抗。

川普、拜登对中俄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那麼,美國與俄羅斯到底什麼關系?不同總統對中俄的態度不同?這顯然不符合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理論。

其實,川普和拜登對中俄不同的政策,不取決於國家關系,取決於全球化秩序下的不同利益方。川普的支持者(本土企業、工人、中產、商業經營者、白人及基督教徒)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受害者,他們希望全球利益鏈。建制派代表拜登的支持者(華爾街勢力、跨國公司、金融及科技巨頭)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他們渴望維持舊秩序。

當今國際秩序的公共費用要比二戰前高得多,世界和平、自由貿易、金融穩定、環境保護、傳染病防治、貧困救助、知識產權保護等國際公共用品極為龐大。川普上台後大力削減美國在國際公共用品上的費用,拜登上台後第一時間恢復群聊,稱美國要重新領導世界秩序。那麼,美國到底是否願意承担國際用品的費用?

這顯然不是總統的個人愛好,也不是國家的戰略分歧,而是全球化下的不同利益群體間的衝突。對於川普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為這些國際公共用品支付大量費用却没有太多實質性的好處。但是,拜登的支持者不僅是受益者,還可能不需要為此付費。這就是經濟學家奥爾森在集體行動困境中所說的選擇性激勵。拜登入主白宫第一天就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為什麼?巴黎氣候協定與拜登的綠色新政的利益是一致的。綠色新政的財政預算超過萬億美元,遠遠超過製造業計畫。美國金融及科技巨頭是綠色新政的直接受益者。

可見,如今,國家利益是大國衝突的假象,而真相是扭曲的國際秩序下的利益衝突。國際公共用品費用的矛盾主體不再是大國,而是全球化下的分利集團。

但是,全球建制派维持扭曲的國際秩序,利用國家主權阻撓全球化深入發展,可能引發國家衝突。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莫森在2004年的《經濟學展望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圖—穆勒模型给出的證明》。這篇文章預言,當技術進步使中國獲得了原屬於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就會永久性地失去真實的人均收入。這時繼續自由貿易,中國將獲得淨福利的增加,而美國將受損失。

薩莫森的發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被稱為薩莫森之憂,也叫薩莫森陷阱,2018年中美貿易衝突似乎證實了薩氏的預言。但是,這是大國衝突的假象。真實的情况到底是什麼?

薩莫森之憂的基礎是他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如果要素完全自由流通,中國勞動力可去美國,美國的技術可來中國,那麼兩國的要素價格會趨於均等化。但是,價格均等化並非靜態的,企業預期將失去價格優勢,會加大技術創新,深化國際合作,建立新的比較優勢。所以,要素價格均等化是經濟全球化完美的競爭過程。

但是,薩莫森的担優是,如今的全球化是扭曲的,勞動力不能自由流通,但資本、信息與技術可自由流通,中國會持續學習獲得原本屬於美國的比較優勢,即先進技勢,而美國卻無法獲得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薩莫森預言,如此下去,美國將吃虧。

薩莫森之憂的真正内涵並非否定全球化——自由貿易引發國家衝突,而是限制要素自由化的國家主權、制度及政策,導致經濟全球化半途而阻,可能最终引發國家衝突。國家主義干預及不公平的國際秩序可能置經濟全球化於動盪與危險的地步。

經濟全球化演變從最初的貿易全球化,逐步深入發展到信息、資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進一步伐展到財政、貨幣、國家主權、價值觀、婚姻、生活的高級全球化。這是人類通往經濟繁榮與世界和平之路。

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國家制度及扭曲的國際秩序導致兩國經貿停留在商品貿易的初級階段,同時導致兩國的經常項目嚴重失衡——中國長期巨額順差,美國常期巨額逆差——對兩國均不利。這決定了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的“脆弱性”。

所以,從國家主權到全球化市場主權,是一個充滿謊言、假象以及不斷製造噪音與衝突的過程。在這一扭曲的全球化過程中,大國衝突的廣場背後站著另外一個影舞著。

**“9·11”事件不過是20世紀的尾聲,而不是21世纪的開場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認為1979年是真正的轉折點——在那一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斯蘭主義從此興起。同樣在1979年,中國向世界開放市場,崛起之勢不可阻擋,這個國家很快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8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占據這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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