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日 星期六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從美元循環看國際分工；金融網關信息服務
從美元循環看國際分工
美國的美元----購買中國產品，---消費國
中國的美元----購買資源國的資源，---生產國
中國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生產國
資源國的資源---購買美國國債，---資源國
如此，完成一輪美元的循環。美國利用此循環，操縱幣值與利率剝削其他國家。
今日中國要創造自己的大循環，需要自己充當消費國，就需要資源國和生產國。
伊朗，俄羅斯，中東六國：資源國在此；東南亞各國：生產國在此。
回顧過去，第一輪美元循環是歐洲和日本都承担了生產國的角色，直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垮台。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逐漸替代了原來他們的位置，完成第二輪美元循環，直到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標誌。中國全面接受了四小龍和四小虎的生產國地位，完成第三輪美元循環。
第一二輪美元循環有一個特點：生產國是分散的。而第三輪美元循環體系中，生產國幾乎完全集中在中國一國身上。而資源國都是分散的。
2019年我國工業增加值高達5.59萬億美元，超過整個歐洲，也超過美國、日本的工業增加值總和，約占全球工業增加值的24%。同期，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也高達4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這足以說明問題。
這就導致一個很尷尬的局面：在没有找到新的生產國之前，消費國一切對待生產國的手段很容易反噬其身，是由於美元循環過程中每一個節點都是不可缺的。
如果70年代OPEC的一次抵制西方就會導致整個世界經濟出現極大的波動，那麼唯一的消費國和唯一的生產國如果出現矛盾，對於世界經濟是何等的衝擊？川普在台上的一系列行為，直接衝擊了現有的國際分工體系，國際分工可是基於信任的，信任這東西，一旦丢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俄羅斯，尷尬的地位
俄羅斯人是白種人，信仰的東正教也是基督教的分支，從文化上來說，俄羅斯和美國更親近，相對比，從理論上來說，中國比俄羅斯隊美國的威脅性更大。但是看看拜登上台後把俄羅斯定義為敵人，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難道是美國的智囊團也老糊塗昏悖了嗎？肯定不是。
因為俄羅斯在整個國際分工中屬於“外圍國家”，其國際分工参與度極低。因此，可替代性强，有他們没他們，對於整個國際分工來說没有任何區别。如果外圍國家們本身没有什麼力量倒也罷了，就權當没看見，偏偏俄羅斯體量不大不小，軍事力量還挺强，這對國際分工的敗事有一定威脅。
如果對付中國，美國得先找到中國替代國，而目前可預見的時間内，不存在替代國，打擊中國就是打擊生產國，而打擊生產國就破壞了美元循環體系。
對付俄羅斯就簡單多了，例如不斷阻撓的對俄羅斯修建的北溪二号線，主要也是想把俄羅斯試圖參與國際分工的努力給排除出去。
北溪二號線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美國制裁，但是德國力挺，為何德國的態度和美國不一致？
這是因為歐盟本身是一個“小循環”，歐元在世界貨幣體系中雖然權重不如美國，但是依然有一定權重，歐盟不會放棄自己也是大型消費國地位，是消費國，就同需要生產國和資源國，而俄羅斯就是資源國。
美國試圖把北溪二號線排除出去，然後用美國的“天然氣”來替代，德國一直極力抵抗，這也是有原因的：資源國是俄羅斯，俄羅斯隊歐盟至少經濟上無威脅，而資源國如果是美國，這還了得？隨時卡脖子 !
沙特的尷尬處境
沙特毫無疑問屬於美國盟友，迄今沙特國内駐扎著美軍，沙特幾乎對美國百依百順，拜登上台後，拿卡舒吉事件說事，大有對小薩勒曼不利的意思。
為何美國要對付自己的盟友？僅僅因為卡舒吉？這類的沙特宫廷内鬥實際上每隔幾年就來一次，一點都不奇怪，怎麼這次就大張旗鼓了？在美國完成頁岩氣頁岩油革命，美國已經基本不需要資源國的支持的，美國自己可以滿足自己，同時還能對外出口資源。出口資源到生產國。
如果美元循環模式改成這樣：
美國生產美元，用美元購買中國商品，而中國用美元換取美國的資源，同時把多餘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這種模式下，會發生什麼？沙特没有利用價值了，一個没有利用價值的國家，甚至在資源上還和美國有競爭的國家，要他何用？
這讓沙特感到了恐慌：作為消費國的美國，為了維護美元循環，天然的承担著維護整個美元循環的職責，而這個職責其中很大一方面就是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如果沙特没有了利用價值，美軍就没有必要再去保護沙特。沙特能自保麼？恐怕很難。
單獨依靠美國，對於沙特來說是非常嚴重的風險，它需要另外找一根大腿。於是你看到了新聞。
70年代的歐佩克的聯合抵制都能弄得歐美天翻地覆，如果美國既是資源國又是消費國，豈不是坐到歐盟的頭上任意妄為？所以這不僅僅是俄羅斯的天然氣便宜或者貴，而是德國需要分散風險。
日本的小循環
在美元大循環下，還有各式各樣的小循環，比如說歐元，日元，在昭和時代，日本的確嘗試過做日元小循環。
七十年代以後日本陸續以日元對外投資，不光是東南亞，其實後來中國也接受了日元的ODA(政府間援助 ) 。
日本在對外援助或者投資中，間接的也是對外輸出日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覺悟”的比中國早得多。它想造一個小循環，造一個自己是消費國，東南亞各國是生產國的小循環。
在八九十年代日本國力頂峰的時候，已經變得明顯的“不聽話”了，日美頻繁發生衝突。日本的問題是老問題---非正常國家：它只有經濟，而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是軍事，政治，經濟的總和，而不單單是經濟。
東南亞如果加入到日本的小循環，其實是非常脆弱的，一旦發生政治變動或者軍事變動，日本既無力在政治上庇護這些國家，又無力出兵進行干涉。97亞洲金融危機其實是一個特别明顯的標誌，在東南亞各國普遍遭災的情况下，日本幾乎束手無策，日元小循環基本破產。
消費國天然有穩定整個循環的義務，如果消費國不能承担這種義務，下游各國自然去抱新的大腿。
日本不可能承担挑戰美國的任務，是天生注定了的。在喪失小循環消費國的地位後，日本地位一落千丈，如今只能偏安一隅。
實際上歐盟有同樣的問題，歐盟雖然在政治上有一定話語權，但是軍事上毫無話語權，甚至自身都需要美國保護，歐盟對於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力是較為脆弱的，以科索沃戰爭為例，當美國要轟炸南聯盟的實候，歐洲是無能為力的。
而在此後塞爾維亞總統亞力山大·武契奇被川普召見後，全世界都看到羞辱性的一幕，歐盟諸國靜默無聲，毫無作為。
美元的未來
美元很難維持現在的地位，這不僅僅是是由於中國的衝擊。
環顧世界，似乎能替代中國的只有一個國家：印度，但是美國對於扶持印度疑慮重重：世界有一個中國都讓美國焦頭爛額了，如果真把印度扶持起來，如何保證會鐵了心的跟著美國走？會甘心久居於人下？
假設印度真的起來，百分之百的是想搞自己的盧比循環，拉上南亞幾個小國搞小圈子。這裡也是小圈子，那裏也是小圈子，到處都是小圈子，這世界第一大消費國的位置怎麼坐得住？
中美關系特别的詭異：一方面，當中國崛起的時候，中國是以實際行為明確支持美元的，這是造成後來歐元弱勢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跟著美元走了，歐元還有什麼搞頭？
而中國的GDP逐漸逼近美國，又讓美國恐慌，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現在為什麼輿論戰打的滿天飛，今天這個譴責，明天那個抗議，是因為彼此之間幾乎都没什麼好招。只能嘴皮罵罵咧咧。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中國自己服軟，老老實實當一個生產國，别整天想有的没的。明顯中國不願意服軟，不但不想服軟，還想拉幾個國家單幹。
這就有問題了。
**誰搞我棉花，我就搞誰菊花---說金融網關
大陸央行發文稱，SWIFT（還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將與四家中資機構合資成立一個金融網關信息服務公司，向用户提供金融網關服務。這有什麼具體意義與影響 !?
常說的國際結算系統，通常指的就是SWIFT。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安全，最快速，最權威的結算系統，没有之一。也是美元霸權和國際流動性保證的最大通道，可以說没有它，您基本就别想快樂的跟他國做生意。
比如跟韓國做生意，如果我們的銀行直接去跟韓國銀行接頭，大家就都得掏出自己兜裏的美元，可那是雙方的外匯儲備那是随便能掏的啊？於是，就得有第三方轉一手，這時候美元的就出場了，反正大家都使用美元錨定，所以我們先把人民幣票打給美國，美國收了，然後轉手把美元打給韓國，這筆生意就算是做成了。所以大多數國際貿易，銀行間匯兌都是要通過美國銀行作為中轉點轉一手。
美元作為世界上流通量最大的結算貨幣，不僅大多數人都認他，而且都離不了他的結算中轉。這時美國說了：“我要制裁誰誰誰！”那就有兩種辦法。
第一：直接把他從SWIFT踢出去！ 第二：不給他做匯兑中轉。
第一種方法比較虎，但是難度也非常大，因為SWIFT雖然聽美國的，但是並不是美國一家說了算的，人家是歐洲建立、比利時注册的公司，遵守的是歐盟法律，同時所有的會員國加起來有25個董事席位，美國一席，中國也有一席。如果你想把誰踢出去，你就得說服大多數董事席位聯合掀桌，然後讓歐盟立法拔了他的“電話線”。這對付弱國寡民還好辦，但是對付稍微上點體量的國家就不大好使了。
第二種方法，就是美國不給他做匯兑中轉，這你們管不著吧？！你們誰想跟他做生意，拿你們的儲備美元做去呀！只要你捨得~”這就是美國對某個公司進行針對制裁的最大殺手鐧，没有他做中轉，没有SWIFT做渠道，做生意的交易成本就會飛漲，這家公司就會進退維谷。
這次大陸跟SWIFT聯合成立了一個網關公司，就等於給中國單獨安排了一個電信發報機，我們的通通過往關公司就能直接勾聯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萬多家銀行和機構。大陸以前只能跟美國做單線聯接，現在直接連接上了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說，大陸也能够發揮匯兑中轉這個“掮客”職能了！
看見没，這就是明火執仗從美國碗裏搶生意了！要不然說是十幾年來最猛的一次“硬槓”呢？這個網關建立起來，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所有被美國制裁公司和團體的第二選擇 。
美國再想制裁誰的時候，就得考慮一下是不是在幫中國送菜了，他制裁的人越多，我們的朋友客戶就越多，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助力就越多，我們也就越强大。這就叫蛇打七寸，誰搞我棉花，我就搞誰菊花！來呀！讓大家互相傷害吧！所以說，這次與SWIFT聯合成立金融網關信息服務公司，是真正錘向美元金融堡壘的一記重炮。相當於在美元壁壘當中敲開了一道口子，占據了一座橋頭堡。
說到底，貨幣的競爭，就是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對抗，誰的國力更强、誰的信譽更好、誰的拳頭更硬，大家就認誰的錢作為中介橋梁。漢唐如此，英語如此，美元如此。我們的未來，也亦當如此。
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獨尊某術就是意識形態；台灣陷入塔西佗陷阱
獨尊某術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因為偏聽偏信，所以是一種偏見，易不自覺的造就趨害避利。偏見比無知更可怕 !
漢武帝征和二年，即公元前九十一年，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漢帝國儲君、太子劉據經長安覆盎門倉皇出逃，拖家帶口隱藏到湖縣（今河南靈寶市閿鄉縣）的泉鳩里，收留劉據的主人家境貧寒，以販賣草鞋來奉養劉據。之后，劉據派人聯络湖縣富裕故舊導致消息泄露，八月初八，湖縣地方官圍捕劉據，太子自知無法逃脱，衛免被捕受辱，随緊閉房門，自縊而死，劉據身邊的兩名皇孫一同遇害。
曹魏景元三年，即公元二百六十二年，同樣是盛夏時分，在都城洛陽的東市刑場上，嵇康悠然地席地而坐，劊子手持刀肅穆測立，堅斬官則在不遠處的凉棚下於桌後端坐。刑場周圍，黑壓壓地圍聚著聲援嵇康的三千太學生和眾多的民眾。嵇康將琴放在膝間，彈奏起自己平生最喜歡的《廣陵散》。守場的兵丁，被悠揚的琴音吸引，三千太學生，更是聞聲而泣涕。一曲彈畢，餘音繞梁。嵇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可惜啊，《廣陵散》從今天開始，就要絕迹人堅了。”曲終人散後，嵇康被斬首。
以上兩個歷史場景，只是發生在中國悠久歷史長河的小小片段，它們甚至連長河裡的一朵浪花都算不上。這兩起事件都發生在河南，但更重要的共同點是，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中共同隱藏着中國歷史興衰變化的内在規律。本文將這兩個場景背後的歷史事件為切入點，破解華夏興衰的政治密碼。
先看太子劉據的悲劇，追根溯源，在於巫蠱之禍。那什麼是巫蠱之禍呢？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在位後期發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所謂巫蠱，是一種巫術，當時，人們認為使巫師祠祭或以木偶人埋於地下，詛咒所怨者，傳统迷信認為巫蠱之術可以直接害人。這在今天看來完全荒唐的迷信活動，却造成了漢武帝一朝最大的政治災禍。
巫蠱之禍始於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事件的巔峰是公元前91年太子劉據撲殺江充，引發長安兵變。太子為何要撲殺皇帝寵臣江充呢？原因是，漢武帝派與太子有嫌隙的江充徹查宫廷内部巫蠱，江充害怕太子登基以後會對自己不利，於是乘漢武帝離宫之際，大肆搜查太子東宫和皇后寢宫，並在太子宫中掘蠱，聲稱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太子驚恐之下，為避免被江充栽贓陷害，與自己的老師少傅石德商議後，決定先下手為强，於是太子派人冒充漢武帝使者，撲殺了江充，為繼續肅清江充餘黨，太子派人打開武器庫，武裝手下們客，並調集了長樂宫守衛，開始反抗。
江充黨羽蘇文等逃往甘泉宫，向漢武帝告發，稱太子謀反，漢武帝遂令手下召太子覲見，準備親自過問，但使者謊報軍情說太子造反，漢武帝大怒之下，派遣懷揣私心的丞相劉屈氂出兵平叛。太子没有退路，準備調長安北營兵馬對抗朝廷軍隊，但遭北營將領任安拒絕，無奈之下，只能謊稱漢武帝被困且可能已經遇害，武裝長安數萬多流民以及皇宫護衛等力量，抵抗朝廷正規軍，但是，随著皇帝詔令送達長安，太子軍隊瞬間土崩瓦解。
漢武帝征和二年，即公元前九十一年的七月十七日，劉據經長安覆盎門倉皇出逃，拖家帶口隱藏到湖縣（今河南靈寶市閿鄉縣）的泉鳩里，收留劉據的主人家境貧寒，以販賣草鞋來奉養劉據。之後，劉據派人聯络湖縣富裕故舊導致消息泄露，八月初八，湖縣地方官圍捕劉據，太子自知無法逃脱，衛免被捕受辱，随緊閉房門，自縊而死，劉據身邊的兩名皇孫一同遇害。劉據被迫出逃，最後在湖縣自缢身亡。
其實，從太子出逃到自縊這段時間裡，就有人對太子謀反產生過質疑。壺關三老令孤茂上書漢武帝，明確指出，江充曾以諂言害死趙太子，天下人無不知曉，是十足的卑鄙小人，太子起兵誅殺江充乃被逼無奈，應該盡早停止對太子的追殺，召回太子問清緣由。漢武帝雖然有所覺悟，但並未聽從令狐茂建議，直到太子身亡的第二年，调查才發現，以巫蠱之命害人的很多案件都是不實指控。此時，漢武帝才撤底清醒過來，認定太子極有可能是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所以才起兵誅殺江充，根本没有謀反之意。
幡然悔悟的漢武帝將上書衛太子喊冤的時值郎官田千秋任命為大鴻臚，徹查此案件，並憐惜劉據無辜遭害，特修一座思子宫，還在湖縣建了一座規來望思之台，以寄托哀思。劉據死後，被其孫漢宣帝追諡衛戾，號戾太子，因其又死於湖縣，戾字加湖字的三點水，正好組成淚字，一個淚字却扎扎實實的概括了晚年喪子的漢武帝對劉據的哀思。
巫蠱之禍的迷信布局在劉據死後第二年被破解，但漢武帝的殺戮却並没有终止。憤恨不已的漢武帝，開始遷怒於其他大臣，先是將罪魁禍首江充一家滿門抄斬，然後再將其同伙蘇文活活燒死在横橋，後再將率領軍隊擊敗太子軍隊的丞相劉屈氂腰斬餘東市，其妻梟首於華陽街。殺红眼的漢武帝更將與丞相劉屈氂、妄圖在劉據死後擁立昌邑王為太子的李廣利全家打入大牢，當時統帥漢帝國軍隊主力遠征漠北，惶恐不安的李廣利衛求戴罪立功，孤軍冒進，中匈纏單于埋伏，漢帝國精銳全軍覆沒。
從征和元年到征和三年的巫蠱之禍幾乎牽連了所有的西漢政治力量，大量上層人物在正反站台的過程中被成批殺害，前後將近四十萬人被牽連。經此一亂，對外，漢帝國耗費無數經費打造的最精銳的7萬騎兵主力被匈奴消滅；對内，巫蠱之禍和漢武帝”悔悟”後的報復、追責，導致大量政治上層人物被殺，而且戾太子劉據的自殺讓漢武帝多年培養的接班人計劃落空，劉氏接班人大量受牽連而殞落，朝中骨幹大臣也紛紛凋零，導致後來的霍光專權。不少學者認為，巫蠱之或直接導致漢朝國本動搖，實為西漢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點。
綜觀巫蠱之禍始末可以看出，這起事件雖然由江充、蘇文而起，但漢武帝劉徹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漢武帝對於正反站隊者，幾乎開啟了無差别殺戮。劉據前期蒙冤的時候，大量大臣站隊漢武帝，於是漢武帝對那些同情太子的人進行酷烈地屠殺，比如：對於漢軍北營將領任安，雖然其拒絕為太子出兵撲殺江充，但太子起兵後也未出兵打集太子，被漢武帝認為是仁安在漢武帝和太子之間騎牆，随後將仁安腰斬；劉據兵敗南逃到長安城覆盎門時，掌管門禁的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門，其放太子出逃，漢武帝為之震怒，將田仁與仁安一同腰斬；同情太子，為田仁求情的御史大夫暴勝之，被漢武帝斥責問罪，被迫自殺；劉據的眾門客，因曾經出入宫門，所以一律處死;凡是跟随太子劉據發兵的，一律按謀反罪滅族。
對擒獲劉據下屬的馬通，漢武帝封其為重合侯；對於跟随馬通的長安男子景建，因擒獲了太子師父石德，被漢武帝封其為德侯；在湖縣撲殺太子及其下屬人員者，被封為北地太守。這些人最終因為巫蠱之禍成為巨大政治利益的獲取者了嗎？
劉據冤情被揭露以後，漢武帝追悔莫及，便轉手報復當初那些奉命撲殺劉據的人，丞相劉屈氂、將軍李廣利等相關人物，被以各種理由被殺或被迫自殺，牽連甚廣；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参與鎮壓太子被封為重合候的馬通等，因江充被滅族而心懷恐懼，合謀持刀入武帝卧室行刺未遂，被漢武帝處死；在湖縣撲殺太子及其下屬者，剛被封為北地太守的人，緊接著就遭滅族。
從本質上講，下達命令追殺劉據的人是漢武帝，後來屠殺誣陷和聽令薇剿劉據的人依舊是漢武帝，無論正反如何站隊，刀始終握在漢武帝手中。丞相劉屈氂、將軍李廣利這些人，不過只是在為漢武帝的昏聵決策背鍋，從始至終漢武帝都未承認害死太子的巫蠱是錯誤的，證據就是漢武帝以劉屈氂妻子，指使巫師惡毒詛咒漢武帝為名，處死了劉屈氂夫婦。
對漢武帝來說，如果不采取酷烈的屠殺政策，而是兼聽則明，不對太子下死手，只要父子碰面，那麼巫蠱之禍就決不會釀成如此巨變。所以，若論巫蠱之禍的不斷擴散的罪魁禍首，非漢武帝莫屬。從前期撲殺太子劉據就可以看出，漢武帝做事非常決絕，下手毫不留情，即便弄清真相，却至死都没有從政治层面為劉據平反昭雪。由於漢武帝在劉據死後一直没有为其平反，繼任者更是不敢為劉據這場赤焰舊案平凡昭雪，直到太子孫漢宣帝親政，才將祖父劉據追復封為太子，並上戾字諡號。
【清君側誅殺衛氏一族】
回顧這一系列慘劇，不禁要問，歷史上獨尊儒術、崇尚禮法的漢武帝，為何要因漏洞百出的謊言對太子突然下狠手？至於太子有無謀反動機，其實是顯而易見的。漢武帝對劉據從小就開始培養，早就内定为皇帝繼承人，只要太子無重大過失、不起兵，鐵定是下一任皇帝。虎毒尚且不食子，漢武帝此舉究竟有何深意呢？
回過頭來再来看巫蠱之禍，其實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01. 任用江充徹查巫蠱
江充此人劣迹斑斑，在和王朝封國趙國時期就曾經害死過趙國太子劉丹，害死太子已有前科。對此，令孤茂曾上書漢武帝時曾經明確指出，江充前科天下無人不曉。既然無人不曉，漢武帝肯定不可能不知道。這種情况下，漢武帝為甚麼還要派遣與太子不和且有迫害照太子前科的江充去宫中徹查巫蠱呢？
02. 提前剷除衛氏一族
劉據起兵撲殺江充，其實並不是巫蠱之禍的開端，早在公元前91年八月太子被撲殺之前的當年正月，就爆發了公孫賀父子巫蠱案，這才是巫蠱之禍的開端。因被人誣告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稱其與陽石公主私通，並讓巫師在漢武帝前往甘泉宫的必經馳道上埋下木偶人，惡毒詛咒途經的漢武帝，導致公孫賀父子被冤殺，同時還牽連陽石公主和皇后衛子夫所生的另一個女兒諸邑公主以及衛青的長子衛伉全部被殺。劉據生母為皇后衛子夫，舅舅就是大名鼎鼎的衛青，公孫賀為劉據姨父，衛青的長子衛伉是其表兄弟，他們同屬衛氏一族。至此，衛氏在漢廷内部的政治盟友也因此損失殆盡。
當年七月十七日，太子出逃常安城，武帝即刻派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命收回用以幫助劉據起兵、象徵皇后實權的皇后璽綬，衛皇后也因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以死明志，自殺身亡，至此，衛氏一族在宫廷的勢力被鏟除。
從漢武帝猜忌衛青到衛子夫自殺，漢武帝將衛氏一族在朝堂和後宫的勢力全部剪除。也就是說，劉據在起兵前六個月，就已經被漢武帝剪除了在朝堂和后宫的所有政治盟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江充剛剛宣布在太子和皇后寢宫發現巫蠱，太子劉據就開始惶恐不安，其害怕自己會像姨夫公孫賀和表兄弟衛伉一樣被殺。這也解釋為什麼漢武帝令與太子不睦的江充在后宫徹查巫蠱，其目的並非針對太子一人，而是針對皇后衛子夫，這是剪除衛氏一族在后宫勢力的重要舉措。
在此之前，衛氏一族勢力龐大。漢承秦制，皇帝下設三個重要官職，太尉主管軍隊，丞相總攝國務，御史大夫掌管監察。衛氏一族中，軍方有衛青、霍去病勢力，文官朝廷有丞相公孫賀和親太子的御史大夫暴勝之，后宫有衛子夫皇后。試想，如果没有剪除衛氏一族，那麼，僅僅依靠軍方衛青、丞相公孫賀的勢力，劉據就可以起兵成事。
反過來，仔細觀察巫蠱之禍就會發現，從頭到尾，漢武帝殺掉的幾乎都是受到猜忌的衛氏一族。抛開衛氏和太子是否有反心的事實，只論權術的話，不難看出漢武帝剪除衛氏是多麼政治正確。
【為何拒绝為戾太子昭雪】
漢武帝為蒙冤而死的太子特地修建了思子宫，又在湖縣建了一座歸來望思之台，寄托哀思，但漢武帝並不認為衛氏一族是冤枉的，且始终没有给劉據上諡號，也没有给劉據政治上平反昭雪，很大程度就是碍於太子兼具衛氏和劉氏共同身份，如果给太子昭雪，那麼，就等於承認了以巫蠱之名觸覺的公孫賀父子、衛伉、衛子夫等也是蒙冤的，也必須同樣昭雪。但漢武帝並没有給衛氏一族平反昭雪。
在漢武帝看來，無論太子是否有反意，只要太子起兵，即使是子盗父兵，足以證明其剪除衛氏一族是正確的。從權術上看，可以說是成功的。劉據雖然是劉氏皇族血脈但他同時也是衛氏一脈，漢武帝只寄托對劉據的哀思，却不為衛氏一族昭雪，實現了完美地切割。
劉據的死看似意外，實則必然。因為太子的衛氏一族的身份，漢武帝對太子的猜忌從七月九日到十七日，短短的八天之内就從一粒種子長成了参天大樹，漢武帝也將太子起兵當作是衛氏一族在政治上被絕殺以後的負隅頑抗，才有了漢武帝撲殺太子的殘酷與狠絕。
不管發起的原因是什麼，巫蠱之禍幫助漢武帝全面產除了衛氏一族在軍對、漢廷和后宫的全部勢力，藉為太子劉據報仇，又反手一刀殺掉了居心叵測的丞相劉屈氂和軍事首腦李廣利等人，以莫須有的巫蛊之禍，一舉清除了朝堂上對漢武帝皇權威脅最大的左右文武首腦两股勢力，同時，還在巫蠱之禍的過程中，成功測試了滿朝文武的忠誠度，這就是詭詐的帝王術。從頭到尾，權術爭奪中，最大的赢家始终是漢武帝。
其實，剪除衛氏一族，除了歷史上公認的表象因素，衛氏一族功高蓋主、勢力龐大之外，還有一個顯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漢武帝與太子劉據的政治主張不同。
關於漢武帝，歷史上大家熟知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某一個學派立為治國根本。據此，很多人就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指導思想一直都是儒家，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在漢武帝之前，中國經歷了諸子百家的爭鳴時代，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戰爭，各种治國思路都在實踐中被反赴檢驗。最終，法家脱穎出，以務實幹練成為所有諸侯國的核心治國思路，而秦國正是以法家思想為基礎進行革新，最終统一了六國。
秦朝以法家為治國思想，秦滅以後，漢朝建立，山東舊貴族勢力開始抨擊秦為暴政。在這種情况下，實行法家治國顯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家在政治上的任何得勢都會上升到政治不正確的高度，這已經成為所有人的共識，典型例子就是漢景帝誅殺法家晁錯，就是迫於其他諸侯國對法家可能復辟的担心，在那個年代，七王敢於說誅殺晁錯並將其作為政治旗幟來施壓朝廷，可想而知，對法家的否定已經成為共識。
但是，當時儒家也没有成為漢初的治國方略，原因也很簡單。秦漢之前，儒家治國没有一個成功案例，春秋戰國時代的霸權也没一個是靠儒家崛起的。所以，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變法，普遍認同法家是富國强兵的不二法門，也正因如此，漢朝在輿論上否定秦朝的基礎上，並没有以儒家理論治國，只能選擇第三條道路---道家，將道家無為的黄老之數，定為治國方略。
之所以選擇道家，原因是法家没有自己的哲學體系，它直接借鑒了道家哲學體系，哲學上兩者是一體的。儒家對所有學派都口誅筆伐，但唯獨對道家禮讓三分。所以，漢初在權衡以後，決定選擇道家黄老之術為治國方略。這是封建社會中道家第一次作為治國方略登上歷史舞台。所以說，在漢武帝之前，中國封建社會治國思路是法家和道家為主。
事實證明，黄老之術是高明的，對外和親示弱，換取發展時間，對內輕徭薄賦，快速恢復國力，文景之治就是黄老之術治國的輝煌結晶。這期間，竇太后是一個重要人物，她是漢武帝的奶奶，歷經三朝，特别是在漢景帝一朝，大權獨攬，始終踐行對外示弱，對内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黄老之術的治國理念。用現代化來說就是韜光養晦。
漢武帝是公元前141年繼位，迫切想要北逐匈奴建功立業的漢武帝與竇太后治國理念完全不同，但是在竇太后壓制下，漢武帝繼位以後6年内只能繼續踐行黄老之術。公元前135年，竇太后離世，這代表漢初黄老之術的治國理念走到了盡頭。竇太后離世後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欲帶領漢朝北擊匈奴建立不世武功的漢武帝拿到了帝國大權，迫不及待地下詔征求治國方略。照代表漢武帝將全面改變帝國治國方向，然後，儒家公羊學派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帝制神學體系，被漢武帝全盤接纳。獨尊儒術用現代化來說，成為一種意識形態。
漢武帝上位後獨尊儒術，實際上撇棄了漢帝國早期休養生息的黄老之術，治國思想從道家轉向儒家。之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漢武帝舉帝國之力北擊匈奴，打通河西走廊，衛青霍去病更是率領漢家兒郎殺得匈奴血流成河，直打到肯特山封狼居胥。漢武帝打通河西走廊，貫通絲綢之路，為中國迎來第一個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點是必須要肯定的。
但是，太子劉據的政治主張卻與漢武帝不同，太子待人寬厚，其主張更與竇太后幾乎如出一轍。太子主張，漢朝經歷對外外戰爭以後，國力損耗巨大，應該停止對外戰爭，對内休養生息，其主張幾乎完全恢復文景之治時代的黄老之術治國思路，太子劉據的黄老之術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是相左的。
如果這一切僅僅只是太子的主張則罷了，但太子背後的衛氏一族幾乎囊括了軍方、丞相、后宮這三個權力中樞。假設太子上位，得到衛氏一族支持，那麼，必然會在漢帝國内部重新實行道家黄老之術。這代表，漢帝國治國方略在漢武帝之後將再次改弦更張。對漢武帝來說，自己以獨尊儒術替代了黄老之術，才取得了北逐匈奴、封狼居胥的豐功偉績，如果劉據再回到黄老之術的治國道路上，不就等於否定了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及由此帶來的豐功偉績，這才是漢武帝猜忌劉據的種子。
同時，歷史上皇帝與太子治國理念不同的案例很多。比如，以法家立國統一六國的秦始皇，其武功與漢武帝不遑多讓，但秦太子扶蘇的治國理念却是儒家理念。要知道法家商鞅變法時期，阻力最大的就是儒家甘龍為首的舊貴族，正是掃平了舊貴族勢力，秦國才得以一統天下，如果扶蘇上位，不就等於否定了秦始皇的豐功偉績嗎？這或許也是秦始皇猜忌扶蘇的種子，證據就是秦始皇離世前巡遊天下，帶在身邊的是胡亥，而不是遠在九原的扶蘇。
從歷史上來看，每次出現治國思路的轉變，往往帶來的都是腥風血雨，比如秦末戰爭、楚漢戰爭以及七王之亂。所以，劉據的改弦更張會不會同樣帶來否定漢武帝的腥風血雨呢？在漢武帝看來，一定會，畢竟衛氏一族控制軍方、内廷、后宫三大權力要害。這才是漢武帝巫蠱之禍中圍剿衛氏一族的根本原因。同樣。今日的大爭之世，意識形態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究竟誰對誰錯】那麼，單論政治主張，劉據與與漢武帝到底誰是對的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分析：
01. 國力衰退，才政崩潰
漢武帝在位晚年，漢帝國財政幾乎崩潰，多次遭到兵敗，階級矛盾日益加深，僅關東流民就多達二百萬，多地爆發儂民起義。巫蠱之禍清除了衛青在漢軍中培養的公孫賀以及衛伉等軍中骨幹，其中公孫賀曾出任輕車將軍、騎將軍、左將軍，七次出擊匈奴，憑累累軍功封為南奅( 音同泡字)侯。正是因為滅了這些能征貫戰的將軍，才導致漢武帝只能在衛氏一族被剪除的征和三年，啟用統軍極其平庸的李廣利率領7萬漢軍出征匈奴，最終全部戰死漠北，帝國精銳幾乎全軍覆没。
可以說在漢武帝晚年，漢帝國國力耗損巨大，帝國已經危機四伏，漢武帝依仗的赫赫武功也在7萬也開始凋零成昨日黃花，漢帝國仿佛重新回到了漢高祖劉邦建國初期的態勢。這一切都證明，漢朝如果不能够再次休養生息，西漢由盛轉衰將無可避免的。
02. 輪台罪己詔
在明白太子劉據是被冤殺後，漢武帝開始深徹反省，並全面接受了太子的治國主張。公元前89年，劉據死後第三年，漢武帝發布輪台詔，停止在西域輪台屯田的建議，這是公開否定主戰派將領要求全面擴大在西域對匈奴戰爭的建議。輪台罪己詔中，最緊要的部分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仔細看這個主張，與太子輕徭薄賦，停止征戰，休養生息的主張完全一致。一系列的對外戰爭全面停止，漢朝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時代休養生息的黄老治國道路上。正是劉據的死促成了漢武帝晚年幡然悔悟，才讓漢朝在巫蠱之禍動搖國本後開始逐步恢復國力。
03. 劉據之孫成就盛世
公元前91年七月，太子出逃長安的時候，留下了劉據唯一的血脈—劉據之孫劉病已，當時他只有幾個月大，劉病已在家丁保護下投奔祖母史家，漢武帝林死前遺詔命掖庭撫養。公元前73年，霍光廢海昏侯，劉病已被立維皇帝，更名為劉詢，他就是歷史上的漢宣帝。
西漢名義上是在漢武帝時期達到鼎盛，實際上達到鼎盛的是漢宣帝時期。這位流落民間的皇子深刻體會到民间的疾苦，啟用那些老百姓任可的官吏，對外戰爭及其謹慎，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對内漢主掌外儒內法兼用，反對專任儒家，這點與其祖父劉據主張完全一致，與漢武帝獨尊儒術截然不同。
在漢宣帝治理下，西漢到達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盛世。在位期間，清除霍光勢力，重視選賢任能，賢臣廉吏輩出，形成“麒麟閣十一功臣”。漢宣帝歷經圖治，減輕人民負担，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賢君，其統治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经經濟繁榮、四夷賓服，綜合國力最為强盛，史稱“孝宣之治”。
在漢朝，只有那些對國家有大貢獻的皇帝才配享有廟號，西漢只有四位皇帝享有廟號，他們分别是漢高祖劉邦、漢文帝劉恒、漢武帝劉徹、漢宣帝劉詢，劉詢的廟號為中宗，意為中興之主。劉據身故，但其孫却將其政治主張發揚光大，漢宣帝將中國帶上了華夏第一個盛世頂峰。
04. 獨尊儒術導致西晉滅亡
中國歷史上關於五胡亂華的原因分析很多，比如少數民族入侵，司馬家族無能等，但這些都只是表象，以少數民族入侵作為原因明顯站不住脚。為何三國時代諸侯混戰，却没有少數民族入侵。事實也確實如此，曹操滅烏桓，蜀漢諸葛亮討平孟獲，公孫瓚北擊匈奴，說明在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随便一個諸侯都可以吊打周圍少數民族，那為什麼統一三國並繼承三國武力的西晉，建國不久很快就被少數民族攻破呢？
其真正原因就出在了獨尊之上，西晉建國以後就開始全面獨尊儒術，完全復辟分封制，在王政復古旗幟下獨尊儒術。其典型手段就是誅殺魏晉玄學派領軍人物嵇康，玄學派是道家治國在漢魏末期誕生的重要治國流派。司馬氏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避免大家非議朝政，提倡以名教治天下，主張孝道為先，嵇康却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認為一切都應該不要違背自然的本性，反對當權者把人們言行限制在儒家各種繁瑣禮節中；司馬氏要代魏自立，大肆吹捧商湯周武(因為商湯討伐夏桀建立了商朝，周武王推翻商封建立了周朝)，嵇康却“非湯武而薄周孔”。
最終的结果是嵇康被殺，但就跟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樣，報應很快到來。司馬家族獨尊儒術並全面復辟分封制以後，大一統被快速瓦解，八王之亂很快爆發，随著八王之亂擊潰西晉中央政府，少數民族開始大規模入侵。從嵇康被殺到八王之亂爆發只用了三十年，再到五胡亂華西晉滅亡只用了四十年時間。仔細想想，司馬家明斬首嵇康，實際上是砍下了自己的腦袋，成為絕唱不僅是《廣陵散》還有司馬家族的政治命運。
西晉滅亡後，司馬家族得到了報應，但中國剛完成统一又再次陷入分裂的300年大動盪，如果去除西晉歷史，那麼，從東漢末年到隋唐，中國亂了快400年。這場大動盪直到唐朝建立才最終結束，唐太宗吸取歷史經驗，與漢宣帝一樣，開始推行禮法并重的治國方略，儒法并用，此後，歷代唐朝皇帝均為道教徒，重新建立道统，在唐太宗到唐玄宗幾代皇帝治理下，大唐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盛世。
唐太宗在位期間，重視選賢任能，賢臣能吏辈出，形成“凌烟閤二十四功臣”。唐太宗歷經圖治，減輕人民負担，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到唐玄宗統治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四夷賓服，综合國力最為强盛，史稱“開元盛世”。
獨尊儒術為何會導致國家滅亡
總結漢武帝和西晉，雖然都爆發了諸侯國反叛的七王之亂和八王之亂。七王之亂，雖然讓漢朝受到重創，但是國家没有滅亡，西晉却因為八王之亂導致五胡亂華，國家滅亡。七王之亂、八王之亂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為漢承秦制，故而秦制漢制核心依舊是以道家思想為基礎的法家。西晉則完全復興周禮，開歷史倒車，全面打擊法家理論基礎—道家哲學思想延伸出來的魏晉玄學。司馬昭構陷殺掉嵇康，就是要鏟除漢魏以來一直處於政治核心的道统，繼續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老路。文景兩帝没有破壞以道統為基礎的秦制主幹，雖然漢武帝曾經獨尊儒術，但是，其在劉據死亡以後幡然悔悟，重新回到道家治國路線，這才有了漢宣帝的“孝宣之治”，而西晉則在獨尊儒術、王政復古的老路上一路前行，最终復辟建國38年就快速覆滅。
獨尊某術以現代話語來講就是意識形態僵化。獨尊儒術之所以即刻會帶來國家顛覆，其原理用以下這句話就能够概括：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够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當謊言盛行，災難就將降臨。
這句話在政治中的解讀就是治國方略千千萬，面對不同的形勢采取的方略也應該是不同的，如果獨尊某術，專任一家，罷黜百家，最後剩下的必然是政治謊言，誅心將會成為政治主流，所有人在人人自危下只能賣力地歌功頌德，最後必將吞下國家傾覆甚至民族滅亡的苦果。
【對今天中國之啟示】
那麼，這對今天的中國有什麼現實指導意義呢？
01. 治國要因時地制宜忌刻舟求劍
1992年蘇聯滅亡以後，中國開始實行韜光養晦會政策，很多人對此予以抨擊否定，理由是，建國以後的新中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對美國實行强硬政策都獲得了剩利，何須忍辱負重甘受諸多耻辱？這其實是一種嚴重誤讀，如果說蘇聯解體以前，美蘇實力分别都是S級的話，那麼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幾乎吞併所有蘇聯勢力範圍，實力已經上升到SSS級。從黄海事件到銀河號事件再到台海衝突乃至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這些都是中國軍事乃至整體國力與美國差距在蘇聯解體以後極劇拉大所蒙受的屈辱。
這一點與漢初被迫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都是一樣的道理。在趙武靈王時代，其統帥十五萬趙國騎兵確實在大青山附近殺得匈奴血流成河，但當時的匈奴只不過剛剛崛起，其實力遠不如包括東北地區的東胡在内的三胡實力，等到楚漢戰爭結束，匈奴已經完全擊敗東胡、林胡一統漠北、西域，其實力已經是北方遊牧民族戰力總和，這點跟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幾乎一統全球是一樣的，匈奴戰力從趙武陵王時代的S 級别升級到了SSS級。
敵人實力强大是客觀事實，己方百廢待興也是不爭之實，此時就只能行黄老之术韜光養晦。等到己方在韜光養晦中不斷積蓄力量，等到敵人内部分裂，就可以有所作為，甚至再次全面出击，徹底擊潰敵人。漢武帝也是因為有了文景時代的韜光養晦、積攢實力，才有了漢武帝北逐匈奴、封狼居胥的武功。目前的中國經過40年韜光養晦已經積蓄足够力量，我們正在等待中西方勢力逆轉的那天，對曾經讓我門蒙羞的敵人發動致命一擊！
02. 堅持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協商
在大國崛起中，讀尊往往會導致國家民主決策制度瓦解。比如，漢武帝在獨尊儒術以後，直接肢解了秦建立的包括帝王、太尉、丞相等重要官員集體参與的御前會議的民主決策制度。在這個制度中，秦王在御下官員共同討論形成集體決策以後，再搬布王令全面執行，其民主不僅體現在共同討論決定，而且體現在共同承担後果上，一旦失敗就是集體決策失敗，不會讓任何個人讀自承担所有失敗結果，其典型案例就是李信攻楚。公元前225年，李信統兵二十萬攻楚，結果大敗而歸，但秦始皇並没有殺掉李信，讓他完全承担後果，而是讓他繼續統兵，此後李信跟随王賁参與滅燕和滅騎戰爭，依舊受到秦始皇重用。這點與漢武帝是完全不同的，在李陵和李廣利案件中，漢武帝都在兩者遭遇軍事失敗以後將兩者全部滅門，即殺人又誅心！
漢武帝獨尊儒術瓦解御前民主決策制度以後，内部决策民主盪然無存，選人用人完全是漢武帝個人喜好。軍事上，在衛青和霍去病之後，帝國軍對再找不出可以替代兩位帝國軍神的帥才，只能用外戚一線的庸才李廣利，最終導致喪失辱國，七萬人被殺，也成為西漢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失敗，始作俑者就是漢武帝。
内廷方面，漢武帝實期，誅心術大行其道，溜鬚拍馬蔚然成風，諸如江充、蘇文之類的閹貨敗類，也能成為漢武帝信任的重臣，最終引爆差點擊沉漢帝國的巫蠱之禍。
今日之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同時，還有多黨派参與的政治協商，以群體智慧共同提出對治國的批評建議，防止民主集中制被破壞。在群眾参與廣泛評議下，群策群力共同找到適合中國14億人共同富裕崛起的盛世之路。
03. 發揚光大道統
從西漢到盛唐，中國之所以能够不斷前進，其根本在中國道統傳承始終不滅。每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都會有道統出來的人才力挽狂瀾。經歷過150年民族抗爭史，中國開始變得不斷强大，同時，中國也走在了制度建設的十字路口，最高領導人已經提出中國要晉行第五個現代化建設，也就是制度建設。綜觀世界，西方資本原教旨主義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主要文明體中已經没有可供中國崛起参考的制度，我們必須回溯傳統，穿越歷史長河，創造出一條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嶄新道路。
**台灣陷入塔西佗陷阱
意識形態是一種偏見，偏見比無知更可怕 !
塔西佗陷阱就是，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遠的不說，鳳梨與AZ疫苗的風風雨雨，誰還會相信農委會、衛生部的宣傳空話 !
意識形態僵化之所以即刻會帶來國家顛覆，其原理用以下這句話就能够概括：【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够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當謊言盛行，災難就將降臨】。台灣的輿論氛圍不就是嗎 !?
這句話在政治中的解讀就是治國方略千千萬，面對不同的形勢采取的方略也應該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僵化就如同獨尊某術，專任一家，罷黜百家，最後剩下的必然是政治謊言，誅心將會成為政治主流，所有人在人人自危下只能賣力地歌功頌德，最後必將吞下國家傾覆甚至民族滅亡的苦果。
2021年6月21日 星期一
敘事之爭--中國要說好故事
敘事之爭--中國要說好故事
當川普和拜登接連將中國定義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之後，中美博弈已經成為中國崛起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我個人理解，中美博弈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層面：
——中美博弈的本質是，以科技和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較量；
——中美博弈的勝負手在於，兩國內部治理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及相應的治理效果；
——中美博弈的具體表現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外交戰等；
——中美博弈在國際上的勝負手是，誰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和平、安全、穩定、發展、繁榮等；
——中美博弈的結果，最終將決定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以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際體系的本質特徵。
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核心的競爭，就是“敘事之爭”。
從中美博弈的角度來看，所謂敘事之爭，爭的就是“定義自我、論述自我的權利”、“定義他人、論述他人的權利”。
對於中國來說，就是要突破美國等西方國家製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對內、對外講清楚：中國是什麼，中國不是什麼，中國為什麼是對的，中國為什麼是好的；美國是什麼，美國不是什麼，美國為什麼是不對的，美國為什麼是不好的。
舉例來說，在疫情之下，美國從維護自身狹隘的利益出發，搞“疫苗民族主義”，大量囤積疫苗，卻對其他國家的疫苗需求置若罔聞，這種自私自利的做法，本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唾棄。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在控制住國內疫情的同時，積極與世界各國分享疫苗，幫助各個國家抗疫，這本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和認同，但美國卻將中國這一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做法定義為所謂的“疫苗外交”，指責中國用疫苗謀取私利。
換句話說，疫情之下，不幫人的反而有理，幫人的反而成了“壞人”。真是豈有此理？但從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發現，“敘事之爭”到底有多麼關鍵。
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其國際形象和影響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取決於中國實際上做了什麼，而在於世界接受了關於中國的何種敘事。
美國的敘事能力是如此之強，現在甚至我們自己都覺得搞“疫苗外交”不是一件好事情，從而要反反复复去論證中國不是在搞“疫苗外交”。
這就是所謂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和邏輯陷阱。簡單來說，就是你被別人帶偏了。
我此前曾經寫過，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跟美國人說，我們就是在搞“疫苗外交”，又怎麼了？中國拿出最寶貴的疫苗，幫助各國抗擊疫情、拯救生命，跟各國攜手抗擊疫情，這充分體現了我們的大國責任和大國擔當，我們非常歡迎美國也來搞“疫苗外交”啊，我們一起比賽，看誰能給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疫苗，誰能更好地幫助其他國家抗疫。
其實，這種美國給我們製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可謂比比皆是：
——中國當年跟非洲搞合作，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說，這是“新殖民主義”；
——中國搞“一帶一路”，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說，中國在製造“債務陷阱”；
——中國發展高科技，美國人說中國威脅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why not )
——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具有無比的競爭力，美國人說這是不公平競爭；
——中國在香港恢復憲政秩序，為香港長期的穩定與繁榮打下基礎，美國人說這是在壓制民主。……
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其實伴隨著新中國每一步發展，美國及其盟友都在試圖用他們的那一套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定義中國、論述中國”，而從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看，就是美國和西方人不斷地在“污衊中國、抹黑中國”。
接下來，中美博弈將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中美之間的“敘事之爭”，將會越來越突出，中國亟需打破美國和西方製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構建有力、有效、有說服力的“中國敘事”。
中國人自古都講，“師出有名”，其實就是構建一個對自己有利、能壓制對手、能爭取更多支持的“敘事”。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關鍵也在於構建一個能說服最多數人的“敘事”。
對於中美博弈中的“敘事之爭”，中國應時刻保持警惕，避免陷入美國和西方製造的各種陷阱，要真正講好“中國故事”。
在這裡，我特別想說的是，“中國故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淺層次的“中國好人好事”，其本質上就是構建一套關於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敘事體系”，講清楚“中國是什麼，中國不是什麼，中國做了什麼，中國為什麼這樣做，中國為什麼這樣做了效果很好”。
構建“中國敘事”，是一項宏大的任務，需要中國政府、媒體、專家、學者等一起努力，我先簡單講述10個方面，就當是“拋磚引玉”：
第一，我們要認識到，中美博弈的本質，從來不是什麼“自由民主與專制”的鬥爭，而是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霸權國家，在自身衰落之時，不敢正面與中國競爭，企圖用各種抹黑、造謠、封殺、圍堵、遏制等方式，扼殺14億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正當權利而產生的矛盾和鬥爭。簡單來說，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就是霸權與反霸權之爭，就是扼殺與反扼殺之爭，就是打壓與追求***立發展之爭。
第二，美國從來不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更不是所謂的“山巔之國”，美國是一個自私自利、虛偽、雙標的帝國主義國家。當今世界，美國窮兵黷武，是全世界和平與安全面臨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美國金融業無序擴張，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週期性爆發，是全世界經濟穩定與繁榮面臨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今天的美國，早已經背離其國父建國時的初衷，從一個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異化為一個“寡頭當道”的國家。在政治上，由於民主原教旨主義盛行，最終導致利益集團橫行，綁架了美國的政治決策和政治進程，美國政治制度的道德感和優越性正在不斷喪失；在經濟上，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導致贏者通吃，美國階級矛盾、種族矛盾不斷激化，美國經濟的公平性、普惠性不斷喪失。
第四，從全世界範圍看，美國是一個邪惡的帝國。從建國之初，美國屠殺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再到歷史上各種排華、排外運動，再到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發動無數的戰爭、挑起無數的衝突、發動政變、搞和平演變、搞顏色革命，是全世界的動亂之源。僅在中東地區，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打壓阿拉伯國家，並在部分阿拉伯國家扶植反動勢力壓迫阿拉伯國家的人民，給中東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幾十年來，由於美國的戰爭、侵略和國家恐怖行為，導致數十萬阿拉伯民眾喪生，上千萬阿拉伯民眾流離失所，美國對中東阿拉伯國家、對穆斯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第五，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遭受了西方列強的瘋狂掠奪和殘忍迫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今天的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正無比接近實現“民族***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偉大目標。
第六，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核心，本質上與意識形態無關，而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如何從近現代落後挨打的局面中再次實現崛起和騰飛的過程，也是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不斷實現現代化的過程。
第七，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打破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於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壟斷，提供了一個更適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選擇。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打破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迷思，證明市場和計劃都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和方式，關鍵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打破了民主原教主義的迷思，證明西方式自由民主和中國的治理體系，都只是一種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關鍵是要讓發展的過程和結果體現公平、包容、普惠，也就是要實現全民族、全社會的共同富裕。
第八，美國和西方國家是當今世界的“少數派”。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並非中國與全世界的矛盾，美國和西方國家無論是從國家數量和人口規模上來說，都是這個世界的少數派，未來它們甚至還會在經濟規模上成為少數派。美國和西方國家代表不了國際社會，更代表不了全世界。中國與美國和西方這些國際社會“少數派”的矛盾，是中國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得不與美國和西方進行的長期鬥爭。
第九，中國和美國在國際上的較量，不是意識形態的較量，也不是傳統上大國之間勢力範圍的較量，而是現代化模式和道路有效性、科學性的較量。長期以來，美國不斷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違背了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從全世界範圍看，美國強推的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效果很不好，大量發展中國家盲目西化、盲目美國化，最終導致國家內耗不止，貪污腐敗盛行，國家現代化過程舉步維艱，長期成為美國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體系下的附庸物。
第十，中國和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最終不僅將決定全世界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選擇，也將決定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國際體系的本質特徵。從現代化模式之爭看，美國要的就是全世界其他國家不管、不顧本國的國情，盲目照抄照搬美國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絲毫不顧及“美國模式”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而中國並不謀求輸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強調的是一套發展哲學和發展理念，其核心就是每個國家都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權利，任何一種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需要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每個國家的人民對於本國的製度和模式到底好不好，最有發言權。
從國際體係來看，中國強調各國一律平等，共同發展，本質就是在國內構建“本國、本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上，在全世界範圍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美國要的則是繼續維護其自身的霸權，對其他國家進行操縱、控制、奴役和剝削。
中美之間的“敘事之爭”，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道路與模式的宏大爭論，也有在一時一地、具體問題上的爭論，這也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
由於美國和西方至今仍掌控著國際話語權，中國要突破美國和西方製造的各種話語陷阱、思維陷阱和邏輯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至少我們要從此時此刻開始，擁有一個宏觀、系統的思維，要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夠時刻對美國和西方的“敘事”保持警惕，進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被他們帶了節奏。
當然，我們在看清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本質的同時，也不能陷入到逢美必反、逢西方必反的陷阱中去。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和西方在世界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積累的有益理論、思想、經驗和實踐，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一方面要強調自主探索，為中國、為世界找到一條科學的現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堅持“摸著美國過河”、“摸著西方過河”，繼續從美國和西方的成敗得失中汲取中國發展的靈感。
改革開放42年，我們有意淡化了意識形態之爭，有意淡化了有關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表述，這對於國內不爭論、一心一意謀發展，非常重要。但隨著中國崛起與美國和西方形成對撞和衝突，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創建和積累的一些經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必要再認識、再思考。這對於我們打破美國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對我們謀求構建“中國敘事”，都很有幫助。
東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差異
東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差異( 轉貼)
東西方古文明在演進中產生許多不同，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統與分】的不同。古希臘同时期，中國正逢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5世紀到前3世紀，戰國和古希臘面臨相似的歷史境地。它們都陷入了内部極度戰亂；戰亂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統一運動的積極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國家，而是軍事强大的邊緣國家；大批知識分子為統一運動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學、政治、道德命題。
而統一運動的結果不同。希臘形成了亞力山大帝國，僅七年即分裂，其後三大繼承者在國内鬥了100年，被羅馬逐一兼并。戰國形成了大一統秦王朝，雖14年後崩溃，但很快就再次興起了大一統漢王朝。秦漢制度被歷代王朝所繼承，整整延續2000餘年。
相似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會形成不同的結果？這是因為不同的文明根性。
1975年12月，在湖北的偏僻小縣城雲夢，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史學意義深遠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農民在一塊叫作“睡虎地”的農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國小吏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滿竹簡，竹簡上書滿秦法。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簡”。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學家在這些法家竹簡中，發現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訓教材《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寬俗忠信，悔過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諫勿塞。”
——“臨財見利，不取苟富。臨難見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貧不可得。欲貴太甚，賤不可得。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禍去福存。”
這非孤例。後陸續出土的王家台秦簡、岳麓秦簡、北大秦簡中都有類似文字，說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這和後世對秦“焚書坑儒”“純任法家”的絕對化定論不一樣。不一樣的不只是秦國，還有六國。
通常認為專屬秦國的法家制度和精耕農業，實際是魏國發明的；通常認為自由散漫的楚國，實行“縣制”比秦國還早；通常認為商業發達的齊國，其《管子》中也含有與秦相似的“保甲連坐”元素。
可見，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戰國晚期的整體潮流，政治觀念亦基本趨同。這個政治觀念，就是“一天下”。誰也不甘於小區域的分治，都要去爭奪完整的天下。不是爭要不要统一，而是爭由誰來統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誰的生產力發展更快，誰的政治家集團效率更高，誰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對整體“天下”的執著，是歷代中國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最為獨特之處。
諸子百家雖虽然哲學體系差異極大，但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即建立“統一秩序”。儒家强調“定於一”的禮樂道德秩序，法家强調“車同軌、書同文”的權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調“尚同”與“執一”的社會行動秩序。即便强調極端自由的道家，對統一秩序也是任同的。老子的“小國寡民”，經常被說成主張分治。但實際上，小國只是政治過渡的單元，邦國之後還有天下這一最终秩序——“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他還反復探討“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
在這個共同基礎上，戰國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爐。秦國的法家貢獻了大一統的基層政權；鲁國的儒家貢獻了大一統的道德秩序；楚國的道家貢獻了自由精神；齊國將道家與法家結合，產生了無為而治的“黄老之術”和以市場調結財富的“管子之學”；魏韓貢獻了縱横外交的戰略學與刑名法術的治理學，趙燕貢獻了騎兵步兵合體的軍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後的結果，就是漢朝。漢的政權結構來自秦，意識形態來自鲁，經濟政策來自齊，藝術文娛自楚，北伐匈奴的軍事力量來自趙燕舊部。可以說，大一統，不是秦併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秦漢的道路選擇，不是命運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歷史經驗，後經春秋戰國幾百年博弈思考。關鍵是在戰國最後50年。
秦併天下，雖完成於公元前232至前221年的秦王政時代，但奠定統一壓倒優勢的，是50年前的昭襄王中期。當時齊楚兩大國戰敗衰落，只剩下趙國勉力獨支。秦采取“遠交近攻”戰略，準備全力突破趙國。這是秦國征服天下的最後一道關口，同時也是六國聯手抗秦的最後機會。
戰國志士謀臣門因此分成兩大派。函谷關内的秦國，活躍著法家與縱横家。函谷關外的六國，活躍著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刑名家。齊國的稷下學宫是東方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相當於古希臘柏拉圖學院。從商鞅變法開始的100年裡，這裡一直是與秦國對峙的另一個精神世界。
稷下學宮最先由陰陽家主導，孟子遊齊後，學宮漸由儒家主導。最後一個儒家大師荀子，成為學宫的祭酒。一幹就是三任，是謂東方世界的精神領袖。然而，這樣一位儒學大師，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國。秦相問他：你來秦國，印象怎麼樣？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樸，不追求聲色犬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層小吏忠誠勤儉，辦事盡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級官員，出了家門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黨，賢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處理政事速度極快，没有積存的事物，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聖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標。對秦政如此高的評價竟出自儒家大師之口。如果不是兩千多年後出土的秦簡，荀子這段話會被打成巨偽。
相反，同一時間，荀子對稷下學宫所在地齊國的政治評價則是，“女主亂之宫，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齊國是奉行儒家的大國，思孟學派主要在齊國傳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現實却走了樣。蓋儒家的高道德標準與人性現實的貪婪與私利相悖。
荀子總結道，秦國走到今天，不是幸運，而是必然。“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作為稷下學宫的主持者，說出這樣的話，不僅是對六國政治立場的背叛，更是對儒家的背叛。但這個"背叛"卻是荀子思想的提升與創新。
但荀子還說了一句更重要的話 : 盡管秦國具有如此多的優勢集娛一身，却憂患不可勝數，遠遠没能達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為缺‘儒’。怎樣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節威反文，用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與之参國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為師，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這是後世“王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雛形。荀子認為，只要秦國補上了這一點，統一天下方可持久。
儒家雖然有著統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體系。法家雖然能建立統一的治理體系，却在精神道義上有著極大缺陷。秦國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信義仁愛，才能成為未來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會荀子。荀子返回東方。
幾年以後，荀子的話通過一場大仗得到了印證。長平之戰，戰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秦國在趙軍投降後，背信坑殺了40萬趙軍。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戰國，這也突破了道義的底線。秦國從來靠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取天下，又豈會用仁義道德自縛手脚。
長平之戰後，荀子思想極度痛苦，他放棄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國，遷到了齊楚交界的蘭陵，從此著書立說、教學授徒。教出兩個偉大學生，韓非與李斯。一個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是法家實踐的設計者。諷刺的是，他們不是被商鞅法家學派教出來的，却是被儒家教出來的，體現了荀子兼容複雜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張“人性本惡”，所以只能用嚴刑峻法，這符合法家學說。
儒家的“天”是懲惡楊善的義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却無所謂善惡——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這是中國最早的唯物主義。
儒家崇尚王道，鄙視霸道。而荀子認為雖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亂世中也很有用，應該王霸兼用。
儒家只談義不談利。荀子却要“義利兼顧”。他認為，義與利是人類兩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滅人的圖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現實也不能泯滅人的求義之心，應同時發揮兩者作用。
儒家崇尚禮治，而荀子崇尚禮法兼治。禮不是典章禮節，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責任，其中蕴含著法家原則。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認為應該法後王。這給後來的王安石、張居正們的改革以精神底氣。
只有這樣對立统一的思想體系，才能教出李斯與韓非。
荀子這個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體，是因為處於大亂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戰國期，最大的戰爭死亡不過10萬（艾陵之戰與馬陵之戰），而且幾十年才發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戰國末期，死亡10萬的戰爭幾乎年年發生。死亡幾十萬的大戰20年之内就發生了三次（五國伐齊、白起伐楚、長平之戰）。在這樣超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中，没有力量的道義和没有道義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現實。他必須要找到一條新路。
公元前247年，秦徹底突破三晋，斬斷六國合縱之腰。這一年，李斯學成入秦，開始了政治生涯。韓非緊随其後也應召入秦。前所未見的輝煌大一統王朝正在展開，年輕士子豈能抗拒創造新世界的誘惑。
李斯、韩韓非入秦後，極大地加速了秦的統一戰爭。韓非將法家理論發展到極致，囊括了法、術、勢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為服膺。李斯則設計了法家的全部政策體系。“焚書坑儒”就是他建議的。他們都忘記了，自己的老師荀子雖然肯定法家手段，却始終監持著儒家價值觀，與孔孟並無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間，如何執其中道，很難把握。真理往往在於度。
韓非死於和李斯的政治鬥爭。他寫出了法家的一切權術，却不懂基本權爭技巧。李斯精通權鬥，却鬥不過宦官，死前哀嘆東門黄犬而不可得。純粹的權力政治，一定會按照它本身的邏輯來得快去得快而變幻無常。
韓非李斯死後没多少年，他們設計的帝國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併没有實現與秦的内心融合。他們忘記了老師早就說過，只用暴力，可以兼并，但不能凝聚。凝聚，還要有人心。“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也。”秦朝晚期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2013年出土的湖南益陽兔子山竹簡中的“秦二世元年詔令”，已明確提出不要再對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賦擾黔首”）。可惜出台晚了。半年之後，誠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
法家與儒家，哪一個都不能少。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結構化和組織化，無閥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動員，無法在大徵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將變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權體系只是完全標準化、垂直化、同質化的執行體系，而儒家澤有靈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調節空間。
何况荀學並非只有儒法。而是戰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設國家秩序，但吸收其“兼愛”思想，併發展成“天下政治”的無私原則。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無善惡的天命觀，發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他批判黄老學派的“有詘而無信”( 只知道抱朴守拙等這些道理，只知道委曲求全，不知道積極進取 )，但吸收了其經濟思想，肯定了商業對於國家的價值。他將孔孟追求的“純粹”儒家，變成博雜宏闊的“大儒家”。現在看來，百家爭鳴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極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對於“中道”的定義，比傳統儒家更注重實際。他認為，中道的標準只在有益於事理，不必遵從於某種特定教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實事求是”。“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為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為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道。”建立於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中道精神，使中華文明最善於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最善於結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體，最善於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華大地上和諧共生綿延不斷。
西漢前期的意識形態，是無為而治的黄老之術。後來的漢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為而治”的儒家政治。儒家結術從孔子以來350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彼時，有用漢隸撰寫的“今文經學”，有用六國文字撰寫的“古文經學”，兩派鬥爭了漫長歲月，但無論哪一派上位，只尊孔孟，却從不推崇荀子。他們都認為荀子不純粹，何况他還有個焚書坑儒的弟子---李斯。
千年後，第一個為荀子辯解的，是韓愈。經過安史之亂，痛感國家需要經世致用實學的韓愈，不但鼓勵時人為《荀子》注釋，還評價荀子“大醇小疵”。韓愈為此被宋明理學批判了好幾百年。因為宋儒以孟子“性善論”和“内勝外王”為歸宿，對荀子的“性惡論”和“王霸兼用”絕不容忍。因此，當時與孟子並稱的荀子，却在儒家成為正統之後的1800年裡，成了一個影子隱形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時，考據訓詁的清代大儒門突然意外發現，那些漢初儒學復興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傳習的經書，竟然全是荀子傳下來的。梁啟超評價說，“漢代經師，不問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於荀子門下”。
原來，在七國爭雄戰火燃燒的最後30年，他一隻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與韓非，另一隻手却默默書寫傳授著儒學。當秦朝焚書坑儒時，只有他通過“私學”悄悄傳授下來這批根本經典，而被漢儒復述重寫。“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一心要改革經典的義端，却是最忠誠於經典的人。没有荀子，儒家經典將全部失傳，董仲舒也絕搞不成儒學復興，宋明理學聯誕生的機會都没有。荀子無名無位兩千年後，才被清廷第一次納入《四庫全書》的儒家部分。
行純粹者易，行中道者難。随時要準備被兩個極端端所抛棄所夾擊。即便如此，歷史最終會沿著中道前進。漢武帝與漢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禮法合一”，“儒法合治”，“漢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雜之”。接著，歷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繼續前行。只是因為他的“不純粹”，所有君王都只用其實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只唯實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
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统，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在魏晉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學，創造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统國家結構發散到整個東亞，成為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之所以還稱為“秘密”，是因為大多數西方學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公元前325年，亞力山大率領著征服了埃及、波斯、印度的雄師萬里迢迢來到印度旁遮普邦比亞斯河畔。跨過這條河，就是全印度乃至中國。他激情澎湃地鼓勵將士們繼續前進。而駝滿沉甸甸戰利品的騎士們再也不想東進半步。亞力山大只能順著河邊的斜陽痛哭而返，兩年後病死。
亞力山大的東征，來自希臘世界的統一運動。希臘統一運動源自城邦危機。今天，西方深刻緬懷的希臘古典文明，其實只是雅典歷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里執政的黄金時期，代表哲民主制度的最偉大成就。而這短短幾十年黄金期後，希臘城邦世界就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内鬥。雅典和斯巴達競相稱霸，双方都曾血腥屠城戰亂之中，土地逐漸集中到富人手裏，失去土地的貧民為了外邦的金錢變成了雇佣兵，轉頭攻打自己的城邦。
這種亂局持續了100年。亂局中誕生了一種呼聲：各城邦不要再爭搶彼此有限資源，應團結向外征服殖民波斯，如此希臘才會獲得永久和平。呼聲最響亮的，一個是雅典頭號雄辯家伊索克拉底，一個是希臘頭號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在发表于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臘集會詞》中，伊索克拉底說，在我們從同一源泉獲得利益、和同一敵人進行戰鬥之前，希臘人不可能和睦相觸。為此，我們必須竭力使戰爭盡快從這裡轉入亞洲大陸（小亞細亞）。
這個思路，近代歷史學家稱為“泛希臘主義”或“大希臘主義”。其根本動力，是解決土地缺乏、人口過剩的問題。傳播希臘文明，只是附帶產物。這成為後世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雛形。伊索克拉底是第一個提出殖民帝國主義的人。伯利克里雖然提出過雅典帝國主義，但那是黄金時代，擴張之外還有架值理想。而伊索克拉底的帝國主義是在衰敗時代發生的，理想已經消失，只剩下殖民本能。
他呼籲了四十年，雅典却因為内戰派掌權而一直置若罔聞。繼續打斯巴達，打底比斯，打馬其頓，就是不願意團結一起對外打波斯。
他最终放棄了雅典，公開呼籲希臘城邦世界的邊緣國家馬其頓國王腓力來統一希臘。他向腓力建議了一個著名的戰略，“你要勸說其他的波斯總督擺脱波斯國王的束縛，前提就是你將給他們‘自由’，並且還要將這種‘自由’惠及到亞細亞地區。因為‘自由’這個詞一來到希臘世界，就導致了我們( 雅典）的帝國和拉西第夢人（斯巴達）的帝國的瓦解。”（《致腓力辭》）
這些話，和後人對雅典自由民主的印象太不一樣了。20年以後，腓力的而子亞力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戰略思路，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臘殖民帝國。但亞力山大的老師不是伊索克拉底，而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在“大希臘”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遠。
亞里士多德生於馬其頓轄下的色雷斯小城邦，是雅典人眼里的蠻族地區，然身在蠻族，却心在雅典。17歲的他獨身一人投奔雅典柏拉圖學院。他是柏拉圖最優秀的弟子，一度有望成為接班人。但柏拉圖逝世時，却將學院交给了親侄子而不是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亞里士多德是個外邦人。他在雅典不能擁有合法財產（土地），更不能参與政治，因為他没有“公民權”。按照法律，拥有雅典公民權的必須父母都是雅典人。雅典法律把希臘最偉大的智者和雅典分開了；把所有不產於雅典却願意忠于雅典之士和雅典分開了。有意思的是，這條法律正是民主政治楷模伯利克里頒布的。
亞里士多德離開了雅典，投奔了馬其頓，担任亞力山大的老師。他按照希臘文明的最高標準塑造著亞力山大。他讓14歲的少年喜愛上了希臘文學與荷馬史詩，並對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廣闊的知識產生熱情。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思想。亞里士多德為教育亞力山大專門寫了《論君主》和《論殖民地》。黑格爾說，亞力山大的精神和事業的尾大正是來自亞里士多德深刻的形而上學。
亞力山大一邊殘酷征服，一邊傳播希臘文明。他在非洲、西亞、中亞和南亞建立了大量擁有競技場和神廟的希臘化城市，用博物院和圖書館建造科學文化、哲學藝術的殿堂。他甚至還把亞洲的動植物標本源源不斷送回給正在雅典辦學的亞里士多德做研究。之後的拿破崙遠征埃及時也帶上了大量考古學家，最終發現了羅塞塔石碑，開啟了埃及學。西方帝國ˋ主義暴力征服+文明傳播的方式，是亞里士多德發明的。
亞里士多德對亞力山大提出要求，“做亞洲人的主人，做希臘人的領袖。”伊索克拉底也曾對腓力說，“說服可用於希臘人，强迫可用於蠻族人”。這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這種說蟲標準的希臘式帝國，是日後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
歷史的發展和他們的設想不一樣。
公元前338年爆發喀羅尼亞戰爭。雅典不服馬其頓，起兵挑衅，被馬其頓打得大敗。馬其頓乘勝組織科林斯同盟，並開始進軍波斯。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伊索克拉底已經98歲了。他看見運送回来的雅典士兵的屍體，絕食身亡。
他的“大希臘”设想，蕴含着一個無法解决的矛盾——馬其頓擁有强力，如何保證它對雅典只用“說服”而不用殺戮？反過來，善於雄辯的雅典，又豈能甘心被馬其頓“說服”？死於馬其頓陣前的雅典青年屍體，使他明白了日後仍會重複的悲劇。他既珍視自由，又渴望團結統一。統一帶來的暴力，會破壞自由。但自由產生的混亂，又會破壞統一。
他死前的矛盾在他死後愈演愈烈。
希臘城邦再無團結。希臘大軍遠征前夜，腓力剛死於暗殺，底比斯就聞聲而叛；亞力山大剛死于巴比倫，雅典就又揭竿而起；最後，當馬其頓與羅馬入侵者決戰時，希臘城邦竟給了該王國背後致命一擊。即便馬其頓將希臘的半島文明拓展成世界文明，但希臘城邦寧可同毁於外人也不買這個帳。
另一方面，希臘化帝國走向專制。亞力山大屠滅了底比斯，把婦女兒童都賣為奴隸；他刚征服波斯，就要求希臘聯軍親吻他脚下的塵埃，將自己升级為神（宙斯阿蒙之子）。因為驕傲的城邦不肯服從任何“人類”，他不成成神，就無法取得超越城邦進行統治的合法性。他死後，他的亞洲（塞琉古王朝）和非洲（托勒密王朝）的繼承者們，也學他將自己及子孫後代都變成了生前接受祭祀的“神王”。從理性的希臘精神中，居然誕生了比王權更專制的“活神”。
希臘城邦的叛離和馬其頓帝國的磚制，無限發展，因果難分。
弗格森總結說，希臘城邦不可能融合。“希臘城邦是一個有著獨特内在構造的單細胞有機體，除非進行再分割，否則無法發展，它們可以無限制地復製同類。但這些細胞，無論新舊，都無法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强大的民族國家。”
因為，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斯巴達的双王制、小亞細亞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一樣長久。城邦自身可以選擇任何政治制度，但絕不服從外來的權威。誰有權力决定政治制度呢？只有城邦内的世居者。希臘城邦有投票權的“公民”必須是世代誕生於本地的同族。外邦人無法獲得政治權力，更别說成為領袖。
“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讓統一變得不可能。希臘城邦不只反對領土國家，連聯邦式國家都反對。馬其頓组建的科林斯聯盟被雅典痛斥為“奴役”。實際上該聯盟只不過是把投票權按照城邦實力分配，大城邦票多，小城邦票少，小城邦都堅決不同意；而若實行小城邦任可的“一城一票”聯盟，雅典和斯巴達這樣的大城邦又覺得虧了，也堅決不同意。
到整個希臘世界被羅馬征服之前，他們都没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滿意的“聯邦制”。城邦的利益定要凌駕於共同體利益之上。
對“分”與“合”，戰國與古希臘的政治觀念完全不同。
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萬邦林立、一城一國的局面（“執玉帛者萬國”），類似於希臘城邦世界。到周初還剩1800個部落邦國。但最终這些城邦没有長期分立，而是在爭鬥吞并中形成了地區性王國，進而發展成統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亞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蘇美爾、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核心不一樣。亞非古國靠的是“神權”，中國靠的是世俗倫理共識。
夏商周時的邦國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從政治實力到文化影響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大邦，作為名義或實際上的共主。誰能當共主，取决於誰擁有唯一的天命。天命同時包括了武力和道德。道德不是以神權，而是以民心做基礎。誰能既强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否則，天命就會轉移。就會發生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戰國七雄雖不再服從周天子，但却共同認為天命只有一個，分治不能長久。諸子百家爭論如此尖銳，却也共同認為，建立统一的秩序，才是由亂入治的要道。同時代的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聯盟，互相鬥爭而從不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秩序”。
從城邦之間的關西來看，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周王朝聯姻而建立親戚關系。封國之間有一整套規矩要遵循，比如一國發生瘟疫，其他國家要支持才物；一國發生災荒，其他國家要借糧；一國有喜事喪事，各國要前往慶賀哀悼。這些責任是强制性的，由天子負責維持。即便在天子權威減弱的春秋時代，霸主們也要維持这套規矩才能當霸主。這就强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
而希臘城邦之間，雖然祖先的血緣有一定關系，但彼此之間没有建立責任關系。即便是從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對母邦也没有責任義務，甚至經常反戈一擊。希臘人也苦惱於這一點，舉辦各種大型節慶和賽事的初衷，就是為了“喚醒”同為希臘人的認同。但即便在希波戰爭時，希臘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
兩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斷走向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佔據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衝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
中華文明病不是没有“分”的概念，但並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對於“分合關系”論述最為明確。他說，人體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獸而生存？因為人能組織成集體。組成集體的關鍵在“分工”。即確定差異性的社會角色，但要對彼此承担起責任。只要分工符合“禮義”，就能整合社會。因此，分是為了和，和是為了統一，統一則多力，多力則强大，强大則能够改造自然。
伊索克拉底死了。說說亞里士多德的命運。
亞歷山大輝煌遠征時，師以徒貴，亞里士多德榮歸雅典，開辦了“吕克昂學院”。經費由馬其頓出。吕克昂學院很快就成了柏拉圖學院的勁敵。亞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學院專門收羅和自己一樣外邦出身的思想家。雅典人暗罵亞里士多德“忘恩負義”，集合這些外邦人，為馬其頓充當智囊、間諜和說客，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
亞里士多德的本意或許正是如此。既然雅典只能被智慧征服，那就用更大的智慧來征服它。亞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學院流傳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廣博、最統一的知識體系，被稱作他的“第二雅典時期”。他第一次告訴人們，智慧不需要神啟，是可以憑藉理性和邏輯來認識的。
在這裡，他寫下了被西方政治學奉為圭臬的名著《政治學》，其中有大量對城邦政治的反思。他將城邦政治分為君主與僭主、貴族與寡頭、共和與平民六種形態，他嚴厲批評了其中的暴民政體，認為暴民政體是不以法律為依歸的另一種專制。類似於極端民粹主義。
令人驚異的是，他還提出了“絕對王權”的概念。即“由君主一人代表整個氏族或整個城市，全權統治全體人民的公務，這種形式猶如家長對於家庭的管理”。他認為，“整體總是超過部分，這樣卓絕的人物，本身恰恰是一個整體，而其他的人們便類於他的部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大家服從他的統治，不同他人倫番，讓他無限期地執掌治權。”這在希臘世界的政治倫理中，可以算是極端的異類 。
批評亞里士多德的人說，“絕對王權”是為了亞力山大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論，說明他熱愛權力甚於真理。為他辯護的人說，這不國是一個理論推演的極端模式，並非用於實踐。其實，他真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將馬其頓王權政治和希臘城邦政治進行有效融合。
然而，他的思考與實驗没有走到頭。
亞里士多德回到雅典的第13年（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死於巴比倫。偉大的學生剛死，偉大的老師立即遭到反攻倒算。亞里士多德面臨雅典公民大會的審判，藉口是他“亵瀆神靈”。上次這樣被審判而喝下毒芹汁的，是他的師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不願重蹈覆轍。他逃匿到馬其頓控制下的維亞島上，島上有温泉松林。一年後，怏怏去世。他的逃跑遭到滿雅典的嘲笑，說他没有蘇格拉底的風骨。
亞里士多德的學術體系塑造了後世西方文明，却無法征服當時的雅典。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戰國思想家們比亞里士多德幸運得多，他們可以在各個國家巡游發展。哪裡符合政治理想，就在哪裡出謀划策。戰國七雄的改革，都由外來游士主導。秦之所以能統一天下，正因其丞相與客卿都是外來的知識分子。分治不見得開放，統一不見得封閉 。
亞里士多德死後的局勢發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亞歷山大帝國内部分裂，三大繼承者王國相互征伐，不斷分裂獨立。這不是因為亞歷山大死得早。在他没死時，除了推動了一部分歐亞上層通婚外，没有對所征占的龐大帝國進行過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進行過基層政權建構。
馬其頓帝國的擴張方式，是在所到之處創建希臘式的自治城市。這種“自治”是對留居該城市的希臘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會。在每個新征服的亞洲城市，亞力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駐到該城市當總督，只管軍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臘移民組成的“自治委員會”管理。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馬其頓的總督們甚至向商人拍賣轉讓了收税權。
中國戰國時代的基層政權組織方式則完全不同。出土秦簡顯示，秦國每擴張一處，都要建立從縣到鄉的基層政權組織。其縣鄉官吏要負責收税、組織墾荒、統計户口、記錄物產，再把這些信息輸送到秦都咸阳編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數年一輪換。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縣制組織方式。
放棄民政，只要税收與金錢，不服就派軍隊鎮壓，一時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獲取最大的財富，但也放棄了對當地社會的長遠整合規劃。在這樣的體制下，中央强大的時候尚可，一旦中央權力衰弱，離心力就產生了，城市紛紛脫離控制。亞力山大帝國的分崩離析是必然的。
這不能怪亞歷山大。因為即便是他的導師亞里士多德，也從未設想過大規模政治體的理論。他的“絕對王權”概念，只是從一個城邦的角度。在那個時代，並不是没有超大規模的政治體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亞里士多德認為它們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只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雖然亞力山大帝國是在他的精神指導下成為政治現實，但他依然没有設計出一個比埃及和波斯更“先進”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制度。
後人辨解說，雖然作為政治實體的希臘統一國家消失了，但作為文化精神的希臘，在羅馬的軀體上得以永存，成為歐洲精神的母體。國家滅亡無所謂，文化永存已足够。
這要聽聽當時的希臘人民怎麼說。希臘王國滅亡過程中，一大批希臘高級知識分子以人質身份被送入羅馬貴族家庭當老師。其中就有著名歷史學家波利比馬斯。他在名著《歷史》中問道：“為什麼希臘不斷瓦解，羅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時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僅存精神的希臘，而是一個實體與精神共存的希臘。
這幾位思想家的命運，說明每一個文明内部，每一種精神追求，都蕴含著巨大矛盾。
在人類社會進程上，不存在某種能解釋一切的理論，不存在某種普世的絕對原則。每一個致力於改變真實世界、而不是構建烏托邦的思想家，終有一刻，都會面臨著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著相輔相成的未來之路。要敢於不向任何一種絕對性低頭，要敢於在不可能處創造可能。
當今時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優先”還是“秩序優先”。這恰是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
希臘人對自由的熱愛，讓“希臘人”從種族的名字變成了“智慧”的代名詞。說誰是“希臘人”，就是說他是個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國人對秩序的熱愛，則讓中華文明成為唯一同根同文並以國家形態持續至今的文明。
很多時候，文明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拿科技為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就没能產生出科技文明。從制度上說，當對秩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時候，便會阻碍效率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失去創新技術的動力。從加值關上說，極端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忽視了對客觀世界的邏輯推理，造成理論、實驗和科技互相隔離，阻碍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希臘文明的科技成就雖是受亞非古老文明的數學、天文、工程學知識影響，但畢竟是希臘，而不是亞非古老文明，將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轉化，奠定了未來歐洲科學的基礎。這是中華文明要始終向希臘文明學習的地方。
中國，不是唯一的大一統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統文明，首要的價值基礎都在於長久和平。長久和平帶來的穩定，混亂自由帶來的創新，哪個更值得追求？這涵蓋了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領域的無窮爭論，可以說是不同文明價值觀之爭，永遠沒有定論。但我們不需要定論。保留這些不同的本身，恰好是為文明日後的升華留下可能。多元與矛盾並存，會為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
因此，對自由優先與秩序優先的分歧，不應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應成為中西文明互鑑的基礎。一方面，技術發展進入爆炸式創新的前夜，讓我們深刻認識到自由帶來的創造力；另一方面，非傳統安全危機頻繁爆發，也讓我們重新認識到秩序的寶貴。對於自由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對於秩序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强自由，以激發創新。問題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選一，而是在哪個環節加强自由，在哪個環節加强秩序。
過去，驗證一個理念，甚至需要樹百年時間，樹代人去重複錯誤。而今天，在技術革命下，幾年之間就能看清來龍去脈。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斷包容、和諧共生、互鑒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為此，中國與歐洲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古代中國人始終面臨著兩大生存考驗：自然災害和草原民族的南下入侵。
生存的緊迫感使得中國人進化出了早熟的政治管理制度——責任型政府，即政府如果解決不好生存等基礎性問題，會受到很嚴厲的道德責難，更嚴重的會發生改朝換代的事情。包括這次新冠疫情也一樣，中國政府如果解決不好，一定是會受到民眾的道德責難的，這是由中國的政治文化決定的。
2021年5月23日 星期日
知識游牧；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很重要；中國又一次的戰略機遇
*知識游牧 ( 學習不僅要輸入，更要輸出 )
學界總是說，學習就應該系統化地去學。若是零零碎碎、浮光掠影、淺嚐輒止、不求甚解的粗識一門類的知識，是沒有用的 ! 但也有人說 : 這樣學習不僅有用，而且是我們這代人最重要的學習方法。前提是對公認的通識基礎教育已具備，如大學教育。
深入、系統地學習一門知識，當做立身之本，這當然必要。如果在一個變化不大的社會環境裡，這樣做也就够了。你可以順著一門知識或者手藝的金字塔，逐漸向頂部攀登。但問題是，我們不是生活在那樣的社會。技術在飛速迭代，新社會要素在眼花膫亂地出現與重組，没有任何領域還是一片桃花源，可以按照原來的軌跡運行下去。
新的機會永遠出現在邊緣地帶、夾缝地帶和混合地帶。可以觀察一下那些成功者，誰不是瘋狂的其他領域知識的學習者？但問題又來了。新知識那麼多，你怎麼可能都深入系統地學習？莊子當年不就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随無涯，殆矣！”那怎麼辦？就要有新的方法。
【過去的學者，是知識的農耕民族。自己有一畝三分地，精耕細作就可以了。但是這個時代，逼得我們必須成為知識的遊牧民族，哪裡水草豐美，就向哪裡遷徙。随著自己的興趣和需求，在知識的原野上，用旺盛的好奇心，四處奔跑。】所謂 : 另類 "二八定律”，就是用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掌握一個心領域百分之八十的知識。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特别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但是，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必須這樣做。
試想，新聞工作者、編輯、或各種評論解說員，他們必須對每天發生的各種大事，以及它的可能走向，迅速作出初步判斷：真相是不是已經清楚了？需不需要進一步了解？了解到什麼程度算足够？如何調度手頭的人力、財力和注意力資源？勢必不可能對每個領域做系統深入的研究，但是又必須有大體靠譜的判斷力。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做出成績的人，都是這樣，快速了解一個新領域，補充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然後迅速去嘗試，去行動，在行動中試錯，在反饋中迭代。而不是先系統學習再動手。
二八學習不是一通亂學。先得理解，一個成年人學習的真實目的是什麼？成年人的學習，因為來日無多，而且要快速應用，所以，學習的目的，不是輸入更多的知識了，而是了解世界的更多側面。也就是所謂“多元思維模型”的意思。
我們所有的有效行動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上，就是對現實的了解。可是現實實在是太複雜了。不可能用一個角度的理論就能洞察這個世界。比如，想要了解人性，知道人性的那些部分是千變萬化的，那些部分又是千古不變的。但是了解人性就够了嗎？不行。因為人性是在互動中展開的。所以，多少還得懂一點博弈論。不用成為博弈論專家，但是至少得明白，一個行為會出發其他人的應對行為，你的一個意圖必須考慮到其他人的意圖而有所妥協、取捨、交換。
同時，你又需要熟悉進化論，適者生存，協同進化，這些概念會幫助你擺脱對於力量本身的崇拜，而找到真正的生存策略。在人群中生活，你還需要懂一點政治學，知道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則是什麼。你需要知道一點歷史，知道什麼在凝聚人的共識，這些共識的演進方向是怎麼在影響現實和未來。你需要懂一點神經科學，這樣才分得清楚，我們腦子裡的那些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你還得懂一點哲學，那些終極的大問題，歷史上的聰明人其實大多都思考過，不用再費一番力氣。這張清單會很長很長，勢必無法也無須都系統化的深入學習。可這都是我們人生的寶貴營養，只能像遊牧民族時時處處的點滴學習。
要想用好這種遊牧民族的學習方式，有三個最核心的認知。
第一，不要迷信系統學習。能系統學習當然好。但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往往還没有凝結成公認的系統，比如，什麼是新零售，怎樣用區塊鏈技術創業？這些問題價值很大，但即使是在這個領域最前沿的人，也還是在摸索之中，哪有什麼系統的知識可以教給你。那難道就不學習了嗎？胡適先生說得好，說甚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第二，不要迷信什麼一攬子解決方案和萬能鑰匙。自我是多重的，環境是變化的，社會是多元的，要達成一個目的，依靠單一的策略，那簡直就是取敗之道。要允許自相矛盾的原則在自己腦子裡共存。要允許現實世界给你的反饋幫助你迭代。
第三，不要迷信信息輸入。單存把自己浸泡在信息流裡面，是没有用的，轉臉就忘。更重要的不是信息輸入，而是輸出，是行動，是根據自己的當下問題去不斷試錯。
**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很重要
1965年美國全面啟動去工業化。由於人工越來越貴，自己生產的東西成本越來越高，美國如果再製造中低端產品完全划不來，沒必要吃盡工業產業鏈，還不如遷到國外，自己專心吃金融的福利，也順便配合下自己的戰略需要。於是全球產業鏈，開始在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開始傳遞。大致的流向，先是日德墨，再向亞洲四小龍，美歐日、四小龍集體向中國大陸轉移這三步曲。
為什麼說這些產業鏈的轉移是由美國主導的呢？因為兩次轉移，都跟美國參與的戰爭有關。像日本二戰後的發展，本來美國想將它定位成農業國，沒想到朝鮮戰爭爆發，為了戰略物資輸送方便，美國就把中低端製造和部分軍需品放在日本生產，日本藉此機會重新爬了起來。
日本能爬起來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人才還在，日本打二戰時，盡量不讓大學生上前線，只讓軍校畢業的人帶隊去打仗，就是到了二戰末期日本跟美國玩自殺式襲擊時，也只允許文科大學生上前線自殺衝鋒，理科生不讓。
另一次就是越戰，同樣為了方便獲取戰略物資，美國將工業轉移到越南周邊的亞洲四小龍和亞洲四小虎，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八個國家和地區都受益於此，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起飛。越戰1975年結束，上面這八個國家或地區，差不多在1980年代吃完美國的紅利，有的靠自強完成升級，比如韓國，有的斷了奶就淪落，比如菲律賓。
在這次分配產業鏈轉移過程中，美國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要盡量避免有哪些國家依靠工業鏈強大到可以挑戰他，二是嚴防承接工業鏈的國家走向軍事強大。所以美國其實留了一手，在第一波分配工業鏈時，盡可能不讓一個國家拿到完整的產業鏈，如果誰的產業鏈強大到想篡位，美國就收拾誰。
後來高喊日本第一，不知死活想在經濟上沖擊美國，居然寫什麼《日本可以說不》，被美國用鞋對準臉一頓猛抽，簽署廣場協議，直接將日本經濟打得趴地上吐血，經濟停滯三十年，然後美國又把日本的DRAM業務轉手交給了韓國。
許多文章說韓國能接手日本半導體是因為韓國玩陰謀詭計，其實韓國沒這麼大能量，一切看美國的臉色，是美國抽完日本，從日本身上扒下來的衣裳，交給韓國穿了，才有了今時今日韓國半導體的地位。
美國一般的操作，是養肥這些依賴中低端產業鏈的發展中國家後，通過美聯儲加息週期，再將這些國家財富一波割回來。1998年就割得特別成功，爽得飛起，直接將泰國打垮，將韓國大企業、大銀行一把梭哈，韓國那年死得真慘啊，三星電子到現在都在替美國金融資本打工，其普通股55%在華爾街金融財團手裡，優先股89%在在美國為主的外國人手裡。看看近兩月的菅義偉和文在寅先後訪美表示效忠，備受屈辱，日本向轟炸東京的美軍墳前獻花，發布的聯合聲明稿國內外不同，遮遮掩掩；韓國像阿靈敦公墓在寒戰陣亡美軍屈膝獻花，還為了對抗別人的『護國神山』，美國施壓文在寅的特赦「南韓護國貪腐犯」李在鎔的矛盾 ! 這都是非主權獨立國家的悲哀 !
在連續推進、收割了拉丁美洲與東南亞金融危機兩波產業鏈轉移的財富後，2015年食髓知味，又想故伎重施，美國突然一腳踢到了石頭上。這塊石頭，當然就是中國。
美國應該十分後悔，不該將產業鏈轉移到一個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以前那些承接產業鏈的地區，沒有一個有完整主權，美國想弄死他們分分鐘的事情。怎麼就腦子進水了，非要將產業鏈轉移到中國？
當初讓中國加入WTO，讓中國承接產業鏈，美國主要是為了解決滯漲問題，也為了稀釋日本歐盟的產業結構，尤其是推出歐元的歐盟，是美國當時的最大的勁敵。當然了，在檯面上，面對公共媒體的時候，美國是不會這麼說的，美國人會說我們就想給中國一口飯吃，順便希望看到他們發生體制改變。
中國人韜光養晦，十分低調地給美國人做世界工廠，賺點辛苦錢又去買美國的高科技產品，美元綁定了世界工廠，又綁定了中東石油，在那段時間，成功阻止了歐元來犯，守住了全球貨幣的地位，不斷吸引全球精英繼續在美國搞高科技。
但是中國既不是韓國，也不是日本，等美國打完反恐戰爭，回頭發現中國壯大想收割時，割不動。2016年美國搞南海仲裁，中美艦隊在南海對峙，一時劍拔弩張，就是美國欲割中國韭菜失敗的報復性威懾動作，然中國不畏縮，迎刃而硬槓，最終美國灰頭土臉的撤回。
中國是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既有軍事主權，也有金融主權，我們迅速升級了軍隊，也搞好了金融管制。美國那邊急了，若割不動新生發展中國家財富，國內馬上就會出大事，失業白人果然捧出一個川寶，所以川寶一上來就說要搞製造業回流，要美國“重回偉大”，可惜搞了四年毛成績都沒看到，說要建廠的富士康到現在都沒影，天可憐見一波新冠又讓川寶倒了下去，拜登上來也說要搞基建、製造業回流，但觀察他這幾個月的動靜，他應該是十分清醒的，只是喊喊，沒往心裡去，增稅才是他最想上馬的項目，但估計也擼不動。
日本為什麼無法成為經濟與軍事雙重強國？是因為他們國土小、人口少，沒有戰略縱深。以色列為什麼這麼害怕伊朗擁有核武器？是因為他們國土更小、人口更少，更沒有戰略縱深。日本侵略中國時，為什麼他們只能侵略到中國地形的第三階梯就攻不下去了？是因為我們有戰略縱深。為什麼我們“當了褲子也要造原子彈”，這是為了保住一個國家的主權，保住了主權，就是保住了在國際上的戰略縱深。
戰略縱深，具體就是指有遼闊的國土、勤勞的人民、富饒的資源、燦爛的文明，這些東西是一個大國的根基，世界上從古至今，這麼多偉大的文明都潮起潮落，只有中華一直屹立在東方。希臘強盛時，我們在；羅馬興盛時，我們在；波斯巔峰時，我們在；美國到達頂峰時，我們還在。我們可以衰落一時，但我們一定會迅速復興，這是堅韌不拔的民族之魂，是中華兒女的戰略縱深。
附記 :
工業轉移式中國未來也會面臨的問題。中國沿海工業可不可以向内地遷徙呢？理論上可以，不過有交通成本制約，據了解，300公里陸運和10000公里海運成本差不多，也就是說，往内地溜達300公里，成本跟在大海一萬公里是一樣的，如果不能在300公里以内找到下家，就不如去海外。如果是沿著長江往上游轉移還是有可能的，因為長江可以跑大船，如果完全轉到西部，可能本來也没多少的利潤會被陸運給吃光了。這也是全球各國的工業重鎮多是在沿海或沿江地區的原因 。
**中國又一次的戰略機遇
戰火震天的以巴衝突，或許是一場秀 !
首先要搞清楚一個狀況，哈瑪斯不等同於巴勒斯坦，哈瑪斯是一群激進反抗以色列蠶食巴勒斯坦領土、阻礙巴勒斯坦正式建國的組織，立足於加薩走廊，其愛國心可以被容許，但激進的手段以致被聯合國認定為"恐怖組織"(這是否公平 ? 國際現勢就是如此殘酷 ! )，巴勒斯坦政府似乎也無力掌控哈瑪斯的作為，成為毒瘤。因此有人說，這是巴勒斯坦政府，想藉以色列之手來消滅哈瑪斯 !?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執政12年，前些年在國內聲望很不錯，最近幾年卻傳出一連串貪腐弊案，聲望大跌，川普一連串撕毀聯合國協議，單方面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將大使館由台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以象徵落實；川普也悍然撕毀與伊朗簽訂的六國核協議，繼續制裁伊朗，維護呵以色列。川普在位，使內塔尼亞胡得以坐穩總理大位，勉強執政。上次選舉，反對派本以微弱優勢獲勝，但戰火阻止了反對派組閣，一旦反對派阻隔成功，失去總理位置保護後的下台，等待他的極有可能是牢獄。
這次的衝突，確實讓納坦雅胡不至於被倒閣，也令由在野黨以及各小黨集結的「反納坦雅胡大聯盟」，暫時凍結了原先預計在6月2日前完成的組閣談判。所以他要藉對外戰爭，拉抬支持度，凝聚民心，設法贏得下次選舉。他似乎是戰火後的藏鏡人 !?
在這場血腥互轟中，除了以色列與加薩的對抗，更還切分出更多細微的亂鬥支線，像是以色列猶太人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區互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哈瑪斯的內鬥、以色列朝野政黨的政爭，甚至是北美猶太人與以色列猶太人、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與蓋兒加朵（Gal Gadot）的立場摩擦與分歧。因為以色列在法律上，以宗教跟血緣的方式，來辨別是否為猶太人。以色列是一個宗教、神權合一的國家，若要成為公民，就必須要是猶太教徒。
在5月以巴衝突激化、受到國際關注之際，具有以色列背景的娜塔莉波曼以及蓋兒加朵，兩位好萊塢明星分別在社群平台上表達各自的立場並引發論戰。前者娜塔莉波曼被指稱是傷害祖國且背叛同胞；後者蓋兒加朵則相對同情以色列國防軍，也因此招來批評，認為她只是片面強調以色列的被害形象，沒有提及因為以巴衝突而造成巴勒斯坦的死傷與難民問題等。她們是"推波助瀾者" !?
拜登勝選後，正在與伊朗試圖重回伊朗核協議。不論能否達成，或達成的是否是另一版本的新協議，美伊緩解已經碰觸到以色列的國防安全核心利益，這也是以色列堅決反對的。以色列要如何做，才能挽回美國一如過往的支持 ? 文的政治喊話、國會遊說效果不彰，就只能選擇武的，用擴大以巴戰火企圖拉進伊朗，同時把美國拖留在中東，保以色列也保總理大位。
加薩走廊是長不過40公里，寬約10公里的彈丸之地，雖是隸屬巴勒斯坦，但外被以色列的軍警包圍的密不透風，美國稱之為露天監獄，內被摩薩德組織早已全方位的滲透，哈瑪斯如何能在如此嚴密的監控下進口或秘密製造數千顆火箭彈，並接續的發向以色列境內造成實質損傷 ? 似乎也太污辱摩薩得的能力了。持續半個多月的互擊，巴勒斯坦是義和團式垂死自救，以色列則事先通告再攻擊，並做實況轉播向外宣傳，尤其是轟炸美聯社大樓與半島電視台大樓，打給美國與沙烏地看。在各界指責聲中雙方暫時停火。因此，不禁讓人懷疑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武力煙火秀"默許的雙簧。至於無辜傷亡、殘害的以巴人民，向來不是政客們所顧及的。
川普為了選票可以漠視60萬疫情的死亡人數；莫迪為了選票可以罔顧疫情的肆虐而擴大選舉，使印度成為人間煉獄；內塔尼亞胡為了選票，可以默許哈瑪斯對以色列平民的攻擊。這充分說明西方政治制度的重大缺失。這次巴以衝突，重創以色列國際形象，國際輿論多方譴責以色列，也對美國要出售7.3億美元精準武器給以色列而被大加撻伐，反凝聚了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團結。
那麼這次以巴衝突誰是最大的受益方 ?
中國的崛起與中美的鬥爭與博弈，是今日世局最大的變量因素。站在中美鬥爭與博弈的立場來看，巴以衝突對美國言是頭疼的利空。因為拜登自上台來，就大搞收縮政策，以便能集中全力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從阿富汗撤軍來看，自歐巴馬時期就戰略明晰，但歷經歐、川兩屆政府都未能落實，其原因就是美國內部各方既得利益派的掣肘，例如軍工複合體集團。拜登一宣布九月 一號前完成撤軍，國內立刻爆出其兒子與女秘書的醜聞來警告威脅拜登。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阿富汗撤軍三千多人就困難重重，想想全球收縮將會是怎樣的處境。我為拜登擔憂，好在年紀已長，可以賭一把。
至於我們要做的就是藉此機會把美國放到烤架上狠狠地烤。中國主張，巴以長期衝突、局勢惡化的根源是巴勒斯坦建國問題，長時間內未能被公允對待、解決，這與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有密切關係，當務之急是停火降溫。聯合國安理會有必要拿出決心，公平落實聯合國第181號決議的兩國方案之屢行。這種態度立刻贏得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好評與擁護。對美國惡意炮製的新疆問題，企圖破壞中國與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情感，灰飛煙滅，歐美落的一地雞毛 !
中國推動兩國方案的落實，必然不為以色列所接受。以色列深知，沒有美國，以色列隨時可能滅亡，至少也是驚悚中度日如年，所以色列就必然要拉上美國為其撐腰保駕，但181號決議文是美國簽字同意的，美國沒有迴旋的餘地，想偏袒就要單獨面對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得譴責與攻擊，不偏袒就是國內政治不正確，會遭致國內譴責，同時可能失去以色列在中東的樁腳，落個兩難，自損國家威信。敵人越是想要的，我們就越是要阻止，如此，美國的全球收縮戰略將落空，繼續陷入中東戰火泥潭，繼續燒烤其資源，遑論集中全力對付中國，這將是中國又一個寶貴機遇。
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婚姻制度從雜婚，到群婚、對偶婚，再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專偶婚
我這輩子能搶了皇帝的老婆，值當了！
原始人類不需要婚姻，但需要性，而且是高密度的。與靈長類動物一樣，一切都讓位於繁衍後代，包括狩獵覓食。所以，當時所謂的婚姻是雜交群婚，没有長幼親疏之别。但是，這種婚姻制度經過漫長的演變後，人類逐漸發現一個問題，痴呆、弱智、殘疾越來越多，這是亂倫帶來的近親繁殖問題。
後來，人類發現了解覺的法，那就是“混血生育”——我這氏族男性或女性集體嫁到你那個氏族去。這就是集體群婚，這樣避免了近親繁殖，氏族的戰鬥力一下子强大起來了。近親繁殖開始受到限制。
集體群婚還有一個重要理由是，“維持成年雄性的相互寬容，消除嫉妒”。嫉妒，幾乎刻在所有哺乳類動物的爭奪交配權上，它很可能導致族群“團滅”。
人類學家發現十幾萬年前，歐洲有一個被稱為尼安德特人的種族，根據骨骼化石表明，其身材高大，體魄强健，後却神秘消失。人類學家推測，這一族群可能滅於因嫉妒引發的内鬥。
後來，氏族社會的戰鬥力越來越强，三五成群地開始分化，獨立祖建“家庭”各謀前程。這就進入了對偶婚制。通常是一女人配多個男人的母系氏族社會。雲南、四川一帶摩梭人的“走婚”實際上是这一婚姻制度的延續。為什麼不是一男多女？
當時，生產力低下、死亡率高，一個“家庭”延續是關鍵，所以生育權大於狩獵權，女人主宰著生育權，自然成了對偶婚制時代的神祗。精壯能幹、狩獵强悍的男性容易成為“寵妃”，反之，羸弱的男性很可能被淘汰。
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即便是女性當家主做的時代，人類都是依據生育能力、供養能力來決定交配權，而不是血缘關系，更不是什麼愛情主義。
再後來，又不知過了多少萬年，人類的戰鬥力越來越强，生育權的重要性逐漸被狩獵權所替代，女人生育權没能完全碾壓男人的經濟能力，母系氏族逐漸向父系氏族過度。對偶婚制就變成了一個男人配多個女人，並演化為專偶制。此時，供養能力對交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這段歷史，是現代人比較清楚的，也是現代女人主要撻伐的。恩格斯對這部分做了精彩的描述，他認為這個階段的婚姻制度屬於專偶制，並且由財產私有制來推動的。
人類學家發現，鹽的發現和使用，推動了男權社會的崛起。男人狩獵的戰利品可以通過醃漬來保存，男人的地位增加的同時，腌漬的剩餘財產逐漸催生了私有制。這樣人類就從原始狩獵生活，過渡成為定居的農耕生活。
恩格斯認為，財產私有制確立後，男人要確定財產是被自己的親生兒子繼承，這樣就必須獨占女人，從而形成專偶制。如果是一對一的專偶制，會帶來較大的繁衍風險。於是男男人會選擇限制女人來確認私有權，同時又與多個女人生育，增强繁衍能力。
恩格斯的結論是，私有制下的婚姻，男人徹底统治了婚姻和性，女人淪為男人的附庸和財產。“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 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
古代蒙古部落之間相互征戰，搶奪對方的妻子，而女人也跟從勝利者。成吉思汗英勇善戰，但有一次戰敗，他的寵妃孛爾帖被擄走。幾個月後，當他重新奪回孛爾帖時，孛爾帖已經懷有身孕，而後生下了术赤。
恩格斯指出，女性逐漸走向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制的產生。最後，他提出解放女性的口號，號召“女性除了真正的愛情原因之外， 不會也不應該出於其他動機而委身於男子。”
其實，財產私有制是否導致專偶婚姻，還是值得商榷。按照奥地利學派主張的“自發秩序”，專偶婚姻很可能不是財產私有制下催生的。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婚姻催生財產私有制。
氏族社會再逐漸分化成小氏族、“家庭”單位。在“家庭”單位中確認自己的成員，最好的辦法就是母系而不是父系。“孩子卻定是我（女人）的，但不一定是你（男人）的。”在漫長的母系氏族社會，先有家庭成員的“私有化”，然後一起戰鬥，獲取剩餘獵物，形成家庭私有財產。
“姓”源於母系社會，“姓者，生也”，用來“别婚姻”，防止亂倫。到了父系社會才有“氏”。早期的“姓”不少都有女字旁，如姬、姜、嬴、姒、妫、姞、妘、婤、姶、嫪等，說明出自早期母系氏族社會。
氏，一般是强大的部族有功賞賜而來的，用來“别富貴”。很多氏，源於姓，被母系某姓大族所封。如皇帝姓姬，軒轅氏，又稱有熊氏；秦始皇，姓嬴氏趙，司馬遷在《史記》里稱他為“趙政”；商鞅，“商”就是“氏”，是因為變法有功被封在商地的，獲得商氏。
從“姓”到“氏”，是一個漫長的權力演變過程。最開始，婚姻還没完全被男性統治，女人在婚前還有性自由。歷史上，不少地方都存在“殺首子”的風俗，以求保證血缘的純淨，而這種殘酷的做法實際上說明女性的地位在下降。
到了先秦時期，父系氏族已經强化，不過還是能够感受到愛情浪漫主義。《詩經·衛豐·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國風·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可見，當時民風比較開化，但大多數是男子追求女子，也體現了地位的嚴重傾斜。在當時哪位男人掌控著文化及信息的壟斷權，則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無疑是酋長、皇帝了 。
先秦時期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詩經·齊風·南山》：“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裏際·曲禮上》：“男女双方非媒不知名。”
後來，西漢董仲舒提出了三綱五常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七綱”，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這各學說基本上確立了2000年的婚姻制度，即一夫一妻多妾，妻妾從夫，也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專偶制。
這個制度加入了很多“智慧”，但是也是遵循“活下去”的法則。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為七綱”、“一夫一妻多妾”教條，確保家族繁衍穩定、快速、高質量繁衍。當時生產力和醫療水平低下，壽命和生育期都很短，信息又不對稱，男女如果自由戀愛很容易錯過最佳生育期，而導致“無後”。
所以，最佳的解決辦法是，父母之命把關，媒婆信息相對充分，幫助找到門當户對人家，最大限度地降低搜索成本，提高契合度。
秦朝的刻石就有婚規：“貴賤分明，男女禮順”。到了漢代門閥盛行，更加强化門第，唐代有“民間修婚姻不記官品，而上閥閱”的婚姻等級觀。
同時，妻妾從夫，確保血緣遺傳不出紊亂。然後，還有一整套教條以及宗族法令，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來固化這一體系。在農耕計畫經濟時代，婚姻制度絕對比現在的貨幣制度還重要，它關系到勞動人口以及國家戰鬥力的延續。這套制度保障一國之戰力，同時也保障了普通家庭的穩定延續。
這種婚姻制度依然遵循的是供養能力和繁衍法則。富人娶妻妾解決繁衍任務後，還能與秦淮女在江畔河邊、花前月下談情說愛。但是，缺乏供養能力的窮人則可能找不到對象。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帕累托最優的婚姻制度，實際上是用計畫分配方式分配婚姻資源。富人獲得滿意的婚姻，使得其他人的婚姻狀况更糟糕。歷史上光棍累積如山之時，預示著改朝換代要開始了 。
恩格斯說，這種婚姻制度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的，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的，也不是男女性愛的結果，而是私有制確立的必然節果。恩格斯這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是在向私有制宣戰，也在向封建包辦婚姻宣戰。
1931年的一天，天津張園裏，太監趙常慶神情慌張地將三封律師函和一封離婚書交給溥儀。溥儀看後臉色大變，迅速命人趕往國民飯店力勸“皇妃”文秀回心轉意，不過此時文秀已不知去向……
妃子膽敢把皇帝給“休了”，可謂千古奇聞，這讓溥儀和皇族顏面掃地。
8月28日，雙方律師一同來到法租界龐那律師事務所，文秀携妹文珊來到。文秀控訴溥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九年仍是“處女”之身，還常遭家暴。
溥儀的律師林廷琛奉“聖旨”力主和解。但文秀提出五個條件，其中“贍養費五十萬元”、“個人行動自由”、“不得損其個人名譽”。後經討價還價，溥儀東借西凑給了文秀5.5萬元贍養費，並提出“不得另嫁”的要求。文秀念及舊情，答應下來，結束了這段 9年的無性婚姻。
休皇帝、無性婚姻、爭寵、家暴，這些足够讓報社、評書及街頭巷尾調侃一整年。在外界的圍攻之下，文秀說出了那句振聾發聵的名言：“我不能再用封建倫理觀念，來强行維繫這種不幸地婚姻了！”
最後溥儀命胡嗣瑗代自己寫諭旨：“淑妃擅離行園，顯違祖训，撤去原封位號，廢為庶人，欽此。”次日，這道“諭旨”，出現在京津兩地報紙之上，轟動全國，傳至海外。
溥儀試圖用一道“諭旨”挽回皇家顏面，怎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無奈反為文秀的“時代之音”增添幾分注脚，將轟轟烈烈的包辦婚姻中結運動推向高潮。
百萬年來，人類遵循“活下去”的婚姻法則，在20世紀初迅速瓦解，取而代之是羅曼蒂克式的愛情宣言。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者們，紛紛斬斷封建舊婚姻，掀起了一股落寞的離婚大潮。
當時，廢棄舊式婚姻，成了一種思想解放的新時尚。這些學生天天鼓動身邊的人與原配離婚，當時著名的師生戀有鲁迅與許廣平、沈從文與張兆和、舒新城與劉舫、孫俍工與王梅痕、瞿秋白與楊之華等。
最轟動的故事莫過於徐志摩與陸小曼。在追求林徽因失利之後，徐志摩與陸小曼暗生情愫，此時徐志摩與張幼儀，陸小曼與王賡都是包辦婚姻。但是，二人硬是在双方家人的强烈反對之下，成功終結舊婚姻。後來，經胡適幫忙周旋，最終二人結為連理，一時間成為反抗就婚姻、追求愛情自由的典範。
有趣的是，結婚當日，徐志摩請老師梁啟超作為證婚人，試圖借梁之口打擊封建勢力，頌揚自由戀愛。怎料，在大喜之日，梁先生却教訓了徐志摩一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用情不專，離婚之後又再娶，希望以後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願這是你最後一次結婚。
鲁迅、郭沫若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譜寫了那個時代的激情與落寞的愛情交響曲。不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胡適倒是一個可愛的人。
胡適的原配妻子江冬秀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女子，還裹著小脚，不論從外形還是文化涵養，都與文質彬彬、才華横溢的胡博士極為不稱。胡適在外面找了一個“小三”，便回家向原配提出離婚。
江冬秀一聽勃然大怒，直接拎起一把剪刀對著胡適吼，如果你敢跟我離婚，我先殺了你，再殺你兒子，最後自殺。胡適被嚇到了。胡適有傳過一些緋聞，但一生還是與原配相守不分離 。有終身"不二色"之美稱。
其實，文秀“休了”皇帝，相當於休了2000年來的包辦婚姻。包辦婚姻與自由婚姻，前者壟斷與控制，地位不平等，以人口繁衍為目的；後者崇尚自由，因愛驅動，追求婚姻效用。文秀後來與一位少校軍官劉振東結婚，劉臨終前說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話：“我這輩子，能搶了皇帝的老婆，值當了！”
柏拉圖說：人本來是雌雄同體的，終其一生，我們都在尋找缺失了的那一半。
耶和華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
包辦婚姻在自由婚姻的衝擊下一敗塗地，最終婚姻走到了一夫一妻制双方都“限購”的契約時代，一個激情、自由、鬧心、浮躁的時代。
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走上演講台脱口來一句：“生兒育女是投資耐用品。”台下哄堂大笑，貝克爾習慣性會心一笑，然後接著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上個時期六七十年代，歐美家庭的解體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
當時，“與一個有20年婚姻歷史的愛人離婚，就如同辭掉一個雇用了20天的傭人一樣容易”，“為了愛情，就可以不斷地離婚”，很多夫妻結婚没多年就曲終人散，大量家庭解體，單親家庭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丁克、一夜情、毒品、放縱、“我時代”、“自戀主義”成為了一種文化思潮。社會學家大驚失色，但貝克爾顯得很冷靜。
貝克爾在他那劃時代的《家庭論》（1981年）中告訴人們，人類的婚姻也是一種市場行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来選擇使自己收穫最大的對象結婚。
結婚的成本主要來自兩類：一是交易費用，比如尋找配偶，了解對方，相親吃飯，領證辦酒席，拍婚纱照，度蜜月等花費；二是機會成本，在一夫一妻制時代，選擇了木婉清就意味著放棄了王語嫣。
在農業計畫經濟時代，婚姻最大的收益不是性愛和愛情，而是繁衍後代。而自由結婚的收益則主要來自男女双方生理上的互補性快感，以及夫妻情感、兒女情感、安全感、歸屬感等。
經濟越獨立，尤其是線代女性經濟越獨立，越追求情感上的效用，而不是經濟上的依賴。這也是随著經濟增長離婚率上漲的重要原因。
另外，避孕套的發明起了不少推動作用，避孕套將人類從繁衍任務解放出來，男女双方則可盡情享受性愛快感及其帶來的情感。
此時，婚姻更多遵循的是市場法則，而非氏族規則、家庭倫理。在現代婚姻中，人們可以承受更大的交易成本，可以不斷提探索自己心儀、滿意的對象。
自由戀愛婚姻是一種市場發展程序，一種帕累托改進。從初戀、多次戀愛，再到結婚，離婚，再結婚，就像一種幸福的自發程序。市場存在競爭機制，在成本與收益的考量下，遵循科斯定律，“誰用得最好就歸誰”。
從年齡上來說，一般女性在年輕時便是人生的黄金期，而同齡男人還没有展現足够的魅力，年輕女性吸引力要大於年輕男性，年輕女性變得搶手，年輕男性面臨年級相對大一點、事業有成的男性的競爭。
此時，男性一般都有緊迫感追求女性，編故事、講段子、說瞎話、造氣氛讓年輕女性與其發生關系。
但當男性步入事業巔峰期時，男性的魅力值更大，而同齡女性朱顏逐漸衰退，魅力指數則下降，男女之間的地位往往會發生逆轉，一些女人可能要哄著、騙著讓男人回家。有些人抱怨，為什麼追我的時候，我是小甜甜，如今却變成牛夫人。
一夫一妻制對優秀男人和優秀女性“限購”，增加了“機會成本”。“限購”後，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出軌、通奸、“買春”，這就出現了違約。所以，恩格斯才會說：“通奸和賣淫是對專偶制的必要補充”。
“七年之癢”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支配。而出軌、通奸、“買春”、再婚，實際上是在構建新的生產效用函數，試圖獲取更大的邊際效用（幸福感、性刺激）。
市場除了有競爭機制外，還有獎懲機制。如果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獲得一段滿足的愛情，那麼這個獎勵會讓双方感到幸福。相反，如果双方不適合，那麼懲罰可能很痛苦，有些人選擇離婚，再根據市場自發程序去尋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這時，離婚是及時止損。
離婚成本是一個關鍵因素。一些婚姻離婚成本低，可能因為“做飯難吃”、“睡覺放屁”、“閨蜜說醜”等就把婚離了。而一些離婚成本高，比如胡適想離婚，他老婆提刀來見，没離成。
除了結婚、離婚、出軌，其實不婚、不生，也是遵循市場法則。
婚姻制度從雜婚，到群婚、對偶婚，再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專偶婚，實際上都遵循一個生存邏輯——經濟能力越强，婚姻群體越小，當經濟到達今天這個水平，一些人不需要結婚也可以很好地生存，解決了安全感的問題 。
所以，古代將婚姻制度服務於經濟增長和人類生存。今天，婚姻的選擇遵循於自身的效用與成本。養育成本是城市家庭中非常高的一項費用。其中，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的高發，說明家庭逐漸在走向衰落，越來越多家庭解體和消失。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市場力量的强大正在瓦解家庭組織。按這個趨勢推演下去，人類這種古老的家庭組織、人類情感寄托的家園，最終會消亡嗎？
市場的問題終歸由市場法則來解決：
發現老公出軌，舉頭暴打，同歸於盡，這是胡太太。胡太太增加離婚的成本，放棄一方則損失慘重。
發現老公出軌，增加涵養，打扮漂亮，這是梁太太。梁太太則是加大婚姻的機會成本，對方回頭一看，原來最好的在身邊。“讓自己男人永遠害怕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覬覦”，打擊男人的生殖擴張的野心。
婚姻中，需要避免滑落到中年油膩男人或中年庸俗大媽的難堪境地。如此，婚姻的邊際效用會大幅度下降。避免邊際效用遞減的辦法只有一種，那就是不斷提高婚姻的技術含量。
比如，改變相處的方式，改變過生日的方式，改編關心的方式，改變送禮物的節奏，等等。經營婚姻就像經營一家技術公司，如果技術不迭代，客户的邊際效用必然遞減，最終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斷地迭代技術，幸福感才會增加，婚姻才會更好。這是經濟鐵律。
不要試圖挑戰人性，人性是脆弱的。
婚姻遵循的是市場法則，有市場就有價格，有價格就有成本收益的核算，没有絕對的忠誠，只是價碼不够。當年，陸小曼的老公王賡就大意了。
敬畏，依然是最重要的。
很多婚姻其實是被自由以及自我膨脹所毁滅，自由的放縱以及經濟上的成功讓我們失去了對人性與世界的敬畏。
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时所說的：
“恰恰是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成就會給自由主義帶來災難。它具有檢直是“自我毁滅”的性質，‘在將來很可能被看作這一成就的最有意義和最有深遠影響的作用的東西，是人們對於由自己掌握自身命運的新感覺，是人們對可以無止境的改善自己的處境的信念，一種由已實現的東西所喚起的信念。
附記 :
比爾蓋茨和梅琳達離婚了，說明"牛衣相泣"的不只是窮人 !
“經過深思熟慮，在我們的關系上下了很大功夫，我們決定結束我們的婚姻關系。過去27年，我們養育了三個不可思議的孩子，建立了一個遍布世界各地的基金會，使所有人都能過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我們繼續對這一使命抱有同樣的信念，並將繼續為基金會共同努力，但我們不再相信我們可以作為夫婦繼續走下去。當我門開始新的生活時，我們要求我們的家庭有空間和隱私”。
比爾蓋茨和梅琳達的婚姻本來就存在畸形，當年他們結婚時，比爾蓋茨曾要求梅琳達同意他繼續和前任保持聯系，每個月至少有一周的時間要和前任獨處，按照他的說法，他們在一起只是談談物理學和計算機，但難免讓人生疑。同時他的重大事情都會和前任商量，就算結婚也要經過前任同意。也許梅琳達很優秀，但前任才能和他一起提升吧？
1999年，已婚的比爾蓋茨還曾發生過桃色新聞，被曝80億美元泡妞，44歲的比爾蓋茨，喜歡上了25歲的銷售經理斯特凡尼，比爾蓋茨經常帶其参加重要場合和機密會議，以至於在美國司法部對微軟進行壟斷案調查時，斯特凡尼和比爾蓋茨站在了對立面，顯些要了微軟的命。在一般情況，很多見不得光的事，都是被"小三"給硬曝光的。比爾也是 !
老毛病不改，土已經埋到口邊了，又聽說比爾蓋茨和華裔王喆( 最近爆紅的口譯員 )產生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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