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以此興，必以此亡。當年日本為何不能像滿蒙那樣征服中國

當年日本為何不能像滿清、蒙古那樣征服中國？是日軍戰鬥力不够强嗎？顯然不是的。

李宗仁在戰爭結束後，曾經心有餘悸地回義日軍戰力的强大，他說“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實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强，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抗戰老兵也多表示，在抗戰期間，要五個中國兵才能與一個日本兵打成平手，由此，可見日軍戰鬥力之强。

如果再考慮到日本當時的技術優勢和中國四分五裂的窘境，是工業化國家對農業化國家，當時日本相對於中國的優勢就更大了。總之，日本入侵中國時，其所擁有的相對軍事優勢，至少不比當年的蒙古、滿清差。那麼，為何日本不能像蒙古特别是滿清那樣征服中國呢？

首先需要了解為何蒙古、滿清能够征服中國。

無論是蒙古還是滿清，都是小國。他們在征服中國這種超级大國的過程中，都面臨著一個巨大難題——兵力不足：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時，蒙古本部兵力不足十萬；而據《八旗通志》的紀載，追随多爾衮入關的八旗軍隊，還不到六萬人。那麼，當年蒙古和滿清的統治者，是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的呢？那就是：滿蒙征服者通過慷慨的官爵、地盤和特權給封，成功地攏絡中國的精英分子和軍人，使之成為自己入侵中國之最强有力的工具。

1217年，成吉思汗在進軍中原之後發現，單純以蒙古部對征服中原，不但經不起損耗，而且無法有效統治。於是，他命令滅金的將領木華黎，施行“招集豪傑，戡定未下城邑”的戰略。於是，木華黎廣泛招納中原的精英、勇士和土豪，利用他們擴大統治佔領區，並給予慷慨的地盤和官職，甚至允許他們世襲罔替。在這一政策的誘惑和刺激下，各族將領、官員和地方精英，不斷跪倒在蒙古大汗的帳下，為了給自己的子孫們撈取更多的富貴，紛紛拿起大刀殺向了其他抵抗者。

史天倪原本是金國將領，在木華黎的招誘之下，倒戈投降，被封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為蒙古掃蕩華北，所向披靡，他的弟弟史天澤更被封為右丞相，死後被追封為鎮陽王，立廟紀念；易州豪傑张柔，則因戰功被封為蔡國公，死後封汝南王，滅宋的張弘範即是其子；山東軍人嚴實，曾經先後投效過金、宋兩國，但皆得不到厚遇，不得已乃投降蒙古，随即被木華黎封為山東西路行尚書省事，不斷進攻其他抗蒙勢力，集財、民、軍諸權于一身，爵位世襲罔替。同樣，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吕文煥、劉整等降將都先後得到了元朝的重用，在泉州主動策應元軍的降將蒲壽庚，更被蒙古默許惟當地海上商貿世襲罔替的管理者。

與蒙古類似的是滿清，為了鼓勵歸降漢軍為大清拼殺的積極性，皇太極、多爾衮、順治對投降的漢人將領們從來不吝賞賜。

明將尚可喜在皮島官職低微，待遇極差，但投降滿清之後，則受到皇太極出郊三十里的迎接，並被封為智順王；孔有德、耿仲明在明廷不過是兩個普通的將領，但在投降滿清之後，立即受到皇太極出郊十里迎接的禮遇，且被封為恭順王、懷順王；而吳三桂投降多爾尔衮之後，立即被授予平西王，並允諾裂土永封——即便是屢叛屢降的明將祖大壽，皇太極對其也是寬容至極。

正是有了這些活生生的前例，使得那些觀望的明軍將領們了解到投降大清的好待遇。因此，當大清向明軍將領們發出“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誘降時，明軍將領歡欣雀躍，紛紛倒戈。姜瓖在大同歸降，徐定國與李際遇在河南歸降，左夢庚、金聲桓在九江歸降，李成棟、李本深、劉良佐在淮北歸降、鄭芝龍在福建歸降。而且，為了給自己撈取更多的官職、領土和爵位，歸降清廷的前明軍隊門，作戰一往無前，即為奮勇。

吳三桂為了給自己爭取世代傳承的封地和王爵，一路從山海關砍到缅甸殺永曆；李成棟為了能够獲得屬於自己的地盤，從揚州殺到兩廣，聯殺隆武、紹武兩天子，；郑芝龍為了世封福建，給清廷獻上了隆武朝廷。在降將們的幫助下，僅僅兩年之内（1644—1646），滿清就迅速征服了幾乎整個中國。入關後，由於鄭成功、李定國等南明新抵抗力量逐漸壯大，八旗軍隊戰鬥力也開始腐化，明清戰爭陷入膠著。為了徹底打垮南明，清廷再次祭出厚賞漢軍降將的法寶。以雲南之地誘吳三桂、以廣西之地誘孔有德、以廣東之地誘尚可喜、以福建之地誘耿繼茂，以義王之封誘孫可望，在這些漢軍勇猛出擊的幫助下，清廷迅速平定了南明最後的抵抗。

從蒙古、滿清征服中國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入侵者想要征服中國，就必須得到中國漢人精英、勇士的積極幫助。抗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戰場停滯不前的根源就在於此：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民族主義旺盛的日本社會來說，投降的中國精英緊緊只是皇國的奴隸，不可能也不應該獲得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領袖，日本首相永遠不可能像滿洲攝政王對待吳三桂那樣封降將以王爵，使之與朝香宫鳩彦王平起平坐，並將攻克的中國城市作為世襲罔替的封賞去誘惑對方奮勇作戰。在日本，決策者如果這樣做的話，恐怕很可能會失去國民的認同。

日本侵略者本身就是一群民族主義狂熱者，他們完全不同於冷血現實、精於算計的木華黎和多爾衮，蒙滿將帥們顯然更懂得如何誘惑、利用、榨乾歸降的中原菁英。被日本招納的偽政權政客、偽軍，大多數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決策上缺乏實權，形同木偶，基本完全聽命於日本低階顧問。1937年7月底的通州保安隊衝擊日僑事件，實際上就是偽軍們待遇糟糕、地位低下、前途無望的造反體現。這種情况，在木華黎和多爾衮麾下的漢軍中是不可想象的。

得不到慷慨的賞賜，談不上政治地位，没有自己的地盤，協助日本入侵中國，就是一件完全吃力留罵名的傻事。在日本“東亞共榮”的旗幟下，偽軍將領們作戰再勇猛，其地位也不可能比得上日軍的普通將官；而偽軍將領的部隊犧牲再多，打下來的土地和財富也只是留给皇軍享用的。在這種情况下，日本或許能够用武力逼迫中國軍隊投降，但大多數情况下，却很難得到他們的真正幫助，更不用說積極配合了。這使得日軍的前線兵力始終捉襟見肘，後面的占領也無法維持，以致於日本看似赢面很大的戰爭，慢慢變成了相互僵持的泥沼，看不到勝利的盡頭。無論是龐炳勛、還是孫殿英、甚至孫良誠和吳化文，這些歸降日本的偽軍，在戰爭期間，都與重慶保持着聯系，難與日軍積極配合，更不用說主動出擊了。

相比對中國堪稱失敗的侵略，日本在朝鲜殖民統治期間，通過設立對部分朝鲜精英的吸納體制，而取得了相當的成功。1910年日韓合倂後，日本殖民者不但允許朝鲜人加入日本軍隊和公務員體系，而且還以“朝鲜貴族”的架搆收買朝鲜實力人物。李秉武，前朝鲜王國軍人，日韓合併後担任日本帝國陸軍中將；朴泳孝，前朝鲜官員，後升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等，朝鲜叛國者先後在日本帝國獲取了不錯的仕途，實際上也表明了日本對朝鮮統治的成功。當然，這種對韓奸精英的成功利用，某種程度上也是20世纪初期日本的國家形態還存有著一定的舊君主國痕迹所致：歸降的韓國精英能够與日本天皇建立君臣關系。

作為一個標準的民族主義國家，日本決策者永遠不可能像滿蒙君主那樣，將歸降的中國精英納入自己戰爭收益的分享體系。畢竟，日本的勝利，也只可能是日本人的勝利，永遠與漢奸們無關。就像入侵蘇聯的希特勒帝國，狂熱的民族主義固然締造了强大善戰的德軍，但也使得像俄奸弗拉索夫們在德國的戰爭中永遠看不到屬於自己的希望。最終，日、德入侵者都在無盡的反抗中陷入了泥沼，並為自己發動的戰爭所吞噬。

日本的崛起是源於民族主義，日本的失敗，竟然也是源於民族主義。“君以此興，必以此亡”，這就是民族主義雙刃劍的奧妙與危險。

附記 : 

1848年是歐洲革命年，民族國家興起，風起雲湧帶動全世界個民族主義勃興。其中軍國、納粹、法西斯主義浪濤可以說都源自極端民族主義的變種。2016年，歐洲在經濟與難民問題的激發下，美國在川普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源自民族主義的另一極端--民粹主義又興起，越演越烈。這或許又是"君以此興，必以此亡”的再次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