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的創新與野心 VS 現實；通訊科技（新基建）與金融科技（新動能）；不拜關公拜馬雲

螞蟻的創新與野心 VS 現實

最近，馬雲捅了一個“馬蜂窩”。

馬雲在外灘金融峯會上炮轟傳統銀行是“當鋪思想”；嘲諷巴塞爾協議像一個“老年人俱樂部”，扼殺創新；指出中國金融問題不是系統性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生態系統。( **巴塞爾協議，全名是資本充足協定，是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為了維持資本市場穩定、減少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降低銀行系統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在1988年首次訂立，並於2003年作出了第二次的修訂。)

什麼叫當鋪思維？當鋪思維就是以資產抵押爲信用發放信貸。

當鋪思維背後隱藏着一個關鍵性問題，那就是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對經濟效率的影響。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頗爲單一——商業銀行主要以抵押資產爲信用發放信貸。如今大部分貨幣都是由商業銀行創造的，商業銀行的信貸貨幣建立了一個經濟邏輯：“資產抵押-信貸貨幣-生產流通”。這種單一的貨幣介入方式以及經濟邏輯是否存在問題？

我先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有一家成長性很好的科技企業，但是因沒有固定資產抵押，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初創期的騰訊就遭遇這種情況。另外一個人是普通白領，早期低價買入了一套房，他將其這套房產抵押給銀行獲得一筆貸款，然後用這筆貸款購置第二套房。

從直覺來看，現有的銀行體系最起碼有幾點不合理：一是銀行信貸只以或主要以固定資產抵押發放是不合理的，真正需要貸款的企業卻無法獲得；二是銀行信貸沒有支持實體經濟與技術創新，反而助長了金融投機和資產泡沫；三是先獲得貨幣的人比後獲得貨幣的人更有優勢，從而造成財富不公。

用科斯定律和坎蒂隆效應來分析這個問題。

根據科斯定律，“資產抵押-信貸貨幣-生產流通”的經濟邏輯沒有問題。科斯定律通俗的表述是資源不管被誰擁有，它最終都會落到使用價值最高的人手上。比如，果農種植的水果，最優質的往往出口到發達國家，次級的水果留給自己食用。又如，初戀女友傾國傾城，兩人開始相愛，但以分手收場，她最後嫁給了一個有錢的男人。

回到科技企業這個例子。科技企業沒有固定資產無法獲得銀行貸款，但依然有可能獲得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的資金支持。比如，初創期的騰訊在銀行碰壁，但 IDG 和李澤楷分別購買了騰訊 20% 的股份，馬化騰因此獲得 220 萬美元的投資。科斯定律的邏輯是，價格是一組發現程序。即便最開始，銀行只給有產者提供信貸，但這並不重要。資金永不眠，總是在尋覓機會，信貸經過“兜兜轉轉”最終會找到有價值的你。就像，馬化騰遇到 IDG 和李澤楷一樣。

但是，科斯定律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交易費用爲零或很低。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中極爲重要，但又不是太嚴謹的概念，可以理解爲與交易相關的一切費用，比如信息搜索、討價還價、合約簽署、法律監督等。

美國的金融市場是一個交易費用相對較低的市場，比較接近科斯定律。在美國，投資銀行比商業銀行更發達，創業者即便不能從商業銀行中獲得貸款，也可以從投資銀行中獲得投資。IDG 就是一家美國的風險投資公司，它投資了中國的騰訊、百度、搜狐、小米、美團、金蝶、攜程等 600 多家科技公司。

投資銀行的錢從哪裏來？他們的錢主要來自私人募集，但這些錢的源頭都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所以，商業銀行的信貸不管最初發給誰，在平滑的市場中，最終會流向有價值的企業。但是，如果交易費用很高，情況則不同。科斯定律也說到，如果交易費用很高，不同的權利配置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益的資源配置，同時市場無法達到最優效率。

在交易費用高的市場中，貨幣流通是非均衡性的，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誰最先得到貨幣，會產生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最早系統闡述這個問題。他在《商業性質概論》中指出，貨幣介入的方式不同，以及不同的人持有貨幣，對價格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

坎蒂隆觀察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貨幣增量並不會同一時間反應在所有的價格上，這一觀點不同於貨幣中性。貨幣增加對經濟的影響，取決於貨幣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這個理論被後人稱爲“坎蒂隆效應”。他還進一步指出，最先拿到貨幣的人推高了價格，對不持有貨幣的人構成財富掠奪。凱恩斯在其早期的《貨幣論》中也指出，通脹會引起財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階級得益，另一些階級受損。

比如，增發 1 萬億貨幣，商業銀行率先給了有抵押物的房地產企業、大型企業和業主，或中央銀行直接以購買資產的方式注入股市、債市。這會推高房地產及金融資產的價格，相當於洗劫了無產者的財富。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果交易費用爲零或很低，坎蒂隆效應是不存在的。因爲最初的信貸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可能引發資產泡沫，風險加劇，資金會逐漸或快速流入其它市場，比如科技企業。但是，現實中，扭曲的金融制度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創造了一條深深的鴻溝，擡高了交易費用，阻斷了貨幣流通，導致貨幣長期“滯留”房地產及金融市場。

扭曲的金融制度具體來說有兩點：

一是商業銀行以固定資產爲信用發放貸款，導致商業銀行與房地產深度捆綁，信貸貨幣淪爲“土地本位”。

二是中央銀行實施“最後貸款人”原則，一旦金融危機爆發，便出手施救商業銀行和大型地產公司；同時創造鉅額的“多餘”貨幣。

這就誘發了道德風險，“大而不倒”，“泡沫剛性”，投資者對房地產建立只漲不能跌的信仰，資金對政府建立了救市心態。比如，大疫之年，大規模的貨幣硬撐中房，推動美股 V 型反彈。資金重返“案發現場”，堅守“國之重器”。

金融通脹、實體通縮的割裂表現在一些家庭中：男人拿錢創業，辦工廠，折騰幾年老本虧光。女人拿錢買房子，家庭地位飆升。

所以，在扭曲的金融制度和高交易費用的環境下，信貸貨幣以固定資產爲抵押的單一介入方式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資產抵押-信貸貨幣-生產流通”的經濟邏輯正在誘發風險：扭曲市場，降低效率，助長泡沫，阻礙創新，擴大貧富差距，引發社會不公。

我們常說貨幣超發是財富洗劫的過程，其實，在高交易費用下的信貸貨幣單一介入方式中（前提），貨幣發行本身就是一種財富洗劫。

過去，解決辦法主要是降低交易費用，讓貨幣在市場的水平面上流通，最大限度地提高配置效率。然而，這是治標之策（當然，也很重要）。交易費用一直存在，而且越來越高。中央銀行不斷救市，不斷超發貨幣，給市場的裂痕越來越深，貨幣配置被嚴重扭曲。有沒有治本之策？

治本之策是重塑銀行體系，改變過去單一的貨幣介入方式。如何改變貨幣介入方式？除了固定資產可以創造信用，還有什麼可以創造信用？商業銀行的信貸，除了發放給有產者，能否發放給無產者？商業銀行是否存在風險？

馬雲給出的辦法是大數據創造信用，他說：“抵押的當鋪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來 30 年世界發展對金融的需求的。我們必須藉助今天的技術能力，用大數據爲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當鋪思想，這個信用體系不是建立在 IT 基礎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會的基礎上，必須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才能真正讓信用等於財富。”

當鋪思維下的商業銀行，以固定資產抵押創造信用，靠賺取利差生存。由於非競爭性因素，中國商業銀行在利差中“躺贏”。2019 年，中國最賺錢的企業前四名依然是四大行，四大行利潤之和接近 1 萬億之巨。過去十年，中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一年期定存）長期在 1.7% 以上，年化貸款利率則在 4.7% 以上，利差 3% 左右。

但是，商業銀行不是信息中介、撮合中介，而是信用中心，最核心的職能是信用創造。以固定資產爲抵押的信用創造，是最簡單、最原始、基於統計學的信用創造。真正的信用創造是基於大數據，商業銀行根據客戶的資產負債、交易流水、業務合同、信用資產等結構性數據以及大量的結構性數據，爲客戶創造信用，爲其提供信貸支持。

基於大數據的信用創造，商業銀行可以將信貸發放給房地產公司、有產者，也可能將信貸直接發放給科技企業、無產者。大數據銀行促進了貨幣資源的高效配置。大數據迴歸了信用創造的正途，迴歸了信用貨幣的本質。

信用貨幣當以信用爲本位，而不是以房地產爲本位。何爲信用？信用，即數據。信用數據分兩部分：一是固定的、現成的、靜態的資產數據，如固定資產、家庭收入等；二是動態的、預期的大數據分析。

固定資產是一項重要的信用數據，但不是絕對可靠的。固定資產價格有漲有跌，一旦金融危機爆發，資產價格暴跌，資產信用坍陷，引發債務螺旋。如 2008 年正是由美國房地產的資產信用崩盤，而引發金融危機。所以，動態的、預期的大數據分析更爲重要。

爲什麼商業銀行不搞大數據信用創造？

嚴格來說，世界級商業銀行在數據分析及建模方面已經相當出色。但是，與互聯網的巨頭相比，商業銀行的數據分析存在天然缺陷。

商業銀行存有大量的結構化數據，即統計學意義的數據，但是缺乏動態的非結構化數據。所謂非結構化數據，是指不規則的、不完整的、沒有預定意義的數據模型，以及不便用數據庫二維邏輯表來表現的數據。什麼意思？比如，你在網易新聞上某個段落停留的時間，在百度搜索框中胡亂輸入的關鍵詞，在淘寶上逛店鋪的種種痕跡。

這些都是非結構化的數據，而非結構化的數據佔據了大數據的 80% 以上，甚至更多。這些數據被保存在互聯網巨頭的中心化數據庫中，互聯網巨頭經過算法可以讓這些散亂、複雜的非結構化數據煥發“生機”。過去，互聯網金融是金融主導，還是大數據主導，存有爭議。其實，互聯網巨頭的大數據分析，對商業銀行構成降維打擊。

我舉個例子，假如陳凱歌和爾冬升在天貓上每個月的消費金額都是 5 萬元，兩位都是使用招商銀行支付。在招商銀行的數據庫中，只有兩位的購買金額、次數等結構性數據。在天貓平臺中，不僅存有金額、次數等數據，還有具體購物數據以及大量的非結構性數據。接下來，我們看招商銀行和螞蟻科技如何給陳凱歌和爾冬升發放信貸。

僅憑銀行存有的結構性數據，招商銀行是無法給這兩位提供差異化的信用數據和信貸額度。招商銀行只能使用過去的辦法，通過資產、流水等狀況來進行信用識別。

螞蟻科技則可以利用算法識別出這兩位的購物偏好、購買動機、真實購買力，還能預測購買時間和收入變化，從而給出差異化的信用數據，提供不同額度的信用貸款。比如，其中一位最近半年購買高價商品的比例下降，購買奢侈品顯得更爲猶豫，生活必需品的比例增加。儘管每個月的消費金額還是 5 萬元，但大數據可能判斷，這位的收入狀況可能趨緊。當然，算法要比我的描述更加出色可靠，要不然怎麼做到大數據殺熟。

P2P 平臺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他們像商業銀行一樣沒有掌握大數據。只有像阿里、騰訊、京東這類平臺，才具備大數據銀行的能力。“讓該拿到信貸的人拿到”，大數據銀行改變了現有單一的貨幣介入方式，也改變了現有的貨幣經濟邏輯。這就是螞蟻的野心。

但是，如果中央銀行持續拯救房地產和金融市場，大數據銀行即使將信貸發給科技公司，依然會有大量的資金流入金融市場。“資產市場通脹，實體經濟通縮”的兩極格局無法改變。所以，重塑銀行體系的關鍵是重塑央行體系。

螞蟻能否效仿 Facebook 直接成爲中央銀行，發行數字貨幣？

自比特幣問世以來，技術極客們渴望以數字貨幣、無國界的分佈式網絡，挑戰傳統央行系統。Facebook 推出的穩定幣 Libra，彰顯統治野心——“Libra 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爲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這個金融基礎設施指的是無國界的中央銀行和全球數字金融體系。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國家制度尤其是法幣制度的衝突越來越嚴重。非主權貨幣及跨國支付網絡，是經濟全球化往縱深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是數字貨幣出現的法理基礎。在中國，螞蟻不可能成爲 Facebook，更不可能發行貨幣。中央銀行正在測試央行數字貨幣，這一數字貨幣與分佈式毫無關係，其主要功能是追蹤。在追蹤的基礎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更何況，中國正修改銀行法賦予央行更大的權力。但是，大數據銀行依然具有重塑央行體系的價值。

贏家的敬畏

貨幣發行不能完全交給自由市場，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控制。

威廉姆森是科斯理論的傑出繼承者。他認爲，由於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爲傾向這兩大人類的共性，還有資產的專用性、不確定性的程度和交易的頻率這三種特定交易，各類市場都存有不同的交易費用，因此應建立不同的資源組織方式。如餐飲交給自由市場組織，自來水交給政府組織。貨幣市場更符合威廉姆森所描述的中間狀態：即自由市場與公共機構內部化合作。

具體來說：央行是公共機構，負責確立貨幣制度，掌控貨幣發行規則，監管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是私人機構，負責存款、貸款、匯兌、儲蓄等業務。貨幣制度是公共用品，貨幣是私人用品。

如今的貨幣經濟中，大部分貨幣都是由商業銀行創造的。央行應該將貨幣的發行權交給商業銀行。因爲貨幣的供應量和利率由自由市場決定，纔是最有效率的。

較接近（只能說接近）這一模式的是香港的銀行系統。香港沒有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扮演了監管角色，確定貨幣發行規則。當然，香港金融管理局保留了對貨幣市場干預的權力。

香港金融管理局採用百分之百外匯準備金發行機制。匯豐、渣打、中國銀行（香港）三家商業銀行向金融管理局繳納一定數額的美元，換取等值的港元“負債證明書”後，才能增發港元現鈔。

商業銀行迫於盈利壓力、市場商譽及強力監管，會對每筆貸款都慎之又慎，不敢大規模釋放信貸貨幣。這符合奧派的商業週期理論，讓使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趨於一致，抑制貨幣濫發，降低金融風險。

但是，爲什麼各國的中央銀行嚴格掌控着貨幣發行權？不放心將信貸供應量和利率完全交給商業銀行和自由市場？

這就是傳統商業銀行的大數據缺陷造成的。根據上面的分析，傳統商業銀行不具備互聯網平臺這一級別的大數據分析能力，信貸失控的風險非常高。因此，保守的商業銀行主要以固定資產爲抵押發放信貸，而創新的商業銀行往往在危機中陣亡。

如果螞蟻軍團加入，能讓貨幣迴歸自由市場嗎？

螞蟻基於大數據發行和創造信用，可以更有效的配置貨幣和防範風險。當然，螞蟻現在還不是一家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它更多地是利用大數據優勢與銀行合作。不過，理論上，大數據銀行可以勝任貨幣發行權，合理地調節信貸供應，使得利率水平接近於自然利率。所以，大數據銀行可以重塑央行體系，讓貨幣重回自由市場。這是螞蟻可以想象到的野心。

但是，商業銀行面臨的問題，螞蟻可能也存在。

在交易費用高的市場中，螞蟻的大數據也可能失靈。比如，一些低收入者在京東和支付寶兩個平臺來回倒錢還貸，以防止信用違約。但是，京東與支付寶的數據不共享，彼此並不知情。這可能存在倖存者偏差。這類用戶一旦在京東上違約，支付寶這邊也隨即違約。所以，大數據分析比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分析更強，但是大數據也有風險。

螞蟻的另一大風險是壟斷。與馬雲同臺的一位財政官員表示，防止金融科技誘導過度金融消費，防止金融科技成爲規避監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長“贏者通吃”的壟斷。

這裏的壟斷有兩點：一是特許經營權，一些領域的經營權連騰訊也不具備；二是對私有數據的壟斷。

螞蟻最大的優勢是大數據，但是大數據中的個人數據並不屬於螞蟻，它是 10 億用戶的私人資產。螞蟻無償地利用私人數據獲得金融優勢，同時有可能引發市場扭曲。

螞蟻最大的收入來源確實是借貸業務，佔其總收入的 39%。螞蟻主要收取的是借貸產生的技術服務費，但其費用也是源於銀行的利息分成。因此，有人從道德角度批判馬雲，嘲諷螞蟻爲螞蝗，靠放貸收取海量用戶的大量利息。

這種批判有些“道德綁架”的味道，並未理性地指出問題的根本。我在《算法，即剝削》指出，平臺憑藉對個人數據的壟斷，成爲信息的絕對優勢方，容易對信息劣勢方構成降維打擊，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個用戶的“交易剩餘”，全民財富向平臺所有者集中。這就是網友調侃的“未來是 1% 的人控制了 120% 的財富，因爲其他人都欠着花唄、借唄”的真實邏輯。

如果個人數據的產權無法私有化，那麼將貨幣發行權交給大數據銀行那是災難性的。大數據銀行可以將利用數據優勢消滅或控制商業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操縱市場利率。所以，大數據銀行重塑央行體系的前提是，解決數據私有化問題。

壟斷私有數據，是如今全球互聯網巨頭共同面臨的問題。Facebook 因此接連遭受美國官方的調查，谷歌最近也遭美國司法部反壟斷起訴，其中一項指控是“消費者被迫接受谷歌的政策、隱私保護和對個人數據的使用”。如果螞蟻在美國上市，同樣可能面臨個人數據方面的調查或指控。從這個角度來說，螞蟻之所以能成爲“螞蝗”，根本上是因爲吃盡了 10 億用戶的私人數據紅利。

如果數據私有化，螞蟻還是這隻萬億市值的大象嗎？

近些年，數據私有化運動興起，個人數據問題在技術上和法律上都在尋求新的解決方案。Facebook 推出 Libra，也是在探索利用分佈式技術解決個人數據問題的可行性。只有在分佈式的系統中，個人數據產權屬於私人，所有者可以在監管規則下選擇無償地貢獻數據，或有償地交易數據，如此大數據專家舍恩伯格主張的數據交易市場纔可能形成。

只有數據私有化和數據交易市場興起，互聯網平臺、商業銀行和金融企業才能在平等的起跑線上競爭，商業銀行可以在數據交易市場中購買數據，從而建立大數據優勢；個人也才能與平臺公平博弈，不被“剝削”、“殺熟”。

所以，大數據銀行可能重塑商業銀行體系，改變信貸貨幣單一的介入方式，讓貨幣配置更有效率，重構貨幣經濟的底層邏輯；同時，大數據銀行還可能重塑央行體系，推動貨幣迴歸自由市場。

最後，Facebook 的 Libra 是一種艱難而有益的嘗試（儘管失敗的概率極高）。央行的公共監管角色被全球社會性組織替代，其社區憲法的效力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它是大數據銀行重塑央行體系的最高級別，也是全球社會化自治的一種試驗。

但是，這一切的前提是個人數據私有化。這就是贏家的敬畏。

**通訊科技（新基建）與金融科技（新動能）

通訊科技的進步（新基建），在於打破信息的壟斷，降低信息傳遞的成本。就像周朝的竹簡取代了殷商的甲骨之後，諸子百家才得以崛起和收徒，推動士階層的崛起。随後，四大發明中造紙術與印刷術的先後出現，更是推動了上層建築的變化，使得權力從世襲罔替的公卿世家，轉到了最快累積三代便可崛起的士族，又傳到了最快一代人就能够翻身的讀書人，不斷加快社會流動性的迭代速度。

先是“王與馬共天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發明和改進的造紙術，大幅降低了知識傳承的成本，門閥士族積累幾代人時間就可以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之後崛起推動了中國從封建社會向門閥士族社會前進。然後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隋唐兩宋明清時發明和改進的印刷术，將知識傳承的成本進一步降低，讀書人只要自己努力，在自己一代就可以通過讀書改造命運，權力也從門閥士族傳承到讀書人這個階級。

而把視野放到全球，随著工業革命中無線電技術的出現，收音機和電視使得知識的傳播成本進一步降低，獲取知識不再是知識分子獨享的權力，勉强識字的工人階級也得以獲取最新的知識和力量，於是，工人階級力量也迅速崛起甚至建立了不少的政權。

而如今，随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手機的出現使得信息大爆炸，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可以通過微信和抖音廉價的獲取信息，並能够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全球民粹化泛濫的根源。

當然，這種民粹化也是歷史進程中不得不承受的痛苦，随著通訊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獲得知識，而被知識武裝的他門就會覺醒，並發揮先鋒隊的帶頭作用，推動上層建築的改良甚至顛覆，以及權力逐步的下放。

甚至從拿破侖到希特勒再到川普，這些被狂熱的民眾推上台的領導人，不過是在每各時代適逢其會，喊出了那些剛剛覺醒了的群體的利益訴求。

進一步我們會發現，随著通訊新基建的鋪設，普通人崛起之路越來越快。馬雲李彦宏十年就能趕上傳統富豪的三代家業，而移動互聯網的巨頭們五年就能追上馬雲之前的十年，現如今科創板的小巨頭們兩年多就能追上移動互聯網之前的五年…….好了，明白了通訊技術創新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的話，就會發現，金融技術的創新正好反過來，是“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

金融科技產業的底層生態結構，核心的就是中間部分，金融積構+科技企葉。金融科技，拆解開來，就是“金融+科技”。從目前來看，金融科技生態關鍵的底層技術科技歸類為ABCD技術，包括人工智能（A，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技術（B，Block chain）、雲計算（C，Cloud Computing）、大數據等（D，Big Data）。ABCD，正在從不同的方面向金融機構賦能。

無論是宋朝時期出現的紙幣，還是明朝時期張居正用白銀搞的一條鞭的創新，都極大的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但是，歷史上只要金融技術的創新脱離了監管制約，就會迅速引發貧富差距的擴大，形成赢者通吃和土地兼併（托拉斯化）。

譬如宋朝商品經濟發達的南方就很快就抽乾了北方，導致北方迅速被少數民族占據，而南宋可以與金、元媾和後，還可以繼續向北方傾銷，且不用承担治理成本，也使得南方對收復北方毫無興趣，主戰派的岳飛就成替死鬼。同樣，一條鞭稅之後的明朝，南方利用白銀對北方的抽血力量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導致驛站公務員失業的李自成叛軍無窮無盡，随後，被幾兌破產的北方好漢們更是歡天喜地的迎接清軍，做帶路黨殺向南方。

因為金融發展的確大幅提升了社會的生產效率，若不適當控制的話，也會逐步鎖死底層的流動性，甚至對底層開啟激烈的掠奪。歷史上這種例子可以說是層出不窮，甚至國民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是跟宋明兩朝鄉似，推動金圆券造成了少數寡頭兌底層百姓的瘋狂壓榨盤剝，導致了其北方基本盤的迅速崩饋失敗。

再回到信息科技和金融科技的對比。金融創新的意義和價值不亞於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但也必須意識到，科技創新失敗的影響一般是相對孤立的，不具有蔓延性，危害較小；但金融創新的失敗就不同了，往往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乃至全盤瘋險，其帶來的損失要比科技創新大得多得多。【兩者都能够推動經濟的發展，但通訊科技會推動資源分散给更多的人，而金融科技會驅使資本向更集中的地方匯聚】。而兩者都本是閉環的。

譬如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美國就是一手通過信息技術的擴散，推動全球生產力的提升，而另一手透過金融技術的收割，讓生產力提升產生的利潤匯聚餘美國，維持了這個平衡。

舉一個最簡化的例子，美國給我互聯網技術和模式，賣我們芯片和操作系统，提升了我們的生產力，同時透過資本市場開放和美元鑄幣税等金融機制，再把大半利潤收回去。因此，通訊科技（新基建）和金融科技（新動能）的相輔相成，才能够使得這個循環能够持續下去。

把這個機制缩小到國内也是如此，國家或大企業一邊通過金融衍生的手段全國收税，一邊花大價錢給政府推動公路水利治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反之，就像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今年的疫情，都導致了美國金融和互聯網巨頭的財富迅速擴大，以及中部地區的大規模失業，這樣下來，美國沿海地區和中部內陸地區的矛盾只會越來越不可調和。

因此，對比古今中外之後，我們會明白，不必怕金融創新，害怕的是金融科技創新之後，升級為高科技的資金空轉和抽血。就像宋明乃至民國時期的江浙財閥，不去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反而裁撤驛站去逼紅脖子的李自成造反。金融體系發展完善的西方，他們今天國家經濟空心化、超過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創新難道不是他們陷入今天困境的根源嗎？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可以知興替。

從實踐力行的角度，要鼓勵推動並加入通訊、金融科技；從平衡永續發展的角度，則更要把金融科技的創新與通訊科技創新，兩個閉環相聯結，對接的 8 字點是政府監管與人民監督，始上下流通有度，不漫灌也不阻塞，取其利而避其害，跳出歷史的周期律。

**新事務的發明者，往往無法完全預測到其發明的新媒介會對社會有什麼樣的漣漪、溢出影響。如古騰堡也没想到，他死後近五十年，他發明的鉛活字印刷術被馬丁·路德用來印刷《九十五調論綱》，開啟了宗教改革運動。現代的三次工業革命、科技創新、金融創新帶來的溢出效果更ˇ大更強。不只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同樣帶來巨大改變。

孔子一生克己復禮恢復周制，却一手締造了士人的軍功集團；曹操一生唯才是舉選拔寒門，却一手締造了門閥集團；隋煬帝遏制門閥奪回皇權，却締造了更為强大的科舉集團。站在歷史的角度，没有什麼力量能阻擋人類發展和前進的車輪。就算陳勝吳廣失敗了，還有項羽劉邦，就算曹操劉備孫權失敗了，還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就算楊廣李世民武則天失敗了，還有朱温李克用和黄巢。這就是歷史的進程。

**金融科技行業未來可能不會再去拜關公，而是去拜馬雲

在前幾天上海外灘金融峰會，馬雲批判現行銀行金融仍是當舖思維，對於金融風險問題的解決方式大家撻伐，輿論場也出現了激烈的爭論。

馬雲說：巴塞爾比較像一個老年人俱樂部，要解決的是運轉了幾十年的金融體系老化的問題，系統複雜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問題正好相反，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生態系統的風險。”

也有像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這樣，說出：要建立、遵循相應的市場規則，防止金融科技誘導過度金融消費，防止金融科技成為規避監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長“贏者通吃”。

可以說，對於金融科技的發展和建立規則，各方都是有著強烈共識的。但是，對於這個生態的發展，自然也會形成獨立生態的“自由派”以及加強監管的“保守派”。

所以，如果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會發現對於金融科技這個全球都沒有先例的領域，對於這個未來必然要接受全球化規則的新事物，按照先例處理的海洋法係對按照法條處理的大陸法系，必然擁有著天然的優勢。

同理，隨著螞蟻金服的IPO和創世界紀錄的募資，在巨額的產業投資之下，未來中國的金融科技必然會出現迅猛的發展，因此也會出現大量的監管空白。

按照海洋法系“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那麼，第一個吃螃蟹的馬雲，他所有闖出來的新領域和新事物，打贏的新官司，也都可能作為既成事實，成為新規則，甚至成為對傳統金融的反向制約。而螞蟻IPO之後，必然也會將更多的小伙伴們綁上他們的戰車。

所以，我們會明白為什麼這幾天馬雲的底氣那麼硬，他也在試圖開創一個新的生態。而這個生態如果建立成功，並確立了壓倒性的優勢，那麼就像確立了美國最高法權威和規則的馬歇爾，在最高院博物館裡面擁有唯一的全身銅像，享受著後世法官們的“香火” 。

【參考美國的最高法院，在美國建國之初本來是一個雞肋機構，但是在1803年最高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起訴國務卿麥迪遜案的神操作和判決，一舉確立了最高院的權威和對行政權的巨大制約。】

**中國金融發展至今，時間並不算長，過去一直是摸著石頭、找參照物發展，美國金融的投機賭博、金融泡沫、自我循環錯誤歧途，不能學；過去P TO P的龐氏騙局似的邪路要避免。如此，以中國今天的體量、先進的支付系統，已無參照物供摸著石頭學習，必須自己開創新的、適合自己與人類的金融道路。

2020第二季，大陸移動支付市場份額占比，支付寶占了55.6%，這是絕對的壟斷地位。大眾的生活習慣都變了，變得離不開移動支付，十億人級别的風險集中在一家民營企業上，是應該有一定的監管機制。

馬雲現在高叫要去監管化，要自己交易，自己監管，自己保險，自己理陪，明明做著金融的事兒，却只肯接受科技企業的監管，怕扼殺了創新的機會。這恐怕是馬雲被人圍剿的主要原因。

馬雲是現代的商業奇才，感於創新、不怕失敗，成功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頗有點清末胡雪巖的味道。因為是奇才，所以有些看法超前，我們要鼓勵、要保護，有不同意見，容許說真話，把商業和社會安全，可長可久的均衡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