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計畫；思想的遠見

1945年的2月份，由前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做東，約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克里米亞的雅達塔皇宫見面，他們仨各自帶著大臣們開了一週拜的會議，會後一起簽下了《雅爾達協定》，雅爾塔體系作為戰後新的國際體系也就在他們談笑間誕生了。

二戰後的世界格局該由誰來主導？羅斯福心里是矛盾的，自己去主導吧怕惹上麻煩，不主導吧自己是地球最强。美國人過去靠著優越的地理位置，長期以都“光榮孤立”於國際局勢之外，可是 6 年的二戰打下來的歐洲列强們都不行了，新世界的主導全總不能交给蘇聯人吧？

羅斯福最後的態度是折中的：美國當然要主導，但是不能自己一家負責。他的設想是英國和蘇聯負責歐洲、中國負責亞洲、美國統治美洲和其他地方，幾個重要的地方被幾個大國主導，然後美國再影響和控制這幾個大國，這樣問題就解决了。

雅爾達會議後兩個月，羅斯福突然離世，副總統杜鲁門轉正，他没有延續羅斯福那團結合作的政策。戰後歐洲是破敗艱難的，民眾對政府各種不滿和質疑，蘇聯模式開始在歐洲各地蔓延，意味著蘇聯的觸手同時向亞洲和歐洲伸展。美國人感到了威脅，羅斯福的大國合作模式必須被杜鲁門拋棄，換上對抗模式和蘇聯相處。

要跟蘇聯對抗，美國必須和歐洲合作，讓歐洲主動跟蘇聯模式划清界限。美國有這個意向，歐洲人也期待美國的照顧，原因是日子過得實在艱難，而且蘇聯看上去還是挺嚇人的。當然對抗蘇聯只是美國和歐洲合作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美國自身的問題。

二戰1939年爆發1945年結束，美國真正介入快到1942年了，前面的3年美國人忙著賺錢，各行各業開足了馬力，給交戰方供應武器和物資，同時也給他們放貸款，可以說虚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一片火爆。等戰爭一結束，雪片般的訂單突然没了，美國的制造業面臨嚴重的過剩。

戰爭没了，軍工業就得轉向民用市場求生存，可是美國人自己消化不了那麼多東西，必須得找地方處理。然而讓杜鲁門絕望的是，昔日最優質的歐洲市場是一片廢墟和衰敗，如果不去挽救它的話，美國的好日子撑不了兩年，之後一定是經濟危機。

杜鲁門幹完了羅斯福的任期後，在1947年自己競選成功連任，挑了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做他的國務卿。馬歇爾最著名的政績莫過於是馬歇爾計畫了，這個援助歐洲的計畫既是為了恢復歐洲的經濟，也是為了聯合歐洲對抗蘇聯，以及解決自己的經濟危機。至於這個計畫產生的其他作用，當初的設計者自己也無法準確地估計。

一個著名的美國歷史作家曾經說過：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國家的外交目標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護國家的完整和利益。一個國家在設計和執行它的外交政策時，受國家特性的影響非常大。那麼美國的國家特性是什麼呢？

美國的外交政策永遠包含著狹隘的自我利益保護，同時又善於用理想的道德主義去掩蓋那種狹隘，而且它還有多變的實用外交政策考慮，這些東西共同構成了美國的國家特性。如果這樣去看待馬歇爾計畫，就發現它也被理想的道德主義包装過。

自打建國以來，美國就自認為是民主自由的保護者，天生有責任支持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群。所以當歐洲因為二戰便得一片蕭條，發源於歐洲的民主制度面臨蘇聯的威脅和破壞時，美國就要站出來去保護它。1947年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接受他的荣譽博士學位時，發表的講話就是這樣描述馬歇爾計畫的，包裝過的馬歇爾計畫充滿了美好的色彩，非常能打動人心。

馬歇爾的著名講話發表後不久，杜鲁門政府就向國會提出了一個170億美元的援助預算，面對這個金額，議員們開始是强烈反對的。就在議員們糾結的同時，歐洲糟糕的經濟和高失業率不斷引發著社會問題，大量的失業工人罷工和抗議，紛紛追求蘇聯模式試圖掌握權力，歐洲的制度大有被赤化的趨勢。當這些消息傳到華盛頓以後，議員們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馬歇爾計畫需要的經費也就通過了，共計135億 美元。

這樣一大筆錢拿到歐洲後到底該怎麼花呢？美國人喊上法國、英國、德國等16個歐洲國家到巴黎進行頭腦風暴。在護上，英國人覺得自己跟美國關系好，應該多分一點；法國則希望限制德國人多拿錢，而比利时跟荷蘭非常依賴德國，希望多多支持德國好讓老司機帶帶自己，瑞典既希望拿錢又希望自己的中立地位不受影響。那場分錢會議開得枯燥而糾結，但是最終在美國的强勢主持下艱難的達成了一致。

最終版的分錢原則有兩個：美國的盟友比中立國多、中立國比軸心國多，人數多的國家比人數少的國家得到的多。有了這兩個大的原則，援助金總算是分下去了，但是錢並不是直接發到受援國政府的手裡，而是發到了由美國人参與的歐洲經濟開發署那裡，前到底怎麼花？美國人會全程監督，而且受援國政府每年還要向白宫提交詳細的開支報告。

國際經濟援助一般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純幫忙不圖回報，比如救災或人道主義援助；第二種是互惠互利的，這種帶有明顯的目的性；第三種是明確利己的，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以這三個標準看，馬歇爾計畫勉强屬於互惠互利的援助，但是也有利己的特徵。

錢撥給歐洲以后後，美國要求受援國跟自己簽協議，協議裡就寫了花錢的方式。一開始拿到錢的歐洲國家最想買的是各種生活物資，這些東西被要求必須從美國買；而且援助國和美國簽了各种種投資協和貿易協議以及減免關税的協議，這些東西一起確保了美國企業順利進駐歐洲市場。

從1947年開始到1951年結束，馬歇爾計畫共花出去了131.5億美元，這些錢的相當部分以各種方式回到了美國企業家手裡。從這些錢的用途來看，美國是通過馬歇爾計劃把國内過剩的產能轉移到了歐洲，給自己培養了戰後的新市場，並且讓歐洲比過去更加依賴美元。

不過這場援助對歐洲經濟的帶動作用是非常大的。在計畫剛剛啟動的1947年，歐洲經濟徘徊在二戰之前的水平，根本看不到增長的迹象。援助的那4年是歐洲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4年，工業生產整體增長了35%，農業超過了戰前水平，貧窮和飢餓全部消失，鋼鐵、煤炭、原油等領域增長超過兩倍。

在馬歇爾計畫啟動後的第2年，也就是1949年的4月份，美國跟十二個歐洲國家一起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北約。北約的建立，說明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從純粹的經濟領域延伸到了政治領域和軍領事领域。當1950年朝鮮戰 爭爆發以後，原本用於經濟建設的援助資金也越來越多地用到了軍事領域。到了1951年美國和歐洲簽署了《1951年共同安全法》，當年给共同安全法的撥款大大超過了馬歇爾計畫的資金。

1951年的後半年，馬歇爾計畫如期結束，雖然民主黨中依然有人試圖讓計畫延續，但是美國在朝鮮半島作戰，繼續援助已經恢復了的歐洲不太合理，而且保守的共和黨人一年前就控制了國會，花錢的提案被卡的非常緊。

馬歇爾計畫重啟了歐洲經濟，這可是歐洲和美國長期友好的歷史基礎。盡管美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對歐洲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作為昔日世界最强的地區，歐洲注定不會淪為被美國擺布的對象，所以我們能看到在很多國際問題上，歐洲並没有一味地追随美國，尤其是當川普做了美國總統以後，歐洲和美國的不一致明顯增多了。

馬歇爾計畫只運行了4年，但是北約一直都在。其實當1991年華約解散、蘇聯解體後，北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美國主動承担了大部分費用而留下了北約。這麼做是它作為世界霸主的戰略需求，盡管歐洲是盟友，但是依然要防止它變强最终威脅自己。現在的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部長們似乎不在乎這個戰略需求，他們認為北約是在保護歐洲的安全，因此歐洲需要掏更多的錢】。

事實上北約並没有保護歐洲的安全，現在的歐洲實際上没那麼危險。在政治家的口中，歐洲的最大威脅總是俄羅斯，可是以俄羅斯現在的經濟實力和對歐洲市場的依賴，它早就失去了入侵歐洲的能力和必要性，從過去幾年的情况來看，歐洲的安全威脅反而是中東地區的難民和恐怖主義。

我們都知道，一些中東國家滋生恐怖主義跟美國在當地的軍事行動有很大的關系，比如伊拉克、叙利亞和阿富汗，可以說美國在中東的存在，讓美歐關系變得越來越脆弱。當年馬歇爾計畫在美歐之間產生的好處，現在差不多都要消耗殆盡了，美歐關系的不明朗和不確定，是未來國際局勢中一個個佔大頭的角色。

**思想的遠見

《聖經》上有句話，叫“Without vision，people perish”。没有遠見，只能消亡。所以要 : 未來很遠，我們的目光更遠。

“機遇永遠存在，抓住機遇的永遠是少數”

機遇是一種無形的資源，都在没有搞清楚的時候出現。越是存在不確定性，主觀能動性發揮的餘地和空間也就越大。人人都有機遇，但多數人最怕不確定性，什麼事情搞不清楚就開始担心，總想搞清楚了再行動。什麼事都搞清楚了，那就計算機模擬了，還要你決策幹什麼呢？

“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充分利用國際形勢不確定性的發展機遇。“一帶一路”的提出，美國人很惱火，說這是中國的“馬歇爾計畫”。美國人非說，這是中國要征服世界的計畫。我們哪有這個計畫？但美國人確實很著急。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就講，“中美之間不是一場國家間的較量，是一場有關文明的較量”。所以當我們在概括中美沖突，是社會制度、價值觀、國家利益的競爭時，美國已經上升到了人種、文明、非白人間的鬥爭。像美國學者亨廷頓，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對方充分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是一種文明正在復興。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敵人。我們今天是民族復興，需要一個對手。因為我們對手，虎視眈眈地坐在旁邊，整天給我們找茬，跟我們過不去，給我們挑毛病，最後我們改正自己的毛病，變得比過去更加强大。美國正在迫使中國在未來成為一個不可被擊敗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