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性的5G；去美化--美國企業也去美化

顛覆性的5G

通信技術發展的奇數代，例如1G、3G時代，都是顛覆性的。 

今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耳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的“中國行動計畫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自19世紀以來，美國在創新和技術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是美國的科技實力使我們繁榮和安全。“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於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於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

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在工業安全局（BIS）“出口管制與安全年度會議”上的講話。他說：“美國未來的繁榮取決於我們在先進技術方面的戰略優勢。……美國必須在科學、技術、工程，特别是製造業領域保持全球競爭力。

從商務部長到司法部長，都在强調技術領先對美國的關鍵作用，以及5G對於技術領先的關鍵作用。恰恰是在這個“關鍵的關鍵”上，美國没有領先。也因而彰顯了美國的憂慮。為什麼美國在5G發展上會落後 ?

1G時代，‘大哥大’的出現創造了全新的移動電話市場；3G時代手機開始上網，連接人和計算機服務器；那麼5G時代是連接萬物，都是開創性的。 

而偶數代，是對奇數代技術進行優化和完善。2G、4G時代，手機變得更小巧、實現了降價提速，通信質量也有很大提升。 同樣的，5G發展起來，才能發現要解決的痛點和完善的問題。

曾經的美國星光閃耀。

第一台真正意義上的手機就由摩托羅拉發明，朗訊也曾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設備製造商，1G、2G、3G的通信設備，美國也曾引領世界潮流。但随著朗訊的破產，摩托羅拉、高通等公司也紛紛放棄通信基礎設備製造業務。美國人跑哪去了？他們都去通信行業利潤最高的環節了。比如上游的半導體材料、芯片產業，盤踞著英特爾、高通等美國半導體巨頭，它們的利潤率都在兩位數以上。

在通信基礎設備領域，已經幾乎没有美國人了。雖然基站等基礎設備對通信行業極為重要，但平均利潤並不高。就拿通信設備製造業的四大巨頭華為、中興、愛立信和諾基亞為例，利潤率最高只有小個位數。

全球對於5G頻譜範圍的選擇一分為二，一邊是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另一邊是美國。頻譜資源的選擇，將影響整個5G行業的發展路綫。

在5G通信中，信息、數據都是以電磁波的形式在手機等設備之間傳輸，頻譜就是這些電磁波頻率在某一特定範圍的分布情况。一個形象的比喻：

頻譜資源就是我們空中的立交道，車子要跑，要有馬路；空中的無線電要傳播，也要有空中的高速公路，這個高速公路就是頻譜。有了這條“高速公路”，上面就可以通行“汽車”，也就是信息和數據。

可以把低頻段看成“單車道”，那麼中頻段就是“雙車道”或者 “四車道”，高頻段就是“八車道”，超高頻段就是“十二車道”。在選擇5G通信的頻段時出現了岔路：

各國主要選擇中頻段，也就是“四車道”；

美國主要選擇高頻段，也就是“八車道”。這個更高頻段的電磁波在業内有個約定俗成的名字——毫米波。用毫米波傳輸的信息和數據容量更大、網速更快，下載體驗很好，可以滿足5G對超大容量和極高速率的傳輸需求。

美國通信業巨頭也紛紛從美國政府手中購買頻段。但當毫米波频段真正被大範圍投入的5G應用時，兩個現實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雖然“車道”修得寬，但是長度難以保證。另外，要修建如此寬闊的“車道”，對環境地形要求也很高，必須非常開闊平坦，不能有一點障碍物。

反觀目前的主流中低頻段，雖然“四車道”没有“八車道”寬，信息傳輸量和速度没有“八車道”那樣的高，但是兼顧了傳輸長度和適應性，在大範圍推廣應用上有一定優勢。

這些都被美國的通信巨頭看在眼裡。然而美國企業並不甘心，他們圍繞毫米波做了不少測試。測試的結果仍不盡如人意。在同一區域内，中國5G網絡的覆蓋率是美國的5倍以上。同樣是100兆速率的5G網絡，採用毫米波可覆蓋11.6%的人口，而採用中國標準配置可覆蓋57.4%。

美國國防部發布的5G報告顯示：美國的中頻段大多掌握在美國軍方的手中，協調的難度很大，且清退的時間、經濟成本非常高昂。

既然毫米波信號傳輸距離有限、難以穿越障碍物的話，那麼提高通信設備的鋪設密度也不是不能彌補。可惜，通信設備製造業的四大巨頭華為、中興、愛立信和諾基亞，美國廠商因看不上其低利潤率而被淘汰出局。

**去美化--美國企業也去美化

基於歷史因素，二戰以後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英美科技、貨幣霸權與英美法體系基礎上的，歷時200年，盤根錯節影響深遠，無法一刀立即切割。

當全球化的主導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維繫一個相對成熟的全球貿易體系時，這些全球規則的有效性將得到保障；當主導國家的利益無法得以維繫時，規則將會面臨衝擊甚至瓦解。

在全球化重構期，主導國家因國内利益問題對全球貿易體系進行調整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但調整的方式漸進或激進不同，得到的後果也會不同。

當前，川普政府尋求快速瓦解既定的全球貿易體系（WTO停擺、退出多邊政策、大規模啟用關税措施）。川普政府尋求的脱鈎並不只是對中國在技術上和經濟依賴上的脱鈎，還尋求從美國曾經主導的維繫全球體系的其他機制中脱鈎（例如在北約、聯合國各組織間中的義務），直接目標是降低美国的非本土財政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美國有相當多的政客認為，維繫全球體系的收益已經低於甚至遠低於其能够接受的成本支出。

在中美經貿爭端中，特朗普政府擴張行政權力，立法則配合行政，甚至不惜以快速立法的方式，以特定政治目的實現為目標，不斷將政治因素渗透到與中國貿易的各個環節，而由于中美貿易是本輪全球化後最關鍵的貿易環節（歐洲、東亞各國的貿易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中美貿易在旋轉），這就導致美國政客看似針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其實對全球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國與國之間，還體現在對跨國企業的影響方面。

體系的有效運轉其實有賴於各國跨國企業有明確的預期，也即能够通過分析這些既定規則的執行情况，去判斷違反或可能違反美國相關法律的交易所出現的風險是否可以承受。

交易的穩定性依賴於法律的有效性，而法律的有效性依賴於法律的穩定性。過去一年多以來，川普政府及美國國會兩黨，通過大量快速立法、修法，頒布無法預期的總統行政令，迫使幾乎所有重要的中國企業和與中國這些企業做交易的全球企業（包括美國企業）接受了一個現實：美國針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是不可預見、難以避免並且也很難克服的，這說明，美國辛苦搭建的全球合規體系在被有針對性的濫用之後，已經從一個美國可以拿捏自如的控制全球跨國企業的工具，正在逐漸變成跨國企業的負担。“美國因素”與“中國供應鏈”和“中國市場”的對峙，成違了今天所有幾乎跨國企業甚至國内企業都要面臨的重要問題。

美國的極限施壓，也破壞了產業鏈供應的周期，大規模的提前儲備雖然短期看提振了銷量，但未來變得越來越不清晰，許多企業被迫需要對未來做出重大改變，但如何改變其實並没有清晰的道路。短期利益的獲得是否會成為長期利益鎖定的負面因素，也成為了考驗許多跨國企業的因素。

所有企業最終都將會從成本角度重新衡量。當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法律合規體系越來越不適應全球貿易的正常開展，尤其是將美國行政權力直接置於企業頭上，甚至不惜以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去替代曾經所有的“合理性”因素時，許多企業很可能不再從遵從美國法律合規體系的視角去思考問題，而將開始尋求避免出現“美國因素”。尤其對於那些無法放棄中國供應鏈和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而言，川普政府的政策並非他們願意接受的。

美國事實上極大的消耗了美國辛苦建立起來的全球貿易法律合規體系的權威性。之所以出現這種消耗，是因為它們放棄了美國傳統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而僅以“大棒”相威脅。美國事實上已經開始經歷一次嚴峻的貿易法律合規體系的危機，這個危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也將視中國和其他相關國家的應對而定。

與其在一個毫無預期的體系中耗費巨資尋求“合規”，不如盡早擺脱那個體系，去美化的議題悄然來到，降低甚至完全脱離對美國因素的依賴，或發展新技術卡美國的脖子。以規避美國的長臂管轄及一系列美國因素被制裁為前提。這並不容易，因此，此議題萦繞中國許多企業長達數十年。

在美國的美國企業也有去美化的問題。

在美國，由於1962年税收法（Revenue Act of 1962）規定，只要美國公司海外工廠銷售收入所產生的利潤再投資於國外的運營，美國政府將不予征税，只有當將這些利潤分红匯回美國、債券回購或發生併購時，才會被美國政府苛税。1996年美國財政部8697號規則（Treasury Decision 8697）進一步規定，美國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知識產權授權和許可獲得的收入所產生的利潤，也被列入上述免征税範圍。

這就導致許多美國跨國公司將技術類知識產權，置於一個避税天堂（tax haven）地區的子公司之下，再由這家子公司反過來授權給這家跨國企業的其他主體使用。大量的美國跨國企業在七個避税天堂（百慕大、開曼群島、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新加坡和瑞士）注册子公司成功避税。2018年，美國跨國企業在愛爾蘭的子公司總共產生了530億美元的利潤，這幾乎是這些美國跨國企業在加拿大、中國和日本同期產生的利潤總和（Klein & Pettis，2020）。更為激進的，埃森哲、美敦力和江森自控三家美國土生土長的全球財富500强企業，甚至將總部遷册到了愛爾蘭。

去美化，第一個是關於其他國家技術進步所產生的去美化效果，第二個則是美國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動而為的去美化。進一步看，德國和日本其實很難說有主動從事“去美化”的操作，而是在全球市場中與美國企業同台競技，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勝出。而美國企業的去美化浪潮，則是美國税收體制長期容忍其跨國企業海外避税的“税收漏洞”所致，這也是此輪全球化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

美國曾經的税法將美國企業“主動”送出了美國，川普政府今天對美國貿易法律合規體系的肆意枉為，已經對全球貿易體系的稳定性造成衝擊，也使許多跨國企業處於兩可之間。

如果中國的市場能够真正向全球保持持續開放，給歐洲和東亞先發國家的跨國企業以明確的預期（而不僅是口號），不以簡單的“國產替代”對這些企業造成中國這邊的不稳定心理，那麼這種稳定的預期甚至將可能造成諸多跨國企業實現進一步的去美化。對歐洲和東亞的跨國企業而言，去美化能够同時保障繼續獲得美國和中國兩個最大的市場；而對美國的部分跨國企業而言，進一步的去美化，實際上也有助於維持中國市場。

中美之爭的未來，其實不在於這兩個國家對對方怎樣，而在於這兩個國家，將怎樣對待其他那些國家。能提供穩定性預其越高的一方就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