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德国製造業的故事，看異類的德國怎麼楝成的？

在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一片製造業衰落的哀嚎中，德國無論從產業發展還是就業人數佔比來看，都是個異類，比如美國製造業GDP占比約為12%，德國高達22%；美國製造業就業占比10%，德國高達20%。德國製造為什麼能在東亞國家衝擊下屹立不倒，這個問題充滿了迷思。

從三個德國製造業的故事，看異類的德國怎麼煉成的？

01.  戰爭機器：硝烟背後的制造帝國 

1934年，希特勒正式加冕“元首”，戰爭機器的轟鳴日漸作響，但要讓德國戰車真的發動起來，還差關鍵性的一步。

德國原油供給非常匮乏，85%的成品油依靠進口。因此只要敵對國家切斷對德國的成品油供給，德國戰車將很快熄火。不過德國國内有充足的煤炭供應，所以納粹政府試圖用煤炭制成合成油的方式，來替代原油。這項任務艱鉅，不出意外地落在了I.G.法本肩上。

I.G.法本由阿克發、巴斯夫與拜耳三家化工巨頭合併而成，這三家均非等閒之輩。阿克發（Agfa）是全球成像技樹的先驅，曾經跟柯答和富士齊名；巴斯夫開創了印染時代，也是1885年首批入華的西方企業之一；拜耳開發的阿司匹林，更是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葯物之一。

1925年，I.G.法本一成立，就躍升為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團，員工總數超過10萬人。為了攻克“煤變油”，法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想辦法跟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在新澤西建立了一個研发中心，結果可以共享。而正是在這裡，法本掌握了對發動戰爭至為重要的氫化技術。

“閃電戰”是希特勒的法寶，其核心是大量可以快速部署的機動部隊。這種機動部隊在技術上的前提是大量減震化合物，從而减小載具震動併讓發動機運轉更流暢，乙烷基液（ethyl fluid）就是這種減震化合物的代表。而生產該化合物的技術基礎，同樣來自法本。

二戰期間，IG法本的研發支出占比高居世界第一，這家瘋狂的化工巨獸幾乎以一己之力推動了全球化工業的發展。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裡，IG法本申请的國際專利數達 889個，占全球化工公司專利的17%，位居第二的美國杜邦公司有321項專利，只有法本的1/3。

到1943年，法本壟斷了100%的德國合成橡膠、甲醇和潤滑油生產，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氣和鎳、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色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可以說，没有法本瘋狂的生產能力，希特勒的戰爭早在1943年就打不下去了。

不止是法本，二戰時期整個德國製造業都在井噴式發展，比如製造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的保時捷公司，生產了至少2萬輛坦克的奔馳公司，製造大量軍用摩托的寶馬公司，製造“斯圖卡”俯衝轟炸機的容克公司，以及生產了無數重炮的克虜伯公司。

因此，法本一直是盟軍重點“關照”對象，路德维希港的一家法本工廠在短短兩年内被盟軍轟炸了652次，幾乎一天都没停過。戰後，法本被英法美蘇四家瓜分，美國拿到了最核心的一部分，實現化工領域的彎道超車，站後早期全球10大化工企業中，美國一度占了8 個。

I.G.法本用極端的例子，展限了德國人對研發的重視甚至偏執，這種偏執一直延續到今天。一項數據可以表明德國人對研發的瘋狂：德國人均專利申請數量是法國的2倍、英國的5倍、西班牙的18倍。企業研發投入占收入之比平均達11.9%，超過20%的企夜比比皆是。相對比之下，華為在2018年研發占收入之比約為14.7%，阿里巴巴為9.1%，騰訊為7.3%。

在這種環境下，德國企業普遍都帶著一種“硬核”氣質，比如1959年誕生的工業粘合劑公司DELO，僅用3克粘合劑就吊起了一輛重達17.5噸的卡車，離地1米持續1小時；特值鐘錶公司辛恩(Sinn)把造潛水艇鋼材用到了手錶上，表壳防水深度居然能做到12000米。

除了企業，德國政府對研發也充滿激情，斥巨資建立一整套工業研發體系，對馬克·普朗克研究所、弗勞恩霍夫協會與各種應用技術學校給予大量支持。這些研究機構各有分工，有的負責基礎研究，有的側重技術商業化，有的偏重服務中小企業，有的則注重培養技術人才。

對研發的偏執，是德國製造的第一個奥秘，也是德國製造的靈魂。靈魂必須有血肉承接，對製造業而言，血肉，就是高技術的產業工人。

02. 平民汽車：德國奇迹最鐘愛的孩子

1955年8月5日，德國沃爾夫斯堡，10萬人擠在一個臨時搭建的體育場内，觀看一場演出。演出的節目很豐富，既有美國紅磨坊的摇擺女郎，也有南非黑人合唱團的靈魂音樂，還有蘇格蘭高地伴著風笛的踢踏舞。整場晚會持續 3 個多小時，堪比一場德國版小春晚。

原來，為了慶祝第100萬輛汽車下線，福斯專門搞了一個慶典，還安排了1200名媒體老師去現場觀裡。這輛被人群團團圍住的車，不僅被漆成了金色，並且在保險杠上镶嵌了水晶鑽石。慶典的最後，福斯老板大聲疾呼：“向著第二個100萬輛車前進！”台下傾刻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此時，距納粹倒台僅僅十年。

福斯汽車的成功也是西德經技迅速復甦的縮影。1950年代西德GDP年均增長率為7.6%，英法分别為3.2%和4%，美國只有2.2%。老百姓從戰後在地上撿菸頭換麵包，變成每家每户一台電視機，家用轎車擁有量也在10年内增加 7倍，其中福斯汽車占了很大一部分。

1950年代末，《明鏡》雜誌給福斯貼上了“德國奇蹟最鐘愛的孩子”的標籤，把福斯捧上神壇。然而，這個在30年後首批入大陸、并以“大眾桑塔納”為武器席卷中國大江南北的汽車品牌，在當時却像德國其他製造業一樣面臨巨大的困擾——合格的技術工人越來越難找了。

這個問題在戰爭剛結束時，根本不是問題。戰後初期，德國到處都是一片廢墟，城市中的住房、食物、衣服和燃料都嚴重短缺，貨幣瘋狂貶值，以至於人們用美國大兵留下的香烟作硬通貨來交易。據說一根香烟就能換一天的口糧，兩根香烟甚至能換一個姑娘。

與廢墟相伴的是随處可見的難民。這些難民常常幾户人家擠在一個房個間，用掛在天花板上的毯子彼此區隔，連吃飽飯都困難，所以對薪酬和工作環境毫不講究，有活就幹，其中不乏高技術工人。所以，從東方湧來的難民潮為西德提供了充足的產業工人，既物美，又價廉。

福斯公司也依托這股難民潮迅速崛起。戰後初期，盟軍考察團發現沃爾夫斯堡的福斯工廠70%的建築和90%以上的機器都在戰爭中幸存了下來，還囤積了大量戰爭結束時遺留的物資，這使得汽車廠成為德國唯一的一家原則上可以在戰後立即投入生產的汽車廠。

為了緩解占領區車輛短缺的問題，也為了促進就業維護社會秩序，在“馬歇爾計畫”的支持下，這家福斯工廠迅速開工，且由於沃耳夫斯堡靠近東西德邊境，於是這家工廠還吸纳了大量東歐難民。有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後，福斯產量迅速增加，不到10年就翻了50倍。

然而，随著1961年柏林牆拔地而起，分割東西歐的鐵幕緩緩落下，來自東邊的難民勞動力迅速枯竭，福斯也開始面臨“招工難”的窘境。不過，與競爭對对手福特在20年代用機械化替代熟練工人不同，福斯却反而加强了對員工的培訓，熟練勞動力占比穩步提升。

為了解决勞動力短缺問題，西德政府也没閒著。1960年代，它開始大量招募來自土耳其等國的客籍勞工，著名球星厄齊爾的祖父母正是在這時來到德國。

客籍勞工缓解了勞動力短缺，但却解決不了勞動力素質問題。同時期，東德開始實施“新經濟體制”，大力强化對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教育投入一度達西德2倍，這讓柏林牆對面的西德深感焦慮。1969年，西德通過《職業教育法》，大名鼎鼎的德國双元制教育由此開始。

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主體一般為中學畢業生，學制2-3年。學員60-70%的時間在企業學習操作，30-40%的時間在學校接受理論培訓。由於在實習期間學員與企業都可以更好了解對方，所以85%的學生在畢業後被直接留用，每年通過這種方式参加工作的學生大約有100萬人。

有一名學員，他想成為一名製造業銷售，對此，他每周有一天半在政府資助的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另外三天半要在航空閥門製造商Hebmuller Aerospace接受實作操練培訓。但培訓内容却並非營銷，而是製作閥門。因為按照德國人的思路：對航空閥門的内外結構越了解，在向客户推銷時就能做得更好。由此可見，連一名未來的產品銷售，都要親自去動手學習機械製作，德國人對製造業培訓的追求可見一斑。

在這種嚴苛的訓練下，德國的勞動生產率傲視全球，不僅超過英法，更遠勝日韓。

有研發為靈魂，有高技術工人作血肉，一批批强大的德國製造業企業得以出現，其中，就包含著德國製造的第三點奥秘。

03. 隱形冠軍：一群藏身幕後的巨人  

2017年5月5日，大陸大飛機C919試飛成功，其液壓系统來自一家不為人知的小公司——德國漢臣。

如果說發動機相當於心臟，燃油相當於血液，那麼液壓就相當於肌肉 ，對飛機操縱至關重要。漢臣公司由赫伯特·漢臣創辦於1925年，專攻液壓系統。從第一架飛機A300起，空客公司就一直是漢臣的主顧，但這家公司的員工只有約200人。

刻板印象中，漢臣這種小企業往往“不穩定”，很容易倒閉或老板跑路。但家族企業的性質讓老板跑路不那麼簡單，同時由於德國中小企業往往更偏愛一種更長遠穩固的關系，他們反而更在乎留住员工。08金融危機時，連博世這種大企業都在裁員，但漢臣的員工却一個都没少。

在德國，家族企業性質的隱形冠軍不勝枚舉。這裡穿插這樣一個小故事：20多年前，一位名叫Yvonne Schmittenberg的德國美女，正在法國的一家投行工作，過著光鲜的金融精英生活。有一天，她奶奶突然给她打電話，叫她回德國老家繼承祖業：一家螺母制造廠。

蔗家工廠叫Schmittenberg Metal Works，是由Yvonne的爺爺奶奶于1932年創辦，專門製造焊接螺母，第一個客户就是福斯甲壳蟲汽車。雖然有過糾結，但Yvonne最終還是遵從“内心的呼喚”，選擇離開了五光十色的塞納河畔，回到老家塵土飛揚裡的工廠。

焊接螺母通常只有枚硬幣大小，看似簡單，但背後牽涉冶鋼、材料等多種工藝，極具技術含量。造車時，焊接螺母被用於固定座椅和安全帶，必須極其牢固才頂得住撞車時的巨大衝擊。Yvonne家生產的焊接螺母質量特佳，即使掛上總計 8 噸的四輛奔馳車也不會脱落。

正是靠這樣的質量，這家小公司存活了將近100年，它跟漢臣公司一樣，在全球製造業版圖上有一個著名的標籤：隱形冠軍。

隱形冠軍有三個典型特點：一是規模小，家族企業居多，因此也很難像英美製造業企業那樣離岸外包；二是某一個細微領域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三是特别關注長期利益，人員與經營戰略比較穩定。

與靠燒錢燒出來的獨角獸以及靠說故事裝點成科技公司的二房東不同，德國中小企業尤其偏愛“穩定”，對盲目擴張與資本市廠都不感興趣。漢臣第三代傳人曾表示，作為家族企業，他們並不關心股票市場，因此也免於被資本市場裹挾，只求每年7-8%增長率的穩步成長。

德國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曾調查了全世界近3000家“隱形冠軍”，即那些規模較小、在细分領域市占率數一數二且不為公眾所知的企業，發現1/3以上在德國（1307家），超過第二名美國（366家）與第三名日本（220家）及後幾位的總和。( 大陸64家、台灣21家 ? )

德國政府也構建了龐大的中小企業扶植體系，除了信貸優惠與税收減免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設立了專門的中小企業促進部門，給中小企業提供各種國内外市廠信息咨詢和補貼。

無論是數量繁多的中小企業隱形冠軍，還是高素質的產業工人群體，亦或是强大的創新研發體系，這些構成德國製造成功的元素都既有德國公眾與企業的自發参與，也有德國政府的配合，後者往往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換言之，德國製造之所以强，歸根結底是因為德國政府想搞製造業。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德國政府如此熱衷累死累活的製造業？為什麼不開閘放水，走一條更輕鬆的道路？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魏瑪共和國裡去尋找。

04. 魏瑪噩夢：德國製造的宏觀根源

1919年，為了懲罰發動一戰的德國，英法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對德國極為嚴苛的主張，並最終以《凡爾賽和約》形式落地。合約不僅要求德國給英法等國巨額賠款，還割掉了德國的主要工業區，相當於在打斷一個人的腿讓他失去勞動能力後，還讓他交付罰款。

還没成名的凱恩斯發現：英法要求的賠償最少250億美元，但德國只能拿出100億美元。於是他呼籲戰勝國應該先幫助德國經濟復甦，否則它不僅没錢還，還可能再次點燃戰火。歷史最終證明了凱恩斯的遠見。二戰後美國轉而扶持德國，除了因為冷戰，也受了凱恩斯影響。

在砸鍋賣鐵也還不起欠的債時，德國魏瑪政府采取了最後一招：印鈔票。1923年5月起，德國央行風狂開啟印鈔機，8個月内1枚金馬克對應的紙幣馬克面值從10000馬克飆到10萬億馬克，貶值1000萬倍。1918年可以買5000億個雞蛋的紙幣，到1923年只能買 1 個雞蛋蛋。與一落千丈的幣值相伴的是暴長的失業率，1923年12月，魏瑪失業率達到28.2%，每4個人裡就有1個人失業。

1923年後，魏瑪的新任央行行長停止了債務貨幣化，美國人眼看這樣搞下去德國人欠自己的賠款也危險，於是給魏瑪德國撥了一筆貸款救急，惡性通脹才逐漸平息，但却給德國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心理創傷，以至於時至今日，德國人都對通脹與可能造成通脹的債務表示巨大的反感。

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德國政府堅決反對救濟，危機之初默克爾甚至打算直接把希臘從歐元區中踢出去。盡管德國後來迫於形勢加入了救濟，但仍然念念不忘地不斷宣揚勒緊褲帶的緊縮論。在2014年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打算啟動歐版QE時，德國也是最强烈的反對者。

今年9月，歐央行在爭議聲中重啟QE，再次開閘放水，這不出所料引發德國反對。在卸任講話中，德拉吉表示貨幣政策的刺激效果不如過去，再次呼籲才政政策發力。這顯然是在對財政盈餘高居全歐第一的德國隔空喊話。2018年，德國財政盈餘高達580億歐元，第二名荷蘭約110億歐元，剩下的英法意西等國都在赤字運行。

在魏瑪惡性通脹的陰影下，德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原則非常簡單粗暴：貨幣政策只觀注價格穩定就好，財政政策只關心平衡預算就行，其他的什麼經濟下行需要貨幣刺激，什麼需求不足需要財政刺激，在德國人眼裡都是扯淡。

換言之，德國人對依靠擴大社會總需求來發展經濟的“需求端政策”都不認同，這些需求端政策既包括大興土木的財政政策，也包括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

德國人真正喜歡的是供給端政策，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制度等。德國政府對研發創新的投入（技術），對產業工人的培育（勞動力） ，對中小企業信貸税收的扶持（資本/制度），其實都是以“厭惡大放水，深耕供給側”為核心的德國模式的體現。

一言以蔽之，德國製造到底為什麼强？原因就是：深耕實業的人民+厭惡放水的政府。

05. 居安思危：我們離“德國製造”還有多遠?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在決定性的色當戰役中，普鲁士炮兵不僅把法國炮兵死死壓制，還把法國步兵轟得哭天喊地，困在2000米外動壇不得，最後還生擒了法軍統帥拿破侖三世，取得普法戰爭最後勝利。此役中普鲁士用的大炮自此圈粉無數，其中就包括李鴻章。

彼實，强敵環伺的清政府深感優質軍火的重要，下單後還將這家Krupp的軍火商譯為“克（戰勝）虜（敵人）伯（長者）”，表達了早日擺列强欺凌的强烈願望。1937年9月，日本海軍進犯厦門，胡里山炮台一炮打穿一艘日本輕巡洋艦，此後 8 個月日軍都不敢再犯，炮台上的那門炮，還是光緒年間的克虜伯大炮。

從晚清的克虜伯大炮，到抗日時期的德械師，從改革開放後的桑塔納，到C919身上的漢臣液壓，“德國制造”在我國近現代史中屢見不鲜。雖然從體量上看大陸已是當世無愧的製造業大國，但在高精度機床等高端製造領域，仍與德國等製造業強國有較大的差距。

在大陸工程院發布的《2018中國製造强國發展指數報告》中，雖然美國連年叫嚷著“製造業衰落”，但综合來看美國製造業實力仍然穩居第一，德國與日本分列二三。大陸雖然位列第四，但與美國德國仍有一定距離。

當全球局勢逐漸從增量博弈轉向存量博弈，當大國間的競爭進入越來越露骨地拼刺刀時代後，製造業做為“國之重器”的意義將格外凸顯。在研發投入上毫不手軟、在培養人才上高度重視、在扶持隱形冠軍上不遺餘力，就是德國製造這門教學課裡的三個重要知識點。

而凌架這三個知識點的，則是“不放水，不刺激，永遠把降低供給側成本放在首位”，這才是“德國製造”藏著的最終秘密。

附記 : 

歐元區和歐盟都是德國用來統治毆洲的工具。

2018年，德國的貿易占GDP的比重明顯高於它國，說明德國對於貿易的依賴性更是重。( 2018年貿易占GDP比重: 日本35%、中國38%、英國61%、法國63%、德國82% )

這就導致了德國只要經濟出問題，就不得不祭出一招：對其他國家增加出口，而增加出口緩解自身問題，但對他國的貿易平衡政策勢必有負面影響。何況，德國經常直接或者通過歐盟委員會對法國等施壓，要求它們在2019年和2020年的預算赤字分别占GDP的3.2%和2.3%。

另外一方面，德國也拒絕在國内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就導致德國必需依賴對外出口，此舉又導致9月份的出口以4.6%的速度增長。歐洲媒體就一再呼籲德國必須加大財政開支，德國視若無睹，隔三差五的就能在新聞上看到：2018年德國財政盈餘創新高。德國都有巨額財政盈餘，而其他歐元區的國家窮瘋了。

德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相當部分來自於歐盟内部。

一般國家抵禦貿易逆差，通過三種常見的办法：

一，貶值自己的貨幣。二，製造貿易壁壘。三，製造關稅壁壘。

而在歐盟一體化的大旗下，貶值不可能，因為貨幣發行方是歐洲央行。製造貿易壁壘和關税壁壘則更不可以，這直接導致德國貨可以暢通無阻的在歐盟内部銷售，整個歐元區都成了德國人的吸血區域。

同實德國還可以脅迫歐盟出台一系列共同的貿易壁壘和關税壁壘，抵制中日之類的國家在歐盟銷售產品。看，德國要求其他歐洲國家和他保持同一個對華政策。所以，德國經濟的一家獨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完全把歐債問題歸結於德國人勤勞，南歐人懶惰是很值得商榷的，奥朗德執政時期，基本輿論面已經從簡單的譴責南歐國家的鋪張浪費到公正的看待歐元體系中的深層次矛盾。

早在施羅德時期，德國就通過壓制工資增長和國內消費來產生巨大的競爭力優勢以及巨額的貿易盈餘，然後德國又以極低的利率把貿易盈餘貸款给南歐國家，這是德國和其他國家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德國拒絕增加公共開支，提高工資，增加消費，德國和和赤字國之間的鴻溝就無法改善。

法國是德國歐元區最大的客户，其中法國對德的貿易逆差占了整個歐元區對德逆差的一半。德國對法國的財政壓力，以及德國從歐元區的貿易順差獲取的巨大好處，變成了勒龐攻擊馬克龍的有力證據，從而進一步推導出一個可怕的猜測：【歐元區和歐盟都是德國用來統治毆洲的工具。】

*2019年3月，馬克龍談到中國不斷通過與歐洲各個國家間的一對一談判，進入歐洲市場，成為一些歐洲國家的債主，歐盟已經在中國大量的投資中漸漸分崩離析，這種局面並不是法國一國可以解決的。德國默克爾也說，歐洲各國對中國有自己的政策，然后發出混亂的信號，這對中國不是災難性的，但是對歐洲却是，並且默克爾表示德國和法國必須设法採取一致態度。對如何看待中國，歐盟各國口徑應該一致 "。可是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