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縣長都幹些什麼事 !

明代的縣長都幹些什麼事 !  

沈榜，明朝萬曆年間當宛平縣知縣，任職期間寫《宛署雜記》一筆記。記載了各種職掌上的辦理事項。在後代人看來，這都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地理、風俗民情的寶貴一手資料。以前官場戲說，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已說明當縣長、當地方首縣長官的不容易，何況宛平縣屬於北京順天府，是天子脚下，全國首縣，簡直是個受氣泡。

宛平縣，管的就是北京城西南部這一片，著名的盧溝橋七七事變，就發生在這裡。《宛署雜記》寫了很多當時的財政事務，從紀載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的運作機制。也顛覆我們從戲劇中得知刻板不實、審案打板子的印象。一個縣的事務非常繁重，光賦税一項，就是一個非常頭疼的事。

宛平縣就那麼大一點地方，賦税負擔有多重呢？首先，縣裡的公共事務要辦，當時的主要公共事務有：

一是宣講大明朝價值觀：明朝規定，除了農忙時分，每個月都要宣講。内容包括皇帝的公開講話、國家法律和道德勸說。宣講的時候，知縣跟在府尹後面，恭恭敬敬地迎接宣講内容，然後在特定地點請當地的有名望的老人唸一遍，由他們向民眾傳達。

二是祭祀祖先天地：每個縣都要祭文廟、天地，這也基本是知縣帶頭。但宛平縣還有特殊任務：這裡離北京城很近，要選人参加天壇、地壇的維護與祭祀工作。而且每年皇帝都要在地壇“親耕”，以示對農業的尊重。

還有一筆費用是養老：當時每個縣都有養濟院，給孤寡老人發生活費。外地老人覺得京城福利好，專門跑來京城的養濟院要錢，不給就成群結隊在京城里乞討。地方官怕承担政治責任，只好發錢。

另外還有一筆大支出，就是縣衙門裡的人也要養活。宛平縣衙有43個人，其中5個人是官，工資是中央發，一年90石大米，是吃皇糧的。但是剩下38個人都叫吏，這些人的收入可就要從宛平縣的財政裡出錢了。

還不算完，要知道，明代可没有今天的轉移支付制度。什麼叫轉移支付呢？簡單理解就是，地方把所有賦税都上交中央，再由中央來統一撥付給需要的地方的制度。明代那個時候，一個地方的賦税，一部分上交中央，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央指定用途，你自己给交過去，是點對點的財務支援。就像宛平縣，除了交皇糧國税之外，他還要點對點的支援很多地方。比如，當時科舉考試中的殿試，用的一些物資是宛平担負的；還有一部分皇帝宫裡的開支，比如浣衣房、藍靛廠和光祿寺，宛平縣担負；還有京郊軍隊的馬糧，也是宛平縣担負。别說什麼審案子之類的事，光是安排財政，負担就非常重。

沈榜上任不久，就發現自己面臨嚴重的財政虧空：一年三、四千兩銀子，這對於一個縣來說是巨款了。那怎麼辦呢？他很聰明，想出了一個很有現代色彩的處理方法：政府搭台，經濟唱戲。聯合旁邊的大興縣，修了一條商業街，把這條街上的房子出租給商户，收鋪税。這一項給當地財政带來的收入是每年一萬兩銀子。不僅補足了虧空，還有盈餘。但是好景不長，萬曆十年大旱，根據當時人信奉的天人感應的理論，這說明皇帝的德性出了問題。怎麼辦？需要改革，需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要免税啊，於是皇帝一紙詔書下來：免鋪税。沈榜好不容易到手的每年一萬兩銀子就要飛了。皇帝說免税很容易，但是再落下虧空怎麼辦？縣衙裡的工資發不發？那些公共事務辦不辦？還有，那些點對點的財政支援要不要搞？沒錢怎麼搞？

沈榜急了，就問上級怎麼辦？上級的回復是：看着辦。看著辦是怎麼辦？其實就是没辦法，只能不辦。這件事就折射了古代政治和現代政治的區别。所謂政治，就是要解決大範圍内眾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古代政治，没有那麼多技術手段可以用，所以在古代政治，用一些價值觀來整合大範圍的人的行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這些價值觀，政體的運行才能更潤滑、更順畅，成本才更低。明白了這一點才知道，共同價值觀降低了政權壓制反抗的成本。比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講孝道的思想，社會才能產生那麼大的政治精英集團。西方也一樣，越是古典的政治，就越是强調觀念、宗教的作用。用思想和價值觀來管理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在古代都是成功的。

萬曆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統難道不知道，一免税，下面的基層官員會作難？當然知道。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向天下展示皇恩浩蕩，價值觀、思想，比一萬兩銀子重要。這就是現代政治和古代政治的一個核心區别。古代政治建立在價值觀上，所以經常在實務問題上就顯得很不理性。而現代政治，擁有太多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更是一種理性的政治。政府要承担公共責任，要花多少錢？收多少税？怎麼花？誰來花？誰來監督？怎麼改進？這都是有一整套程序的。程序的背後是龐大的理性的官僚機構。

說到這裡，是否有一個感覺，古代政治更像是一個宗教團體，是靠觀念來整合人。現代政治更像是一個公司，是用理性計算來整合人。這就也順便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政治的發源地是歐洲。歐洲中世紀小國林立，大家彼此競爭，就像開公司一樣，財務一旦出問題就會破產，所以得理性地計算自己的收支平衡，多少錢拿來發工資？多少錢拿來擴大投入？競爭壓力逼迫他們不得不建立起非常理性的政府管理體制。這才推動了歐洲國家向現代政治制度發展。

而中國古代政治呢？對於一個大一統帝國來說，觀念政治有著壓倒性的重要。這種重要性和有效性，反過來也就抑制了理性政治的發育。為什麼士農工商，四種人中的士，就是代表儒家觀念的士大夫是四民之首，而“商”，就是代表理性計算的商人是四民之末。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