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塑造苦難

塑造苦難

施羅默·桑德,是以色列的大學歷史教授,根正苗红的猶太人,還是二戰大屠殺倖存者的後裔,寫了一本書《虚構的猶太民族》。這在猶太人看來真是大逆不道。書的主要觀點是說,那些我們所熟知的猶太人的歷史,其實都是虚構或者重構出來的。比如,傳說中的大衛王和所羅門時期,就是虛構出來的歷史。考古學家已經證明,在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根本不存在一個强大的國家。著名的耶路撒冷,在當時也最多是一個防禦性的要塞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猶太人的“苦難”,也不完全真實,而是從無數碎片中重構出來的猶太人的苦難歷史,就成了二十世紀猶太復國運動的主要依據。

書裡面談到的虛構歷史的現信,倒不奇怪,很多民族的歷史都有這個現象。民國初年,錢玄同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就說大禹是一條蟲。但是請注意,虛構不是簡單的弄虚作假,它背後期時有非常重要的發生機制,甚至有重要的積極作用。舉一個中國人熟知的例子“焚書坑儒”。大多數人印象中的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這個暴君為了禁锢人們的思想,先把天下的書籍都收集到一起,然後一把火都燒毁。燒毁書籍之後,他還覺得不滿意,把當時的"儒術士"都活埋了。這一系列的事件連起來,就是“焚書坑儒”。但是,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首先,秦始皇利用法家之術強國,但並未罷黜百家,獨尊法術,也沒有搞思想之鉗制。再來,“焚書”和“坑儒”並不是一件事,而且兩件事的邏輯也還不一樣。焚書事件先發生,時間是公元前 213 年。有一次,淳于越對始皇說 :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立刻反駁說,都說古代好,但是誰都沒見過,怎麼能作為依據呢?你們都是一些憑借自己的一點才學,故意以古非今,沽名釣譽的人。所以,他提出來一個建議,把過去的書都燒了。這裡要注意,李斯所說的“焚書”並不是把全天下的書燒光,而是禁止私學,讓國家掌控教育系统。所以燒的都是民間藏書,而所有的書都是有底本的,底本都在咸陽存着,只有專門的人才可以讀。所以目的不是毁滅文化,而是壟斷文化、封殺異端思想。

李斯的“禁書令”裡有一句著名的話:“偶語《詩》《書》者棄市”。過去我們的理解,是說要胆敢偶而講一句《詩經》、《尚書》這些儒家典籍,都要殺頭。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其中偶字,在文言文中是什麼意思?左邊的偏旁是人字,右邊是遇字的省略形式。人相遇,照面、碰頭,叫做偶。那再來看“偶語《詩》《書》者棄市” 這句話指的是你要胆敢聚在一起,聚眾講學,這才要殺頭。所以李斯要毁滅的,是私家講學。那為什麼先秦的書還會大量散失呢?别忘了,這些保存下來的書基本都在咸陽,而咸陽是被項羽一把大火燒掉了。所以,毁滅古籍這件事,秦始皇和項羽都要承担則任。這是“焚書”,誤讀的成分還不算太多。

但是,“焚書坑儒”的後半句“坑儒”就完全是曲解了。怎麼回事呢?秦始皇當了皇帝之後,就開始追求長生之術,要當神仙。那就難免要被一幫江湖術士騙,當時叫“方士”。後來騙不下去了,有兩個人叫侯生和盧生,就乾脆跑了吧。光跑還不算,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就到處對人說:秦始皇這個人,慧根差,就不是一個當神仙材料。這話傳到秦始皇耳中,那肯定是大發雷霆:你們這些騙子,騙錢、騙官還不說,最後還要無端誹謗我。於是,就開始徹查這群人,這些人互相揭發,结果就牽連了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一令之下,全部坑殺。這就是“坑儒”的真相。其中有兩個細節要留意 :

第一,被殺的這四百多個人都是咸陽附近的人,不是全天下的人。

第二,這些人以“方術”為主,不是專門對哪一個學派的打壓。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记》的時候,没有說過“坑儒”的话。

那麼,“坑儒”的說法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200年以後,也就是東漢時代,那個時候儒家已經成氣候了,這件事的細節被添枝加葉寫了出来。其中,班固父子在寫《漢書》的時候正式提出来,後來又經過反覆渲染,才成為我們今天知道的樣子。那麼200年後,罵秦始皇迫害儒家,也没有什麼現實的好處,儒家為什麼要這樣虚構歷史?其實,原因和猶太人虚構自己的歷史,是一樣的動機,就是塑造苦難。

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難記憶,可以讓人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獲得崇高感,這是人群最好的凝結劑。猶太人的苦難歷史記憶,讓猶太人團結。儒家崛起,他們也需要這樣的苦難記憶,那“焚書坑儒”就正好合適了。漢武帝時候所謂的“獨尊儒術”,只是把朝廷中的“博士”這個群體全部換成了儒家的人。這些“博士”除了給皇帝當顧問之外,還負責官辦教育,相當於中央大學。但是他們總人數並不多,才五十人左右。後來,因為儒家掌握了教育大權,再加上朝廷提倡,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官方的儒家弟子才達到了三萬多人,成為一個群體性的力量。這個時候,他們才需要一個苦難故事來凝聚群體。

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說,人類文明的基礎就是我們可以構建共同的想像。而苦難的記憶和崇高的意義,能把想象共同體構建最徹底的方式。所以,猶太有大流亡,中國有大禹治水等,没有這些故事,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凝聚力。甚至在商業世界裡,大家也在不自覺地用這種手法。很多大公司,他們强调最多、流傳最廣的故事,也不外乎兩種:一是曾經遇到的難關和苦難,另一種是他們怎麼憑著智慧和堅持,克服了這樣的難關和苦難。看來,找到一個苦難的故事,構建想象的共同體,這是人類共同的本能。

一般總以為,以色列建國被稱為是20世紀最艱難的創業工程,充分表現出猶太人的團結。經廣泛閱讀,發現事實並不如說的那樣好。在領導階層有魏茲曼與本古禮安因路線不合的爭執;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長的猶太人( 依舒夫 )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想法矛盾;在美國的猶太人不想放棄美國籍去實際參與建國,最多捐點錢加吆喝;在歐洲倖存與被蘇聯等國家驅逐的猶太人最想回歸的竟是戰後的德國,也不想去巴勒斯坦;在亞州的猶太人因當地戰亂、貧窮則根本無緣參與等。在關鍵時刻,英國反對建國,美國支持,但建國後,美國又拒絕立即承認以色列,英國反先承認。前段說人性、後段說國際政治,都充滿自身利益算計,都見不得陽光。

台灣省籍、統獨之爭的消弭,除了時間外,只能靠塑造共同苦難記憶。什麼才是夠份量的苦難記憶,大面積巨大嚴重的自然災害或外敵入侵,共同打仗或再亡國一次,問題是哪一個是台灣承受得起的 ? 這是台灣人想要的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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