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聽說什麼,要看做什麼 貝當與汪精衛
別聽說什麼,要看做什麼 貝當與汪精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年近六十的貝當元帥,領導法國軍隊在凡爾登戰場上堅持到了最後。從此,他就成了法國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十年後,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却帶領法國政府,放棄抵抗,向希特勒投降,讓法國政府成為傀儡,原來的民族英雄也變成了法奸。被當何以如此 ? ( 南宋的夏貴勘可比 )
有一種看法說,戴高樂和貝當兩個人並不存在具體矛盾,而是在為了法國的前途進行一場對賭。貝當投降希特勒,而戴高樂則和同盟國合作。這樣在將來,不管是哪一方獲勝,法國都能有一席之地。(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對參加第一次大戰爭議,也被國際認為是唱雙簧、投機 ) 證據就是,戴高樂逃離法國之後,貝當只是在名義上判處他死刑,但是並不追究和牽連;而德國戰敗後,戴高樂也判了貝當的死刑,但随後又利用總統的特權把他赦免了。
這個說法,看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却是事前一條豬,事後諸葛亮。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爆發的時候,戴高樂和貝當根本不在一個對話平台上,二者的地位差距實在太大了。一個是成名二十年的老元帥,另一個只是年輕的准將。在年龄上,兩個人相差了將近四十歲,不但不在同一個對話平台上,甚至都没有相同的思想認知。所以,對賭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但把貝當說成一個貪生怕死、貪戀祿位的人也不是事實。很明顯的一點,法國向德國投降的時候,貝當已經是一個84歲的老人,而且他戎馬一生,什麼樣的死法没見過,怎麼可能是一個怕死的人。要說官位,他二十年前就已經是元帥了,在法國不可能有比他更有地位的人了。那貝當為什麼要當法奸呢?
有一本名著,叫《第三共和國的崩潰》,分析得比較全面。簡單說,是因為他覺得,面對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投降是法國唯一能走的路。在貝當看來,德國不僅會擊敗法國,還會接着打敗英國和美國,成為統治世界的力量。所以,法國繼續抵抗的行為是没有意義,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随希特勒。貝當的這種想法,現在看來簡直是荒唐可笑,但站在貝當當時的處境來看就不一樣了。
首先來看軍事。貝當一生最輝煌的時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模式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點是陣地戰,因為有機槍和大炮,防綫很難突破。所以,戰後的法國,就開始修鋼筋混凝土構造的馬其諾防綫,其中最重要的推動人正是貝當元帥。但是萬萬没想到,二戰時,在德國現代化坦克集團軍面前,馬其諾防綫根本不起作用,法國軍隊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後就全面潰敗。設身處地的想,如果你和貝當一樣,84歲了,此前一直確信不疑的有效手段突然没用了,是不是也覺得自己遇到了外星人?是不是也會失去抵抗的意志?
其次再來看聯盟。一次、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和法國都是盟國。但是,這兩個國家没有現在看起來那樣親密無間。歷史上,英法是久遠的世仇。二戰開始的時候,英國人前來增援,但英國畢竟只是一個海上强國,陸軍没那麼强,差一點被德國全殲。所以,英國首相丘吉爾幾次請貝當不要放棄抵抗,繼續作戰的時候,貝當截然拒絕了。他不相信,英國人會全力幫助法國,甚至不相信英國能支撐到最後。
第三個因素是政治。這個方面比較複雜,簡單來說,就是長期以來法國的政局很不穩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的總統和内閣平均任期只有6個月。在這樣的情况下,政府不但没有公信力,甚至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所以,在一戰之後,貝當先是對政府不滿,最後發展到對民主政體不滿,甚至失去信心。所以,在晚年的時候,貝當離開法國,去西班牙當駐外大使。今天的我們看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時候,肯定會覺得是十惡不赦。但是站在二戰之前來看,所謂“法西斯”只是一種政治理念或形式而已。英國和法國都有法西斯組織,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在德國之前就實行法西斯政治。由於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和厭惡,貝當或許在很大程度讓認可“法西斯”。
1940年的時候,法軍在希特勒的進攻下節節敗退,84歲的貝當就决定動身回法國。這時候有西班牙人問他:“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場本該由别人負責的失敗聯繫起來呢?”貝當的回答是:“我知道回國會面對什麼,但是我的祖國在召喚我,我責無旁貸。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為國效勞。” 說到這兒,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貝當之所以會投降德國,應該不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他和戴高樂的區别,不是對法蘭西民族忠誠度的區别,而是對法蘭西民族未來看法的區别。】
關鍵點來了,看人千萬别看他講的道理,要看他的行動。當年我國抗戰時期的漢奸都有自己投敵的道理。而且這些道理和貝當一樣,越看細節越覺得其情可憫。當漢奸可以說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可以說是為了保存文化,不得已出此下策。聽起來,都合情合理。作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我們從個人層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從它們的說辭中抬起頭來,馬上就會清醒。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行為解釋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辯護詞還不容易?但是,如果他們是合理的,是可以被原諒的,那我們整個民族怎麼面對那些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烈士?如果漢奸不被懲罰,下一次國難當頭的時候,誰還會挺身而出?
在平時,一個人當然要保持多元化的價值思考能力,但是在戰時面對危難時,作為一個有具體發展目標的國家、集體,若仍陷入價值觀爭論,無法戮力同心,那就是巨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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