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清帝遜位詔書的意義

辛亥革命與清帝遜位詔書的意義

辛亥革命不只是一次民主革命。皇上退位，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更是將中國從一個古典帝國” 轉型為一個“ 現代民族國家”。什麼叫 “古典帝國 ”？

過去我們對於帝國這個概念是有一些誤解的，以為有君主的就叫帝國。帝國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含義是：在一個較大地理區域内、涵蓋較多人口，整合了不同文化的族群，這是一個帝國。簡單說，就是一個民族大雜燴。帝國的紐帶，不是共同的文化，不是族群認同，而是君主或者是宗主國。比方說，在羅馬帝國中不僅有羅馬人，還有希臘人，高盧人，不同的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歷史上的奥匈帝國，主體是兩個獨立的國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它們互不統屬，有各自的政府，但是共同認同一個皇帝，合起來叫奥匈帝國”。

大英帝國也是這樣，在法理上，英國是英國，海外殖民地是不同的政治實體，合起來叫“大英帝國”。英國19世纪的維多利亞女王，既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國的女王”又是“印度皇帝”。認同的紐帶是宗主國和它的君主。所以，當我們說一個國家是帝國主義的時候，不是說它有個皇帝，比如說“美帝國主義”，美國就没有皇帝，但是只要試圖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控制甚至吞并，它就是有帝國主義傾向的。過去我們說蘇聯是帝國主義，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現代世界的格局，主要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挪威就是挪威人的國家，德國就是德國人的國家，波蘭就是波蘭人的國家。現在的國家，基本上都是“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國家認同不是認同哪個君主，而是認同我們是同一群人。抽象一點說，“古典帝國是縱向認同，雖然我們是不同的人，但是我們認同一個統治者。而民族國家是横向認同，我們是同一群人，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國家。這兩種政治形式的區别，就是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來源的不同。

現代政治演化的過程，基本都是從古典轉型為民族國家，因為民族認同的凝聚力更大。但是，相應的結果就是歷史上的大帝國全部崩解了。大英帝國盛極一時，二戰後殖民地也紛紛獨立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曾盛極一時。但是要在現代國際社會生存，它也必須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代價是其他的不屬於主體的民族纷纷獨立，土地面積大大縮小。

但唯一的特例就是中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也是從一個古典帝國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但是基本保留了大清帝國的疆域。原來中國是由很多民族組成的，但是現在我們把這麼多民族合起來認同為一個“中華民族”，没有發生各個民族紛紛獨立的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這個結果是怎麼發生的？

回到辛亥革命的現場你會發現，這不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個非常驚險的過程。當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剛開始是按照民族國家的理想來設計未來的。當時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章太炎，他就覺得，在推翻清政府之後，應該建立一個漢人政權，也就是恢復明朝，甚至宋朝的模式。在具體構想上，主張把朝鲜，越南這些受漢文化影響深的地方納入中國。至於，像草原、沙漠、新疆、西藏那些地方，愛來來，不愛來就算。孫中山開始的想法跟章太炎一模一樣，提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句話就是直接把當年朱元璋驅逐蒙古的口號拿來用。這個做法可以理解，當時在革命，有什麼力量就用什麼力量，民族凝聚力就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孫中山在國外演講，說的就是這一套，這才有大批海外華人願意捐款，才能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

但是，如果辛亥革命一直按照這個路樹走下去，就算成功了，中國也就危險了。能想象今天的中國没有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嗎？那我們的國際環境就要惡化得多，中國的實力也將要差很遠。如果中華民國一開始，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古典帝國那樣，雖然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但同變得四分五裂，那後來能不能挺過抗戰，挨得住日本的侵略，都是一個大問題。那為什麼這個後果沒有發生呢？

看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革命黨勝利，清政府失敗的過程。但實際上，清政府做為博弈的双方之一，在客觀上也有貢獻。請注意一份文件《清帝遜位詔書》的價值。《清帝遜位詔書》是一道全方位的退位詔書，什麼叫“全方位”？看詔書是怎麼寫的，“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總期人民安堵，海宇義安。”下面這句話重要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最為重要。意思是，我全權退位，全權交給你。從前的大清國就是現在的大中華民國。不管是哪個民族的人，從前怎麼效忠清政府，現在就怎麼歸附中華民國，這份詔書也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來源。( 附註 )

試想，當年的漢人的革命黨造反，推翻了皇帝。如果皇帝直接二話不說就退位，那當時的滿洲人會怎麼想？他們旗人還是認這個皇帝的，還有蒙古、西藏，他們也都是認同皇帝的。現在没有皇帝了，我們是不是就該獨立了？這種思想就一定會冒出來。但是現在皇帝在退位詔書裡說了，别胡思亂想，“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攤子没有散，我是全部交權給了共和國，這才在法理上維持了中國的統一。

當時南京的中華民國林時政府也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頒布《臨時約法》的時候，就不再提什麼“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了，而是說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也就是所謂的 “五族共和 ”。這個時候，孫中山也已經放棄純漢族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構建一個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國家。當年的一念之差，可能後來的歷史走向就完全不同了。

中華民國繼承了《清帝遜偽照書》的法統，也僅僅是在法理上杜絕了内部分裂的正當性，在情感、觀念與政治綫時上，中國仍然缺乏進一步的認同，如果這個時候，有外部勢力介入，中國仍然有分裂的可能。這不是杞人憂天，肢解中國這件事，日本就幹過。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占領東北之後，並没有直接宣稱這就是日本的領土，而是把溥儀騙過去，弄了個“偽滿州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就一直想逼民國政府承認偽滿州國的合法性，從近衛三原則等看得最清楚。滿州，在我們今天的語意裡，它就是中國東北。但是在那個時代，它還有民族主義的色彩。漢、滿、蒙、回、藏，滿族是一個單獨的民族。日本一直強調偽滿州國獨立，是要講民族自決。在日本的戰略中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論。往長遠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圖了。

當時的日本還創造了一個詞，叫“泛阿爾泰語系”。語言學上的概念放在政治裡一看，就非常陰險了。“阿爾泰語系”是指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滿族語等。中國北邊這一圈邊疆，都是阿爾泰語系。那為什麼叫“泛阿爾泰語系”，日本人說，日語也是阿爾泰語系的。日語跟阿爾泰語系，確實有些語法上的結構相似，但是基本没有同源的詞彙。所以，這個鏈接非常牽強，但意圖很明顯，就是我們日、滿、蒙、新疆才是一家人。他們漢人的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跟咱們不是一個民族。看，這就是要利用民族主義，把新疆、蒙古這一大圈領土從中國剝離出去。

剛開始，孫中山這一批革命者還没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孫中山一開始的革命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一種純漢人視角，在《清帝遜位詔書》發布之后，才在《臨時約法》裡改成了“五族共和”，構建了一個超越單一民族的視角。但究竟什麼是“五族共和”？《臨時約法》没有明说，不過孫中山倒是有一套詳細的解釋。他說：就中國民族來說，總數是四萬萬，當中有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州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

這段話表達了兩層意思 : 一，是漢族人多，其他族的人少，漢族是主體，其他是附庸。二，因為漢族是主體，所以在文化上，最終都要被同化。這就很危險了。孫中山發表這個演講的時候是在1924年，距離清朝滅亡已經十二年了。這樣片面的理解中國，肯定是要出問題的。這就是那一代政治家的視野侷限。果然，在控制建立“偽滿州國”之後，蒙古成了日本下一個分裂對象。日本一方面保持對蒙古地區的軍事推進，另一方面又勾結和扶植地方勢力，就是一些蒙古貴族和王爺，成立了“偽蒙疆自治聯合政府”。成為下一個“偽滿州國”了。

當時，針對日本分裂蒙古的野心，有人就意識到不能讓成吉思汗的陵墓落入日本人的手裡（注：這裡的成吉思汗陵指的是位于伊金霍洛旗草原的衣冠冢）。因為，蒙古和滿洲不一樣，滿洲是有實際公認的政治領袖，就是溥儀，蒙古没有這樣一個活著的政治領袖，蒙古王爺都是各自為政。但蒙古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就是成吉思汗，利用成吉思汗，就可以在精神上拉攏蒙古。所以，當時日本人想在占領成吉思汗陵後，就把陵墓遷到自己的後方。

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就必須趕在日本之前，先把成吉思汗的靈柩遷到安全的地方。民國政府非常重視這個事情，不僅製定了詳細的保護計畫，而且還把這件事策劃成一個重新構建“中華民族”的契機。這一次遷陵，路綫是專門製定的。從蒙古到甘肅，要經過延安和西安。因為，西安是民國政府擬定的陪都，也是西部少有的大城市。而延安則是，中國共產黨的行政中心。這一遷陵的路綫，實際上就是塑造共識的過程。

當成吉思汗的靈柩路經延安時，中共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典禮，當時祭文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致祭于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陵。靈柩離開延安之後，延安還設立一個成吉思汗紀念堂，每年都舉行兩次祭典。就是承認，蒙古人的先祖也是我们的皇帝。等靈柩到達甘肅之後，國民黨方面，蔣介石親自前往祭祀，祭文的開頭很有深意，叫“致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不光是“元太祖”，還是“我元太祖”。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這件事上是很有默契的。在祭文中，都表達了同一層意思，就是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的精神領袖，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之一。

這次遷陵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别的安排，就是要經過黄帝陵。在經過黄帝陵的時候，就有人趁機提出黄帝為我蒙漢共同之始祖的觀念。等於，進一步的把民族觀念同一化，超越了孫中山的漢族中心主義，重新建立中華民族的概念。成吉思汗遷陵這件事說明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已經意識到，要建立一種超越單個民族之上的國国家統一性，要用各種具體的辦法推動“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成型。

附註 : 清帝遜偽照書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下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于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對於這樣一篇文情並茂的詔書，究竟出自誰手？隆裕太后是不諳世事之人，宣統皇帝年僅六歲，二人均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大多數學者認為，此詔書出自末代狀元張謇之手，當然詔書雖出自張謇之手，但也需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