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8日 星期一
細說美國孤立主義的形成、轉變與影響
細說美國孤立主義的形成、轉變與影響
孤立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是一股頑強的傳統勢力， 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治生活達 150 年之久。華盛頓的幽靈，美國的孤立主義是以中立主義的形式誕生的。1793 年 1 月爆發英法戰爭，盡管美法之間在 1778 年訂立有同盟條约，可是總統華盛頓決定在0722發布中立宣言( 看，背信 )，宣布對交戰雙方成心誠意地採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並嚴禁美國人以任何形式参與、幫助或支持交戰双方的活動。三年後，1796年0917，華盛頓發表了他的著名的《告别演說》，告誡美國人：我們對待外國的重大的行為準則是，在擴大我們的商務關系的同時，盡可能少與它們發生政治關系。他反對把美國的命運與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糾纏在一起，以致使我們的和平與繁榮捲入歐洲的羅網中去；他認為美國的正確政策是避免與國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還認為美國可以穩妥地信托暫時的聯盟來應付非常緊急事件。
華盛頓的告别演說並不是口頭的演说，也不是給國會的正式文件，而是刊登在費城一家報纸上的一篇個人文告，類似羅斯福的爐邊閒話。這篇東西還不完全是出自華盛頓的手筆，許多是麥迪遜和漢密爾頓所寫。從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活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是否該卷入的問題上，華盛頓的遺訓仍然起著巨大作用。國會在任何時候辯論中立或外交政策時，華盛頓的幽靈就主宰辩論的進程。参眾兩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60年中，每逢華盛頓誕辰日或此日前夕，都要誦讀他的《告别演說》以資紀念。
1823 年，美國第五任總统門羅宣布 “門羅主義”的原則，這是華盛頓原则的發展。明確闡述：不允許歐洲任何國家在西半球殖民或進行任何干涉。門羅向當時已80高齡的傑佛遜徵詢意見。傑佛遜在他的復信中，簡要地把門羅所宣布的政策歸纳成兩句話：絕不把我們捲入歐洲的糾紛中；其次是決不許歐洲來干涉大西洋這邊的事情。這兩句話如同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
從華盛頓的《告别演說》到 1823 年的“門羅主義”，都反映了美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和所處的國際環境。在華盛頓發表告别演說時，美國還只是一個擁有不到 500 萬人口的小國；門羅主已宣布時，全國人口也只有 1千萬多一點，經濟、軍事的實力都很弱小。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保衛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它當時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插手歐洲的事務，同時，它也要竭盡所能反對歐洲列强插手西半球。從經濟利益上講，在華盛顿發布中立宣言時，歐洲的戰争使美國工業和航運在中立的旗幟下，從交戰雙方獲利，避免戰争是符合美國當時利益的。傑佛遜在退休後，談到美國在俄土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好處時說：當俄國人抓住牛角，土耳其人揪住牛尾時，讓我們擠牛奶吧！
到十九世纪後期，西部農業州利益集團出於本身的需要，測重於在西半球和亞洲廣大市場，與東北部的工商業壟斷組織以歐洲為重點的政策發生矛盾。在對外政策上的孤立與所謂國際派的營壘逐漸變得明顯起來。在政治上，孤立派一般集中在共和黨内，所謂國際派則多在民主黨內。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基本情况没有多大變化。 在從 1793 年到 1941 年的 150年期間，美國孤立派把華盛頓的告誡當作神主牌。但是孤立主義的含義上已經有所變化。最初的孤立主義有著地理因素：美國有與歐洲遠隔重洋的地理條件，在宣布拒絕歐洲插足西半球的門羅主義時，也符合英國反對歐洲大陸國家插足西半球以保持歐洲均勢的政策，實際上英國是門羅主義的監護人。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西部已開發怠盡，美國已感到劃地為牢不利於它的發展，随着美國經濟生活中壟斷組織的迅猛發展，它迫切需要開闢更廣擴的海外市場。
1898 年緬因號自沉事件引發的美西戰爭，美國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在亞洲占有了菲律賓，從而開始了跨洋過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義的過程。麥金莱躊躇滿志地說，美國孤芳自賞的時代過去了。從麥金莱上台到威爾遜上台前的16 年間，三個美國總統都是共和黨人。盡管在對外活動中，他們早已越出了西半球的界限，但是都謹慎地不與歐洲發生過分密切的政治關係。直到 1913年民主黨的威爾遜上台後，情况才開始發生變化。
威爾遜與華爾街金融集團，特别是摩根財團有密切關系。他上台的第二年，在歐洲爆發了一次大戰。美國如何行動，成了一個關係戰爭全局的問題。分别以孤立派和所謂國際派為代表的兩大利益集團，在國會内外，在中立這個題目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從當時的美國輿情來看，壓倒性的傾向是反對介入歐洲的戰爭。從一開始就面臨一個出售武器的尖銳問題。 以摩根為首的東北部財團堅決主張向英法出售軍火，代表金融界的報刊直言不諱地宣稱：我們需要軍火的利潤。可是中西部城市和農業地區，强烈支持武器禁運。但根據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支柱的海上自由原則，美國公民出售武器是受到政府保護的。與出售軍火同時產生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支付貨款。如果英法不能從美國銀行獲得貸款，就不可能做成大筆買賣。與紐約銀行界關係密切的藍辛，1915年繼任國務卿後，摩根公司公開當起英法代理人來。
在1917 年美國參戰前，美國銀行家給予英法政府的貸款達20億美元之巨。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在美國廣大人民中，反對捲入戰爭的情緒仍是壓倒一切的。盡管威爾遜在實際是支持紐約銀行家的，但是他不能丢掉中立的旗幟，還不能不安撫國會内强大的反對干預歐戰的勢力。1916 年的大選時威爾遜嘩眾取寵地提出要美國人在行動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要保持中立，還提出了一個抓住人心的口號：它使我們置身戰爭之外。威爾遜在這個口號下獲選連任。幾個月後，他又在為世界拯救民主的口號下使美國投入了戰爭。但這次絕不意味着美國孤立主義勢力的消失或引退。實際上，大戰的硝烟還未完全消散時，國會內的孤立派就抓住了一般老百姓對戰時生活的厭惡，並要求恢復正常生活的强烈情緒，對威爾遜和民主黨進行甚為激烈的攻擊。1918年的國會選舉，共和黨獲勝，孤立派控制了國會，而這正是威爾遜在 1918 年 1205動身去歐洲参加巴黎和會的前夕。
當威爾遜 1919 年從巴黎帶回他以整個政治生命作為賭注而制定的國際聯盟盟約時，在美國國會内等待着的是一個磨拳擦掌的反威爾遜的聯盟一一孤立派和以反英著稱的老亨利·洛奇為代表的强權均勢論者的聯合。他們的共同論點是:威爾遜倡導的聯盟，包含了相互保證的條款，授與歐洲列强以干涉西半球事務的可能，從而背離門羅主義，違背華盛頓關於避免捲入與其他國家聯盟中的告誡。國際聯盟為參議院否決。盡管威爾遜拼出他最後一點精力進行全國巡迴演說為國際聯盟辯護，期望美國人民在 1920年的總統選舉中投民主黨的票，以表示他們對國際聯盟的支持，但是廣大選民拋棄了他的國際聯盟和他的黨。威爾遜的親信和助理貝克爾在評論美國的這種政治傾向時指出：美國人對巴黎和會感到厭煩，他們不願再為歐洲的災難去自尋煩惱了。威爾遜在他臨终前不久，也認識到真正否決凡爾賽和約的不僅是參議院，還有美國人民。他對他的家人說：“美國不加入國籍聯盟是對的。……因為在美國人民的内心深處根本不相信它。 威爾遜這個為時已晚的醒悟，給美國政界人物一個深刻啟示 : 盡管華盛頓的告誡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可是它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
在國會位居要津的孤立派，不厭其煩地向美國國人民灌输這樣一種意識：盡管是20 世纪了，美國還是可以像華盛顿、傑佛遜、門羅的時代那樣，自由自在隔着大洋過安穩日子。 1932年，一個以威爾遜主義擁護者聞名的民主黨人向孤立主義挑戰，決心問鼎白宫。他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400 多年前，意大利權術政治家兼歷史學家馬基維利，提出了他的政治公式：一個君王要兼有狐狸與獅子的特點。據他說，“獅子不能使自己免於落入陷阱中，而狐狸又無力使自己免受狼群之攻擊。因此，就必須既是狐狸可識别陷阱，又是雄獅可懾服狼群。那些只想當獅子的人就不懂個中奥妙。馬基維利進一步發揮道：【一個精明的統治者，當保持信用與他的利益相違時，就没有必要去保持它。 ……如果大家都是好人，這一信條就算不上美德，如果大家都是壞人，他們就不會對你講信用，因此你也就不必對他們講什麼信用了。】背棄信義合理化。
美國 歷史學家詹姆斯·伯恩斯引述了馬基維利的這些政治信條來闡述羅斯福的政治手腕。伯恩斯寫道：羅斯福喜歡而且要求權力，由於他的目的是如此堂堂正正，以致於他不憚用馬基維利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對於一再向他提出告誡的理想主義者，羅斯福一次又一次的答復是取得權力，赢得選舉勝利，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願意用狐狸的計謀為獅子的目的服務。當羅斯福決定謀求總統職位時，美國正受到孤立主義浪潮的猛烈衝擊。羅斯福早期的政治生涯是和威爾遜緊密相連的。 這不僅因為他曾經担任過威爾遜任内的海軍部助理部長，更突出的是他對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事業強烈支持。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對國際聯盟以及美國應否参加國際聯盟的態度，成了當時美國輿論界區分所謂國際派和孤立派的界嶺。
羅斯福在 1920年以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身份参加的競選中，明確主張美國應該参加國際聯盟。12年後，羅斯福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身份競選時，采取了迥然相異的立場。他說"今天的國際聯盟已不是威爾遜當年所設想的那樣。成了僅僅是討論歐洲國家政治糾紛得場所，而這些糾紛與美國無關，也無助於根據美國的基本思想解決國際糾紛。因此他聲明，不贊成美國参加國際聯盟。這個演說一發表，舉著威爾遜主義旗幟的國際派大為惱火，而一貫反對國際聯盟的孤立派則趾高氣楊。對於羅斯福的行動，美國史學界一直有著不同的評價。有的認為這是羅斯福在孤立主義颶風衝擊下看風使舵的競選手段。
羅斯福本人怎樣解釋他自己的意圖呢？在他發表這次演說後不久，1932年0225 日他給有影響的民主黨人羅伯特·伍利的信中寫道：難道你看不出我對威爾遜理想的忠成是同你一樣强烈嗎？但是你能不考慮理想與達到理想方法之間的不同嗎？理想是不變的，但是方法是在随著每一代人和世界環境在改變。這就是我與我的一些胆小怕事的朋友們的分歧所在：我是在尋求達到目標的最現代化的車輛，可是他們却還在堅持要用十二年前的車輛。他的這一自白是合乎實際的。
要爭取選票是不能不考慮選民情緒的。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取得權力，赢得選舉的勝利。這就使得他願意用馬基維利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報業大亨赫斯特在 1912 年把威爾遜比作“善於窺測時機的長耳兔”，堅決反對威爾遜及其主張；20 年後，赫斯特說羅斯福不是長耳兔而是“狐狸”。赫斯特在 1932年11 06大選前夕， 在一篇社論中隊羅斯福作了罕見的推崇：假如你們要選擇一個領導我們擺脫經濟危機，保護你們現在和以後的利益的人，你們就不要挑選一個華爾街所需要的人，要投富蘭克林 ·羅斯福的票，一個能幹、有良心和保守，而且從來都是忠實於公眾對他的信託的人。羅斯福在 1932 年 48 州中取得了 42 州的支持。羅斯福跳着政治“狐”步舞進入白宫。
在國會大廳裡坐著的是是一群用懷疑的眼光注視著白宫新主人的議員們。他們還記得20年前威爾遜進入白宫的情景。保守觀點卻一步一步地把美國拖進了戰爭。罗斯福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甘心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處於守勢地位的經濟和政治集團，主張要積極的擴大美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領域中的勢力。他對於德國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從而威脅美國利益的形勢十分警惕。羅斯福表現得小心謹慎。他畢竟是以戰勝危機、恢復經濟的“新政”的口號當選的，國内政策是他第一任期施政的重點。他不能在外交政策上使他的國内政策和政治希望遭到破壞，所以會迎合孤立派的要求。對1933 年的倫敦國際經濟會議大潑冷水，美國拒絕承担任何義務；孤立派使國會通過美國歷史上空前的高額保護關稅，使英法等國根本不可能償還第一次大戰時期的戰債，同時又禁止總統對這些國家減少和勾銷債務；羅斯福不顧國務院和才政部的反對，簽署了海勒姆·約翰遜提出的債務法案：舊債未清，禁舉新債。
國際組織被孤立派看作是“不可接觸者”，國會孤立派顯示力量的一次要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大公司與英法的軍火交易的内幕進行調查。参議院成立調查委員會。這是國會孤立派對羅斯福的一次旁敲測擊式的警告，多少有點項莊舞劍的意思。1934年底，委員會的結論是，美國参戰既不是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業,也不是為了保衛美國利益，而是利潤攫取者的陰謀。奈伊委員會報告反映了美國輕工業利益集團和中西部農業地區以及華爾街為代表的東北部財團之間的矛盾。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揭露了一部分真相，也觸及到了美國人民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美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錯誤的，它是否會再一次捲入新的大戰？
羅斯福走進白宫之 日（1933 年），也正是希特勒攫取權力之時（1933 年 1 月 30 日）。在這種形勢下，孤立主義在實際上只能是縱容法西斯勢力的綏靖主義變種。在奈伊委員會報告的刺激和希特勒重整軍備的威脅下，國會孤立派急於制定束縛羅斯福手脚的立法，國會制定了對交戰國實行武器禁運的 1935 年中立法，參議院通過一法案時緊緊花了25 分鐘。羅斯福在0831簽署了這個法案。一個孤立主義情緒强烈的國會最担心的是行政當局成為脱韁的野馬。
因此，繼1935年中立法期滿之後，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戰國貸款的1936年中立法。1937 年制定了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戰區，不准武裝美國商船，以及對交戰國實行非軍火貿易的現購自運原則。羅斯福在當時的情况下，不但不能采取反對中立法的行動，而且還表明自己和同普通人的情緒是一致的。1935年義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1936年希特勒進軍萊茵區，羅斯福說他只能對局勢警惕地等著瞧。這句威爾遜式的語言，反映出羅斯福在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前，對歐洲局勢發展難以採取堅定行動的境况。1936 年 8 月，他發表“我僧恨戰爭”的演說，向美國人民保證他殫精竭慮的思考和計畫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免於戰爭。
可是當張伯倫打算以承認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的征服來換取一項友好條約的交易十，他用他慣用的比喻方式說：如果一個警察局長同匪幫談條件，談的結果是匪幫不再作案，這位局長就成了一個英雄，可是如果匪幫食言，這個局長就將進監獄。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中，羅斯福自己的表現却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發出的不要抛棄捷克的呼籲，没有作出相對反應，而是向侵略者、被侵略者與局外人同樣發出和平呼籲；另一方面，他也為自己受到國會束縛而感到憤慨。在德國人跨進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天，羅斯福非常煩躁，詛咒中立法。如果我們能擺脫武器禁運，局勢就不會這樣糟。當時民意測驗表明 95%的美國人反對捲入另一次戰爭中。丘吉爾曾經有所感觸地說：在戰時没有比生活在蓋洛普民意測驗探測輿情的氣氛中更為危險的了。事實證明，民意測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用來影響和製造輿論的一種手段。
在廣大群眾還没有作好精神準備，還沒從傳統的觀念解脱出來，也還没有感到與自己利害攸關的時候，去採取某種重大的行動的話，傷害是致命的。1937 年 1015，羅斯福在孤立主義大本營的芝加哥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世界上無法無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來這是不幸的事實。每當一場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時，社會上都會贊同並施行隔離病人，以保護本區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被稱為有重要意義的“防疫演說”。羅斯福在經歷了四年多的迎合孤立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要求之後，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羅斯福還暗示美國不能排除捲入戰爭的可能，他說：我們決心置身戰爭之外，可是我們不能保證我們不受戰爭的災難性的影響和免於捲入戰爭的危險。我們正採取使我們捲入的危險減至最小限度的一些措施，但是在信任和安全已經遭到破壞的無秩序的世界裡，我們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護。
演說一發表，國會中孤立派大為惱火，竟以提出彈劾相威脅。認為羅斯福懷有當年威爾遜把美國投入對墨西哥的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企圖。羅斯福發現美國人民還不接受以集體行動來反侵略者的概念，他此後也不再提起隔離的主張了。在國會内外的一陣喧嚷還未完全平息的當兒，1937 年1212，停泊在中國長江江面的美炮艦“帕萊”號被日本飛機炸沉，死傷32人。對於這一事件，美國國會内外的孤立派和和平主義者深恐發展成為美日對抗，喊出了“炮艦帕萊號不是戰艦緬因號”的口號，國會中孤立派議員要求從中國撤回美國軍艦以免引起新的事端。1938 年 1 月舉行的民意測驗表明， 有 70%的人主張美國從中國撤出亞州艦隊。羅斯福也没有就這件事本身做文章。
1938 年0128，羅斯福向國會致送要求撥款 10 億美元擴充海軍軍備的咨文，提出美國必須準備能兩洋作戰的海軍，即建立等於德意日三國海軍力量總和的兩洋艦隊。孤立派極力反對，懷疑羅斯福要與英國聯合起來玩弄歐洲强權政治把戲。經過長期激烈的辯論，國會在同年通過文森海軍擴軍法案，基本上滿足羅斯福的要求，建造24艘主力艦隻和相應增加小型艦隻。同時，羅斯福極其秘密地為英法購買軍火提供幫助和便利。這種保密既是針對德國的，也是對付國會孤立派的。
1939 年 9 月，英法屈從於希特勒的壓力，奉行綏靖姑息政策，聽任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在當時條件下，羅斯福不可能對慕尼黑悲劇作出强烈反應，但是無疑他對局勢的發展感到震驚。展現在他面前的是這樣一幅世界圖景：奥地利被希特勒兼併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肢解了，柏林與羅馬軸心更加肆無忌憚了，中、東歐已經成了法西斯德國的勢力範圍，日本正在進行侵略中國的大規模戰爭，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動，同西方的德國、意大利遥相呼應。美國在東西方的利益都受到嚴重的挑戰。
1939 年0104，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又重提隔離概念: 他提出有許多除戰爭以外的方法可以用來幫助被侵略的受害者，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取消中立法案的禁運條款。他認為中立法”可能實際上幫助侵略者，却不給受害者以幫助。在此後的 300天中，他為修改中立法，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一方面，他宣布組成美國大西洋艦隊，並在慕尼黑協定簽訂後，宣布了三億美元的擴充軍備計畫，作為美國向歐洲各方發出的一個信號，另一方面，他要求國會迅速採取行動，廢除關於軍火進運條款。在希特勒進據捷克斯洛伐克後兩天， 羅斯福就提出制訂新中立法的要求， 可是國會拒不採取行動， 一直拖到次年0711，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以 12 票對 11 票決定把關於修改中立法的辯論推遲到國會下届會期進行。兩個月後，歐戰爆發。
羅斯福利用戰爭的新形勢，要求國會舉行特别會議來討論廢除武器禁運條款問題。羅斯福通過紐約的社會活動家克拉克·艾克爾伯格和有聲望的共和黨新聞記者威廉·懷特等人，組織“以修改中立法爭取和平非黨派委員會”，在美國中產階級中大造輿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羅斯福告訴國會，把軍用物資送過大西洋，可以給美國成千上萬人以就業機會，而且有利於美國本身的國防建設。羅斯福這時已經拋開了冠冕堂皇的辭令，碰觸問題的核心：援助英國就是幫助自己。國際派和孤立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但民意測驗的情况表明，贊成廢除禁運條款的人已占多數。参、中議院表決結果，通過了廢除武器禁運條款，但仍保留“現購自運，即美國不給予貸款，也不得用美國傳裝運。羅斯福在 1939 年1104簽署了 1939 年新中立法，這给了希特勒一個警告。
事情以極快的速度在發展，我們要警告美國人民，應該想到歐洲和遠東可能出現的最後結局，同時避免以為他們正在被拖入戰爭。羅斯福要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1940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羅斯福是否要打破傳統，爭取第三次連任是美國各階層人民熱烈討論的大事，也是世界各方矚目的重大事件。公共輿論專家哈徳利· 坎特里爾在 1940 年 9 月作的輿情分析中指出： 整個人口的四分之一認為美國置身戰爭之外比幫助英國重要，同時認為對英國的幫助應該比現在給予的要少，或者至少不比現在給予的還多。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德國將獲得勝利，可是他們認為德國的勝利不會打亂他們的生活，也不妨及美國的安全。這種情緒被孤立派政治組織美國第一委員會利用來做反對羅斯福的一個有力武器。
反對羅斯福第三次連任的勢力固然很强大，可是就共和黨來說，競選也不是輕鬆的事。英國處於朝不保夕的困境、西半球面臨現實威脅的情况下，共和黨推出了華爾街律師威爾基充當羅斯福的競爭對手。威爾基雖然是羅斯福“新政”的激烈抨擊者，可是在對外政策上，在不少方面是羅斯福的同路人。威爾基在 1941 年0211承認自己作的那些保證和對羅斯福的攻擊不過是競選演說。羅斯福則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他作的一切部署，不是為了避免戰爭，而是為戰爭做準備。
1940 年 5 月，他繞開國會，以行政命令恢復威爾遜為準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防咨詢委委員會。 1940 年0619，在法國投降前夕，他任命了積極主張援英抗德的共和黨人担任他重要閣員，史汀生任陸軍部長，諾克斯任海軍部長。1940年0903，他又繞開國會，以行政命令決定把50 艘逾齡驅逐艦讓給英國，交換租用紐芬蘭、英屬圭亞那、英屬西印度群島等處的八個英國海空軍基地 99年。羅斯福在向全國宣布這一交易時說：這是從購買路易斯安那以來為加强我們國防而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威爾基表示對交易本身没有意見，但是他認為羅斯福撇開國會的做法，是美國歷史上任何總統所採取的最獨裁專橫的行動。
當基地、驅逐艦交易案宣布時，國會激烈辯論全國兵役及訓練法的最後階段。這是美國和平時期的第一個徵兵法。 1940年1016兵役登記的第一天，全國就有 1650萬 21 歲至 35 歲的適齡者登記。 羅斯福在競選運動的後期，已經看出美國輿情的變化，美國人民不再是孤立主義者了。他在臨近投票前的幾次演說中，表現出了越來越强硬的姿態。1940年1012以西半球防務問題為主旨的一次演說中宣稱：我們的方針是明確的，我們的決心已經下定，我們將繼續增强我們的防務和軍備，我們反對綏靖主義。羅斯福在投票前夕採取的進攻姿態，選舉結果，羅斯福獲得 449張選舉人票，威爾基只得到 82 張，羅斯福第三次連任。1941 年 1 月的民意測驗，百分之70的人支持援助英國。實際上，從 1941年0129開始，英美参謀人員在華盛頓進行秘密會商，制定美國參戰的藍圖ABC--1 計畫，集中力量於大西洋，在太平洋採守勢。
随著戰局的曠日持久，英國已經無力按照現購的原則從美國取得軍用物資。英國的黄金外匯已經枯竭，現購已不可能，德國潛艇的威脅，自運更難。羅斯福當然不能見死不救。買不起，那就租借吧。1940年 1217，羅斯福在記者招待會上，用通俗的比喻來說明他的設想：假設我的鄰居失火，而我家裡有一條澆花用的水龍帶，要是讓鄰居拿去接上水龍頭，就能幫他把火滅掉。我怎麼辦呢？ 這一番淺顯易懂的話，使四座皆驚，支持羅斯福的人認為是個高招，孤立派則目瞪口呆，滿腹狐疑。盡管國會内孤立派用各種方式進行阻撓， 國會外的美國第一委員會這類組織大叫大嚷進行煽動性宣傳，但是當時英國處竟確實是岌岌可危，西半球已難隔岸觀火，羅斯福一再警告，大洋已非美國的可靠屏障。羅斯福的警告使美國人民得到深刻印象。参、眾議院分别通過【租借法案】，羅斯福在當天即簽署此法案。這個法案支持了英國抗德戰爭，也中國對日抗戰與蘇聯的反法西斯衛國戰爭起了關鍵影響。美國進入了準作戰狀態。
美國孤立主義隨著世局變遷、美國自身國力的升沉、與國民心態的轉變，孤立主義的核心價值已有實質性的修正，並持續不斷變化。由孤立、武力擴張、佔據關鍵地緣要點並提供公共服務來發揮美國影響力，到現在全面化內縮，尤其現任總統川普上台後，討好民粹選民最為明顯。不惜以今日的美國現況，摧毀其過去美國標榜的精神與價值，否定自身過去建立的國際架構與政治體系。當個人或國家強大時往往會自信爆棚而擴張、伸張"正義"，當衰弱或力有未逮時，就傾向以追求自身安全為主。孤立主義成型在美國幼小衰弱期，這個幽靈永遠不會散，現在或許是再出來引導美國歷史走向的時刻吧 !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20年內別統一台灣 】
【20年內別統一台灣 】
這篇是大陸作者常凱申在2016台灣大選前一天寫的文章，讀起來有被人剝光的驚悚感，論述與預判是那麼的精準，完全被掌控，簡直就是劇本，台灣正在賣力配合演出。段尾( )為我添加的註。【】為重點標示。
統一台灣是大陸核心利益，但不是現階段優先問題。臺灣現在的處境，就像是一條已經上鉤的魚，魚線足夠結實，這條魚本身已經是跑不掉的了。但是，是否要著急現在就把它提上來呢？還是暫時不要把這條魚拉出水，現在並不是最好的時機。
一 . 時間點尚未到。香港回歸前GDP占大陸16%，如今3%。十八年來，香港與大陸相比，正在快速衰落。回歸之前任何一個大陸城市經濟都遠在香港之下，而今天京滬廣深四城市的經濟總量全部超過香港。那從部分香港人的想法來說，這個罪魁禍首是誰呢 ? 當然是回歸中國啦 ! 大英帝國治下，香港是一顆東方明珠，是國際性大都市；而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卻迅速變成普通一線城市，甚至還有變成二線城市的趨勢！( 台灣2015 GDP 約為大陸的5%，六個省的GDP已超越台灣 )( 廣東的GDP即將超越韓國 )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謂的什麼 “公民提名”、什麼“ 洗腦教科書”、什麼 “噓國歌事件”之類的喧囂，只不過是陸港經濟地位逆轉大背景之下，心理不適應的具體體現而已。對於部分香港人來說，【他們無視香港臺灣本身崛起的偶然性，一廂情願認為港臺的暫時領先是天經地義，是制度 、文化、思想等等的優勢】。其實只不過是這種領先正好持續了一兩代人而已，但對於這一兩代人而言，這就是他們的全部了。僅僅因為回歸時間和香港相對衰落時間上的巧合性，就把香港相對衰落的這個鍋，扣在了中國大陸執政黨，甚至全體大陸人民頭上。甚至連臺灣的綠營也利用了這一點，打出了“票選國民黨，臺灣變香港”的口號，來恐嚇民眾，爭取選票。因此這段路台灣還沒走完。
二. 台灣還不夠慘，統一代價仍高。因為臺灣現在不夠慘，所以它是一個美好事物，中國統一後它的民主黯淡、經濟成長沒有了、淪為普通一個省、失去了燈塔導引效果，一切是中國統一的錯。不止是中國政府的錯，還是14億中國人的錯，是你們毀掉了一個具有濃濃人情味的美好島嶼；是你們毀掉了華人世界唯一民主的燈塔，斷絕了中華文明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後希望。大陸將背負著永遠的罪惡，斷絕了中華文明的另一種可能，也許它是中華文明的希望彼岸。
一個美好的事物狀態被改變，大家都會傷心；但是如果一個醜陋的事物狀態被改變，那麼大家則往往會無動於衷，甚至還會開心：破相等於整容了。只有臺灣變的足夠慘，才能心甘情願歸附中國，甚至是主動跪求中國大陸接納，以上所有的問題才能得到最圓滿的解決。這時，不能是由於中國大陸主動出手造成的，至少不那麼明顯。
三 . 徹底毀滅國民黨，終結國共意識形態之爭。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本身沒什麼戰鬥力。對中國大陸執政黨沒什麼威脅，但國民黨這個招牌則不然，時至今日，它對大陸意識形態領域仍然有一定的心理投射作用。
作為一個被中共趕出大陸的政黨，由於它在歷史上和中共的敵對，為大陸相當一部分人提供了一種心理投射選項——因為出於對大陸執政黨的不滿，轉而去擁護它歷史上的敵人。至於這個敵人現在本身是否還是當年的國民黨，至於現在這個國民黨究竟水準怎麼樣，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塊招牌，這個曾經的“另一種可能”。因此，【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前，必須要先解決掉國民黨】。當然，不能由大陸這邊動手，原因同上。 所以，我們需要民進黨這個近乎完美的白手套。
國民黨是個靠利益暫時表面上團結在一起的政黨，這次蔡英文主席上臺後，如果立法院又能占到多數，(那麼很有可能)會通過《不當黨產處置法案》。只要國民黨的黨產被抽掉，這個黨派有不小的概率會分崩離析。( 看 預判的多准 )
四 . 給台灣樹立一個走邪路的負面典型，終結中國意識形態之爭。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具體政策的爭論不可怕，而且還有好處，真理越辯越明，在充分討論之後，可能會得到更優秀的方案。可怕的是意識形態之爭，如果一個國家內部，意識形態是撕裂的，而不是由一種佔據主導，那麼任何具體政策爭論最終都會變成意識形態爭論，而意識形態爭論又是幾乎無法通過爭論來消弭的。要讓全世界看到，臺灣走邪路自己把自己折騰死；而不是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大陸上去一板磚把已經自己作死得了病、本來就要死的臺灣給拍死。
中國大陸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邊努力發展自己的國力，提高自己的科技力量、企業力量、國民待遇，完善社會發展，然後站在旁邊冷冷看著臺灣自己慢慢把自己折騰死。當然，這個過程中，大陸這邊姿態一定要做出來，例如苦口婆心勸臺灣：【“我給你們讓利，你們就簽了服貿和貨貿吧，這對你們有好處，真的 ”。然後，可以用在臺灣的某些力量，鼓噪說“這是大陸的陰謀，是來統戰我們的，臺灣人都不要相信，服貿貨貿千萬不要簽”。例如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這樣的人，自然可以為大陸所用，一定要讓他們自己擋下來，而不是大陸這邊不給他們簽。】( 台灣企業紛紛到大陸上市。陽謀，躲也躲不掉 )
我救生圈已經扔了，你自己不抱。死了，不但和我沒關係，你的屍體還最終證明了我的正確。
五 . 統一臺灣現在就能做到，但更要的是誅心。臺灣這條魚，最好的吃法，是一魚兩吃。拿下臺灣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是勿對中國大陸內部造成影響。拿下臺灣現在已經可以做到，當然代價比較大。但更重要的，是誅心，是要讓臺灣人心服口服，主動心甘情願來降。這樣才保證不會反復，不會有後遺症，成本最低。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經濟上走投無路，窮困潦倒，社會矛盾尖銳，萬般無奈之下來跪求大陸接納的臺灣，而不是一個充滿經濟優越感，趾高氣昂，心向美日對抗中華，滿口“民主自由”道德優越感的臺灣。只有臺灣變成前者，此時的統一成本才是最低的，才最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惠台政策就是磁吸、窮台政策 )
大陸不主動出手實質性打壓臺灣，並不意味著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如果蔡英文叫囂要重新開啟“烽火外交”，那就可以剝奪臺灣的幾個邦交國警告一下。( 現在進行式 : 巴拿馬、甘比亞、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 )
要利用臺灣內部的反陸思潮，適時反擊，把這個“適度”緊張關係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下去。這樣才有利於刺激臺灣內部在一個時間範圍內，日益走向民粹化。接下來，當他們發現即使是“愛臺灣”的民進黨完全執政，面對大陸也毫無還手之力時；當他們發現，他們日夜咒罵大陸，但工作和生活離開大陸的產品、機會、科技就不能運轉時，那種無力感和絕望感，也就離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面對西方的感覺不遠了。
最後，祝願臺灣人民明天（2016.01.16）度過美好的一天，用你們手中的選票 ，給民主進步黨一個希望，給臺灣一個未來！
Q/A 台灣衰敗了，美國人不會支持台灣呀 !?
換位思考一下就可以了。把你放到美國那個位置，設身處地想一想，台灣這麼小，離中國這麼近，随着中國大陸日益强大，統一是必然的。
美國是個非常現實的國家，為什麼要毫無異義地投入資源到台灣，到一個必定會失去的地方？最佳的策略，當然是趁着台灣還不在中國手上的時候，狠狠敲台灣一筆竹杠，多吸點血是一點，晚了就吸不到了，【所以恫之以國安而大作軍售。等吸的差不多了，再賣個人情给中國，說台灣我不管了，你們愛咋地咋地吧，作為利益交換，你在其他地方給我點妥協】。吸乾榨乾之後再賣掉，這樣才能美國的利益最大化，才最符合美國的一貫表現。
Q/A 如果臺灣衰落之後，不找中國怎麼辦，人家可以投靠日本啊？
答：看到這個問題，我第一時間腦子裏想到了下面這段《三國演義》中的原文，挺有意思的：卻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 因為20年後日本將再度成為中國的附庸。
Q/A 你憑什麼說臺灣未來會衰落？如果不衰落，你的立論基礎不就沒了嗎？
說到底，發達國家優越的生活條件，所憑借的，無非是科技的發達。如果没有科技的發達，那麼發達國家能做的，發展中國家也能做，於是價錢就會被發展中國家拉低，發達國家也就維持不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了。金融業的發達、服務業的發達、管理的先進，說到底，在這個和平年代，都是科技發達的附庸。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發達國家要維持其發達，必須將科技作為核心來支持。但是我们今天又看到，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並没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像韓國、新加坡、台灣，這些靠大國科技輸血的准發達國家。这些發達與准發達國家就將會被中國一個一個碾碎，淪落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的科技發展，正處於一個典型後發者的時期。中國的特點又是國土即為龐大，經濟實力遠超小型發達國家。這就造成一種倒掛的優勢——中國對科研的投入力度遠超某些發達國家。（而以中國的龐大，即使吞下了這些發達國家的利潤，也是不能立刻成為發達國家的。只不過我們會把這些發達國家都拉下馬，使之變成發展中國家。這個過程，我不能稱之為超越，而只能稱之為“粉碎”）。
何況發達的大國只會因為自己吃不下所有的科技產能，才把新型科技有選擇的外流出去。如果發達大國需要這些技術保證自己的產業利潤，那麼就只好停止輸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本能選擇。如果中國快速發展，攻破了某個领域的技術，那麼這各領域的利潤就會通通消失掉（畢竟是後起發展中國家，一開始只能和先行者拼價格），那麼准發達國家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發達了。這個時候，如果發達大國不進行輸血，准發達國家就會從價格到質量一點一點被拼掉 ，最後要麼產業完蛋，要麼收入水平和中國看齊。( 薪資倒退20年前為證 )
對發達國家來說更更可怕的是，中國還在充分利用“後發優势”在科技上緊追，迅速地重新定義“技術含量不高的產業”。這種緊追，會讓發達大也很吃力。他們會逐漸失去原來那種可以随便發派點科技讓小弟保持發達狀態的悠閒心態，韓國、四小龍就曾是受惠者。到那個時候，這些准發達國家就會被中國撤底粉碎。這個過程並不需時太長，如果没有科技革命，而且中國不出什麼大亂，大约只需要20年時間，第一批准准發達家就要倒下了。如果有科技革命，那更好。以中國目前的情况，雖然科研資金不算充裕，但專攻一個方向是絕對够了，中國就可以一躍進發達國家行列，一系列准發達國家完蛋的更快。（如奥巴馬上台就大談未来要以清節能源作為科研重點發展方向，這無非就是在尋找下一個科技革命的突破口。只有通這科技革命，美國才能甩開其他國家，繼續過人上人的日子。現在大家差距越來越小了。）
所以，中國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必然要扮演一個遭人羨嫉恨的 “ 發達國家粉碎機 ”的角色。
Q/A 你憑什麼認為中國20年後就一定能繼續發展強大？
答：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人口數量，你沒看錯，就是“數量”，但不是“人口數量”，而是“工業人口數量”，二者是有巨大差別的。當然，中國總人口的紅利減少確實是客觀問題，但由於中國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入，從總人口中被發掘出來，被裹挾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工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斷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總人口數量的問題。( 台灣的工科男有多少 !? 多少年輕男子都擠在便利店、速食店、夜店、賣房子 )
Q/A臺灣人為什麼抗拒統一
其實就一個原因，大陸窮。這裏的窮，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包括科技上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的，意識形態上的，等等各方面。換句話說，你的價值觀和我不和。為什麼不和？因為你和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價值觀不和，而我們臺灣人認為那是普世價值，是人類未來的方向。
怎麼扭轉這個觀念？很簡單，讓我們的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至少是把現有的“普世價值”拉到和我們的價值觀平等的檔次上來。要做到什麼程度？富裕與成功。經濟上超過美國、科學技術上超過美國、社會發展上超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上超過美國。如果能做到這一切，那現有的“普世價值”還靠什麼來支撐呢？必然會轟然倒塌，就像當年的蘇聯意識形態一樣。到那個時候，還需要和臺灣談統一嗎？台獨的思想根基都整個被抽空了。
( 根據大陸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17年共有48.92萬名外國留學生在大陸大專院校就讀，規模增速連續兩年保持在10%以上，大陸已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另一方面，2017年大陸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60萬大關，達60.8萬人，年增11.7%，繼續保持世界最大留學生生源國的地位。數據顯示，2017年到大陸留學的前十大學生來源國，依次為南韓、泰國、巴基斯坦、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印尼、哈薩克和寮國。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31.7萬人，占總人數的64.85%，增幅達11.58%，高於各國平均增速。這項統計不包括港澳台留學生。根據大陸教育部之前披露的數據，台灣學生在大陸大專院校留學累計人數，於2015年10月已突破萬人。)
教育和意識形態這個東西，其實在現實面前，是非常脆弱的。當中國強大到一定程度並被臺灣普通人所感知的時候，甚至隨便一件普通事情就能改變幾十年的教育結果。可以回憶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新中國歷史上的“ 懸空時代 ”。當時的中國，經歷了幾十年高強度的革命教育，也有過“要拯救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盲目自信自大。但是打開國門，在看到與西方世界的巨大物質差距之後，整個一代人的信仰幾乎徹底崩塌，短短十年時間，差不多整個知識階層就倒向了西方世界——這可是一個和中國在宗教、文化、歷史、甚至語言上都完全不同的國度啊，這個時候需要什麼“感情”才能認同嗎？葉爾欽時代的俄羅斯也有此經驗。( 河殤影片就是失落一帶的反射 )
附記 :
參讀20180526 聯合報" 挖邦交國、給身分證… 北京仍在等蔡答卷？這些牌還沒出手 "的一篇報導，相互印證。
2018年5月23日 星期三
奧蘭海戰的意義
奧蘭海戰的意義
二戰期間英國抗衡德國，最大的憑藉就是窄窄的英吉利海峡。德國海軍實力本來是比不過英國的，但是如果加上了法國艦隊就不一樣了。法國可是擁有當時世界排名第四的海軍艦隊，僅次於英國、意大利和日本。 但是形勢發展得太快，居然很快法國就投降了。在法國政府看來，打不過就不打了。法國既不幫英國，也不幫希特勒的德國，法國軍艦保持中立行不行？希特勒當時也確實同意了。但是英國人心裡清楚，僅僅憑希特勒的承諾，這批法國軍艦就一定會被用於對付英國。戰爭是双方要拼到最後一滴血的。擺在丘吉爾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勸法國海軍主動加入英國；第二，英國人自己動手，幹掉法國艦隊。但是這樣一來，英國就不得不在和德國人決戰之前，先和自己的盟友動手，這在情理上還是有點說不過去。英國是不可能讓法國的精良艦船落入德國或意大利敵軍手中的，你們法國人現在有四條路：第一，加入我們，繼續對抗德國和意大利，為勝利而戰；第二，在英國監督之下，把船開到英國港口來保存；第三，如果你們不願意去英國，也可以去西印度洋的某個法國殖民地的港口，當然要在英國的監督下；第四，如果這四條件你們都不接受，那麼，萬分抱歉，我將要求你們在6個小時之内鑿沉所有船艦。當然還有第五個選擇，英國將遵照國王陛下的命令，採取一切必要的力量來阻止法國船艦落入德國或意大利之手。說白了，我們只能開火擊沉。
法國人覺得我們已經停戰了、中立了，我們法國海軍也肯定不會幫希特勒的。我們已經向德國投降一回，然後再把軍艦交给英國人，等於背叛國家又投降一回。軍人都是講榮譽的，不要苦苦相逼。法國艦隊司令、海軍上降蘇爾給的書面答覆是：法國戰艦絕不會落入德國和意大利手中，而武力行動必然遭到武力應對。1940年7月3日下午5點54分，英國向法國海軍開火，奥蘭港内的法國艦隊全軍覆没，歷時僅十餘分鐘。
丘吉爾當時說了一句話， 我把對英國此次行動的審判，滿懷信心的交给議會，交給英國，交給美國，交給世界，交給歷史。這話裡有兩層意思：第一，我相信世界和歷史會宣判我們無罪；但是第二，我也知道這件事在道理上站不住脚，最終要接受審判。那麼“奥蘭海戰”對英國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僅僅是解除了法國艦隊對英國的威脅嗎？從後來的結果上看，遠遠不止如此。
要知道，在“奥蘭海戰”發生的同時，丘吉爾的首要戰略目標是 : 既然法國投降了，英國不能孤軍奮戰，他第一個要做的事，是獲得美國的援助。但是美國人怎麼看待英國呢？首先，當時希特勒未必會對英國怎麼樣，無非就是要你服個軟。在”敦克爾克大撤退”的時候，希特勒都没有乘勝追擊，把幾十萬英軍放回去了。有一個說法就是，希特勒也怕把英國真的逼成了死敵。這個時候，如果英國說，算了，不打了，我們承認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没准也就可以停戰了。在外界看來，英國没有必要非得抗戰到底。其次，英國人在歷史上就是以理性主義著稱的。拿破倫就嘲笑英國人是小店主的國家，唯利是圖，没有理想，没有骨氣。而且英國又不是没有簽過屈辱的停戰協議，至少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一看不划算，不就和美國停戰了。所以，當時不管丘吉爾喊得有多響，說要戰鬥到底，痛下決心，外界是不信的，尤其美國不相信。
奥蘭海戰發生之後，英國内外的人都看清楚了丘吉爾的决心。丘吉爾看來不是說著玩的，不是喊喊口號就算了。在英國國内，7月4日丘吉爾向下意願詳細報告了英國海軍的行動，報告期間，議院鴉雀無聲。報告後，所有人都站起來歡呼了很長一段時間。丘吉爾後來回憶道：在這之前，大家對我還有所保留。然而，現在所有人都融入了一片莊嚴而熱烈的和諧之中，這對國家影響深遠。
英法在二戰前夕，對盟國的背信棄義令人不齒。德國併吞奧地利、捷克蘇台德、慕尼黑之夜犧牲波蘭、眼睜睜看挪威被德國攻佔等，這就是那個讓許多人觀望的英國，這就是那個許多陌生人認為可能即將投降的英國，現在英國冷酷無情地打擊了她昨日最親愛的戰友，並且在一段時間内將毫無爭議的制海權囊入自己麾下。它清晰地證明了英國無所畏懼，無可阻擋。在國内的軍心被振奮了。在世界上，美國人也看清了英國的決心。《紐約時報》當時就說：英國政府最終採取了大胆的行動。它消除了人們對英國堅持抗戰決心的最後一絲懷疑。很快，這些情感轉換成了結果，美國幾週後給英國皇家海軍支援了50艘驅逐艦。 接下來幾個月裡，美國大幅度增加了其對英國的金融和工業的支持。並且，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正式加入反德抗戰。
今天回顧這個故事，對我們有什麼啟發？任何來自外界的支持，都不會因為你可憐，哀求，口頭達决心。只有當你做了該做的事，而且是為了最壞的結果在做事，破釜沉舟決心才會被看到，外界的支持，才會到來。一次顧維鈞與俄國軍官談話，俄國軍官說，因為蘇俄看到中國強烈抗日的決心，才支援中國。若中國自己抵抗不堅強或放棄，蘇俄就會加入日本打擊並瓜分中國。道理是一樣的，假使中國被日本控制，首先受到威脅的是蘇俄，他能不提前準備 ? 凡事自己越認真展現決心，他人也會越認真對待，自助人助就是這個道理。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別聽說什麼，要看做什麼 貝當與汪精衛
別聽說什麼，要看做什麼 貝當與汪精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年近六十的貝當元帥，領導法國軍隊在凡爾登戰場上堅持到了最後。從此，他就成了法國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十年後，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却帶領法國政府，放棄抵抗，向希特勒投降，讓法國政府成為傀儡，原來的民族英雄也變成了法奸。被當何以如此 ? ( 南宋的夏貴勘可比 )
有一種看法說，戴高樂和貝當兩個人並不存在具體矛盾，而是在為了法國的前途進行一場對賭。貝當投降希特勒，而戴高樂則和同盟國合作。這樣在將來，不管是哪一方獲勝，法國都能有一席之地。(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對參加第一次大戰爭議，也被國際認為是唱雙簧、投機 ) 證據就是，戴高樂逃離法國之後，貝當只是在名義上判處他死刑，但是並不追究和牽連；而德國戰敗後，戴高樂也判了貝當的死刑，但随後又利用總統的特權把他赦免了。
這個說法，看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却是事前一條豬，事後諸葛亮。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爆發的時候，戴高樂和貝當根本不在一個對話平台上，二者的地位差距實在太大了。一個是成名二十年的老元帥，另一個只是年輕的准將。在年龄上，兩個人相差了將近四十歲，不但不在同一個對話平台上，甚至都没有相同的思想認知。所以，對賭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但把貝當說成一個貪生怕死、貪戀祿位的人也不是事實。很明顯的一點，法國向德國投降的時候，貝當已經是一個84歲的老人，而且他戎馬一生，什麼樣的死法没見過，怎麼可能是一個怕死的人。要說官位，他二十年前就已經是元帥了，在法國不可能有比他更有地位的人了。那貝當為什麼要當法奸呢？
有一本名著，叫《第三共和國的崩潰》，分析得比較全面。簡單說，是因為他覺得，面對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投降是法國唯一能走的路。在貝當看來，德國不僅會擊敗法國，還會接着打敗英國和美國，成為統治世界的力量。所以，法國繼續抵抗的行為是没有意義，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随希特勒。貝當的這種想法，現在看來簡直是荒唐可笑，但站在貝當當時的處境來看就不一樣了。
首先來看軍事。貝當一生最輝煌的時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模式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點是陣地戰，因為有機槍和大炮，防綫很難突破。所以，戰後的法國，就開始修鋼筋混凝土構造的馬其諾防綫，其中最重要的推動人正是貝當元帥。但是萬萬没想到，二戰時，在德國現代化坦克集團軍面前，馬其諾防綫根本不起作用，法國軍隊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後就全面潰敗。設身處地的想，如果你和貝當一樣，84歲了，此前一直確信不疑的有效手段突然没用了，是不是也覺得自己遇到了外星人？是不是也會失去抵抗的意志？
其次再來看聯盟。一次、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和法國都是盟國。但是，這兩個國家没有現在看起來那樣親密無間。歷史上，英法是久遠的世仇。二戰開始的時候，英國人前來增援，但英國畢竟只是一個海上强國，陸軍没那麼强，差一點被德國全殲。所以，英國首相丘吉爾幾次請貝當不要放棄抵抗，繼續作戰的時候，貝當截然拒絕了。他不相信，英國人會全力幫助法國，甚至不相信英國能支撐到最後。
第三個因素是政治。這個方面比較複雜，簡單來說，就是長期以來法國的政局很不穩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的總統和内閣平均任期只有6個月。在這樣的情况下，政府不但没有公信力，甚至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所以，在一戰之後，貝當先是對政府不滿，最後發展到對民主政體不滿，甚至失去信心。所以，在晚年的時候，貝當離開法國，去西班牙當駐外大使。今天的我們看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時候，肯定會覺得是十惡不赦。但是站在二戰之前來看，所謂“法西斯”只是一種政治理念或形式而已。英國和法國都有法西斯組織，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在德國之前就實行法西斯政治。由於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和厭惡，貝當或許在很大程度讓認可“法西斯”。
1940年的時候，法軍在希特勒的進攻下節節敗退，84歲的貝當就决定動身回法國。這時候有西班牙人問他：“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場本該由别人負責的失敗聯繫起來呢？”貝當的回答是：“我知道回國會面對什麼，但是我的祖國在召喚我，我責無旁貸。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為國效勞。” 說到這兒，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貝當之所以會投降德國，應該不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他和戴高樂的區别，不是對法蘭西民族忠誠度的區别，而是對法蘭西民族未來看法的區别。】
關鍵點來了，看人千萬别看他講的道理，要看他的行動。當年我國抗戰時期的漢奸都有自己投敵的道理。而且這些道理和貝當一樣，越看細節越覺得其情可憫。當漢奸可以說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可以說是為了保存文化，不得已出此下策。聽起來，都合情合理。作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我們從個人層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從它們的說辭中抬起頭來，馬上就會清醒。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行為解釋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辯護詞還不容易？但是，如果他們是合理的，是可以被原諒的，那我們整個民族怎麼面對那些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烈士？如果漢奸不被懲罰，下一次國難當頭的時候，誰還會挺身而出？
在平時，一個人當然要保持多元化的價值思考能力，但是在戰時面對危難時，作為一個有具體發展目標的國家、集體，若仍陷入價值觀爭論，無法戮力同心，那就是巨大的災難。
2018年5月20日 星期日
從天命到天下觀的創新
從天命到天下觀的創新
很多創新在今天看是常識，不以為奇，但是在它創生的那一刻，非常艱難，非常智慧。今天來談一個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概念創新，天下觀。天下觀的具體話語表現就是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回到創生這個觀念的時代，才會理解它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到底有多了不起。
“天下”這個觀念，是由周朝人發明的。天下是漢語獨有的一個詞，在其他與言中很難找到準確的對應詞。以英語來說，一般把天下譯為World，可事實上這兩個概念有根本的不同。中國人說的天下是一个政治共同體。可是現在的世界仍然只是個地理概念。不存在整體意義上的治理和利益協調，有的只是國際關係。王國維先生說過一句話：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請注意，王國維先生可是從晚清一直生活到民國的人，連鴉片戰爭和辛亥革命都經歷過，為什麼他仍然認為最劇烈的變化還是商朝到周朝的變化呢？那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般來說，王朝的覆滅多是因為自身實力衰弱了，被内部敵人顛覆或者被外部敵人吞併了。但商朝不是這樣，但商朝的滅亡，其實偶然性很大。周只是商朝的很多諸侯國中的一個，還是比較小的一個，在西北的角上。商朝的政治中心在中原，人口可能在百萬以上。周的人口，據史學家估計，只有不到10萬。周人抓住商纣王派軍隊攻打東夷的機會，聯合其他邦國，發動突襲。司馬遷記載，各邦一共出動了戰車100輛，甲士4萬5千人，這就是牧野之戰。戰前周武王鼓舞士氣，詩經上說 "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尚父姜子牙率勁旅，時維鷹揚，衝鋒陷陣為表率。在商朝主力軍隊趕不及回來就駕，紂王臨時拼凑了軍隊應戰，導致戰場大敗，紂王自殺。商朝就此滅亡，周朝取而代之。( 周武王伐紂，是歷史上唯一的地方勢力推翻中央的事例。)
上古時期打仗，和後世的戰爭大不一樣。上古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既無後勤保障也沒有複雜的戰略戰術，打仗基本就是一兩天的事。這種一天之内決出勝負的戰爭，偶然性的因素就很大了。既然周人勝利的非常偶然，打天下容易，得天下後可怎麼治理呢？僅靠武力，他們恐怕無法控制各方勢力的反撲。那麼，他們怎樣才能“以小治大”、“以一治多”呢？短期言，周武王在勝利後，立刻做政治和解，所謂 " 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放內宮之人，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長期呢 ?
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征服者在初期都擁有壓倒性的武力優勢。周朝人却是在没有實力的情况下，一下子被推到了中心位置。他們能控制得住局面嗎？他們靠什麼控制局面？要想解決這個大難題，周朝人就必須發明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主要依靠制度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威懾進行統治，也就是用制度優勢代替武力權威。“天下體系”就是周朝人給出的解決方案。具體來說，周朝人需要给其他邦國提供一個共同的體系，其他邦國加入這個體系的收益，要大於不加入。這樣一來，即使没有武力威脅，大家也樂於加入這個體系。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創新。
在商朝時期認定的政治概念是“天命”，天命降到了哪個部族的頭上，哪個部族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商朝的統治者唯一要討好的對象就是上天。怎麼討好？祭祀。怎麼祭祀？用活人。所以，在商朝人看來，除了他們自己是人，其他都不是人，叫“羌人”。從羌字形你就看得出來，人和羊是一樣的，是可以任意宰殺的，這是非常殘暴的。在“天命觀”的政治觀念下，這是必然的結果。
現在周人說，我們這次革命成功，“天命”不是降到周人頭上的，而是降到周王身上的。周王是天下共主，不是奴役你們的人，而是普世主義的政權，是要給你們所有人主持正義的。這是當時全世界也没有的政治觀念。人類社會最早是由一個個部落組成的，每個部落的傳統，都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掠奪别人的利益，打赢了你，要殺要剮都随我的便。只有周人這個若是勝利者，才會發輝創造力，搞出來一個普世主義的天下觀。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理解周朝人天下觀的進步性和創造性了。
從這個角度再來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不是就没有那種霸道的色彩了。這是一句包容性強的話，向當時的所有部落傳遞一個信號，我們周人來了，我們大家一起好好過。天下體系主要是三個方面：分封制度、禮樂制度和德治原則。
商朝時候，施行的繼承制度是兄終弟及，為什麼？兄終弟及這種繼承制度主要是為了保證足夠的戰鬥力，避免主幼國衰。這也側面證明了商朝是一種暴力统治的邏輯，而周朝實行的是嚴格的嫡長子繼承的宗法制度。今天我們不覺得這有什麼，但當時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周朝的嫡長子繼承制加上分封制，導致每一層政治結構都是家族結構的放大，但各層的結構又類似。周天子在最高層，以下依次是諸侯、大夫等，每一層分别負責治理該層次的事務。這種分封制的結構很像今天的互聯網，容易擴展，同時適應性很强。
第二項制度創新是“禮樂制度”。它的作用是賦予生活形式的精神意義，也就是讓日常生活具備嚴肅性和精神性，創造出了“神聖性”。這種精神價值不像物質利益那樣有排他性，而是可以普遍分享和傳播的，於是，共享同樣的精神價值就成為天下體系的有力支撑。和分封制度一樣，禮樂制度同樣是易於擴展的，作用類似於後世的“想象的共同體”。
第三項是“德治”。德這個字那時候還是政治概念，指公正地分配利益。德治，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分享和公平分配，這也是天下體系吸引人的關鍵所在。
在當時的角度看，天下體系是一個多麼天才的解決方案，它一舉解決了周朝人面對的歷史難題。但是所有的好創新都是這樣，它的影響會極其深遠。首先打造出了中國的概念。1963年，陝西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上面刻有周成王建造東都的銘文，其中有一句是：“余其宅兹中國”，大意是，我就把家放在中國這個地方了。這是中國這個詞組最早見于文字的紀錄。周成王所說的中國，位置在今天的洛陽一帶，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原核心區。中原地區，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
現代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大國，範圍早已突破了中原地區。那麼，周圍那些地區是怎麼併進來的呢？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範圍的擴大，主要是因為先進的中原地區不斷向四周擴張、輻射，影響進而兼併了越來越多的落後地區和人群。可是這不符合事實。一方面，在春秋戰國之前，並没有看到成規模的吞併戰爭。另一方面，現在的考古學家發現，在遠離中原地區的蒙古、遼寧、西南四川等地發現的古文化遺存，水平並不比中原地區低。有的考古學家甚至提出，中國早期文明的真實狀況是“星斗滿天”——中原不過是其中的一顆星而已。到處都有很發達的文明，而且也没有劇烈的吞併擴張戰爭，那這麼大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呢？
這又要追溯到周朝人的天下體系了。周朝人靠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禮樂制度和德治原則，搞出了一個普世主義的天下觀念，等於是向所有部落發出了一個邀請：來，加入我的體系。周朝，當時中原畢竟在文化和經濟上有優勢，再加上這個天下體系的制度安排，就對周邊部落就有了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周朝人是用中原的經濟文化優勢為基礎，以天下體系為杠桿，撬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漩渦。所以，中國不是戰爭吞併的结果，也不是什麼簡單的交流交融，而是像一個漩渦一樣，一點點的把周邊部落給捲進來形成的。捲入的文明體越來越多，中國這個歷史大漩渦也就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從漠北到南海，從東海到西域，最終奠定了今日中國領域的範圍。這是天下體系的第一個結果。
第二個影響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一個强大的核心精神資源。商朝人看來，自己的統治是天命的結果，來自於上天的恩賜，所以只須要討好上天。周朝人說取代商朝，是因為我們有更多的德行，天命只降臨給有德行的人。這就創造出了普遍意義上的統治合法性來源。任何統治者，如果失去了德行，也就失去了繼續統治的合法性，擁有更多德行人就會取而代之。這個創新不得了，用歷史和現實的神聖性，取代了上天神靈的神聖性。“天命”的意思不再帶有超現實的宗教性，而是現實的政治表現。周朝之後，中國人的政治神聖性，完全建立在權力的現實表現上了，所以中國是歷史感格外强烈、宗教感却很淡漠的文明。
在中國，從此有史官而無祭司。統治者怕的不是鬼神，而是千秋萬世的罵名。後來中國皇權統治為什麼那麼源遠流長？就是因為有這個精神内核，作為皇權暴力的解毒劑。有了這個精神内核，那天下體系的第三個結果就出來了，就是所謂正統。這個統自字本意是指蠶絲的頭緒，後來衍生的意思是世代相繼，不斷絕的系統。
天下體系既然把中國便成了一個有儒家精神内核的文明漩渦，不斷地把周邊文明給捲進來。所以，不管怎麼爭鬥，最重要的還有這個漩渦的主導權，和這個精神内核的代言人的地位。這是唯一不可分割的。也是從精神側面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是一個長期統一的大國。天下體系是普世性的，不是專屬於某個族群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個精神資源。天下體系不排斥任何人，同時也就有可能融合所有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間一長就會被同化。
有了這個正統觀念，中國也因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就是後代王朝要為前朝撰寫史書。雖然他門可能在戰場上厮殺得你死我活、勢不兩立，但新王朝一旦地位穩固，成了新主宰，就有則任把周人開創的故事繼續講下去，讓那個歷史大漩渦繼續旋轉。新王朝和前朝在歷史上成了一家人，大家之間是先後繼承的關係。比如，北宋和大遼對峙的時候，宋朝處於弱勢。但是遼國熱衷於佔據中原文化的正統地位。遼太宗滅後晉時，獲得了秦始皇的傳國玉璽，遼人認為這是他們位居正統的象徵。他門也搞科舉，在科舉中出了個題目，“有傳國寶為正統賦”。我有玉璽，所以，我是正統。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後，遇到一個大難題，在歷史叙述中拿元朝怎麼辦？元朝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正統的儒家王朝，重武輕文、重商抑農鼓勵貿易、文化氣質多元、信仰自由開放等可謂格格不入。但天命說認為一定是有德者得天下。蒙古人畢竟曾經打下了天下，没有德行，未得天命，怎麼可能打下天下？思前想後，朱元璋還是決定繼續講老故事，於是把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了歷代帝王廟，放進了中國正統皇帝的序列。元朝就由此成了中國的朝代之一。其實，當時的蒙古人未必這麼看。當然，清朝是一個更典型的例子了。不管中原人歡迎不歡迎，清朝還是一頭栽進了周朝人開啟的這個歷史大漩渦，自稱天命歸之，遂有天下。清代皇帝推廣這套文化比漢人還要賣力。
就這樣，隨著大漩渦越來越大，中國的範圍也就越來越大，一直擴展到古代技術條件下的地理極限。期間雖有進進退退，分分合合，但分終歸是一時，合終歸是大趨勢。看，三千年的一次制度創新，就這樣一直影響到了今天。天下觀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世界秩序的演化，會不會走出一個新的方向？
過去的世界是由帝國體系來主導的。帝國主要是靠武力征服，但是武力很難持久。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的龐大帝國，往往都是過眼雲烟。並且，這些帝國一旦消失，就不復再來。而天下體系呢？至少在中國歷史上，天下體系和天下觀却在中國文化中扎下了根，讓中國文化具備了獨特的彈性和適應性。王朝先後更替，但中國的整體性是一直存在著的。那麼中國的天下體系思想，會不會成為將來世界秩序的一種精神資源呢？
人類制度創生，往往都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不能單看一項制度的合理性，而要歷史地看，在生成過程中去看。只要有利於解決當前的問題，所有合理的精神資源都要拿來利用。
舉兩個例子 : 第一，是奴隸制度。如果單拿出來說奴隸制度好還是不好？當然不好，太殘暴了。憑什麼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的財產？但是，如果你歷史地看問題，得出的結論可能恰恰相反。在奴隸制以前，因為打仗有了成年的男性戰俘，怎麼辦？都是直接處死的。因為在狩獵採集時代，人的生活高度依賴於環境提供的資源，資源就那麼多，哪有多餘的食物養活戰俘？但是進入農耕後，生產力漸漸提高，戰俘幹活變得有利可圖，人類才有了奴隸制。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奴隸制也是一種合作。雖不理想，但比過去已是大有進步。歷史地看問題，對奴隸制的看法就有變化吧？没有什麼絕對的好和不好，只要世界在改進就是可取的。(奴隸性資本主義 )
第二個例子，是孔子講的孝道。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批判愚忠愚孝，成了社會共識。都是人，為什麼我是你生的你養的，我就必須絕對服從你呢？但是如果歷史地看問題，知道孔子那個時候為什麼這麼提出這個主張，你對孝道的理解就不一樣了。那個時代，人類還在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大問題。比如，自私和無私的關係。没有自私，個體無法生存，可是只有自私，社會無法存續。這個矛盾怎麼解決？孔子覺得，有一個辦法可以統一這個矛盾。就是你可以自私，但是你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要通過增進别人的利益來實現。無私的含義不是泯滅自己的利益，而是把别人的利益作為自己利益的前提。這不就兼顧了自私和無私嗎？
怎麼才能做到這個兼顧呢？孔子找來找去，找到了一個自然而然就會有這種兼顧性的地方，那就是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尤其是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自然而然就會出現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可以把别人的利益作為自己利益前提的地方嗎？家庭是幸福共同體，大家好才是我好。這就是儒家學說高度重視家庭的原因所在。孔子之所以要提倡孝道，目的就是要把家庭中的無私、仁愛推廣到全社會，建成大同社會。孝道，只是理想社會秩序的起點。所以，中國古人才說，本朝以孝治天下，要移孝作忠，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孔子提倡孝道是不是也有他的高度創造性？這兩個例子，都是想說明，制度創造，必須歷史地去思考。當代人解決當代的問題，不排斥任何精神資源。那麼，在當前世界秩序的演化中，老祖宗的天下體系和天下觀有没有價值呢？
天下是漢語獨有的一個詞，在其他與言中很難找到准確的對應詞。以英語來說，一般把天下譯為World，可事實上這兩個概念有根本的不同。中國人說的天下是一个政治共同體。可是現在的世界仍然只是個地理概念。不存在整體意義上的治理和利益協調，有的只是國際關係。聯合國不是治理世界的主體，而是主權國家協商的會場。治理是要要解決大問題。協商只能解決小事情，那些真正重大的對立，比如巴以衝突、美俄對立，是不可能通過協商解決的。
所以，只要世界這個觀念還存在，協商這個字眼顯得溫情脈脈，但衝突還是在所難免。但如果把世界替換成天下觀試試呢？現在的中國在和世界打交道的時候，就帶有點天下觀的意思了。比如，正在進行中的一帶一路。中國政府特意專門指出，一帶一路是倡議而不是戰略。這個區别可不僅是名詞上的，而是意味深長。戰略，就總或多或少帶有爭奪、控制、目標等含義，有赢家和輸家，有主動和被動。美國人是特别愛用這個詞。倡議則不然，倡議是提一個想法，大家一起發展，一起賺錢。参加我歡迎，不参加也没關係，大家還是朋友。你不願意参加，看對你來說，参加的收益還不够大。那麼，以後只要讓你的收益加大，相信你也會参加的。倡議，有這一大堆的潛台詞
看，是不是有點類似當年周朝建立時的心態——不依靠武力，不想要控制别人，却還要實現秩序擴展和廣泛合作。這種心態，在以往的國際發展戰略中是看不到的。如果世界秩序真的向這套天下體系的思路去演化，那也真是人類之福。别說做不到，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做到了。也别說這是中國人想用自己的邏輯顛覆世界，有了天下觀念，誰主導天下，那是另一個博弈過程，誰都有機會。就像上一波全球化貿易觀念，獲益最大的是中國，貿易全球化可是洋人提出來的。從19世紀英國的殖民主義，到20世紀美國的帝國主義，再到21世紀中國的天下主義，這即是全球化的「正．反．合」。
附記 :
19世紀英國對全球提供的公共財（產品）是全球貿易，各地的特定生產品由英國的海上運輸力量貿易，結果導致的是殖民主義；20世紀美國對全球提供的公共財是哄人的普世價值（民族自決、自由，民主人權），瓦解英、法等殖民大國，美國成為新一代霸主，結果導致的是以美元及軍力為核心的帝國主義；21世紀中國對全球提供的公共財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比之下，戳穿昔日西方殖民主義英屬、法屬、荷屬...東印度公司純壓榨、掠財的醜陋。也因而歐洲部分大國指責中國透明度( 國際工程招標 )不夠、印度因喀什米爾而明擋；俄國因昔日後院之尷尬而布暗礁。美、日、新加坡遮遮掩掩、欲拒還迎，能否導致"世界大同"的結果順利呢？只能讓時間來給答案吧！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用人工道德補人心道德之缺陷 可乎 !?
用人工道德補人心道德之缺陷 可乎 !?
心理學家斯洛維奇的一篇訪谈，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人類的道德體系，是不是有天然的缺陷？道德一詞，因天天被用而習焉不察，想把它說清楚，還真不容易。德國哲學家康德首先用邏輯化的語言說清楚了。最重要的帝王條款是一個人的主觀的行為準則，必須可以成為一條普遍的客觀法則。也就是這條道德標準不僅對你適用，對所有人都適用，這才叫道德。比如不要騙人，不要自殺，要終身學習，發展自己的才能，幫助别人等等，這些道德都是成立的。因為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這麼做，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可以把這些原則推廣到每一個人。
但是，另外一種主觀原則，比如為了自己的國家，可以損害别的國家；愛自己的父母，可以包庇他犯罪等等。這在康德的觀念裡，就不能算是道德。因為一旦推廣成客觀原則，大家互相侵害，整個世界就崩潰了。康德的這個道德標準其實是很苛刻的，他把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自以為很道德的行為，都排除在了道德之外。比如，給國內地震災區捐款的热情，超過了給其他地震災區捐款的熱情。在康德看來，這合乎人性，但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道德行為。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大意是說『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實踐遵行正直之道的人，他的父親偷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家鄉正直的人和你所說的不同，人家是父為子遮瞞，子為父遮瞞，而正直也就在其中了。子不宜逆倫告發父，那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合乎人倫道德，而合乎人倫道德當然就是正直的了。我們在獨尊儒家的文化薰陶下，關於誠實與公義對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人，就產生不同的標準，而且是相當主觀與相對的。不禁會產生道德與親情衝突時，誰該讓步 ? 界線在哪裡 ?
我們對越近的人就越關心，這尚且算不上道德。那麼人越少，我們就越關心，人越多，我們就越漠視，這個現象是否就成了人類道德上的一各重大缺陷。心理學家斯洛维奇，就是研究這個現象的。例如，自2011年開始，叙利亞戰爭帶來的死亡人數已經有幾十萬了，但是全球輿論都很漠然。直到2015年9月2日，艾蘭·庫爾迪，一名叙利亞的三歲兒童，在逃亡的過程中被淹死在地中海的照片被披露，迅速成為全球新聞的頭條，人民才開始關注叙利亞難民問題。自2011年開始，瑞典已經接收了16萬叙利亞難民，瑞典红十字會設立專項基金籌集款项，來幫助大批湧入的難民。但是收到的捐款並不多，每天大概只有8000美元。但是艾蘭的照片發布第二天，這個基金收到的捐款數額一下從8000美元增加到了43萬美元，一天50倍，這就是那張照片的影響力。
這算是不是一個大悖論？一個孩子的死亡帶來的關注和同情，居然超過了此前幾十萬人的死亡。其實這樣的事情很常見。據聯合國數據，現在全世界有6530萬人流離失所，是史上最高的。但是又怎麼樣呢？6530萬，這只不過是一個數字，我們没法想象這些人的痛苦。所以引不起我們做任何行動的興趣。但為什麼我們對一個人可以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對大規模的暴行和大眾的苦難，反而無動於衷呢？這和人類大腦的一些機制有關。
第一個機制是“價值作用”。就是說，在事物數量少的時候，細微的變化也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數量多了之後呢，巨大變化也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 承平富足時期，網路上一件小事往往會引起轟動。但在慌亂苦難時期，人們內心起了自我防衛機制，對外界的悲慘事項變得冷漠無動。) 同樣是遺失一千元，這種內在痛苦感對貧窮者與對富豪們的級數是不同的。
在人命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慘劇波及的人越多，個體生命的價值越低。斯大林說過這麼一句話，“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據。”這個心理作用是如此明顯。不僅是一個人和一百萬人的對比是這樣，甚至一個人和兩個人也有重大區别。有實驗證明，當受害孩子是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的捐款意願指數是 24.9；當是兩個人的時候，捐款意願指數下降到 23.4；當是8個人的時候，捐款意願指數下降到 21.3。受害者越多，我們的同情心就越少。
第二個心理機制是行動無效錯覺。就是當我們面對一大堆要救助的人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所做無功，反正是杯水車薪，還不如乾脆置之不理。心理學家也做了一個實驗，給第一组的人看一個正在挨餓的女孩的照片，有一部分人伸出援手，給孩子捐款。給第二組人看同樣的照片，只有一個區别，就是旁邊加上了關於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挨餓的統計數據。結果，願意幫助的人減少了一半。當我們面對一個巨大壓力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乾脆迴避。由集中營倖存的心理醫生弗蘭克在其活出意義一書中解釋得最清楚。
第三個心理機制和人的注意力有關，人會更加關注單體的東西。比如，讓你想像一百塊錢，通常不會把它想象成100個硬幣，而會想成一張百元鈔票。因為單個物體更容易想像，也更容易建立聯系。而面對很多人時，想要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系就更難了。
上述三點是否讓我們看到人類道德感和同情心的一個天然缺陷：本來一條命和一條命是等值的，很多條命就紙是很多倍的問題，都不應該被低估。但是事實不然，人命越多、危機越大，人類社會就越忽視它。說到底，這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是在小部落時代進化出來的，我們處理不了現代社會那麼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問題。
我們之所以能建設起現代社會，是因未過去幾百年，人類在政治、法律、市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它們就是為了協調大規模的陌生人協作的。但是在情感、道德問題上，暫時我們尚未找到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來適應這種全新的還境。有無解決之道 ?
一個辦法是靠公益組織。公益組織也在利用我們上面所說的原理。在募集捐款的時候，特別強調某個個人的具體悲慘遭遇，但是在運用資金時，再調動機構的理性，去盡可能救助大規模的人。另一個可能辦法是靠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了。因為機器是執行程序的，一條命就是一條命的價值，不會犯人類道德直覺的錯誤。這種“人工道德”，能否彌補人類道德的的缺陷與不足? 是否會有甚麼副作用 ?趨善而避其害是人類首先要思考的。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塑造苦難
塑造苦難
施羅默·桑德，是以色列的大學歷史教授，根正苗红的猶太人，還是二戰大屠殺倖存者的後裔，寫了一本書《虚構的猶太民族》。這在猶太人看來真是大逆不道。書的主要觀點是說，那些我們所熟知的猶太人的歷史，其實都是虚構或者重構出來的。比如，傳說中的大衛王和所羅門時期，就是虛構出來的歷史。考古學家已經證明，在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根本不存在一個强大的國家。著名的耶路撒冷，在當時也最多是一個防禦性的要塞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猶太人的“苦難”，也不完全真實，而是從無數碎片中重構出來的猶太人的苦難歷史，就成了二十世紀猶太復國運動的主要依據。
書裡面談到的虛構歷史的現信，倒不奇怪，很多民族的歷史都有這個現象。民國初年，錢玄同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就說大禹是一條蟲。但是請注意，虛構不是簡單的弄虚作假，它背後期時有非常重要的發生機制，甚至有重要的積極作用。舉一個中國人熟知的例子“焚書坑儒”。大多數人印象中的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這個暴君為了禁锢人們的思想，先把天下的書籍都收集到一起，然後一把火都燒毁。燒毁書籍之後，他還覺得不滿意，把當時的"儒術士"都活埋了。這一系列的事件連起來，就是“焚書坑儒”。但是，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首先，秦始皇利用法家之術強國，但並未罷黜百家，獨尊法術，也沒有搞思想之鉗制。再來，“焚書”和“坑儒”並不是一件事，而且兩件事的邏輯也還不一樣。焚書事件先發生，時間是公元前 213 年。有一次，淳于越對始皇說 :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立刻反駁說，都說古代好，但是誰都沒見過，怎麼能作為依據呢？你們都是一些憑借自己的一點才學，故意以古非今，沽名釣譽的人。所以，他提出來一個建議，把過去的書都燒了。這裡要注意，李斯所說的“焚書”並不是把全天下的書燒光，而是禁止私學，讓國家掌控教育系统。所以燒的都是民間藏書，而所有的書都是有底本的，底本都在咸陽存着，只有專門的人才可以讀。所以目的不是毁滅文化，而是壟斷文化、封殺異端思想。
李斯的“禁書令”裡有一句著名的話：“偶語《詩》《書》者棄市”。過去我們的理解，是說要胆敢偶而講一句《詩經》、《尚書》這些儒家典籍，都要殺頭。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其中偶字，在文言文中是什麼意思？左邊的偏旁是人字，右邊是遇字的省略形式。人相遇，照面、碰頭，叫做偶。那再來看“偶語《詩》《書》者棄市” 這句話指的是你要胆敢聚在一起，聚眾講學，這才要殺頭。所以李斯要毁滅的，是私家講學。那為什麼先秦的書還會大量散失呢？别忘了，這些保存下來的書基本都在咸陽，而咸陽是被項羽一把大火燒掉了。所以，毁滅古籍這件事，秦始皇和項羽都要承担則任。這是“焚書”，誤讀的成分還不算太多。
但是，“焚書坑儒”的後半句“坑儒”就完全是曲解了。怎麼回事呢？秦始皇當了皇帝之後，就開始追求長生之術，要當神仙。那就難免要被一幫江湖術士騙，當時叫“方士”。後來騙不下去了，有兩個人叫侯生和盧生，就乾脆跑了吧。光跑還不算，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就到處對人說：秦始皇這個人，慧根差，就不是一個當神仙材料。這話傳到秦始皇耳中，那肯定是大發雷霆：你們這些騙子，騙錢、騙官還不說，最後還要無端誹謗我。於是，就開始徹查這群人，這些人互相揭發，结果就牽連了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一令之下，全部坑殺。這就是“坑儒”的真相。其中有兩個細節要留意 :
第一，被殺的這四百多個人都是咸陽附近的人，不是全天下的人。
第二，這些人以“方術”為主，不是專門對哪一個學派的打壓。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记》的時候，没有說過“坑儒”的话。
那麼，“坑儒”的說法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200年以後，也就是東漢時代，那個時候儒家已經成氣候了，這件事的細節被添枝加葉寫了出来。其中，班固父子在寫《漢書》的時候正式提出来，後來又經過反覆渲染，才成為我們今天知道的樣子。那麼200年後，罵秦始皇迫害儒家，也没有什麼現實的好處，儒家為什麼要這樣虚構歷史？其實，原因和猶太人虚構自己的歷史，是一樣的動機，就是塑造苦難。
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難記憶，可以讓人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獲得崇高感，這是人群最好的凝結劑。猶太人的苦難歷史記憶，讓猶太人團結。儒家崛起，他們也需要這樣的苦難記憶，那“焚書坑儒”就正好合適了。漢武帝時候所謂的“獨尊儒術”，只是把朝廷中的“博士”這個群體全部換成了儒家的人。這些“博士”除了給皇帝當顧問之外，還負責官辦教育，相當於中央大學。但是他們總人數並不多，才五十人左右。後來，因為儒家掌握了教育大權，再加上朝廷提倡，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官方的儒家弟子才達到了三萬多人，成為一個群體性的力量。這個時候，他們才需要一個苦難故事來凝聚群體。
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說，人類文明的基礎就是我們可以構建共同的想像。而苦難的記憶和崇高的意義，能把想象共同體構建最徹底的方式。所以，猶太有大流亡，中國有大禹治水等，没有這些故事，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凝聚力。甚至在商業世界裡，大家也在不自覺地用這種手法。很多大公司，他們强调最多、流傳最廣的故事，也不外乎兩種：一是曾經遇到的難關和苦難，另一種是他們怎麼憑著智慧和堅持，克服了這樣的難關和苦難。看來，找到一個苦難的故事，構建想象的共同體，這是人類共同的本能。
一般總以為，以色列建國被稱為是20世紀最艱難的創業工程，充分表現出猶太人的團結。經廣泛閱讀，發現事實並不如說的那樣好。在領導階層有魏茲曼與本古禮安因路線不合的爭執；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長的猶太人( 依舒夫 )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想法矛盾；在美國的猶太人不想放棄美國籍去實際參與建國，最多捐點錢加吆喝；在歐洲倖存與被蘇聯等國家驅逐的猶太人最想回歸的竟是戰後的德國，也不想去巴勒斯坦；在亞州的猶太人因當地戰亂、貧窮則根本無緣參與等。在關鍵時刻，英國反對建國，美國支持，但建國後，美國又拒絕立即承認以色列，英國反先承認。前段說人性、後段說國際政治，都充滿自身利益算計，都見不得陽光。
台灣省籍、統獨之爭的消弭，除了時間外，只能靠塑造共同苦難記憶。什麼才是夠份量的苦難記憶，大面積巨大嚴重的自然災害或外敵入侵，共同打仗或再亡國一次，問題是哪一個是台灣承受得起的 ? 這是台灣人想要的麼 !?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誰將會是未來悲催的"黑奴" 說進化與環境
誰將會是未來悲催的"黑奴" 說進化與環境
人與其他靈長哺乳類動物最大的外觀差異有兩點，1. 直立行走 2. 全身脫毛。從這兩個特點又演化出很多其他人類與眾不同的優點與缺點。2006年在土耳其發現有一家有五個子女天生喪失直立行走的能力，只能滿地爬行。這對個人與家庭是個悲劇，但對人類演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經研究發現他們不但不能直立行走，也沒有能力使用語言交流、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與人類正常認知不同等，數百萬年的人類遠祖是否就是這個樣子 ? 進化的機理是什麼 ? 一般說有兩個 :
1. 是基因突變、也可以稱為是隨機犯錯。現在看那五個孩子是基因突變、返祖或是病、怪胎，同樣數百萬年前突然有一個能直立行走，當時也會被認為是病、怪胎。在這個基礎上推論出"病理的生理化疊加"理論，接受突變的事實成為生理一部份，亦即接受犯錯，是進化的起點與結果。
2. 環境適應。人類生存的環境的改變也是隨機不可預判的，現在環境適應的能力並不保證未來的生存環境適應。比如大乾旱降臨、冰河期再現，物種將會再次大洗牌，唯有適應者能勝出。例如，野生的水稻，在成熟的時候，都是要自然脱粒的，就是水稻的殼要打開，把種子也就是大米崩到外面去。如果殼不能及時打開就没法繁衍下一代，這就是一個缺點。但是後來人類馴化水稻，偏偏就要挑那些成熟之後，稻殼還是不打開的個體來育種。這是為了方便收割，否則一到成熟，大米撒了一地，再檢起來成本太高了。這就是我們講的，在進化過程中，環境一變，優點、缺點可能立即逆轉。原來明明是要被淘汰的，反而獲得了巨大的優勢。
過去數百萬年間，人類在這兩個因素交互影響淘汰下，人類勝出者的後代具備了直立行走與全身脫毛的特徵。這兩個特徵個有什麼優缺點呢 ?
直立行走的優點很多，如解放了雙手，可以握拳、靈活運用工具做更多過去不敢想的事；頭頂天生長，不受爬行時頸部承受巨大重量的拘束，腦容量大增，是猿猴類的四倍機能更完備，如具有獨一的理性思維與想像的能力、能彩色化的看世界等；人類是唯一具有長跑能力的動物，直立跑步最節省能量，全身具備汗腺排熱、跑步速度雖不及獅虎豹，但耐力卻遠遠超過可跑馬拉松；人腿部的骨盆、膝蓋骨特強大、弓足底減震；人類是唯一可以正面做愛的動物，這更是其他動物所無的繁衍強項等等。
當然帶來的缺點也不少，如為使消耗能量巨大的頭部能充分供氧氣，心臟必須加大工作量輸血，所以心血管疾病特多；全身重量壓在腰部與腿上，老年時腰酸背痛、膝蓋受傷、骨質酥鬆毛病就來了；內臟都呈垂直排列，所以有各種器官下垂的疾病，惱人的痔瘡就是直腸末端的血不易回流所造成；頭部巨大，婦女生產不易，致所有嬰兒都是早產兒，要長時間靠父母呵護照顧以利生理發育等等。
全身脫毛也有很多優缺點。例如，脫毛最主要優點是上述已提到的利於散熱、強化長跑耐力外，同時觸感敏銳光滑，有利肌膚之親、感情培養。最常見缺點是不利於隱蔽、容易刮刺傷、易被蚊蟲叮咬。因為汗腺特發達，身體電解質很容易失衡，人成為動物中最依賴鹽的物種，嚴重時會死亡。現代生活人不太需要長跑，但對鹽份的依賴已成口感的必須，昔日的必需品，卻因過多的攝入成為致病的"毒品"。
享受一些優點的利益，就要承擔一些缺點的痛苦做為代價。若能把一個痛苦缺點轉化成帶有另一些優點，用新優點或弱點來化解另一個缺弱點也未嘗不是好事。例如嬰兒因頭部過大，無法等發育成熟後再出生，致所有嬰兒都是需要長時間呵護的早產兒，不像其他動物出生後要很快的能獨立基本活動生活。對父母，尤其是母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卻也帶來很多優點，如家庭的親情建立，文化經驗的傳承等事其他物種無法比擬的。
女性因在撫幼期間，工作覓食的能力與時間大為受限，因此要綁定一位男性來為她負責覓食養家，所以雄雌性動物間，人類是獨享雌性比雄性美麗可人的特徵。為了強化男人的責任心，女性也是所有雌性物種間把排卵期隱藏起來的獨一特徵，使男人不能以為一夜情就能確定會留後，而須長期用心耕耘以確保孩子是自己的。這也直接對建立一夫一妻制起了推化作用。( 族群採一夫多妻的物種如獅子、猿猴等，為保護自己的後代不被新王殺死，牠會趁機和不同的雄性交配，藉以迷惑或告訴潛在王者說這就是你的後代，不可以殺死。祂們與人類發展出兩種不同的策略。)
據統計人類現行的的疾病種類高大13000餘種，這是個可怕的巨量，約可區分為三大類 : 進化性病、文明病與醫源性疾病，其中進化性疾病佔最大宗。這種病與DNA有密切關係，為消除這些疾病因此有"生物升級、自我優化"的呼聲出現。從植入式裝置到DNA重新優化排序，去除DNA裡較弱的鏈接，以減少疾病、老化的困擾。這種一開始可能只是醫療分岐的選擇，但經過一個世代後，這個分岐就成為生物層面而無法翻轉，新DNA一代代傳承下去。人從此分為兩個版本，1.0 VS2.0 ，就像電影終結者裡的新舊版機器人，相互頃軋，一方奴役一方的情形將再度發生。誰將會是未來悲催的"黑奴" ?
2018年5月15日 星期二
追悼會之約 說柴契爾
追悼會之約 說柴契爾
雷根與柴契爾在他們退休之後有一段佳話。1994年，雷根83歲的十候，被診斷患有老年痴呆症。雷根知道，這個病没法好轉，只會日趨加重。於是，他寫信給柴契爾夫人，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出席自己的葬禮。柴契爾夫人答應了雷根的請求。可是，到了2000年，柴契爾夫人的記憶力也明顯衰退，同樣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她想到自己對雷根的承諾，担心届時不能出席雷根的葬禮，於是請人幫助錄製了一段在雷根葬禮上的悼詞。2004年，雷根逝世，此時的柴契爾夫人確實由於嚴重的老年痴呆症而不能参加葬禮，於是早先的錄像就派上用場。柴契爾夫人的悼詞在葬禮上被播放出来，兩個惺惺相惜的人，就用這種方式彼此道别。
*柴契爾執政的十一年都充满了爭議。主要有兩部分。第一，在國内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英國要不要搞福利國家。左派說，她拿掉了很多公共福利，嚴厲壓制工會，所以是壞蛋。右派說，她恢復了英國“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保守主義德傳統，讓英國重新煥發活力。所以是一個有遠見的，真正負責的政治家。這種爭論可能永遠也没有結果。有的人天生就追求安全，希望政府多搞福利；有的人天生就追求自由，希望政府少管；有的人圖眼前，有的人看長遠；有的人要公平，有的人要正義。反正社會資源就那麼點，怎麼分配，都有人支持，也都有人反對。所以，柴契爾去世，有人懷念，有人慶祝，也就很正常了。
柴契爾夫人引起的第二個爭議，是她的對外政策，核心是對歐洲統一貨幣，也就是後來的歐元的態度。當時柴契爾的政府班子裡有很多人對於加入歐洲统一貨幣區，廢除英镑這事特别熱衷。但是柴契爾夫人很反對，理由很簡單，貨幣和主權是一體的。加入歐元區，放棄英鎊，你現在可以說出一萬條好處，但將來當一個害處出現的時候，那面對災難就没有防火牆了，會把英國推到一種不可測的風險中。此時候出來了一個關鍵人物，叫杰弗里·豪。他前後担任英國的財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前後十一年，他一直是柴契爾夫人忠心耿耿的下屬。但是在歐洲統一貨幣的問題上，他和柴契爾夫人產生了根本的分歧。杰弗里·豪公開出來反戈一擊，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講。這次演講，讓英國公眾和政壇意識到到，保守黨分裂了，柴契爾夫人已經控制不住局面了，她只好辭職下台。後來柴契爾夫人在自傳中，談到杰弗里·豪的這次反戈一擊特别耿耿于懷。
說來也很有意思，風水輪流轉，前幾年爆發歐元危機的時候，很多人突然想起當年這件事。看，柴契爾當年的判斷是對的。歐洲统一貨幣雖然有很多好處，但確實是剝奪了一部分國家的主權，在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各國政府能用的手段確實是少了。你們當年對柴契爾夫人各種攻擊，現在證明她是對的，你們是錯的。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還專門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叫《柴契爾的懷疑者們應該認錯》。
獨特的行事方式，一般來說，無論是政客還是企業家還是普通人，只要他想協同他人一起做事，本能的行為邏輯就是，爭取支持。但是你會發現，柴契爾不是這樣的人。表面上看，她的行事風格很强硬，不僅對對手强硬，對自己人也一樣强硬。也就是說，她堅持自己的觀點，到了不顧自己人到底支不支持的程度。這種形式風格的好處是，在鎮得住自己人的時候，特别有執行力。但是如果你自己的人開始搖擺不定，這種强硬風格就會引起自己陣營的分裂，甚至危及自己的地位。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從强硬與否的角度來看這種行事風格的利弊。當一個人盯住自己的基本價值觀，不討好自己人，不向支持者妥協，他所獲得的成就是可能超越這個層面的。就像唐僧，他只盯住自己西天取經的目標，至於跟随自己的猴、豬、馬等怎麼想，並不影響唐僧，他永遠都只會說 :走！天竺！
那柴契爾這種風格最後的結果是 : 第一，她是對的，英國人欠她一個道歉。第二，她推動了敵人的發展。柴契爾夫人所在的保守黨，固然因為這件事導致了分裂。但是，保守黨的政敵，工黨也因此被改造了。柴契爾夫人的很多政策，比如拿掉公共福利，雖然很多人不喜歡，但是時間一長，還是體現出來對國家的長期好處。國家的活力被啟動。所以這個時候工黨再講什麼福利國家、福利社會那一套，支持者就也少了。保守黨在柴契爾領導下的長期執政，也讓工黨裡面的改革派有了機會。後來的英國首相，布莱爾，也執政十年之久。他就是工黨裡面的改革派，不過這個工黨已經成功地被改造，在很多政策上其實已經是柴契爾的那一套了。比如國有企業、公共福利上的政策，和以前的工黨完全不同。( 德國 施羅德 2010 Agenda 在削減德國福利上，使德國免於歐盟危機之拖累，和柴契爾有同工之妙。)
2005年10月13日，柴契爾夫人慶祝她的八十大壽，並在海德公園的東方文華酒店舉行酒會，伊麗莎白女王、首相布蘭萊爾、前首相梅杰等貴賓均應邀出席。酒會上還來了一個人，就是那個背叛撒切爾的杰弗里·豪。15年過去了，兩个人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當時杰弗里·豪說了一段話：“她真正的成功不只在於改革了一個黨派，而是兩個。現在工黨雖然執政，但絕大部分柴契爾夫人主張的理論已經為工黨所接受，而且是不可逆轉的。”看柴契爾的最終遺產，不是在首相位子上能够無休止地待下去，牢牢控制住權力。而是用對自己觀念的堅持，用對自己人也不妥協的姿態，最終馴化了敵人，把英國政治的整體格局向前推進了一個時代。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明代的縣長都幹些什麼事 !
明代的縣長都幹些什麼事 !
沈榜，明朝萬曆年間當宛平縣知縣，任職期間寫《宛署雜記》一筆記。記載了各種職掌上的辦理事項。在後代人看來，這都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地理、風俗民情的寶貴一手資料。以前官場戲說，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已說明當縣長、當地方首縣長官的不容易，何況宛平縣屬於北京順天府，是天子脚下，全國首縣，簡直是個受氣泡。
宛平縣，管的就是北京城西南部這一片，著名的盧溝橋七七事變，就發生在這裡。《宛署雜記》寫了很多當時的財政事務，從紀載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的運作機制。也顛覆我們從戲劇中得知刻板不實、審案打板子的印象。一個縣的事務非常繁重，光賦税一項，就是一個非常頭疼的事。
宛平縣就那麼大一點地方，賦税負擔有多重呢？首先，縣裡的公共事務要辦，當時的主要公共事務有：
一是宣講大明朝價值觀：明朝規定，除了農忙時分，每個月都要宣講。内容包括皇帝的公開講話、國家法律和道德勸說。宣講的時候，知縣跟在府尹後面，恭恭敬敬地迎接宣講内容，然後在特定地點請當地的有名望的老人唸一遍，由他們向民眾傳達。
二是祭祀祖先天地：每個縣都要祭文廟、天地，這也基本是知縣帶頭。但宛平縣還有特殊任務：這裡離北京城很近，要選人参加天壇、地壇的維護與祭祀工作。而且每年皇帝都要在地壇“親耕”，以示對農業的尊重。
還有一筆費用是養老：當時每個縣都有養濟院，給孤寡老人發生活費。外地老人覺得京城福利好，專門跑來京城的養濟院要錢，不給就成群結隊在京城里乞討。地方官怕承担政治責任，只好發錢。
另外還有一筆大支出，就是縣衙門裡的人也要養活。宛平縣衙有43個人，其中5個人是官，工資是中央發，一年90石大米，是吃皇糧的。但是剩下38個人都叫吏，這些人的收入可就要從宛平縣的財政裡出錢了。
還不算完，要知道，明代可没有今天的轉移支付制度。什麼叫轉移支付呢？簡單理解就是，地方把所有賦税都上交中央，再由中央來統一撥付給需要的地方的制度。明代那個時候，一個地方的賦税，一部分上交中央，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央指定用途，你自己给交過去，是點對點的財務支援。就像宛平縣，除了交皇糧國税之外，他還要點對點的支援很多地方。比如，當時科舉考試中的殿試，用的一些物資是宛平担負的；還有一部分皇帝宫裡的開支，比如浣衣房、藍靛廠和光祿寺，宛平縣担負；還有京郊軍隊的馬糧，也是宛平縣担負。别說什麼審案子之類的事，光是安排財政，負担就非常重。
沈榜上任不久，就發現自己面臨嚴重的財政虧空：一年三、四千兩銀子，這對於一個縣來說是巨款了。那怎麼辦呢？他很聰明，想出了一個很有現代色彩的處理方法：政府搭台，經濟唱戲。聯合旁邊的大興縣，修了一條商業街，把這條街上的房子出租給商户，收鋪税。這一項給當地財政带來的收入是每年一萬兩銀子。不僅補足了虧空，還有盈餘。但是好景不長，萬曆十年大旱，根據當時人信奉的天人感應的理論，這說明皇帝的德性出了問題。怎麼辦？需要改革，需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要免税啊，於是皇帝一紙詔書下來：免鋪税。沈榜好不容易到手的每年一萬兩銀子就要飛了。皇帝說免税很容易，但是再落下虧空怎麼辦？縣衙裡的工資發不發？那些公共事務辦不辦？還有，那些點對點的財政支援要不要搞？沒錢怎麼搞？
沈榜急了，就問上級怎麼辦？上級的回復是：看着辦。看著辦是怎麼辦？其實就是没辦法，只能不辦。這件事就折射了古代政治和現代政治的區别。所謂政治，就是要解決大範圍内眾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古代政治，没有那麼多技術手段可以用，所以在古代政治，用一些價值觀來整合大範圍的人的行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這些價值觀，政體的運行才能更潤滑、更順畅，成本才更低。明白了這一點才知道，共同價值觀降低了政權壓制反抗的成本。比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講孝道的思想，社會才能產生那麼大的政治精英集團。西方也一樣，越是古典的政治，就越是强調觀念、宗教的作用。用思想和價值觀來管理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在古代都是成功的。
萬曆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統難道不知道，一免税，下面的基層官員會作難？當然知道。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向天下展示皇恩浩蕩，價值觀、思想，比一萬兩銀子重要。這就是現代政治和古代政治的一個核心區别。古代政治建立在價值觀上，所以經常在實務問題上就顯得很不理性。而現代政治，擁有太多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更是一種理性的政治。政府要承担公共責任，要花多少錢？收多少税？怎麼花？誰來花？誰來監督？怎麼改進？這都是有一整套程序的。程序的背後是龐大的理性的官僚機構。
說到這裡，是否有一個感覺，古代政治更像是一個宗教團體，是靠觀念來整合人。現代政治更像是一個公司，是用理性計算來整合人。這就也順便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政治的發源地是歐洲。歐洲中世紀小國林立，大家彼此競爭，就像開公司一樣，財務一旦出問題就會破產，所以得理性地計算自己的收支平衡，多少錢拿來發工資？多少錢拿來擴大投入？競爭壓力逼迫他們不得不建立起非常理性的政府管理體制。這才推動了歐洲國家向現代政治制度發展。
而中國古代政治呢？對於一個大一統帝國來說，觀念政治有著壓倒性的重要。這種重要性和有效性，反過來也就抑制了理性政治的發育。為什麼士農工商，四種人中的士，就是代表儒家觀念的士大夫是四民之首，而“商”，就是代表理性計算的商人是四民之末。也就不難理解了。
2018年5月12日 星期六
辛亥革命與清帝遜位詔書的意義
辛亥革命與清帝遜位詔書的意義
辛亥革命不只是一次民主革命。皇上退位，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更是將中國從一個古典帝國” 轉型為一個“ 現代民族國家”。什麼叫 “古典帝國 ”？
過去我們對於帝國這個概念是有一些誤解的，以為有君主的就叫帝國。帝國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含義是：在一個較大地理區域内、涵蓋較多人口，整合了不同文化的族群，這是一個帝國。簡單說，就是一個民族大雜燴。帝國的紐帶，不是共同的文化，不是族群認同，而是君主或者是宗主國。比方說，在羅馬帝國中不僅有羅馬人，還有希臘人，高盧人，不同的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歷史上的奥匈帝國，主體是兩個獨立的國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它們互不統屬，有各自的政府，但是共同認同一個皇帝，合起來叫奥匈帝國”。
大英帝國也是這樣，在法理上，英國是英國，海外殖民地是不同的政治實體，合起來叫“大英帝國”。英國19世纪的維多利亞女王，既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國的女王”又是“印度皇帝”。認同的紐帶是宗主國和它的君主。所以，當我們說一個國家是帝國主義的時候，不是說它有個皇帝，比如說“美帝國主義”，美國就没有皇帝，但是只要試圖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控制甚至吞并，它就是有帝國主義傾向的。過去我們說蘇聯是帝國主義，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現代世界的格局，主要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挪威就是挪威人的國家，德國就是德國人的國家，波蘭就是波蘭人的國家。現在的國家，基本上都是“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國家認同不是認同哪個君主，而是認同我們是同一群人。抽象一點說，“古典帝國是縱向認同，雖然我們是不同的人，但是我們認同一個統治者。而民族國家是横向認同，我們是同一群人，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國家。這兩種政治形式的區别，就是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來源的不同。
現代政治演化的過程，基本都是從古典轉型為民族國家，因為民族認同的凝聚力更大。但是，相應的結果就是歷史上的大帝國全部崩解了。大英帝國盛極一時，二戰後殖民地也紛紛獨立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曾盛極一時。但是要在現代國際社會生存，它也必須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代價是其他的不屬於主體的民族纷纷獨立，土地面積大大縮小。
但唯一的特例就是中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也是從一個古典帝國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但是基本保留了大清帝國的疆域。原來中國是由很多民族組成的，但是現在我們把這麼多民族合起來認同為一個“中華民族”，没有發生各個民族紛紛獨立的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這個結果是怎麼發生的？
回到辛亥革命的現場你會發現，這不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個非常驚險的過程。當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剛開始是按照民族國家的理想來設計未來的。當時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章太炎，他就覺得，在推翻清政府之後，應該建立一個漢人政權，也就是恢復明朝，甚至宋朝的模式。在具體構想上，主張把朝鲜，越南這些受漢文化影響深的地方納入中國。至於，像草原、沙漠、新疆、西藏那些地方，愛來來，不愛來就算。孫中山開始的想法跟章太炎一模一樣，提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句話就是直接把當年朱元璋驅逐蒙古的口號拿來用。這個做法可以理解，當時在革命，有什麼力量就用什麼力量，民族凝聚力就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孫中山在國外演講，說的就是這一套，這才有大批海外華人願意捐款，才能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
但是，如果辛亥革命一直按照這個路樹走下去，就算成功了，中國也就危險了。能想象今天的中國没有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嗎？那我們的國際環境就要惡化得多，中國的實力也將要差很遠。如果中華民國一開始，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古典帝國那樣，雖然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但同變得四分五裂，那後來能不能挺過抗戰，挨得住日本的侵略，都是一個大問題。那為什麼這個後果沒有發生呢？
看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革命黨勝利，清政府失敗的過程。但實際上，清政府做為博弈的双方之一，在客觀上也有貢獻。請注意一份文件《清帝遜位詔書》的價值。《清帝遜位詔書》是一道全方位的退位詔書，什麼叫“全方位”？看詔書是怎麼寫的，“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總期人民安堵，海宇義安。”下面這句話重要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最為重要。意思是，我全權退位，全權交給你。從前的大清國就是現在的大中華民國。不管是哪個民族的人，從前怎麼效忠清政府，現在就怎麼歸附中華民國，這份詔書也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來源。( 附註 )
試想，當年的漢人的革命黨造反，推翻了皇帝。如果皇帝直接二話不說就退位，那當時的滿洲人會怎麼想？他們旗人還是認這個皇帝的，還有蒙古、西藏，他們也都是認同皇帝的。現在没有皇帝了，我們是不是就該獨立了？這種思想就一定會冒出來。但是現在皇帝在退位詔書裡說了，别胡思亂想，“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攤子没有散，我是全部交權給了共和國，這才在法理上維持了中國的統一。
當時南京的中華民國林時政府也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頒布《臨時約法》的時候，就不再提什麼“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了，而是說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也就是所謂的 “五族共和 ”。這個時候，孫中山也已經放棄純漢族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構建一個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國家。當年的一念之差，可能後來的歷史走向就完全不同了。
中華民國繼承了《清帝遜偽照書》的法統，也僅僅是在法理上杜絕了内部分裂的正當性，在情感、觀念與政治綫時上，中國仍然缺乏進一步的認同，如果這個時候，有外部勢力介入，中國仍然有分裂的可能。這不是杞人憂天，肢解中國這件事，日本就幹過。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占領東北之後，並没有直接宣稱這就是日本的領土，而是把溥儀騙過去，弄了個“偽滿州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就一直想逼民國政府承認偽滿州國的合法性，從近衛三原則等看得最清楚。滿州，在我們今天的語意裡，它就是中國東北。但是在那個時代，它還有民族主義的色彩。漢、滿、蒙、回、藏，滿族是一個單獨的民族。日本一直強調偽滿州國獨立，是要講民族自決。在日本的戰略中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論。往長遠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圖了。
當時的日本還創造了一個詞，叫“泛阿爾泰語系”。語言學上的概念放在政治裡一看，就非常陰險了。“阿爾泰語系”是指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滿族語等。中國北邊這一圈邊疆，都是阿爾泰語系。那為什麼叫“泛阿爾泰語系”，日本人說，日語也是阿爾泰語系的。日語跟阿爾泰語系，確實有些語法上的結構相似，但是基本没有同源的詞彙。所以，這個鏈接非常牽強，但意圖很明顯，就是我們日、滿、蒙、新疆才是一家人。他們漢人的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跟咱們不是一個民族。看，這就是要利用民族主義，把新疆、蒙古這一大圈領土從中國剝離出去。
剛開始，孫中山這一批革命者還没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孫中山一開始的革命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一種純漢人視角，在《清帝遜位詔書》發布之后，才在《臨時約法》裡改成了“五族共和”，構建了一個超越單一民族的視角。但究竟什麼是“五族共和”？《臨時約法》没有明说，不過孫中山倒是有一套詳細的解釋。他說：就中國民族來說，總數是四萬萬，當中有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州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
這段話表達了兩層意思 : 一，是漢族人多，其他族的人少，漢族是主體，其他是附庸。二，因為漢族是主體，所以在文化上，最終都要被同化。這就很危險了。孫中山發表這個演講的時候是在1924年，距離清朝滅亡已經十二年了。這樣片面的理解中國，肯定是要出問題的。這就是那一代政治家的視野侷限。果然，在控制建立“偽滿州國”之後，蒙古成了日本下一個分裂對象。日本一方面保持對蒙古地區的軍事推進，另一方面又勾結和扶植地方勢力，就是一些蒙古貴族和王爺，成立了“偽蒙疆自治聯合政府”。成為下一個“偽滿州國”了。
當時，針對日本分裂蒙古的野心，有人就意識到不能讓成吉思汗的陵墓落入日本人的手裡（注：這裡的成吉思汗陵指的是位于伊金霍洛旗草原的衣冠冢）。因為，蒙古和滿洲不一樣，滿洲是有實際公認的政治領袖，就是溥儀，蒙古没有這樣一個活著的政治領袖，蒙古王爺都是各自為政。但蒙古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就是成吉思汗，利用成吉思汗，就可以在精神上拉攏蒙古。所以，當時日本人想在占領成吉思汗陵後，就把陵墓遷到自己的後方。
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就必須趕在日本之前，先把成吉思汗的靈柩遷到安全的地方。民國政府非常重視這個事情，不僅製定了詳細的保護計畫，而且還把這件事策劃成一個重新構建“中華民族”的契機。這一次遷陵，路綫是專門製定的。從蒙古到甘肅，要經過延安和西安。因為，西安是民國政府擬定的陪都，也是西部少有的大城市。而延安則是，中國共產黨的行政中心。這一遷陵的路綫，實際上就是塑造共識的過程。
當成吉思汗的靈柩路經延安時，中共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典禮，當時祭文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致祭于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陵。靈柩離開延安之後，延安還設立一個成吉思汗紀念堂，每年都舉行兩次祭典。就是承認，蒙古人的先祖也是我们的皇帝。等靈柩到達甘肅之後，國民黨方面，蔣介石親自前往祭祀，祭文的開頭很有深意，叫“致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不光是“元太祖”，還是“我元太祖”。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這件事上是很有默契的。在祭文中，都表達了同一層意思，就是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的精神領袖，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之一。
這次遷陵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别的安排，就是要經過黄帝陵。在經過黄帝陵的時候，就有人趁機提出黄帝為我蒙漢共同之始祖的觀念。等於，進一步的把民族觀念同一化，超越了孫中山的漢族中心主義，重新建立中華民族的概念。成吉思汗遷陵這件事說明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已經意識到，要建立一種超越單個民族之上的國国家統一性，要用各種具體的辦法推動“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成型。
附註 : 清帝遜偽照書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下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于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對於這樣一篇文情並茂的詔書，究竟出自誰手？隆裕太后是不諳世事之人，宣統皇帝年僅六歲，二人均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大多數學者認為，此詔書出自末代狀元張謇之手，當然詔書雖出自張謇之手，但也需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同意。
2018年5月10日 星期四
過一個負面表列清單的人生 不終日與紅點點作戰 久病無孝子
*過一個負面表列清單的人生
負面表列清單就是把不可做的事明白列出，除此之外，天高地闊，什麼都可以做。正面表列清單相反，除了表列可以做的事，其他都不能做，人生可騰挪的空間極為有限。
生活上有很多事是可截然的區分正負，於是有人高舉正面大旗。例如，道德，基督教、伊斯蘭教、共產國際等都是明確要求信徒要遵循信條、教義行動，教條沒說的都不許做。篤信正面清單的往往偏向自認掌握絕對真理，致具有排他性，愛用道德責人、對異教徒、異端發動戰爭、輸出革命解救無產階級，把己所欲強施于人，身心俱疲，兩相怨懟。
有沒有絕對真理無法辨證。生活上同樣有很多事是很難區分正負，於是突出負面以為戒止。像法律、佛教等是臚列負面清單，人民與信徒除法條、戒律外的都可自覺是否可做做。篤信負面清單的人，比較具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自律修養，清淨養性，海闊天空。
*終日與紅點點作戰
古人出門，人人手上拿塊石頭，既是工具也是武器；現代人出門，也是人人手上拿塊石頭( 硅 )，同樣既是武器也是工具，還兼帶娛樂效果。
聚會時，看各自語音信息，自拍，刷屏，心不在焉，不由的悲從心生，看別人不停的擺弄手機，自己也就得玩，否則氣氛尷尬無比，回到家裡也是如此景象，夫妻子女之間懶得交流，懶得傾聽，各自忙著玩手機，所以我很認同下面這段話。
百年前躺著吸鴉片，百年後躺著玩手機，姿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您可能沒時間親子，可能沒時間盡孝，然而卻花大把的時間捧著手機沉思，傻笑。不知不覺中我們形成了一種可怕的習慣，早晨睜開眼第一件事是摸摸手機在哪裡，晚上睡之前最後一件事還是玩手機，終日與紅點點作戰，一定要消滅它。紅點點終日消滅不完，只要開機就會層出不窮的湧進。這和終日滾石上山頂，卻永遠也完成不了懲罰任務的西西佛斯，有什麼不一樣 ? 似乎離了手機就與世隔絕一般的孤獨。
其實今日的智能手機與當初的鴉片一樣，蠶食著我們的熱情與靈魂，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 ( 心中沒有你 )，我在你身邊，而你卻在玩手機！
* ( 好想殺死父母 ) 談久病床前無孝子
日本醫生石藏文信寫的一本標題驚悚的書"好想殺死父母"，主要談及母女、父子與長期照護的問題。親子關係比夫妻關係更複雜，是最無法切割的，極端的宣告脫離親子關係，最多也只是在法律層次上，在情感上仍是存在的。書中統計說，日本親人之間的殺人事件占總殺人案件的53.5%，其中夫妻互殺155件、子女殺父母144件、父母殺子女98件、兄弟姊妹間64件，令人觸目。作者稱之為" 疲於父母症候群 "。
以親情、愛為核心的家庭，何以會惡質化到如此 ?這往往是以愛為名的佔有式控制所造成。先舉個例子，"有毒母親"。母親怕女兒過早談戀愛而受傷害，從小就堅決要女兒只能讀女校；等孩子大學畢業了，又時時催問甚麼時候帶男朋友回來看看，或著張羅相親；女兒真帶男朋友回來，母親又盤根究柢、百般挑揀說負面的話；女兒膽敢申辯迴護、抵抗，就拋出一句我是為你好。這樣長時期不斷的情緒勒索，對女兒是極大的傷害，母親自己也覺得怨嘆，女兒不諒解母親的愛。類似的毒，妳帶有幾分 ?
有有毒的母親，就一定有有毒的父親，譬如整日花天酒地養小三，不負責任不養家、或暴力或冷漠對待家人等等；有毒子女則是沉迷電玩情色、翹課離家參加幫派，大過小過不斷遊走法律邊緣等，使得父母耗盡家財，精神崩潰。孫安佐不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你，或你的家人之中有這樣的角色嗎 ?本文專注在長期照護的問題。
"久病床前無孝子"這話既是說給侍病的子女聽，也是說給床上被侍奉的父母聽的。一個須廿四小時須人手照料，又不願假手子女以外的長者，若沒有健康的心態，在傳統意識形態作祟下，難免要感慨原本孝順的子女，好像變得沒那麼好使喚了，因而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自私話，便在他們腦海盤旋，進而自嘆命苦，自悲福薄。把老病之苦推上峰顛。老病殘的無常加諸人的時刻，也是人的真性情，道德修養赤裸裸展露的時候。輾轉床塌，痛苦呻吟，尚能不失優雅，替人設想，那是有道之士。
人體老去的若只是肢體器官，卻保有敏銳的思維，在此身非我有的情況下仍希望活得有尊嚴，有權威，那不僅是自己的不幸，更是家人的噩夢。一個人要經歷過陪伴自己的至親度過最後一程的心力交瘁，或許才能在自己老病的臥床餘年裡體恤床前看護的非人生活，不管他是子媳，或是傭雇，在他已累得叫不醒時，要以悲憫，感激的眸光來撫慰，而不是用要債的橫眉豎眼去苛責。
孩子是父母生的，但孩子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續，也不是父母的分身，他是需要父母負責照顧養大的獨立個體。久老病窮無孝子，久老病窮家門多惡親。在孝為德之本的群體裡，孝是無限上綱的，古人在沒有醫療資源，不懂照護的情況下，臥床的餘年是否依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24孝中有不少不合人性自殘式的孝道，是該被揚棄的。而長年陪侍在側的子女、照護者者是否得到應有的體諒和真誠的感謝！人間苦有千般，末必離合是悲歡！( 後三段 王忠優 )
年輕時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時不拖累你生的人。這是現代人應該有的認知。安樂死是尊嚴死亡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求仁得仁，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可以選擇。死亡無法逃避，時間點與方法卻有選擇餘地，日本人切腹自殺、屈原投江自盡、李白水中撈月死亡或安寧病房安等等， 都可認定是另類的尊嚴死亡，樹葬、海葬、花葬也是很好的終極歸宿。
附記 :
耶經云：你不可測試主的意。其實就是是諸法無常的叧一說法。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人之於造化，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何妨且盡樽前一杯酒，明日死來明日當。
大道無情，長養萬物，故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之言，當作學論都同意。這理搬到人世間，照說應一般通用。六親不和有孝慈，人是一代一代地活，不會因親長過世自己就不活了，看動物界逢死之事，也會哀鳴幾聲再悻悻然離開。但因此把聖人之言改為"社會無情，長養世人，以老病為芻狗"，行嗎 !? 就和說人生無常，只能是大道理，當事臨頭關己，就一切變了。真理、真話往往冷冰冰，犯人世大忌，外面要用一層道德包裝紙護著，不能戳破。優兄一文，把包裝紙掀開了一角。佛說人是有情眾生，就依情而為吧，優兄勉乎哉!
製造業與服務業
製造業與服務業
現代社會對服務業往往冠以光鮮亮麗、白領小資而大表歡迎，對製造業則刻板的認為是傻大粗黑、藍領黑手而表示排斥。其實實體經濟的製造業，因為有很重的實物資產，所以和社會方方面面的聯繫都很多，在社會中需要更深層的扎根。如果社會綜合環境不好，製造業是没有辦法發展的。一次罷工、大停電，甚至一次交通堵塞，都能讓製造業蒙受巨大損失。所以製造業看着憨黑吵雜有汙染，其實像花一樣，是一個極其嬌嫩的產業，環境差一點都不行。所以，製造業發達，是一個社會總體水平的晴雨表。製造業重要的根本原因在此。
製造業依賴的條件，是一個國家國家治理能力的綜合指標。如國内外部安全條件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基礎設施完善、政治制度更合理、國内市場更發達、税收水平適當等等。看幾個製造業大國：中、德、日本，都是國家能力强、各種基礎設施水平高、軟硬件還境都明顯領先的國家。換句話說，只要一個國家的製造業强大，這個國家的治理能力一定很强。治理能力强大的國家，就不僅是製造業强大，它的方方面面都會好。反過來說，如果製造業整體陷入衰退，就值得警惕了。美國正為此煩惱 。
回頭看英美這兩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看到類似的過程。當年第一個 世界工場就是英國，崛起於工業革命，曾經英國製造就是優質產品的代名詞。但是從19世纪後半期開始，英國的金融業開始做大，製造業在衰落。倫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表面看亮麗光鮮，但也許並非是巧合，大英帝國同時也不可挽回地開始走下坡路。在英國人大玩金融的時候，美國人接過了製造業的棒子，成為世界超級工業强國。美國人幹勁十足地修鐵路、建鋼廠、拉電網、製造汽車、打造商船隊等等，美國工業的強勁發展勢頭，一直延續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這時，美國發生了和當年英國類似的事情，各種不利於製造業的社會變化越來越多。结果美國也開始大搞金融業，發展成今天的華爾街，一路呼風喚雨。同樣，美國的製造業開始衰退，讓出了第一工業國的位置，中國崛起了。雖然在經濟總量上，中國還不如美國，但工業產值已經超過了美國，這種超越是意義重大。製造業衰敗，意味着不再需要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社會各個部分之間的連接也不再緊密，整各國家榮辱與共的情感淡漠了；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的關係脫節了。這個趨勢長期演化下去，可不是國家之福。所以更進一步說，製造業的作用，不僅是社會的晴雨表，它還是一項工具，製造業能像圖釘一樣，把社會的各個部分串接起来，釘在那里，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川普大聲呼籲製造業重回美國，就是這個道理。
一些大型廠區往往幾十萬人，單獨成為一個社區。大量的陌生人，在工廠的管理機制和生活流程中，重新組合成一各有千絲萬縷人情關係的社會，想想富士康在深圳的榮華廠情景。每個車間的經理，平時管理都很嚴格，挺招工人恨的，怎麼辦？搞榮團會啊，幾個月搞一次，喝酒！喝得高管和普通工人在一起勾肩搭背，痛哭流涕，大聲喊兄弟，平時照顧不周啊等等。一時間，過往積累的不諒解也都諒解了。第二天酒一醒，該怎麼嚴格還是怎麼嚴格，在工廠的環境下，精英和普通人不管怎麼樣，都是凝结在一起的。但是虛擬經濟呢？一個投資銀行的精英，可能從來都不和普通人打交道。他們更認同的是全世界金融業裡面和他們身份一致的人，而不是身邊的夥伴。所以，虛擬經濟就没有起到製造業哪種圖釘的作用。
再看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過去西方人和今天中國人的方式就截然不同。西方人喜歡說，只要你們實行民主，我就給你們錢。結果，錢是投下去了，但没有什麼用。那些錢被當地政府截留，把獨裁政府越養越大，反而成了固化非洲狀況的工具。但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不同，政治制度是内政，我不管，我們只做具體的事。比如修路、建工廠、建通訊設施之類的。剛開始西方人就指責，中國人只會做生意賺錢，一點情懷都没有。但是這些年下來之後，和中國合作的非洲國家有了非常具體的起色，因為中國實體經濟對建構社會興盛起到的作用。
修一條鐵路絕非只有鐵路這麼簡單，還要把當地人培養、訓練成合格的鐵路管理人員，遵循现代化鐵路運行規則；修一個國家的手機通訊站，就會把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變得更加高效，大家的生計就離不開這種設施，大家就更希望環境的安定；修一條高速公路，這個國家就不能频繁內戰。如果老打內戰，那還是修普通公路吧，炸壞了，修起來還方便點；如果是修一座工廠，那它對整个社會的整合作用就更强大。
總而言之，這些現代化的實體經濟建設進入國家體內，人群就會以新的方式協作，用新的方式連接，這個國家就有可能從傳統的部落社會，進化成現代社會。現在，中國在搞“一帶一路”，外界有很多誤解。說，這是中國人想多做生意、中國人想在國際上多爭面子。但經上述思路分析，多年之後，再回頭看 一帶一路，它的意義才能顯現出来。我們既不是在爭面子，也不是在掙錢，是使一帶一路具體的幫助落後地區與世界鏈接，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秩序。這不僅是在助人，也將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與形象。西方人靠金錢没有做到的事，讓中國人用實體經濟來試試。
製造業要實質生產物品，難免會有各種污染發生，因此被冠以髒苦累的標籤，當人的生活達到一相當水平，就會有要把製造業趕走，要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為服務業的呼聲。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這可不一定是什麼好事。事實上，服務業與製造業兩者關係緊密，製造業是基礎，服務業是其上層建築。沒有製造業就談不上服務業，同樣，沒有服務業，製造業之發展將舉步維艱；製造業創造具體財富，服務業強化其流通效率，使經濟達到加速與乘數的效果。兩者要均衡發展，不宜偏廢。隨著工具機的智能化，清潔能原動力的普及化，髒苦累的標籤將從製造業被去除。
製造業與服務業 現代社會對服務業往往冠以光鮮亮麗、白領小資而大表歡迎，對製造業則刻板的認為是傻大粗黑、藍領黑手而表示排斥。其實實體經濟的製造業，因為有很重的實物資產，所以和社會方方面面的聯繫都很多，在社會中需要更深層的扎根。如果社會綜合環境不好，製造業是没有辦法發展的。一次罷工、大停電，甚至一次交通堵塞，都能讓製造業蒙受巨大損失。所以製造業看着憨黑吵雜有汙染，其實像花一樣，是一個極其嬌嫩的產業，環境差一點都不行。所以，製造業發達，是一個社會總體水平的晴雨表。製造業重要的根本原因在此。 製造業依賴的條件，是一個國家國家治理能力的綜合指標。如國内外部安全條件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基礎設施完善、政治制度更合理、國内市場更發達、税收水平適當等等。看幾個製造業大國：中、德、日本，都是國家能力强、各種基礎設施水平高、軟硬件還境都明顯領先的國家。換句話說，只要一個國家的製造業强大，這個國家的治理能力一定很强。治理能力强大的國家，就不僅是製造業强大，它的方方面面都會好。反過來說，如果製造業整體陷入衰退，就值得警惕了。美國正為此煩惱 。 回頭看英美這兩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看到類似的過程。當年第一個 世界工場就是英國，崛起於工業革命，曾經英國製造就是優質產品的代名詞。但是從19世纪後半期開始，英國的金融業開始做大，製造業在衰落。倫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表面看亮麗光鮮，但也許並非是巧合，大英帝國同時也不可挽回地開始走下坡路。在英國人大玩金融的時候，美國人接過了製造業的棒子，成為世界超級工業强國。美國人幹勁十足地修鐵路、建鋼廠、拉電網、製造汽車、打造商船隊等等，美國工業的強勁發展勢頭，一直延續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這時，美國發生了和當年英國類似的事情，各種不利於製造業的社會變化越來越多。结果美國也開始大搞金融業，發展成今天的華爾街，一路呼風喚雨。同樣，美國的製造業開始衰退，讓出了第一工業國的位置，中國崛起了。雖然在經濟總量上，中國還不如美國，但工業產值已經超過了美國，這種超越是意義重大。製造業衰敗，意味着不再需要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社會各個部分之間的連接也不再緊密，整各國家榮辱與共的情感淡漠了；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的關係脫節了。這個趨勢長期演化下去，可不是國家之福。所以更進一步說，製造業的作用，不僅是社會的晴雨表，它還是一項工具，製造業能像圖釘一樣，把社會的各個部分串接起来，釘在那里，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川普大聲呼籲製造業重回美國，就是這個道理。 一些大型廠區往往幾十萬人，單獨成為一個社區。大量的陌生人，在工廠的管理機制和生活流程中，重新組合成一各有千絲萬縷人情關係的社會，想想富士康在深圳的榮華廠情景。每個車間的經理，平時管理都很嚴格，挺招工人恨的，怎麼辦？搞榮團會啊，幾個月搞一次，喝酒！喝得高管和普通工人在一起勾肩搭背，痛哭流涕，大聲喊兄弟，平時照顧不周啊等等。一時間，過往積累的不諒解也都諒解了。第二天酒一醒，該怎麼嚴格還是怎麼嚴格，在工廠的環境下，精英和普通人不管怎麼樣，都是凝结在一起的。但是虛擬經濟呢？一個投資銀行的精英，可能從來都不和普通人打交道。他們更認同的是全世界金融業裡面和他們身份一致的人，而不是身邊的夥伴。所以，虛擬經濟就没有起到製造業哪種圖釘的作用。 再看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過去西方人和今天中國人的方式就截然不同。西方人喜歡說，只要你們實行民主，我就給你們錢。結果，錢是投下去了，但没有什麼用。那些錢被當地政府截留，把獨裁政府越養越大，反而成了固化非洲狀況的工具。但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不同，政治制度是内政，我不管，我們只做具體的事。比如修路、建工廠、建通訊設施之類的。剛開始西方人就指責，中國人只會做生意賺錢，一點情懷都没有。但是這些年下來之後，和中國合作的非洲國家有了非常具體的起色，因為中國實體經濟對建構社會興盛起到的作用。 修一條鐵路絕非只有鐵路這麼簡單，還要把當地人培養、訓練成合格的鐵路管理人員，遵循现代化鐵路運行規則；修一個國家的手機通訊站，就會把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變得更加高效，大家的生計就離不開這種設施，大家就更希望環境的安定；修一條高速公路，這個國家就不能频繁內戰。如果老打內戰，那還是修普通公路吧，炸壞了，修起來還方便點；如果是修一座工廠，那它對整个社會的整合作用就更强大。 總而言之，這些現代化的實體經濟建設進入國家體內，人群就會以新的方式協作，用新的方式連接，這個國家就有可能從傳統的部落社會，進化成現代社會。現在，中國在搞“一帶一路”，外界有很多誤解。說，這是中國人想多做生意、中國人想在國際上多爭面子。但經上述思路分析，多年之後，再回頭看 一帶一路，它的意義才能顯現出来。我們既不是在爭面子，也不是在掙錢，是使一帶一路具體的幫助落後地區與世界鏈接，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秩序。這不僅是在助人，也將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與形象。西方人靠金錢没有做到的事，讓中國人用實體經濟來試試。 製造業要實質生產物品，難免會有各種污染發生，因此被冠以髒苦累的標籤，當人的生活達到一相當水平，就會有要把製造業趕走，要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為服務業的呼聲。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這可不一定是什麼好事。事實上，服務業與製造業兩者關係緊密，製造業是基礎，服務業是其上層建築。沒有製造業就談不上服務業，同樣，沒有服務業，製造業之發展將舉步維艱；製造業創造具體財富，服務業強化其流通效率，使經濟達到加速與乘數的效果。兩者要均衡發展，不宜偏廢。隨著工具機的智能化，清潔能原動力的普及化，髒苦累的標籤將從製造業被去除。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說劉秀
說劉秀
史學界說中華帝國其實是分成三個實期的。秦漢是第一帝國。唐宋是第二帝國。明清是第三帝國。這三個階段的帝國，從社會風貌到文明狀態，從基本矛盾到治理方式都有很大的區别。而第一帝國，就是秦漢帝國的最終整合完成，就是在劉秀執政的時期。
東漢一朝雖也有 200 年的時間，但前有劉項爭霸、漢武擊匈大開大闔的西漢，後有故事膾炙人口的三國爭雄，中間的東漢就顯得寡淡無奇，連連的外戚宦官爭鬥操縱小皇帝、王莽復古，讀起來令人生厭而閉書，好像没有什麼存在感，連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生平事蹟也好像因而與亂世偕小被忽視。但其實歷史上對劉秀的評價是很高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就說劉秀是“明于治道，三代以下，獨冠百王”，特别會治理國家。我們來看看，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劉秀這個人的特殊意義是什麼。
傳統中國管理國家的人叫做“士大夫”。“士大夫”最大的特徵，就是他們有兩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們要負責傳承儒家的文化；另一面叫做“官吏”，就是他們要作為政府的官僚，担負起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但士大夫這個群體，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是逐漸塑造成型的。歷史上完成這個塑造的就是劉秀。在秦到西漢的這段歷史上，“儒生”和“官吏”原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並且這兩種人之間的關係還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說是一對仇家。比如說秦朝，代表官員的李斯，要搞郡縣制。而當時的一個大儒淳于越就要搞分封制。兩人爭論就引發所謂"焚書坑術士"的慘劇。
淳于越是儒生的代表，李斯是官吏的代表。他們為了要爭奪社會主導權。儒生和官吏這兩種角色，分别代表了當時的精神追求和社會治理這兩個側面。儒生是講道德原則的人，他們的核心邏輯是社會理想。而官吏是辦具體事情的人，他們的核心邏輯是治理效率。這兩個核心邏輯衝突，到今天還是能够看見。這種矛盾從春秋戰國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一直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人，分别走向相反的兩個極端。秦始皇把治理效率這個導向發揮到了極端。完全忽視人民的精神追求，秦始皇覺得人民只要“以吏為師”好了。這也是戰國時期法家文化的惡性發作。結果是秦朝是二世而亡。另外一個極端，是西漢末年的王莽。王莽這個人是一個特别虔誠的儒家信徒。他當了皇帝之後，任命了一大批儒生，搞什麼“托古改制”。儒生空有理想，不懂怎麼治理國家。結果是各地的豪族就起來反抗，把王莽政權推翻了。
歷史像是一個鐘擺，從秦到西漢的200年，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擺來擺去，所以漢宣帝就為這種搖擺起了一個名字，說我漢家制度是“霸道王道雜之”，又用霸道又用王道，又用官吏又用儒生。皇帝成了這兩股互相對抗力量的唯一仲裁者，這當然是一個不平衡的結構。更重要的是，儒生和官吏這兩個群體因為互相衝突，各自的特性被震盪强化，儒生越來越好高騖遠，官吏越來越鄙俗勢利，而且這兩伙人還互相看不起。這個難題，到了東漢初年，就擺在了開國皇帝劉秀的面前。劉秀的辦法是，既然你們水火不能相容，那就乾脆讓你們起化學反應好了，讓你們變成同一種人。劉秀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尊儒”。劉秀建造了太學，還親自在太學理講學，和儒生們在一起辯論，盛况空前。劉秀對儒生這麼親近，讓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經對儒家不屑一顧的“官吏”。於是官吏也開始學習儒家的經典，想讓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點。這就讓吏主動向儒靠攏了。
第二件事叫做“吏化”，就是把儒生變成真正的官僚。在當時，想要做官主要是通過察舉制度，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通過察舉的人群裡，儒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劉秀建立了一項制度，規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個人才，必須先讓他做一個小官，讓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確定他能够勝任了，再向中央推荐。過去儒生做官没有試用期，當了官還是滿腦子理想主義，弄出了許多亂子。現在儒生要做官必須經過試用，就必須去學習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這就讓儒生主動向官吏靠攏了。
這兩件事，讓鬥了幾百年的儒和吏在東漢開始主動相互接近。到了東漢中期以後，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分得清了。東漢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寫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論》，裡面有一句話叫“吏服訓雅，儒通文法”，就是吏也懂得儒家的學問，儒也精通官僚的技能。儒和吏就這樣融合到了一起，成為我們熟悉的“士大夫”，士大夫政治也就定型了。這一步的演化不只是消解了一個矛盾，更重要的意義是，中國花了兩三百年的時間，終於在社會結構中演化出了一個良性的要素，一種中堅性的力量，把原來官員和儒生各自的優勢融合在一起的全新階層。有了士大夫這個階層，上可制約皇權，下可管理百姓，近可凝結社會，遠可傳承文化，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大大提高了。
劉秀把“儒生”和“官吏”融合為一個新的階層也就是“士大夫”。但是，還有一個豪族的重大的問題有待解決。所謂豪族，就是擁有大片土地，擁有很大社會勢力的家族，所以又叫“豪强”。這在西漢，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腫瘤。想來也很好理解，當時出現了兩項新技術：用鐵製作的農具，以及用牛來耕田。率先使用這兩項技術的人，效率就比較高，就容易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一般的小農根本想都不敢想，所以越有錢就越有競爭優勢。最後小農被迫把土地賣給這些豪族，自己也成為治下的農奴。當時社會普通的小農根本没有其他的打破階層固化的途徑。所以，除了暴力，没有什麼遏制豪族發展的手段。
到了漢武帝時期，豪族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了。在皇權看來，豪族那就是癌症，對付癌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手術切除。所以漢武帝就向豪族動起了手術刀。酷吏在漢武帝的授意之下，一方面對豪族直接進行肉體消滅。另一方面施行更為巧妙的“徙陵”政策。就是强迫地方上的豪族全家搬到陵墓的所在地，由他們出錢出力為皇帝修陵墓。這樣既可避免豪族在地方上形成勢力，且等陵墓修好，豪族的錢也花得差不多了。這個比肉體消滅要人道一點。
漢武帝雖然拼命打擊豪族，但豪族的出現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總是春風吹又生。到漢成帝時，國内的富人越來越多，在他們手下幹活的人也越來越多，已經很難控制了。到了王莽上台以後，他也想從根本上解決豪族問題。他的思路很簡單，就是把豪族的土地都給剥奪了。這樣做的结果是什麼？就是全國的豪族乾脆起來造反，把王莽給推翻了。光武帝劉秀，就是造反的豪族之一。而且跟着他造反的人有許多也是豪族出身。
劉秀上台以後，面臨的形勢比當年漢武帝還要嚴峻。漢武帝對豪族可以想殺就殺，但劉秀手下的豪族可是功臣啊，這些人都是劉秀的投資人，家族也很有勢力，現在要上市了，總不能翻臉不認人吧？但留着他們，哪天會不會像推翻王莽一樣，也來這麼一次呢？也有趙匡胤之憂 !
劉秀想了個辦法：他没有把豪族當成是必須切除的癌症，而是把豪族變成政體上的一個器官。思路和孺吏結合有些神似。第一招是對豪族懷柔。當時最大的豪族就是開國功臣的家族。東漢一建國，劉秀就開始封賞功臣。其中鄧禹、吴漢這兩人因为功勞特别大，劉秀就给了他們一人四個縣的封地。甚至當眾讓功臣們上前說想要哪塊地方，說了就立馬封给他。這些功臣豪族們頓時都感激涕零。
第二招是“强化吏治”。劉秀表面上温情脈脈，其實也喜歡任用酷吏。當時有個官員叫董宣，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强項令”。他在北海做地方官。當地有個豪族之家公孫丹，他兒子犯了殺人罪，董宣知道了就把公孫丹父子抓起來殺了。家族反抗，公孫家其餘三十多號人拿着武器跑到衙門前面鳴冤，董宣就把這三十多人抓起來全部殺掉了。劉秀知道了並未究責，居然重用，讓董宣直接做了洛陽令。所以，在東漢時代，豪族一旦犯法，朝廷的刀也是不認人的。但是光殺不行，還要給出路。
第三招是給官做。當時想要做官，最重要的渠道叫”察舉“。誰最容易被地方官發現並推荐呢？當然是地方有勢力的人，其實主要就是一些豪族子弟。本質上這也就是豪族被權力贖買，把豪族拉進權力划定的軌道來活動。“世家大族政治”於焉誕生了。從東漢開始，一直到唐末，豪族演化出來的世族都是政治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
他把地主、儒生、官吏這三個老大難問題，通過各種手段，鍛造成一個群體，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良性要素，這其實是一個重大進步。試想，一幫人家財萬貫，是任由他惡性膨脹好？還是賦予他社會地位，同時用官僚集團的規則和儒家的理想把他們約束起來好？是讓它們對皇權充滿畏懼好？還是動不動就聲稱我家四世三公，充滿了自豪感好？事實上，東漢一朝，以清廉正直聞名，不畏强權敢與外戚宦官鬥爭的人，大多還真就出身於這樣的豪族士族。
歷史演進總是這樣，出現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至於副作用那就要等到後來的人再去解決。讀到這兒，對劉秀這個人人在歷史上是不是有點刮目相看？歷史滚滚向前，有的時候雖然波平浪靜，没有什麼傳奇的故事。但是歷史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裡，完成這個階段的要素整合，積蓄着往前突破的力量。
附記 :
【地主女兒vs豪門千金 】
仕宦當作執金吾 ； 娶妻當得陰麗華
東漢光武帝劉秀，一位感情深沉而真摯的男子。當他還是個南陽府的普通放牛娃，就抱著想吃天鵝肉的心態，立下了人生的兩大宏願：「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這兩個理想三年後就實現了，當他仕宦成為更始起義軍中的司隸校尉時，在宛城迎娶了意中人陰麗華。
陰麗華出身新野縣普通地主家，是劉秀在民間娶的髮妻，而郭聖通則是出身河北王族，暱稱郭女王，是劉秀為了鞏固北方豪族勢力的政治聯姻。最初娶了郭聖通，劉秀也是喜孜孜的，她還為他生下了長子劉疆，並為他在盤據河北、攻入關中、進而統一天下，提供了許多實質幫助。然而等到劉秀正式稱帝，派人將陰麗華迎至都城洛陽。郭聖通和劉秀之間的感情，開始質變。
有郭女王之稱的真定王豪門家族千金、會怎樣看待一個鄉下的碧玉 ? 劉秀想立先娶的陰麗華為皇后。陰麗華固辭說不可，宜立已生嫡子的郭女王為后。劉秀無奈，才封郭聖通為皇后 。然得后位卻未得郎心的郭聖通，豈能忍受日後冷宮的滋味？可以推想她的怨氣，且一定曾向劉秀獅吼過 ，因為在劉秀的廢后詔書上，有「宮闔之內，如見鷹鸇」字樣。對比之下，陰麗華的謙和與婉約，更讓他珍惜。堪比漢武劉徹與陳阿嬌VS衛子夫之情事 。(付出與佔有 )
重要的是，陰麗華日後享受的是獨寵，直到劉秀身故。千年帝后裡，能如此真正互相恩愛而忠誠的，少之又少( 隋文帝楊堅與獨孤皇后 )。劉秀登上帝位時只有三十歲，正在盛年。天下又已平定，完全有理由像歷代帝王一樣，享受笙歌彩舞、臥紅倚翠的生活，然向，他沒有。他始終用滿懷感激和真愛的目光，凝視著她逐漸凋謝的容顏。能如此的是劉秀專一深沉的感情。如是一個相貌英偉、功勳蓋世、感情真誠、性格柔和寬大的男子，想是每個女子的愛情夢。
相較之下，看光武劉秀與陰麗華VS郭女王、漢武劉徹與陳阿嬌VS衛子夫之情事，最終是政治婚姻失敗。近代，孫中山與盧慕貞VS宋慶齡；蔣介石與結髮妻毛梅福，下堂妻陳潔如 VS 政治妻宋美齡，都是後者勝。即使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姻不是政治婚姻，那麼說是地主女兒vs豪門千金總是通的。純就愛情言，今人似不如古人。傅作義曾譏蔣先生愛美人不愛江山。宋美人的愛情對蔣的砝碼比重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國際政治影響力卻是大到不能被忽視，寧願幣制改革失敗，不能動宋的心肝寶孔令侃。
自古以來，婚姻絕非僅是愛情，功利因素向來極為重要，愛情是近百年才興起的新玩意兒，以前根本忽略不計。如此說來，兩位偉人的愛情、婚姻，也就哈哈可以接受了。
2018年5月8日 星期二
拳擊賽 KO 、拔河賽 相互依存
拳擊賽 KO 、拔河賽 相互依存
1972年美蘇簽訂了《反彈道導彈條約》（2001年12月，美國總統布希正式宣布退出該條約）。條約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看來很怪異：規定美蘇双方，都得限制自己用導彈攔截對方導彈的技術和能力。換句話說，如果蘇聯向美國發射了導彈，美國人能用的手段很少，幾乎只能眼睁睁等著挨轟，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個奇怪的邏輯，相當於自己和一個關係不好的鄰居，不是約定鄰居不能來我家偷東西，而是約定我們互相家門不上鎖。
過去，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戰略協定，基本上只有一個模式，那就是限制双方或者其中一方軍事武力的數量或者規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凡爾賽條約》和《華盛頓海軍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和奥匈帝國被打敗了。奥匈帝國直接被肢解，德國雖然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但是為了避免它再一次發動戰爭，協約國對德國軍事力量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限制對方力量這個邏輯，不只是在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存在，在戰勝國也是一樣，這就要提到《華盛頓海軍條約》了。一戰後，英法美日這幾個結盟的國家也展開了一場軍備競賽，彼此都不互信。其中擴建海軍是最燒錢的。當美國宣布五年内要建造137艘軍艦的計畫。大英帝國立刻公開表示：哪怕花光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世界第一的優勢。日本則宣布要搞一個“八八艦隊”計畫。就是說，日本要擁有兩個主力艦隊，每個艦隊的標配是八艘戰列艦和八艘巡洋艦組成，而且保持八年一次的更新速度。這樣擴建海軍太燒錢了！日本為了搞 八八艦隊，給海軍的撥款已經達到整個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而且即使這樣都還不够。這麼玩下去的話，不用别人打，自己的財政就得先垮了。所以就由美國牽頭開了一個華盛頓會議，簽署《華盛頓海軍條約》。限制簽約國海軍主力艦比例為美、英、日、法、意 : 1：1：0.6：0.35：0.35。
這才是正常的思路：過去的國際力量博弈，都是圍繞限制對方相匹配武器力量的思路展開的。但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它的思路正好相反，是彼此限制防禦對方的力量，怪嗎？原因是核武器。核武器不同於以往的任何武器，它一旦使用，就是超大範圍的無差别毁滅。一旦打起核戰爭來，誰都不可能幸存。此時，再限制對方的武力就没有意義了。問題發生了逆轉，双方要確保安全，不再是限制對方力量的規模，而是要確保我對你的威懾是有效的。這就是所謂的“保證互相摧毁”，以至於双方都不敢動手。
核武器時代相當於兩個人都已經用刀頂在對方的要害了。要確保安全和公平只能是我兩同時放下武器。這就是1972年《反彈道導彈條約》這個奇怪邏輯的來歷。不限制進攻力量，而是限制防禦力量。說這個是想闡明一個道理，什麼是“相互依存”。所有個人、企業、組織、國家，它的生存狀態，都在向相互依存的方向演化。
在最開始的時候，任何人、組織的生存，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在相互競爭的時候，著眼點也是力量對比。但是技術、經濟、社會向前演化，不管是核武器的發明，還是全球市場的發展，反正最終造成了一種狀態——他人的存在是我們自身存在的前提，别人不能生存，我們也不能生存的好。在這種情况下，競爭的方式就在悄悄發生變化，通過力量對比來衡量勝負，不再是唯一取勝方式，甚至已經不是取勝的方式。
試想，你現在把紐約佔領了，紐約的財富能歸你嗎？不會的，華爾街的生意做不成，豐富的鏈接、協作没有了，紐約的財富會瞬間消失。再比如，北上廣深的人要是把鄉下人全部趕走了，最終誰吃虧？鄉下人不能打工賺錢，自然吃虧了；但是大城市的人可能連早點都吃不上，更别說經濟繁榮了。
今天，從《反彈道導彈條約》這個故事來看，現在的競爭，其實切換了一個邏輯：我的力量强大與否已經没那麼重要，反正是相互依存的。想要勝出，只有一個辦法，我得讓所有人相信，我對你没有威脅，願意跟你合作，遇到了矛盾我願意和你談判協商，我能和更多的人組織協作。因此我不僅更有力量，我也更加安全。有一個比方說得好，過去時代的競爭，是拳擊賽，比的是能否把對方擊倒。而現在的競爭是拔河赛，繩子不能斷，每一個競爭的参與者能做的，只是讓绑在一起的價值鏈條，向更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挪動一點而已。互相依存，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競爭的底層邏輯。
2018年5月7日 星期一
戰略受制於現實 主將受制於部下 鄉土折翼
戰略受制於現實 主將受制於部下 鄉土折翼
楊玄感河南黎陽起兵反隋，他的好友、也是功臣之後的李密，前來投奔。為楊玄感獻上頗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就是直接迎上去跟隋煬帝打。當時隋煬帝在遼東前綫初敗。打軍心不穩的殘兵敗將，斷其歸路，最容易得手。
中策，去打關中長安，關中的戰略位置特别好，首都最具象徵意義。
下策，就近攻打洛陽，占領河南。但是李密覺得，洛陽的防務很好，糧草又多，不容易打得下來，時間一長，就不好說了。
但是，楊玄感没有聽李密的上策和中策，而是採取下策去攻打洛陽，最後果然就被剿滅了。是楊玄感愚蠢嗎？細想一下，不一定。
楊玄感起兵手底下的八千船民，都是當地人。跟着造反，只是為了討口飯吃，在那個時代，怎麼可能願意背井離鄉，遠征它方呢？他們也不是正規軍，戰鬥力肯定很弱。任何一場敗仗，軍心可能就垮了。他只能這樣，就近攻打洛陽。萬一打下來了，一方面士氣大振，可以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同時，洛楊周圍有興洛倉、回洛倉、黎陽倉幾個大糧倉，可以吸引更多難民來投奔，這樣就能用“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壯大。戰略高明與否，可以理論推導。但是每個帶兵的人，都受制於他面臨的實際情况，不是所有的高明戰略都可以實施的。
出主意的李密當了瓦崗寨的主帥，也遇到了一模一樣的情况。當時也有人建議他西入關中、占領長安，這回輪到李密來嘗嘗這個兩難的滋味了。他說“君之所圖，仆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惟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随西入！”李密的顧慮和楊玄感是一樣的。主將受制於部下，戰略受制於現實，最終兵敗在洛陽城下。
因為士兵故土難離，造成局勢突變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隋煬帝本人。天下搞亂之后，就跑到江都( 楊州 )去醉生夢死，躲起來了。他身邊的禁軍官兵大多是關中人，在楊州待久了，就是想回老家，就和隋煬帝爆發了尖銳矛盾。最後，宇文化及發動政變，殺死隋煬帝後全軍北返。連皇帝的權威都没有辦法扼制部屬故土難離的思鄉情緒，更何况其他人？
再看幾百年後的李自成。李自成在1643年打下襄陽後，宰相牛金星指出直接從襄陽北上攻北京，勝利可期。但是李自成没有聽，他要回關中。因為李自成和他手下的人，尤其是高級將領，基本也都是關中人。仗打勝了，人心就思衣錦歸鄉。李自成回到關中之後就開始稱帝、封官，準備就在西安待下去了。即使是後來打下北京，把明朝的官員吊起來打，名義是追贓，實際就是要錢。然後把搜刮的金銀財寶運回關中。當時吳三桂和清兵就要聯手了，大敵當前，李自成不整軍備戰，而是忙着往老家運錢，肯定不是要在北京長待下去。這或許是李自成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李自成被部下裹挾的不得已。
相反的看，李淵和李世民父子從山西太原起兵，卻能帶領部眾離鄉進入陕西，佔領長安，最後奪得天下。原因有兩個，
第一，李淵起事的三萬人馬，是防備突厥的精銳正規軍，組織性、纪律性和普通的流民不一樣，好帶得多。
第二，李家是北周的“八柱國”之後，也就是所謂的關隴集團中人。在關中長安地區有深厚的人脈關係，回長安就是回老家。
一般總覺得人可以選擇戰略。但在真實的歷史場景中，往往是反過來的，是戰略在選擇合適的執行人。這就要說到領導力。現代，因為互聯網帶來的企業組織變革，原來的很多管理學理論往往都不再適用。但是領導力這個學科，現在反而是越來越熱。就是因為商業環境，進入了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一個企業組織，它的資金、規模、資源、戰略，任一樣都不是必勝的保證。這時團隊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
一個靠譜的目標，領導人如果没有强悍的領導力，不能帶領團隊齊心協力往前走，一樣失敗。反過來，一個即使不太靠譜的目標，領導力過硬的團隊，或許仍能打出一片天，異軍突起。這一代創業者，和中國古代的那些將領，面對的情况是一樣的。最終的結局，不取决於明智不明智，有没有高明的戰略。而是能不能說服你的手下人，擺脱原來惰性和感情，相信你的判斷和選擇，跟著往黑洞洞的陌生地帶一起進發。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誰滋生了恐怖分子
誰滋生了恐怖分子
恐怖主義是現代社會和現代技術的產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大眾傳播。
一般人的感覺，恐怖主義就是宗教極端主義分子針對普通平民的暴力活動。所以很多人認為，解决恐怖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打擊這些宗教極端主義分子。這種認知是偏狹且被誤導的，他們是一神教的基本教義派排他份子，在被政治理念的蠱惑、操縱下而濫施暴行，與其博愛的宗教理念大相逕庭。現在媒體或人們口中的恐怖分子其範疇則寬泛的多，絕非僅是基本教義派份子。
1979年8月27日，愛爾蘭一個海岸小鎮，突然，一聲巨響，遊艇爆炸了，船上七人，四人死亡，三人重傷。遇難者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蒙巴頓伯爵，其他都是他的家人。蒙巴頓是來愛爾蘭度假的，没想到在這裡不幸身亡，享年79歲。1979年的英國，因為北愛爾蘭的獨立問題正在激化。當地的恐怖組織“愛爾蘭共和軍”内部分裂，更加激進的那一派，開始大開殺戒。1979年，是恐怖活動大爆發10周年。這一年，柴契爾夫人赢得了大選，即將成為英國新首相。“愛爾蘭共和軍”就决定在十周年之際，給新政府“幹件大事”。他們就把目標選定為已經退休，但功勳卓著、影響巨大的蒙巴頓。
不僅英國，從1960年代開始，西歐很多國家都有危害巨大的恐怖組織。不過，他們并不是什麼宗教極端主義者，很多都是當地的白人。比如，意大利的“红色旅”、西德的“红軍派”；西班牙的“埃塔”。從1970年代開始，“埃塔”一共製造了近三千起恐怖事件。一直到2011年，“埃塔”才正式宣布“永久性放棄武装對抗”。恐怖主義使用暴力，這讓很多人產生誤會，以為恐怖主義的來源很久遠，和暴力的歷史一樣長。其實不然，【恐怖主義是現代社會和現代技術的產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大眾傳播】。
在收音機、電視這些大眾傳播媒體出現以前，只有少數權貴和富豪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長距離傳遞信息，大多數人都只能了解身邊很小範圍内的消息。遠方的消息，要很長時間以後才能模模糊糊地傳過來。先是報紙，然後是收音機，二戰以後西方家庭又普及了電視機。地球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以聲光電的综合形態可以迅速傳遍全球。也是從960年代開始，西歐國家開始出现“愛爾蘭共和軍”這樣的恐怖組織。這是不是只是時間上的巧合呢？
不是。想想以前，如果有人想在社會上製造恐怖感，他們要怎麼做，就能明白。蒙古人西征時的屠城，把男女老幼都殺光。這樣做就是為了製造恐怖感，警告其他人，讓他們趕緊投降不要抵抗。他們要屠殺大量的人，才能在没有大眾傳媒的時代，僅僅依靠口口相傳，把恐怖感到處傳播。如果只殺幾個默默無名的平民，根本就不會有任何恐怖效果。但到了大眾傳媒時代，由於消息可以廉價、快速地到處傳播。於是只要突然襲擊，在公共場合随便殺傷幾個人，就可以在社會範圍内迅速製造恐怖感，讓無數人緊張不已，讓各個地方都不得不戒備森嚴。
現代大眾傳媒成了恐怖行為的“放大器”，全社會都成了恐怖分子表演的劇場。由此就出現了新問題——恐怖組織用極小的成本，以大眾傳媒為槓桿和放大器，讓社會為了防備它們而耗費巨大資源。所以，恐怖主義不是什麼古已有之的東西，它是一種現代病。大眾媒體成了恐怖組織擴展影響、争取公眾同情支持、激發内部士氣最主要的工具。没有大眾媒體，絕大多數恐怖行為都將毫無效果、毫無異議，甚至恐怖組織本身都難以維持。
當代恐怖分子繼承的衣钵，不是來自古代的凶徒，而是愛爾蘭共和軍這樣的西方、白人、現代派的老師。恐怖分子的危害，不是因為它們野蠻，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精細——他們精細的運用從駕駛飛機到通過社交媒體發布視頻等等多種現代手段。恐怖組織屢屢得手，不是因為他們實力强大。恐怖分子，實際上是利用了現代社會的弱點而快速滋生。
2018年5月5日 星期六
知識游牧 盲點VS盲維
知識游牧 、盲點VS盲維
學界總是說，學習就應該系統化地去學。若是零零碎碎、浮光掠影、淺嚐輒止、不求甚解的粗識一門類的知識，是沒有用的 ! 但也有人說 : 這樣學習不僅有用，而且是我們這代人最重要的學習方法。前提是對公認的通識基礎教育已具備，如大學教育。
深入、系統地學習一們知識，當做立身之本，這當然必要。如果在一個變化不大的社會環境裡，這樣做也就够了。你可以順着一門知識或者手藝的金字塔，逐漸向頂部攀登。但問題是，我們不是生活在那樣的社會。技術在飛速迭代，社會要素在眼花膫亂地重組，没有任何領域還是一片桃花源，可以按照原來的軌跡運行下去。
新的機會永遠出現在邊緣地帶、夾缝地帶和混合地帶。可以關察一下那些成功者，誰不是瘋狂的其他領域知識的學習者？但問題又來了。新知釋那麼多，你怎麼可能都深入系統地學習？莊子當年不就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那怎麼辦？就要有新的方法。【過去的學者，是知識的農耕民族。自己有一畝三分地，精耕細作就可以了。但是這個時代，逼得我們必須成為知識的遊牧民族，哪裡水草豐美，就向哪裡遷徙。随着自己的興趣和需求，在知識的原野上，用旺盛的好奇心，四處奔跑。】所謂 : 另類 "二八定律”，就是用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掌握一個心領域百分之八十的知識。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特别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但是，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必須這樣做。
試想，新聞工作者、編輯、或各種評論解說員，他們必須對每天發生的各種大事，以及它的可能走向，迅速作出初步判斷：真相是不是已經清楚了？需不需要進一步了解？了解到什麼程度算足够？如何調度手頭的人力、財力和注意力資源？勢必不可能對每個領域做系統深入的研究，但是又必須有大體靠譜的判斷力。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做出成績的人，都是這樣，快速了解一個新領域，補充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然後迅速去嘗試，去行動，在行動中試錯，在反饋中迭代。而不是先系統學習再動手。
二八學習不是一通亂學。先得理解，一個成年人學習的真實目的是什麼？成年人的學習，因為來日無多，而且要快速應用，所以，學習的目的，不是輸入更多的知識了，而是了解世界的更多側面。也就是所謂“多元思維模型”的意思。
我們所有的有效行動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上，就是對現實的了解。可是現實實在是太複雜了。不可能用一個角度的理論就能洞察這個世界。比如，想要了解人性，知道人性的那些部分是千變萬化的，那些部分又是千古不變的。但是了解人性就够了嗎？不行。因為人性是在互動中展開的。所以，多少還得懂一點博弈論。不用成為博弈論專家，但是至少得明白，一個行為會出發其他人的應對行為，你的一個意圖必須考慮到其他人的意圖而有所妥協、取捨、交換。
同時，你又需要熟悉進化論，適者生存，協同進化，这些概念會幫助你擺脱對於力量本身的崇拜，而找到真正的生存策略。在人群中生活，你還需要懂一點政治學，知道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則是什麼。你需要知道一點歷史，知道什麼在凝聚人的共識，這些共識的演進方向是怎麼在影響現實和未來。你需要懂一點神經科學，這樣才分得清楚，我們腦子裡的那些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你還得懂一點哲學，那些終極的大問題，歷史上的聰明人其實大多都思考過，不用再費一番力氣。這張清單會很長很長，勢必無法也無須都系統化的深入學習。可這都是我們人生的寶貴營養，只能像遊牧民族時時處處的點滴學習。
要想用好這種遊牧民族的學習方式，有三個最核心的認知。
第一，不要迷信系統學習。能系統學習當然好。但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往往還没有凝结成公認的系統，比如，什麼是新零售，怎樣用區塊鏈技術創業？這些問題價值很大，但即使是在這個領域最前沿的人，也還是在摸索之中，哪有什麼系統的知識可以教給你。那難道就不學習了嗎？胡適先生說得好，說甚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第二，不要迷信什麼一攬子解决方案和萬能鑰匙。自我是多重的，環境是變化的，社會是多元的，要達成一個目的，依靠單一的策略，那檢直就是取敗之道。要允許自相矛盾的原則在自己腦子裡共存。要允許現實世界给你的反饋幫助你迭代。
第三，不要迷信信息輸入。單存把自己浸泡在信息流裡面，是没有用的，轉臉就忘。更重要的不是信息輸入，而是輸出，是行動，是根據自己的當下問題去不斷試錯。
附記 :
越早年，人類的知識積累越少並以文字寫入經典、書本，門類比較固定成體系化，相對應的問題也比較清晰，學習者是對已知的部分來學習，就好比拿水桶裝水，入桶的水越多表示學習佔有的越多、越博通專精。現在的知識量呈爆炸式的積累成長，一個人窮其一生也難通學，遑論專精，更嚴重的是，現代的知識不是恆久的正確性與固定答案，隨時可能被證偽而推翻，頻頻更新。在面對汪洋大海式的知識量，除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部分多費心力求專精外，對其他的只要學會游泳即可，知道越多一麟半爪的關鍵字做KEY，就可在需要時在網路上搜尋為己用。
寓言故事裡，狐狸是博學、知道很多事的動物、未必專精；刺蝟是只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一件事的動物，很專精。刺蝟型的人適合生活在古代，只要熟讀四書就能當官，學知識是踏入相對已知的未來世界，而社會也鼓勵、讚賞這樣的人。狐狸型的人比較適合生活在現代，學知識是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知識的KEY越多，越能發揮網路的節點效應，就越有機會使想像成真。狐狸的博與刺蝟的精是相分離的，各有所偏廢，人則要用胡適的話"要能廣大要能高"，把博、精結而為一，甚且是博大於精。精的基礎研究要由國家注資交給專研的人來研究。
知識的盲點不太可怕，知識的盲維才更可怕，掌握知識的KEY越多，就越能填補認知世界的維度，擴大提升自己的認知地圖。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中國 是全世界的困惑
理論是行動的基礎 【中國 是全世界的困惑】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全世界的困惑。說它是計畫經濟，私營企業遍地都是；說它是市場經濟？大量國企還没私有化，土地也没私有化，所以這是一個半吊子的市場經濟，但卻創下持續長達近40年的高速成長，濃縮了所有前先進發展國家所需的時程。這個客觀的基本事實是不容否認的。如此，很多西方的經濟、政治理論與所規劃的世界秩序就困惑、尷尬了。中國需要新的理論。這也間接說明，發展一途沒有什麼人為先定的普世價值與道路。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成為獨立的學科。但是國富論的實際作用比這要大得多，國富論最大的作用是發明了資本主義。亞當·斯密從一堆亂七八糟的事實中，把一個新的東西清清楚楚地指認出来，這就是理論的力量，是無中生有的創新。
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 歐洲還是封建社會。社會等級森嚴，從國王、貴族、平民到農奴，高低貴賤各不同。這個社會結構，在當時看來是天經地義，人就應該分成三六九等、上下尊卑，平民服從貴族，貴族服從國王，國王握有最高權力，這樣社會才能穩定。當時的人可想不出另外一種社會結構。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當時的法國才是歐洲的中心。法國，國家很强大，國王很偉大，貴族很優雅，宫殿也很雄偉，儼然是一派大國氣象。所以那個時代的歐洲人都以效仿法國為榮，法語成為歐洲上層社會通行的語言。
再來看亞當·斯密生活的英國就非常的不倫不類了，貴族本應服從國王，但是英國的貴族偏和國王討價還價，還組成了國會，和國王對著幹。再則，貴族得有個血统。英國雖然也保留著貴族的稱號，但早就實現了開放，平民同樣有機會成為貴族，像海盗德立克、科學家牛頓，都是因為貢獻巨大被封為貴族。英語Sir這個詞，原是專門指有爵士稱號的貴族，現在誰都能用。還有一條，英國工商業很發達，海外殖民地擴張也快，原來在社會底層有胆量、運氣好的人就成了爆發户，初期社會肯定是烏煙瘴氣的。了解了這些背景，就知道當時歐洲人對英國的感覺。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眼中看到的是一個堕落的、變形的、處處不得體的封建社會，渾身大洞小眼，徹底糜爛，國王不國王，貴族不貴族，暴發户横行。用中國話說簡直是“禮崩樂壞”。
這個時候，亞當·斯密就出現了，同樣的現實經濟，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番解釋，就完全變了樣，英國可以說是從“癩蛤蟆”變成了“白天鹅”、女神。理解亞當·斯密的新理論之後，人們看到的英國就是一個生機勃勃、迅速成長的新社會。
首先，國王不像國王、貴族不像貴族，現在看這可是好事。可以有效約束統治者的權力，尤其是徵税的權力，這反而讓英國政府擁有比其他國家强大得多的財力，可以打造空前强大的海軍，到全世界去征服。第二，暴發户横行這也挺好的，原來社會被壓制的潛力現在釋放出來了。正是通過不同階層的流動、互動，英國從根本上避免了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社會動盪。
拿破崙曾很不屑地說英國人只是一個小店主的國度。意思就是說英國人眼界不寬，自私自利，没有宏大理想，只顧眼前。理解亞當·斯密理論的人都知道，市場是一只無形的手，可以讓每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主觀上尚未自己奮鬥，但是在客觀上就能够為全社會增加福祉，所以小店主也挺好。經由《國富論》這麼一解釋，那個時代的人才恍然大悟，腦洞大開，就按照這個新理論推動社會發展，理論力量觀的體現在行動上。
《國富論》出版是1776年，正式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按照原來傳統帝國的思維，英國肯定要鎮壓。以當時雙方人口總數和經濟實力，13州在英國面前簡直可忽略不計，真要打，没有打不赢的道理。英國人為什麼没有堅決去打呢？原因之一就是，亞當·斯密的新理論讓英國人意識到，原先統治帝國的方式并不符合商業需求，用武力强行佔據北美，不但成本高，而且收益低，划不来。
現在歷史學上就有了兩個名詞，是以美國獨立為分界，之前的英國帝國被稱為“第一大英帝國”，之後的被稱為“第二大英帝國”。廣為孰知的大英帝國、 “日不落帝國”，都是指“第二大英帝國”，恰恰是在它失去北美之後，它才迎来了一輪新的繁榮。如果没有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社會機理剖析得那麼深，英國人恐怕也不會形成對自己發展的道路這樣有信心。這就是差距，英國人的幸運就在於他們有亞當·斯密。
總結 :
第一，理論的力量不是對世界的解釋，也不是坐而論道，而是非常實在的行動力。世界本身非常複雜，出現新東西的時候，我們往往把它看成是原來世界的一種亂象、堕落，例外。而新理論的發明，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再看這些事實，讓人們看到並且走上全新的道路。
那第二個啟發就是，我們平時學東西、想問題的時候，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符合預期的事實，而是那些例外、原來用理論解釋不了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是我們重新理解世界，并且獲得重大創新的機會。
第三，俄羅斯的國有企業在葉利欽時期搞經濟的休克療法後已全部私有化，看似脫離計畫經濟，但他絕對不是市場經濟。所以我們不必被名詞的框架所限而硬套，重點是能否給經濟帶來實質效益。
2018年5月3日 星期四
自找的陷阱 ( 不平等條約 )
自找的陷阱 ( 不平等條約 )
清政府在“鸦片戰爭”中失敗之後，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教科書上說南京條約，是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除了賠款2100萬兩銀元、割讓香港，還有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税。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但深入到歷史的細節，大有內情。剛才說的那四點，其實是兩份條約的内容：割地和賠款是南京條約，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虎門條約》。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條約呢？
嚴格意義上講，南京條約其實不能算是不平等條約，自古以來戰敗國都是割地賠款，從羅馬帝國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了的一方要都是這個待遇。但彼此的關係還是對等的。真正使中英地位不平等的是後來補充簽訂的虎門條約。有意思的事來了，推動虎門條約簽定的不是英國，而恰恰是清政府。清政府是怎麼想的 ?
按照當時西方的國際規則，兩國簽訂條約後，都必須遵照執行，該賠款的賠款，該撤軍的撤軍，誰違反了就是單方面毁約。不但條約作廢，而且要受到國際譴責。但是，清政府一是沒有國家的概念，國家是皇帝的私產，二是天朝上國的面子，根本不想打開國門。因此，這邊的小心思就多了。清朝還是按照以前的思維來看待這個事，覺得所謂條約就是暫時的停戰協議，随便找個借口就能撕毁重來。不僅我們可以將來撕毁重來，他們覺得英國人也是這樣，將來還會得寸進尺，找中國的各種麻煩。於是，有一位大臣就寫了一個《十可慮》，就是有十件必須要考慮善後的大事。
比如，在鸦片戰爭國程中，英國曾經以占領天津為目標，很明顯，英國人對天津有興趣。可是在南京條約裡開放的通商口岸中，居然没有天津，那英國打的是什麼主意？戰後，中國在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築海防工事，萬一引起英國的猜疑，進而阻撓怎麼辦？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體，但實際上是杞人懮天，就是没有契約意識。自己没有，也不相信英國人有。有這樣想法的不是一人，是包含皇帝在內的許多大臣。所以，道光皇帝乾脆给就是負責簽定南京條約的滿族大臣耆英下了一道聖旨，讓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繼續談十可慮的大事。聖旨很簡明，沒有具體共識、指導。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找英國人交涉，主動要求要给南京條約做“添注”，也就是補充條約。也就是奠定了中英關係不平等的基礎的虎門條約。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見一共有十二條，其中最關鍵的兩點，就是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治外法權，簡單來說就是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中國政府無權審判，必須將罪犯帶回英國才能定罪。於是，無論英國人在中國犯了什麼罪，都有正當的理由逃避中國的司法審判，跟中國就没有關係了。最先提出這想法的不是英國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或許是為了避免麻煩。萬一英國人在中國犯罪後，英國政府要庇護，没准又成了英國人挑釁和發動戰爭的借口。就算不成為借口，但總是個很麻煩的事。乾脆，英國帶回去自行處理。如果其中有中國人参與，就由中國司法來審判。耆英不知道這實際是把中國的獨立司法權拱手想讓，落在條約中就變成了白纸黑字的“治外法權”。
協定關稅問題，先是在南京條約中討論過的。英國人說，清朝的關稅制度太混亂了，每個省都不一樣，沿海和内陸也不一樣，現在開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個省，所以你們自己商量下，把關稅統一就行。英國只是要求統一關稅，至於定多少大清了算，没有不平等的意思。但是，耆英自己把這一條否决了。初衷也可能是覺得自己定關稅太麻煩，萬一英國覺得不合適又節外生枝，所以還是按照以前廣東的辦法，咱們商量著來。這個心思一經提出，英國人當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餘種或物的關稅定了下來。然後再在文本上偷樑換柱，關稅由南京條約的自主統一變成中英協商。從此，中國就喪失了單方面變更關稅的權利。
當然我們可以譴責說是英國人在玩把戲，利用耆英對西方國際規則的無知，哄騙出許多額外權利，讓中國逐漸喪失主權。但是細看當時的具體過程，未嘗不是清政府因怕事而自找的結果。道光皇帝、大臣耆英他們的初衷都是想盡量免除後患。爭取一點方便的利益，最終的結果却是陷入了更嚴重的後果之中。今天我們無須再去苛責古人。但是這個過程也提醒我們，單單在自己的認知框架内做價值判斷，其實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自覺得好事或者是壞事，換一個認知框架，完全可能就來個大反轉。在大變局時代，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急於去爭取自己眼裡的利益，而是讓自己的認知框架跟上急速的變化。
李鸿章當年有一句話說，鸦片戰爭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回看，那一代人還是幸運，幾千年才有一個大變局。我們這一代人，也許十幾年甚至幾年，就要適應一次大變局。鸦片戰爭時候的故事，到今天也一直會給我們啟發。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國民教育可否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牆內開花牆外香 轉借的創新
國民教育可否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公辦私營
弗里德曼是一位貢獻很大的經濟學家，他提出的很多建議，比如建立個人養老金帳户、廢除浮動匯率、把徵兵改為募兵制等，都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他提出的建議中唯獨有兩件事是爭議比較大的，一個是毒品合法化，第二個就是教育券。教育券制度設計類似教育購物卡或代金券。政府辦教育都是撥款给公立學校的。但是如果政府把撥款，變成教育券直接發放给學生。然後學生拿着教育券去選擇學校，學校再拿着券去找政府兑現。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公立學校坐等政府撥款，旱澇保收，公務機構的缺失必然顯現。現在假如没人來上學，你就收不到教育券，也就没法向政府領錢。這就逼着學校不得不想辦法，提高辦學質量。
教育券在美國爭議大到什麼程度？1999年的時候，有一份關於哥倫比亞特區的教育券法案，都已經通過了聯邦會議，但是到了總統克林頓這個環節，直接把筆一扔，拒絕簽字。更有甚者，比如佛羅里達州，索性宣判教育券是違反州憲法的。反對者認為，假如有一家壞學校，招生廣告做得特别好，但是拼命削减老師的質量和數量，那在短期内它是能騙到一大筆錢的。雖然這種模式長期是搞不下去的，這樣的學校在競爭終會被淘汰。但是第一批受騙上當的學生呢？他們是實實在在地被耽誤了。
一個人一生中受教育的機會是不可逆的，任何人都承受不起這個代價。所以，自由市場競爭引入教育領域要慎之又慎。類似爭論的話題還有很多。總之，教育券制度在美國已經提出了多年，却始終得不到實施。但國家又容許私人創學，而私立學校即使昂貴，但教學績效往往更被社會肯定。私立學校創建之初好壞誰也不知，也是依賴廣告招生，成功後就依賴口碑招生。家長自掏腰包繳私校學費，和拿政府發的教育券去選擇自己認為不錯的公立學校就讀，這裡私校和被挑選的公立學校有什麼不同 ? 重點是配套措施，例如教師的公務員身分、同是教師，薪資可否因教學績效而有所差異、城鄉教育資源，學區規劃等問題。教育券針對公立學校被動、效率差的改進是有正面啟發意義。
在美國未被採納的教育券，在遥遠的中國一個長興縣城裡開花結果。當然，長興縣局部改良，先是針對民辦學校、職業教育、貧困學生、農村技能培訊等等，是有自己的重要制度創新的。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出台教育券制度的決策人，除了聽一點介绍之外，再也没有從任何渠道，接收過任何關於教育券的信息。甚至不知道教育券是弗里德曼提出的，更不知道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學術問題。可就是在這樣的情况下，長興縣完成了一次制度創新。2001年開始實施。
這個話題想傳播的一個現象。任何一個知識，一個設想，一個創意，他在誕生的時候，是有自己的環境的。在它自己的座標體系裡，它有自己的初衷，有自己的約束條件，和自己的對立面。但是只要這個知識被造出來，它生根開花的地方，其實不必在它的原產地，完全可能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比如佛教，它的發源地在印度，當時是很小的宗教流派，但是在中國却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知識在傳播的過程中也難免被誤解、被修飾，和創立者的初衷背離。但是那又怎樣，知識一旦被創立出來，就有了自己的獨立生命。更准確地說，是使用這個知識的人，在不斷賦予它全新的生命。其實讀書也是，一種人讀書叫 “我注六經”，就是原原本本的學習書上的内容，圍着前人的理論轉。而另一種人讀書是 “六經注我 ”，也就是我不圍著知識轉，而是讓知識為我所用。一言以蔽之，知識本身不一定是力量，只有為你所用的知識才是力量。
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有真實的自我嗎 ?
有真實的自我嗎 ?
如果有人給你在火箭上提供了一個位置，那麼，别管位置好壞，先上去再說。
桑德伯格是Facebook的CEO，而且是一名女性。桑德伯格的出身可不是硅谷樣兒的，而是典型的美國東部精英。她出生在華盛頓，畢業於哈佛大學，當過財政部長薩默斯的助理，本來會在美國東部政界發展了。但是2001年的時候，她覺得還是應該去最有活力的硅谷去找一份工作，硅谷在美國的西部。
2001年的谷歌才成立三年，還没有上市。而且谷歌给桑德伯格提供的職位和頭銜都不是很滿意。以他過去的學經歷，桑德伯格就有些猶豫。這個時候，當時谷歌的CEO施密特跟她說了一句話 : 如果有人給你在火箭上提供了一個位置，那麼，别管位置好壞，先上去再說。”馬上就扭轉了她的念頭，讓她毫不猶豫地加入谷歌。這句話是不是越品越有味道。
這句話和和我們過去認知的道理正好相反。我們通常會說，“寧危雞口，不為牛後 “，西方也有類似的表達，“做小池塘的大鱼”。兩個原因 :
第一是先進組織給你帶來的隱性好處。比如，你可以跟高手共事、觀察他們做事的方式，看他們如何處理危機、應對挑戰。比如，你能從組織的運行裡觀察它的運作方式，它是怎麼管理的、怎麼吸引、激勵人的等等。楊振寧曾經在著名的西南聯大讀物理學學士和碩士，後來又到芝加哥大學讀了三年博士。他比较這兩所大學，說自己在西南聯大當然是得到了最好的、很接近前沿的基礎物理學教育。但是芝加哥大學對他的幫助是西南聯大提供不了的，那就是讓他知道物理學當下最關心的問題。
按照楊振寧先生的說法，在芝加哥大學這樣的一流大學裡，你每天就沉浸在一種“空氣”裡，自然而然就知道，這個領域正在高速發展的是哪個具體研究方向，知道什麼東西是重要的，知道哪些問題現在可以發展了。就好像在谷歌、亞馬遜這樣的公司，公司内討論的問題，一定都是科技領域最前沿又最接地氣的問題。這種 “空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勢"，是在一個普通組織做再高的職務也體會不到的。
第二個原因是風口和速度。
想要做成一件事，就不要對抗趨勢。越是聰明、强大的人，越容易產生一種妄念，認為自己可以跟趨勢為敵。施密特對桑德伯格說的火箭，其實就是趨勢上的公司。而且，在趨勢上保持着上升勢頭的公司。它成長的速度，是遠超過很多人的想象的。谷歌、騰訊、阿里就是個例子。組織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它一定是求才若渴，要是你真的有能力，其實是很容易被識別出来，並且被委以重任的。因此一開始職務待遇比較低，根本就不用担心。另一方面，組織的高速增長，其實也會倒逼人的高速成長。一些明星創業公司的高管，都很年輕，成長速度極其驚人。
彼得·蒂爾的一句話是：不要做真實的自己。奇怪，市面上的雞湯不都是要你做真實的自己嗎？彼得·蒂爾怎麼反着說呢？他的道理是這樣的：你怎麼知道自己有一個確定的自我呢？一個人的一生難道不是有無數個自我嗎？它難道不是随着你的經歷不斷生成的嗎？你五歲時候的自我，剛開始工作時候的自我，成熟之後的自我，難道還是同一個自我嗎？那些經常講做真實的自己的人，其實往往是拒絕改變。
孟子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佛家說，我是我，我非我。初生時的我和長大後的我無論是外在形象與內在認知思維上都截然不同，似乎不是同一個人；但現在的我就是當時初生的我長大的，還是同一個人。有永恆不變的，也有隨時都在改變的。其實，彼得·蒂爾的這個說法，其道理和孟子與佛家有相通處，你應該做的是隨時調教你的自我、培育你的自我、關愛你的自我，而不是盲目地順從你的自我。不管幸福還是災難，自我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改變自我是一件終身要孜孜以求的事。所以，講什麼 “做真實的自己” 呢？
第一，在平時工作中，往往是有一大堆散碎的想法，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概念把它表達出來。牛人牛話都是那種能被最廣泛、最凝煉、最有說服力的傳播、表達方式。這種語言工具有時候比實體的工具還要有用。
第二，一個道理的力量，往往不在於道理本身。道理太多了，擺在那裏我們通常視而不見。牛人說出來的道理，往往就起到了一種類似於儀式的作用，它讓你能够用更空懷、更尊重的心態去聽。
雞湯本身營養，但是没给勺子。問題是，道理擺在那裡，從來就不會有人给你勺子。勺子，就是你自己找到的聽見這個道理的情境，在合適的時候聽到合適的話，那就是你的勺子。
附記 :
知識或創新在傳播的過程中也難免被誤解、被修飾、添加，和創立者的初衷背離。但是那又怎樣，知識一旦被創立出來，就有了自己的獨立生命。更准確地說，是使用這個知識的人，在不斷賦予它全新的生命。
假如把出生的人當作是一個具有獨立生命的創新，在其成長過程中經歷不斷的學習模仿，環境淬鍊等影響，時刻被灌輸全新的生命元素，必然與初始的本質不盡相同。最姳顯得例子是被外國人士收養的嬰兒，長大後，哪裡還是原來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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