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用人工道德補人心道德之缺陷 可乎 !?

用人工道德補人心道德之缺陷 可乎 !? 

心理學家斯洛維奇的一篇訪谈,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人類的道德體系,是不是有天然的缺陷?道德一詞,因天天被用而習焉不察,想把它說清楚,還真不容易。德國哲學家康德首先用邏輯化的語言說清楚了。最重要的帝王條款是一個人的主觀的行為準則,必須可以成為一條普遍的客觀法則。也就是這條道德標準不僅對你適用,對所有人都適用,這才叫道德。比如不要騙人,不要自殺,要終身學習,發展自己的才能,幫助别人等等,這些道德都是成立的。因為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這麼做,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可以把這些原則推廣到每一個人。

但是,另外一種主觀原則,比如為了自己的國家,可以損害别的國家;愛自己的父母,可以包庇他犯罪等等。這在康德的觀念裡,就不能算是道德。因為一旦推廣成客觀原則,大家互相侵害,整個世界就崩潰了。康德的這個道德標準其實是很苛刻的,他把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自以為很道德的行為,都排除在了道德之外。比如,給國內地震災區捐款的热情,超過了給其他地震災區捐款的熱情。在康德看來,這合乎人性,但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道德行為。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大意是說『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實踐遵行正直之道的人,他的父親偷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家鄉正直的人和你所說的不同,人家是父為子遮瞞,子為父遮瞞,而正直也就在其中了。子不宜逆倫告發父,那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合乎人倫道德,而合乎人倫道德當然就是正直的了。我們在獨尊儒家的文化薰陶下,關於誠實與公義對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人,就產生不同的標準,而且是相當主觀與相對的。不禁會產生道德與親情衝突時,誰該讓步 ? 界線在哪裡 ?

我們對越近的人就越關心,這尚且算不上道德。那麼人越少,我們就越關心,人越多,我們就越漠視,這個現象是否就成了人類道德上的一各重大缺陷。心理學家斯洛维奇,就是研究這個現象的。例如,自2011年開始,叙利亞戰爭帶來的死亡人數已經有幾十萬了,但是全球輿論都很漠然。直到2015年9月2日,艾蘭·庫爾迪,一名叙利亞的三歲兒童,在逃亡的過程中被淹死在地中海的照片被披露,迅速成為全球新聞的頭條,人民才開始關注叙利亞難民問題。自2011年開始,瑞典已經接收了16萬叙利亞難民,瑞典红十字會設立專項基金籌集款项,來幫助大批湧入的難民。但是收到的捐款並不多,每天大概只有8000美元。但是艾蘭的照片發布第二天,這個基金收到的捐款數額一下從8000美元增加到了43萬美元,一天50倍,這就是那張照片的影響力。

這算是不是一個大悖論?一個孩子的死亡帶來的關注和同情,居然超過了此前幾十萬人的死亡。其實這樣的事情很常見。據聯合國數據,現在全世界有6530萬人流離失所,是史上最高的。但是又怎麼樣呢?6530萬,這只不過是一個數字,我們没法想象這些人的痛苦。所以引不起我們做任何行動的興趣。但為什麼我們對一個人可以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對大規模的暴行和大眾的苦難,反而無動於衷呢?這和人類大腦的一些機制有關。

第一個機制是“價值作用”。就是說,在事物數量少的時候,細微的變化也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數量多了之後呢,巨大變化也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 承平富足時期,網路上一件小事往往會引起轟動。但在慌亂苦難時期,人們內心起了自我防衛機制,對外界的悲慘事項變得冷漠無動。) 同樣是遺失一千元,這種內在痛苦感對貧窮者與對富豪們的級數是不同的。

在人命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慘劇波及的人越多,個體生命的價值越低。斯大林說過這麼一句話,“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據。”這個心理作用是如此明顯。不僅是一個人和一百萬人的對比是這樣,甚至一個人和兩個人也有重大區别。有實驗證明,當受害孩子是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的捐款意願指數是 24.9;當是兩個人的時候,捐款意願指數下降到 23.4;當是8個人的時候,捐款意願指數下降到 21.3。受害者越多,我們的同情心就越少。

第二個心理機制是行動無效錯覺。就是當我們面對一大堆要救助的人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所做無功,反正是杯水車薪,還不如乾脆置之不理。心理學家也做了一個實驗,給第一组的人看一個正在挨餓的女孩的照片,有一部分人伸出援手,給孩子捐款。給第二組人看同樣的照片,只有一個區别,就是旁邊加上了關於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挨餓的統計數據。結果,願意幫助的人減少了一半。當我們面對一個巨大壓力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乾脆迴避。由集中營倖存的心理醫生弗蘭克在其活出意義一書中解釋得最清楚。

第三個心理機制和人的注意力有關,人會更加關注單體的東西。比如,讓你想像一百塊錢,通常不會把它想象成100個硬幣,而會想成一張百元鈔票。因為單個物體更容易想像,也更容易建立聯系。而面對很多人時,想要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系就更難了。

上述三點是否讓我們看到人類道德感和同情心的一個天然缺陷:本來一條命和一條命是等值的,很多條命就紙是很多倍的問題,都不應該被低估。但是事實不然,人命越多、危機越大,人類社會就越忽視它。說到底,這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是在小部落時代進化出來的,我們處理不了現代社會那麼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問題。

我們之所以能建設起現代社會,是因未過去幾百年,人類在政治、法律、市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它們就是為了協調大規模的陌生人協作的。但是在情感、道德問題上,暫時我們尚未找到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來適應這種全新的還境。有無解決之道 ?

一個辦法是靠公益組織。公益組織也在利用我們上面所說的原理。在募集捐款的時候,特別強調某個個人的具體悲慘遭遇,但是在運用資金時,再調動機構的理性,去盡可能救助大規模的人。另一個可能辦法是靠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了。因為機器是執行程序的,一條命就是一條命的價值,不會犯人類道德直覺的錯誤。這種“人工道德”,能否彌補人類道德的的缺陷與不足? 是否會有甚麼副作用 ?趨善而避其害是人類首先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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