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蕊：中美競爭下，美國應該如何重整軍備？；希拉蕊 發文談國防改革

希拉蕊 ( 拜登執政的國防部長 )談：中美競爭下，美國應該如何重整軍備？

在這充滿瘟疫和抗議的一年裡，美國人開始正視種族歧視、經濟不平等和醫療保健不平等等早該解決的問題。當前的危機還應促使美國對其國家安全優先事項進行反思。但危險的是，這個國家對一系列威脅毫無準備，不僅是新冠大流行，還有不斷升级的氣候危機和來自中國與俄羅斯的多方面挑戰。

然而，目前美國的的工業和技術實力已經萎縮，關鍵供應鏈脆弱不堪，聯盟瓦解，政府被掏空。在過去，只有發生戲劇性的事件——珍珠港事件、人造衛星事件、9·11事件——才會讓美國意識到新的威脅，並促使美國做出重大轉變。

正像現在，新冠肺炎危機也是如此令人震驚，讓這個國家從沉睡中醒來，鼓起勇氣迎接未來的挑戰。

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必須是使美國的國防能力現代化，特别是擺脱那為已不復存在的帝國而斥巨資建造的傳統武器系統。另一個目標是升級美國國力的國内基礎——支持美國創新，支持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產業和供應鏈。

這兩個項目是相輔相成的。軍事現代化將花費數十億美元資金，這些資金可以用余國内先進的製造和研發，這不僅有助於美國與對手競爭，並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未來的大流行病等非傳統威脅做好準備；它還將減輕五角大樓削減預算所帶來的一些經濟痛苦。

以這種方式將外交政策和國内政策结合起來，將使兩者都更有效。它將幫助美國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重新站穩脚跟。

長期以來，兩黨政府都没有充分認識到經濟政策對安全的影響，這這些政策削弱了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並將至關重要的供應鏈轉移到了海外。外交政策將重點放在新的貿易協定如何鞏固同盟關系，如何擴大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上，這點可以理解。但是當共和黨人在支持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和投資受重創的社區方面施加阻撓時，民主黨人本應更積極地在新的貿易協定上踩刹車。

我的丈夫，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曾用貿易保護工具阻止不公平的中國產品進口，但共和黨却未能用這種方式保護美國工人，比如布希政府拒绝援引保護條款，並且阻止了國内對基礎研究、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的投資。民主黨人本應該更有力地喊出自己的主張：不僅僅是對糟糕的經濟政策，更是對國家安全的責任。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短視，還體現在對待複雜挑戰時過於簡單化的框架上，比如堅持從冷戰的角度來看待與中國的競爭。這是一種非常無益的應對挑戰的方式，它可能會挑起Fox News觀眾的神經，但它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中國——還有俄羅斯——構成了與蘇聯完全不同的威脅。

今天的競爭不是傳統的全球軍事力量和火力的較量。我們的敵人正利用新工具戰鬥在戰爭與和平的中間地帶，利用開放的互聯網和經濟破壞美國民主，並使我們舊武器系统暴露出脆弱性。翻出冷戰劇本無助於美國做好應對準備，也無助於建立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共同挑戰所需的全球合作。

與此同實，美國國内嚴重的裂痕削弱了它保護自己及其盟友的能力。奥巴馬政府煞費苦心地建立了國際聯盟，迫使伊朗坐上談判桌，然後又達成了一項阻止伊朗核計畫的歷史性協議。想想這之後發生了什麼？川普突然宣布放棄該協議了。

現在，可以預見的是，伊朗的離心機正在運轉，國際制裁機制也被打破。這是一種令人沮喪的、自我造成的傷害，也提醒著我們反復無常的代價。

而在某些地區，問題不是變化太多，是太少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過度軍事化是一個壞習慣，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爾總統警告要警惕“軍工復合體”的日子。許多將軍都明白詹姆斯·馬蒂斯在領導美國中央司令部時對國會說的話：“如果你不給國務院足額提供資金，我就得購買更多的彈藥了。”

但許多政客太害怕被指責為國防軟弱，因此没有聽取上述意見。他們在五角大樓上堆積了一個又一個任務，授權軍事預算不斷膨漲，却讓文職機構挨餓。需要强調的是，幾十年來，右翼意識形態的抵制阻碍了對美國外交、海外發展和國内創新的重要投資——包括對外援助、國内基礎設施建設和研發支出。

與更廣泛的政府一樣，軍方自身也可能來不及適應新的威脅。就像在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後，戰區部隊裝備裝甲和救生防彈衣上出現了致命的延誤。如今，五角大樓又一次面臨著措手不及的風險，即面對與中國競爭的截然不同的要求。

2004年，我被任命為聯合部隊司令部轉型咨詢小組的唯一一名美國参議員。那時，我就意識到要改變像五角大樓這樣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多麼困難。

國防部組建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團隊，由來自各行各業的軍事和文職專家組成，並告訴他們要盡可能大胆地進行思考；然而我們在提出改革建議時遇到了一些今天仍然存在的障碍，五角大樓、國會和私營部門的權勢人物已建立了按固定方式行事的職業路徑，維持現狀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

這種政治現實的典型代表是F-35戰鬥機。這架飛機的研發進度遠遠落後於計畫，超出了預算，據估計在其使用壽命期間將花費1萬億美元，但却被認為無法取消。

空軍在這個項目上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金錢，以至於回頭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F-35是目前美國製造的唯一的第五代飛機。由於這架飛機直接或間接地為幾乎每個州的數百個國會選區提供了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它在國會中有大批支持者。

以上就是美國如何使其國防手段現代化的方法。國防與外交和發展倂稱為“3D”，十多年來我說過，這“3D”( 國防、外交、發展 )應該被整合為“巧實力”戰略的一部分。現在，是時候增加第四個D了：國内復興（domestic renewal），重建國家的工業和技數實力。

美國不斷萎縮的工業產能和科學研究投資不足，導致對中國為險地依賴，對未來的危機毫無準備。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當美國科耳號(USS Cole)在2000年遭到轟炸時，我十分震驚地獲悉，只剩下一家美國公司專門生產修理船體所需的特種鋼材。二十年後，這場新冠大流行凸顯了美國在至關重要的進口上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依賴程度——不僅是挽救生命的醫療用品，還有原材料如稀土礦物，以及從電信到武器系統的一切提供動力的電子設備。

前副總通喬·拜登提出過一個計劃，投資7000億美元用於創新和製造，以及實施更强的“買美國貨”的條款；美國就應該實施像他這樣的計畫，用以啟動國内生產的關鍵產業——從鋼鐵到機器人再到生物技術——來重新支撑敏感的供應鏈，以及擴大必需品的戰略儲備。

是時候出台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了。中國盡其所能來獲取優勢，美國承担不起一只手被綁在背後的競爭。

盡管像川普那樣，將國家安全作為全面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的藉口是錯誤的，但政策制定者應該擴大對其至關重要的產業和資源的範圍。僅僅優先考慮用於武器系統和半導體的材料和技術已經不够了；美國的安全還依賴於對葯品、清潔能源、5G網絡和人工智能的控制。這也是為什麼聯邦支出中研發份額長時間下降的現象亟需扭轉。

需要增加研發支出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基礎科學和醫學研究的投資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收益：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估計，美國聯邦資助的研究增加了國内生產總值的0.5%，約合1000億美元，每年將創造四百萬個工作崗位。

對先進製造和研發的大規模新投資將是昂貴的，但這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和安全利益是必要的，並將在未來幾年得到回報。批評人士警告稱，增加國家債務本身就是一種國家安全風險。

但在實際利率處於歷史低位、失業率處於歷史高位之際，美國不應回避大胆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為，華盛頓不需要被債務担懮搞得癱瘓，它有能力在回報豐厚的關鍵國家投資上投入巨資，尤其是在危機期間。事實上，美國不能再推遲這些投資。

改革軍隊的這些障碍並不是新出現的，但它們最近變得緊迫起來。五角大樓必須適應一種與冷戰或反恐詹爭期間截然不同的戰略格局。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在淘汰舊的系統，並創造出尚未有國家掌握但許多國家正在尋求的機會。

此外，東亞還有一些特别棘手的挑戰。當美國軍隊在中東打代價高昂的陸地戰爭時，中國却在投資相對便宜的反介入和區域封鎖武器，如反艦彈道導彈，這對美國昂貴的航空母艦夠成了嚴重的威脅。

任何人都不應該錯誤的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身高有3米，或者認為與中國的競爭主要是一場軍事競賽。近年來，當川普政府破壞國務院，破壞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時，中國却將其外交預算翻了一番，向發展中國家投入了數百億美元，現在已經超過了美國的援助。今天，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外交職位比美國還要多。

不過，來自中國的軍事挑戰是真實存在的。美國不應被其持續的軍事優勢或其國防預算仍比北京高一個數量級的事實所誤導，而產生一種虚假的安全感。中國的進步意味著美國在該地區的空中和海上優勢不再得到保證。這不是平等軍力的競爭，而是一種新的非對稱威脅。美國人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學到，非隊稱可能是致命的，東亞的天空和海洋也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美國必須用一支因川普的管理不善而受損的軍隊來迎接這一挑戰。他任由幾十個關鍵職位空缺，削弱了文職人員對五角大樓的監督。與此同時，他試圖把軍隊變成其政治機器的一部分——不顧軍方領導人的反對——赦免戰爭罪犯，並在拉斐特廣場部署國民警衛隊，以便自己能有一個拍照機會。

軍隊現代化和調整重心既需要遠見，也需要毅力。這一努力的很大一部分必須涉及國防預算的大幅調整。可以而且應該通過退役傳統武器系統來節省大量資金——在未來10年可能會達到數千億美元。但是，在選擇削減哪些開支和支出哪些開支時，必須對國家安全需求進行清晰的分析，而不是出於政治考慮。

美國不能重蹈2013年預算自動減支的覆轍，當時國會迫使五角大樓在没有總體戰略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削減預算。這項工作需要總統和國防部長進行嚴格的分析，予國會和軍方高層進行妥善的磋商，但也需要做出艱難的决定，判斷哪些任務應該優先執行，哪些任務應該削減或取消。

衛了使這些決定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國會應該同意對國防改革的一攬子計畫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投票——這一過程過去曾被用於關閉軍事基地——而不是對每次調整討價還價。

預算的改變應該旨在讓美國做好準備，應對與技術先進的對手之間的非對稱衝突。舉例來說，美國在世界各地投射力量的過程中，航母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中國的反艦導彈面前却很脆弱，而中國的反艦導彈的成本只是美國航母的零頭。

此外，在美國海軍的11艘航空母艦中，通常只有少數能在任何特定時間進行海上作戰，而其他航空母艦則被繁重的维修保養困在港口。與其繼續擴大易受攻擊的水面艦艇编隊，海軍應該投資於保養提速和下一代潛艇。

同樣，由於反介入和區域封鎖武器迫使美國航空母艦和導彈巡洋艦遠離潛在目標，美國空軍必須減少隊短程戰數戰鬥機的關注，集中對遠程作戰能力的關注。也就是說，計畫中的F-35應該減少，空軍應該增加B-21襲擊機，這是一種正在研發的遠程轟炸機，旨在阻止先進的防空系統。

這些能力必須伴随著能够與中國和俄羅斯磋商的機制，以減少遠程常規功擊被務認為核打擊的可能性，核打擊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升级。

随著美國結束了一段由陸地戰爭主導的時期，並開始展望潛在的空中、海上和太空衝突，陸軍應該接受現役地面部隊縮小帶來的風險。士兵和重型坦克減编將符合此時戰略，维持更少的旅级裝甲戰鬥隊伍，可以在未來10年節省數百億美元。除了重型坦克，軍隊還應該投資能够在未來衝突中給軍隊帶來優勢的工具，包括升級通信和情報系統。

也許最重要的是，美國需要一種處理核武器的新方法。首先，它不應該在潛艇或核武装巡航導彈上部署低當量核彈頭，這擴大了使用核武器的範圍，增加了被誤解成迅速升級為全面核戰的風險。美國也不應該像目前計畫的那樣，在未來30年投入1萬億美元到核武庫上。

相反，美國應該大幅減少對老式洲際彈道導彈的依賴，尋求一種“更新、更少”的現代化方式，重啟川普政府廢除的軍控外交。

一項首要任務應該是延長與俄羅斯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奥巴馬政府上任之初，我和國務院負責武器控制的最高官員埃倫•陶舍爾幫助協商了這項條約。說服中國加入核談判也很重要。

重新致力於外交將加强美國的軍事地位。美國的盟友是中國和俄羅斯都無法匹敵的資產，這讓華盛頓得以在世界各地投放軍力。例如，在我担任國務卿期間，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將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部署在澳大利亞北部，靠近南中國海爭議海域的航道。

然而，川普把美國的聯盟體系僅僅看作是收保護費的行當——例如，他警告北約伙伴，他们必須“要麼為美國的强大軍事保護付錢，要麼保護自己”。雖然强調分担責任的必要性是適當的，但考慮勞動分工更具有建設性。

在美國致力於實現空中和海上作戰能力現代化的同時，其他北約成員國也有必要集中力量加强常規地面部隊，以便威懾東歐的入侵，或領導非洲的反恐任務。

軍事現代化和國内振興這兩個議程應該結合起來。放棄過時的武器系統將造成經濟混亂和真正的困難，因此這件事應該與經濟困難社區的投資同步進行，把先進的製造業和研發帶到受國防削減影響最大的地方。

事實上，麻賽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經濟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平均而言，花在清潔能源、醫療保健或教育上的10億美元創造的就業崗位遠遠多於同樣數額的軍費支出。

我不是建議讓下崗工人把自己改造成程序員。此前承諾過支持那些因國防削減或貿易政策而失業的工人，但這些承諾往往遠遠達不到要求。但是，美國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幫助流離失所的工人和那些在軍事過渡期間離開的人，通過新的國内投資，創造數以百萬計的新就業機會。

2008年，美國空軍退役了位於紐約州雪城的漢考克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的F-16戰機机，我幫助爭取到了資金，將該基地改造為軍方首批主要無人機基地之一，從而挽救了數百個工作崗位。

美國歷史上有很多工廠、社區和整個行業在必要時轉向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汽車工業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改變了方向，製造了坦克和轟炸機。在新冠大流行開始時，它又迅速轉向生產急需的呼吸機和個人防護設備。通過正確的常期投資，社區可以成功地重塑自我。匹兹堡曾經是鋼鐵生鏟中心，現在已經成為醫療保健、機器人技術和自動駕駛汽車研究的中心。

許多遺留下的武器系統是在擁有熟練勞動力的社區建造的，這些勞動力能够而且應該誠為美國重新自給自足的支柱。雪城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防製造業中心，是本應困難的經濟形勢中的一個亮點。2017年，布鲁金斯學會將其經濟增長排在美國100個都市區的最後一名，因此雪城可能無法承受失去任何其賴以生存的國防工作的後果。

然而，由於熟練的工人和較低的生活成本，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兩位經濟學家家又在2019年的一項排名中將雪城列為美國第三大最有希望的科技中心。在這裏，對先進製造業、清潔能源和研發的大量公共投資可以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幫助美國在競爭中勝過中國。

但如果美國要認真對待氣候變化問題，它確實需要更多的工廠大量生產清潔點動汽車。僅五角大樓就應該將其20萬輛非戰數車輛中的大部分替換為電動車輛。其中一些新型汽車可以在利馬生產，那裡已經是一家大型福特發動機工廠的所在地。

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如果華盛頓決定促進國内下一代電池、風力渦輪機和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產品生產，俄亥俄州西北部是一個很順理成章的選擇。

任何人都不應該認為每一份國防工作都可以保留或替換。未來10年削減數千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將不可避免地給全國各地的家庭和社區帶來痛苦的代價。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將這些削減與對受影響社區的大型新投資結合起來，它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損失，並最大限度地增强美國與中國競爭的能力，為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

在美國幾十年來所經歷的最嚴重危機的陣痛中，很難想象四個月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更不用說四年了。但美國現在需要考慮新冠大流行後的未來將面臨的威脅，以及它必須抓住的機遇。

正如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他回憶錄中描述的那樣，當喬治·馬歇爾領導國務院時，他敦促團隊向前看，“不是去看遙遠的未來，而是擁有超越當前戰爭硝烟和危機的視野；要站在足够遠的前方看清未來事物是怎麼形成的。”

美國今天應該努力做同樣的事情。為了超越當前的戰爭，並準備領到後疫情時代的世界，美國必須拓寬其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的途徑，並更新其國家實力的基礎。 

**希拉蕊發文談國防改革 

美國選戰進入衝刺階段，拜登雖然民調領先，但鹿死誰手，仍在未定之天。儘管如此，已經有人為後川普時期的美國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操心了。10月9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提前發表了希拉蕊·克林頓在該刊11/12月號上登載的長文：《反思國家安全：華盛頓對實力問題之考量》（“A National Security Reckoning： How Washington Should Think About Power”）。

這位前國務卿和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認為，儘管美國為疫情、種族騷亂和經濟下滑所牽累，美國的國家安全更面臨一系列外部威脅，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多方面挑戰” ，而美國對此“毫無準備，非常危險” 。個中原因不僅有川普政府的過失，如重軍事輕外交，重生化威脅、輕流行病防治，忽視非傳統安全，對中俄的網絡行為網開一面，等等；然而美國歷屆政府的政策也造成了重要的和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鏈外移， 而盤根錯節的軍工集團，使軍方難以割捨昂貴、過時的武器系統，不情願關閉閒置軍事設施/基地，浪費了大量資源。

強軍與富國之路

為扭轉頹勢，希拉蕊提出了軍事現代化與國內復興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戰略。這包括大規模裁減過時的武器系統，代之以更為先進、高效的作戰平台，以應對擁有拒止能力（anti-access/area-denial weapons）、技術先進的對手。為此，美軍各軍種必須“破舊立新”，以適應未來“不對稱的衝突”（asymmetric conflict）：

海軍應注重發展新一代具有遠程打擊能力的潛艇，而美國龐大的、易受攻擊的航母編隊必須避開中國的反艦導彈。

空軍應減少採購昂貴的短程F-35戰機，代之以新一代的B-21突襲者（Raider）遠程隱身轟炸機。

鑑於未來戰爭主要以海空天形式進行，陸軍應減少現役兵力和重型坦克，以節省數百億美元的開支，同時加強通訊和偵測能力。

戰略核力量應“少而精” ， 大幅度減少現有的陸基戰略導彈；不應在未來30年裡耗費一萬億美元更新美國的核武庫；為避免誤判和核對抗升級，美國不應部署潛射低當量核彈頭或帶有核彈頭的巡航導彈，同時推進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軍控談判。

然而美軍的精兵之路不僅意味著美軍內部資源的大規模重新調配，軍工產業的關停倂轉，對美國經濟和社會也是一個痛苦的轉型過程。美國政府因此必須有所作為，強兵必須富國，現代化的美軍應該也只能由強大的產業鍊和科技力量來支撐。為此，希文重提希拉蕊2009年擔任國務卿時推出的“巧實力” 概念中的3D原則，即國防（defense）、外交（diplomacy）和發展（development），再加上第四個D，即國內振興（domestic renewal），為美國的軍事轉型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

為達此目標，希拉蕊認為美國必須將更多的產業和資源納入國家安全管控之下，這不僅包括與武器製造相關的材料、技術和微電子等領域，也應包括醫藥、清潔能源、5G和人工智能、基礎科學和醫學等。聯邦政府對這些研發領域的投資所得，將遠遠超出同等的軍費開支。為此，她支持拜登提出的7000千億美元的振興美國製造業的計劃。

希文中直接涉及中國的成分並不很多。儘管她反對彭佩奧以冷戰的意識形態應對中國的做法，認為此舉“於事無補”，但希文中的戰略“新思維”，基本上是為中國量身定做，也反映了美國建制派對華政策的高度認同。

武勝文衰？

拋去中國因素，希拉蕊對軍改和振興的頂層設計，確有獨到之處和強烈的急迫感。二戰結束後美軍與文官政府的關係，一直是美國政治中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不僅各軍種、部門之間為爭奪預算相互掣肘，明爭暗鬥，軍方還與軍火商和政客勾結一氣，組成盤根錯節的軍工集團（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肆意誇大外部威脅，以至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其1961年1月17日的告別演說中，警告軍工集團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無孔不入的影響力。

艾森豪威爾是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後一位公開與軍工集團叫板而得以全身而退的美國總統。其繼任肯尼迪在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中（Bay of Pigs， 1961）和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10月）中，先後與中情局和軍方交惡；導彈危機後又提出與蘇聯共建和平世界，還下令美軍於1963年底開始從越南撤軍，顯然得罪了靠發戰爭財的軍工集團。

人們至今仍在爭論誰是刺殺肯尼迪的兇手，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把矛頭指向軍工集團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副總統約翰遜，這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而就在肯尼迪下葬次日，新任總統約翰遜即恢復向越南增兵。

1964年北部灣事件以後，美國陷入越戰泥潭11年之久（1964-1975）。雖然尼克森期有短暫的戰略收縮，裡根當政後又開始大規模重整軍備。此後兩極解體，美國獨霸，自由-干涉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盛行；與此同時，美國的軍工集團已不僅僅局限於軍界和軍火集團，，而是繁衍成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軍界-軍工-石油-政界-好萊塢-學術-媒體龐大的聯合體（complex），深度嵌入美國政治、社會的日常運作。

對於如此軍事化的外交和內政，就連保守派也看不下去了。小布希上台伊始，就指派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整治”美軍，這包括精兵簡政，反腐肅貪，裁減過時和昂貴的武器研發項目，直接影響到各軍種的利益和無數武器承包商的利潤。2001年9/11事發前一天，年逾70、二次出任防長的拉姆斯菲爾德對五角大樓人員“訓話”時表示：

今天的議題是一個對美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敵人。這個敵人是世界上中央計劃體制最後的堡壘之一。它以五年計劃的強制方式，從一國之首都發號施令，力圖使其指令跨越時空，達及五洲四海。這個敵人對自由思想和新穎思維的打壓不遺餘力。它干擾美國的國防，使在美軍服役的男女公民處於危險之中。也許這個敵人聽起來像是蘇聯，但蘇聯已不復存在。而今天的這個敵人則相當狡猾和殘忍。也許你們認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無幾的老朽的獨裁者，但他們亦來日不多，無法與這個敵人的實力和規模相提並論。【這個敵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

拉氏訓話次日，9/11恐襲發生，一周以後，美國國會授權美軍在世界範圍內使用武力“反恐”，9軍費在今後十年內一路飆升，布希的整軍計劃一擱就快20年。

2020年選戰最後衝刺，“10月驚奇” （October surprises） 接踵而來：川普公開拒絕服從競選結果，公開呼籲白人武裝分子“常備不懈” （stand by）；川普本人戲劇性的陽轉陰，三天入院出院；拒絕參加第二次辯論；解密希拉里蕊千份電子郵件，拜登兒子的“電腦門”“偶然”曝光……如此眾多不測風雲，以至10月9日《外交事務》網站發表的希拉蕊的5000餘字長文，美國主流媒體居然毫無感覺。

然而希文所透露的不僅僅是民主黨的富國強兵之路，還包含未來拜登內閣組成的重要信息，即希拉蕊·克林頓極有可能出任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原因至少有三：首先，希文聚焦美國的國安政策，即傳統的軍事和外交領域，而非眼下選戰中像防疫、種族、醫療、就業等熱門議題。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個拜登主內，希拉蕊主外的分工問題，而是拜登競選團隊與美國龐大的國安體系溝通和聯手的重要紐帶。

數月來美國疫情施虐，族裔動亂，經濟崩塌， “美國第一”成為美國倒數第一，川普還要美軍參與“平亂”；國際上退群毀約，“孤立”而不“光榮”（此處對比英國19世紀的所謂“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即“splendid isolation”），美國冷戰後苦心經營的國際體系已經支離破碎，建制派早已忍無可忍，9月24日500餘名前國安高官簽署公開信支持拜登。希文顯然不可能是希拉蕊本人的一廂情願，而是反川普勢力在國安問題上的共識和宣言。

第二，希文的整軍方案可謂大刀闊斧，不僅涉及各軍種的武器系統的研發、採購和部署等技術性問題，而是在更高的戰略層次，針對崛起大國的能力和特點，對美國的國安政策和國內復興進行統籌調配，美軍的硬實力必須作為“巧實力”的一部分，即與外交與發展將結合，而不是取代外交。比之拉姆斯菲爾德20年前的整軍方案，希拉蕊的綜合性建議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相比之下，拉姆斯菲爾德僅僅是在美軍內部施展拳腳，小打小鬧。

改革總是要得罪人的，尤其是龐大的軍工集團。在21世紀的頭十年，美國由於反恐軍費開支佔聯邦總支出的比例大幅增長，到奧巴馬時期開始下行，川普時期又再度走高。然而疫情期間經濟嚴重下滑，國債飆升，財政前景堪憂，美軍龐大的開支已無法持續，美軍也必須有所取捨。作為局部的利益集團，美軍也必須服從全局的統籌安排。9/11以後美軍在世界範圍內的征戰，耗費巨大，無論是美軍和美國社會，反恐“疲勞症”都日益明顯，而美國欲重回大國競爭，美軍的轉型勢在必行。

儘管如此，美國的軍改難度極大。川普執政以來，美國的政軍關係的天平已大幅度地傾向軍方：一方面，川普為了取悅軍方，將大量現役和退役高官安插在國安系統，而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如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的國家防務戰略，更多地反映了軍方狹窄的、技術性的零和觀點，並以此界定與中俄等大國的複雜關係。

另一方面，川普在操作層面權力下放，允許軍方在戰區和戰術層面根據實際需要，靈活掌握使用武力的範圍和力度，白宮不必事無鉅細、遙控指揮。對此，希拉蕊在《外交事務》雜誌的長文中引用了艾森豪威爾1961年著名的關於“軍工集團”的警告，似乎在修正她多年的鷹派立場，致力於糾正失衡的政軍關係。

第三，希拉蕊擔任防長的最大資本，是她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特有的生存之道。從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到首位女性總統競選人，希拉蕊所積累的政治資源遠遠超出她曾經效力的奧巴馬的團隊和民主黨範圍。

多年來，希拉蕊一直是美國軍工集團的愛將，在擔任紐約州參議員時，已經是美國軍工集團資助最多的十位參議員之一。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增兵、干涉利比亞、敘利亞、朝核、南中國海、釣魚島等問題上，希拉蕊均持鷹派觀點，其強硬的對外政策甚至得到美國保守派巨頭、前眾議院議長金特里奇（Gingrich）的首肯。十年前奧巴馬政府物色時任國防部長蓋茨的接班人時，金特里奇就力挺當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認為她作為國防部長，會成為軍方利益最強悍的保衛者。

當時的奧巴馬政府正在積極插手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利比亞的政權更迭和敘利亞動亂，對此即將離職的蓋茨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直言不諱：“如果未來任何國防部長敢向總統進言，要求再向亞洲、中東或非洲派遣一支龐大的地面部隊，那麼正如麥克阿瑟當年所說，'這個人的腦子肯定有病。'” 蓋茨是否是在告誡可能接班的希拉蕊，恐怕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

總之，無論希拉蕊最後能否入閣，或在內閣中擔任其他職務，其資歷、能力和變通力都無人可及。拜登本人從政近50年，而希拉蕊2001年才當選紐約州參議員。但後者左右通吃、黑白兼顧，在內政外交、軍界政界之間游刃有餘，與軍工集團交往密切，在美國國家戰略轉型、內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掌管占美國政府支出一半 、統管遍布世界各地近千個軍事基地、已經被川普放縱慣了的國防部，希拉蕊也許是唯一可以獨當一面的人選。

2020到2024 

如果拜登獲勝，希拉蕊有望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防長。不管這位七十有四的老人如何整軍，美國的全球戰略都會更為強悍銳利。10月9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提前發表了希拉蕊·克林頓在該刊11/12月號上登載的長文：《反思國家安全：華盛頓對實力問題之考量》（“A National Security Reckoning： How Washington Should Think About Power”）。

拜登本人從政近50年，而希拉蕊2001年才當選紐約州參議員。但後者左右通吃、黑白兼顧，在內政外交、軍界政界之間游刃有餘，與軍工集團交往密切，在美國國家戰略轉型、內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掌管占美國政府支出一半 、統管遍布世界各地近千個軍事基地、已經被川普放縱慣了的國防部，希拉蕊也許是唯一可以獨當一面的人選，論其資歷、能力和變通力都無人可及。

希拉蕊非常了解中國，作為防長的她，將是一位難纏的對手，尤其是在美國綜合國力下降、內部矛盾重重之際。

然而希拉里的政治視野，也許不會止於五角大樓。在操作層面，78歲入主白宮的拜登，肯定會將將國安事務分權下方，而有望出任國務卿的蘇珊·賴斯，雖然年輕有為，但與曾經宦海、數次沉浮的希拉蕊相比，仍顯青澀。當然希拉蕊也有廣為人知的一些缺失如班加西事件、郵電門、基金會弊端等問題為人詬病，但與他的能力沒有太大關連。

在拜登班底中，希拉蕊既是元老，又富人望，很容易成為事實上的二把手。四年後（2024年）拜登放棄連任，78歲的希拉蕊再度衝擊總統寶座，也不是完全離譜的選項。若拜登能幹完任期，對希拉蕊將是一劑強心針；若拜登夭折，年紀將是她的天塹。

當然，這一切推測，取決於最後幾天內中規中矩的拜登與特不靠譜的現任總統的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