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庚子陪款---國恥；歐盟疫情危機撥款善舉被否決，WHY ? 越南崛起與中國

 **40年的庚子陪款---國恥

傳說中“退還庚子賠款”很積極的國家——美國！

總額超過十億的“庚子賠款”裡，美國分到了其中的近百分之八。但晚清外交家梁誠，很快發現了條約裡的漏洞——美國拿到的賠款，遠遠高於其聲稱的“損失”。外加“庚子賠款”執行了沒幾年，美國就因為“排華”等醜事，激起了中國境內空前的“抵制美貨”運動，其最看重的對華貿易出口，也是連年損失慘重。於是在梁誠等人的交涉下，曾經“要錢很積極”的美國也改了話風，從1909年1月1日前，把從美國拿到的“庚子賠款”裡抽出11955286.12美元，分三十年“退款”給中國。

而且千萬別以為，這錢是直接退到當時清政府手裡，而是由美國監督，命令清政府將這筆錢用於“留學生赴美留學”和建立“留美肄業館”（未來的清華大學）。這個“退款用途”，確實為近代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但其最初的算盤，卻正如當時美國教育家明恩溥所說：“美國將最終贏得一大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友伴”。1908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更犀利概括其中本質：“鼓鑄漢奸之長策”。( 這向來是雙刃劍。不然，怎麼會說，招引外國留學生是最廉價的國防 ?)

美國啟動“退款”，表達“對華友好”的同時，美國又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嚴禁清政府將“退款”用於國防建設。又和日本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羅脫——高平協定》，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大地的侵略擴張，直接為多年後東三省的苦難埋下了伏筆。這全程操作，哪有半點“友好”？

美國這“退款”操作，也給好些列強“打了個樣兒”：1923年12月，英國也啟動了“退款”，1925年至1933年，法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等國，也相繼與民國政府達成了“退款”協議。扛著“庚子賠款”負擔的民國政府，表面上看算是可以“少賠幾個錢”。列強同樣要求民國政府把錢花在“文化教育”方面，看上去是好事，但“文化教育”的內容，都是要培養“自家勢力”，甚至相關器械設備的採購，也都要由列強指定，繞來繞去，還是花在自家身上。( 國際上貸款、援助...，仍多有附加條款，最終前回流原支助國，受援國被綁死。)

但“退款”之前的法國，就常年在趁火打劫。1922年還夥同意大利和比利時，一道鬧出了“金法郎案”鬧劇，即堅持要當時的民國政府以“金法郎”支付“庚子賠款”，以“找補”回自家的匯率損失——明明是自己吃了虧，卻叫中國還幫他們買單。但對這強盜邏輯，民國政府口頭上抗議了幾聲，卻還是咬牙認了——只此一樣，就“多賠”了六千萬銀圓。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也成了“戰勝國”，順水推舟取消了對德國和奧匈帝國（當時已不存在）的“庚子賠款”。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北洋政府經過幾次談判，終於在1924年達成協議：蘇俄政府放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這幾筆錢，確實是“省下來”了。

但即使這樣，從1901年到二戰爆發，中國累計賠出去的“庚子賠款”，總數也在六億六千八百萬兩白銀以上，折合銀元更在十億元以上。看似“少賠了三四億兩”白銀，但那主要是德奧俄列強相繼“放棄”“終止”賠款的緣故。賠給英美法等“退款國家”的款項，核算下來還多了九百萬兩。退款？不過是換個花樣繼續宰你。

而在這恥辱的“庚子賠款支付”過程裡，最讓人一聲嘆息的，卻是“對日支付賠款”。一場庚子國難，日軍在京津地區燒殺搶掠，累計劫掠白銀367萬兩，然後在“庚子賠款”裡，他們又連本帶利分走了七千九百五十四萬兩白銀，堪稱發足了橫財。接下來的四十年裡，日本人更對“庚子賠款”盯得緊，比如清政府支付給列強的“三百萬兩鎊虧”，日本一國每年就要拿走五十多萬兩。列強給中國“退款”時，日本也“跟風退款”，卻又把退款用於“中日文化交流”，打著“交流”幌子在中國進行特務活動，加速侵華腳步。

對日本的如此操作，當時的“民國政府”是啥態度？其實，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在支付“對日庚子賠款”這事兒上，都是非常“乖”。哪怕九一八事變爆發，十四年抗戰大幕拉開，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遍東北華北，國民政府依然乖乖支付庚子賠款，叫日本“收著中國的賠款打中國人”。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太原會戰”“淞滬會戰”各個戰場打到慘烈，當時的國民政府，依然在“忠實”支付“庚子賠款”。

一直到了1939年1月，抗日戰爭逐漸進入到相持階段，國民政府這才宣布停止對日本支付庚子賠款，“一邊收中國錢一邊殺中國人”的恥辱鬧劇才算停止，“庚子賠款”的國恥，至此也算是畫上句號。但句號的背後，卻是一個落後挨打的時代裡，一個國家弱國無外交的悲情嘆息。

**歐盟疫情危機撥款善舉被否決，WHY ?

匈牙利和波蘭否決了歐盟的七年預算以及7500億歐元的歐洲復甦基金。理論上說，波蘭和匈牙利都可以從這個援助基金中受益，波蘭和匈牙利為什麼一定要否決這個援助基金呢？因為援助基金有一個“附加條款”，這個附加條款是這樣的 :

尊重法律，以透明，民主和多元的方式制定法律，確保法律的確定性。

禁止行政管理的任意性。在基本權利上提供有效的司法保護，包括獨立和公正的法院。三權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從這些條款的表面上看，每一條都非常合理。但是存在一個陷阱，因為條款的解釋權不在各國手上，而是在歐盟手上，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說：

“您認為今天可能因為該條款是針對我們，匈牙利人，也許是斯洛文尼亞，也許是中歐其他國家，在幾年，兩三年内，它可能針對其他人。如果我們的合作伙伴不理解我們為什麼不同意這些不平等待遇，堅持要求的話，那麼我們最終會使用否決權。”

因為整個條款太過於寬泛，解釋空間太大，易滋生困擾。由於歐盟撥款需要“一致同意”，只要有一個成員國投反對票，這個事情就幹不成，因此波蘭和匈牙利確實是有能力把整個復甦基金給否決掉的。歐盟怎麼那麼傻，為什麼不搞一個“多數人同意則通過”的方式呢？這個事情歐盟有難言之隱，它不敢說。

二戰後的歐洲一體化的發起者其實是丘吉爾，在蘇黎世演說中“歐洲合眾國”方案的提出，歐洲一體化運動便轟轟烈烈地展開。美國人對歐洲一體化也非常有興趣，因為蘇聯的崛起，美國人需要歐洲自我加强防務，減輕美軍負担。在1958年之前，盎格鲁薩克遜的味道太重，英美主導了歐洲的政策事項。

1958年戴高樂重返政壇，戴高樂對英美有嚴重的懷疑，認為英國和歐洲大陸關系曖昧不清，英國追求的是海外殖民地利益，而美國更是利用歐洲作為隊抗蘇聯的工具。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歐洲應該追求自己的利益。

戴高樂上台後，反其道而行之，訪問蘇聯，緩和了和蘇聯之間的關系，充當了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橋梁。戴高樂並不想建立一個桶一的歐洲聯邦，而是希望建立一個由法國主導的歐洲，這就和其他歐洲国家產生了矛盾。

1963年到1964年，歐共體成員國就農業各種市場法規問題進行了談判，歐洲六國建立最重要的商品共同市場組織，共同農業政策是需要資金的，因此六國決定采取國家捐款的方式來資助共同農業政策，到1970年以後，歐洲農業指導和保證基金將會有歐共體自己的資金來資助。加强歐洲議會預算權力來控制這些資源。

但是法國反對。

法國反對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法國想用國家出資而不是歐共出資來解決問題，這裡面是有區别的：

如果是歐共體自己出資，那麼歐共體本身的全力就會變大。如果是國家出資，那麼很險然，誰出資多誰聲音大，而在當時法國顯然有超出其他國家的實力。

在之前的歐共體的各種議題上，始終是以“多數表決”的方式來執行的。1965年7月1日，法國外交部長兼理事會代理主席宣布，由於没有在最後期限就農業政策達成一致，宣布會議閉幕，7月6日，法國駐布鲁塞爾代表被召回巴黎，法國開始抵制一切歐共體的組織，包括理事會，原子能共同理事會和煤鋼共同體。

歐共體在這個騎堅基本是癱瘓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空椅子危機”。

此後歐共體和法國達成妥協，同意了法國提出的“全體一致性原則”。始作俑者，就是在法國。現在法國是主導歐盟主要力量之一，體嘗到當年"作繭自縛"的惡果。

鑑於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因此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非常憤怒的說：

“歐盟必須建立在法律和法律確定性的基礎上。這也是我門為之奮鬥的原則。因為没有這一法律確定性原則，歐盟就是一個由歐盟官員做出武斷决定的機制，事實上是由歐洲寡頭政治，有時是幾個强大的國家為了控制弱國而做出的。我們不同意這一點。”

“”這是一個我們的命運是否掌握在我們手中的問題；這不是右翼和左翼之間的分歧，这是希望波蘭國家能自我決定的人和那些認為我們的命運應該由布鲁塞爾幾個官員決定的人之間的分歧。”

**越南崛起與中國

2019年7月，中美貿易戰鏖戰正酣，美國商務部竟然還在“百忙之中”騰出手來，對越南出口至美國的部分剛產品征收高達456%的關税，一個月後才政部又跟進，給越南贴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手段似曾相識，原因也如出一轍——美國對越南的貿易赤字也要兜不住了。

貿易戰讓中美兩敗俱傷，却讓東南亞一幫小兄弟漁翁得利，越南就是其中的典型。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對美出口盈餘增長45.5%，電子設備方面尤其誇張，對美國的調制解調器出口同比增長780％，鉛酸蓄電池的增長608％，助聽器的增長311％，洗衣機增長256％，就連塑料百頁窗也增長216％。並實現首次對華貿易順差99億美元。

這背後，却是大量全球產業鏈遷出中国的故事。貿易戰之後，外商在中國的不安感迅速上升，供應鏈咨商BlackSmith直接把分析報告取名為“逃離中國指南”，而給出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越南。

上周日，越南正式加入RCEP。在一個以零關稅為最終目標的自由貿易區中，越南是否會進一步搶走中國的一些低端產業？許多人替中國工廠老板門揪著心，等待一個“越南行不行”的答案。

1976年統一之前，北越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但後期又轉向了農業和輕工業；二五計畫（1976-80）中，提出了在保持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

但這倒致了和蘇聯老大哥一樣的命運：缺少消費品和糧食，生活水平急據下降。有個編排越南的段子這麼講，黎笋向勃列日涅夫請求援助，勃回信四個字“勒緊腰帶”，黎笋也回了四個字：“請給腰帶”。

1982年3月，越共五大在七年封鎖、要啥没啥的經濟危機背景下召開，總算確定了努力發展消費品的方向；這是為四年後解放經濟埋下的伏筆，也是對重工業依依不捨的最後一次告别。此後甩開包袱的越南輕工業终漁能兩調腿走路，開啟一段出口輝煌。

重工業和輕工業本應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攣生兄弟，但對資源極度匱乏的越南而言，二者還處在同一個子宫裡爭奪養分的胎兒階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然而重工業在工業發展中又佔據著不可或缺的地位：重工業是生產機器的機器，是供應鏈的供應鏈。輕工業的升級換代，依賴於重工業中的機械設備製造、冶金、化工原料、電子工業等等部門，没有重工業的輸血，輕工業鍊條就難言自主。

1953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就提出，大規模發展工業化建设，其中重點是重工業。但個人努力很重要，歷史進程更重要——中國的重工業發展，有其不可複製的特殊天時。

二戰結束後，美蘇在東亞扶持代理人，美國欽點了日本，蘇聯選擇了中國。在當時杜鲁門“抵抗一切共產主義威脅”的圍剿下，蘇聯對中國開始了不惜代價的援助，其中影響最深的就是“156工程”。

整個援建工程涵蓋了能源、冶金、化工、機械、軍工等幾乎所有核心工業領域，傳送了1100套建設項目資料、3500套機器製造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技術說明書，而對這一切震撼中國業界的珍貴材料，蘇聯只收了一筆錢：文件複印費。

156工程的覆蓋面之廣、傳授程度之深，在全球技術援助史上都難以找出第二個例子。成體系的工業技術轉移後，中國這片傳統的農業土地上直接平地起高樓，從此不僅能造桌子椅子，也能造坦克飛機。

後來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尼克森在經濟和越戰的内外交困下深感無力單抗蘇聯，只能向北京暗送秋波。北京抓住了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1979年，中美建交簽定35個條約，其中就包括大量技術方面的合作。中國因此迎來第二次重化工業升级，包含美蘇體系交融，真正為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 

人大温鐵軍教授指出，工業化就是“資本增密”的過程。早期資本的缺乏限制了越南重工业的發展，成為了越南製造業的瓶頸。2018年，越南從中國進口了814億人民幣的機械設備，占該類别的40%；農業機械中，有一半來自中國進口，而本國生產只占15～20%。雖然電子設備也是越南出口的重要組成，但30%的智能手機零部件，以及70%的製造企業主要零部件仍然依賴中國供應。

重工業的落後，讓越南终究只是個材料與設備都靠外國進口的組裝車間。

因此，關於“越南行不行”，必須一分為二地回答：一個選擇了正確發展路線的國家，一套經得起多次考驗的政策，一群同樣深受儒教文化影響、骨子里能吃苦耐勞的人民，如果不能因此過上幸福温飽乃至富裕的生活，是有違客觀規律發展的；否定越南，就是否定過去的我們自己。 

然而，妄議越南就此能取代中國，就好比當年我們高呼的超英趕美，同樣荒謬無稽。若想建成中國式全產業鏈，重工業是越南首先得跨過的一道大檻，否則哪怕配齊了全套輕工設備，只要有一個零部件壞了就得從原產國進口，更别說自主升級。

從傳統上，越南其實一直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一員。兩千年前始皇帝掃六合滅八荒，派河北人趙佗任南海龍川令，轄區便大致是如今的越南；公元前207年秦滅，趙佗自立為南越王，定都就定在廣州番禺，廣州著名步行街北京路動工時一不小心還挖出了南越街道遺迹，中越聯系可謂千絲萬縷。

在漢人的不斷教化下，越南第一套書面文字系統就是文言文，到20世紀初，越南知識分子甚至還在用中文書寫對漢語和科舉制度的檄文。直到1910年法國殖民，文言才被拉丁化拼音文字取而代之；而十二生肖、農曆春節等傳統則被保留了下來，甚至同樣的春運也在工業化後的越南城鄉連年上演著。 

從歷史角度更宏觀地看，一直以來，越南與其說是中國的競爭者，不如說是中國發展的曲域受益者與追随者。目前，越南在全球製造業中扮演的角色，是中國落後產能的承接國。中國不能也没有必要繼續沉於利潤日漸稀薄的低端產業，那樣既不利於產業升級，也不符合人口條件。

2011年至2017年，中國勞動人口占比在老齡化的趨勢下逐年下降；随著生育率下滑已成既定事實，勞動人口絕對值預計也會在2030年後出現大幅下降。中國需要低廉的越南消費品，去保障一個供給充足物價平穩的未來。

最新發布的十四五規畫中，新世紀第三個十年被定義為“中國創新和高科技發展的階段”。低端產業向越南的轉移，是邁向高新技術行業必須完成的轉身。然後，才能騰出資源與勞動力，朝著更遠大的目標前進。

畢竟，我們曾篳路藍縷用十億双襪子換來一架波音飛機，就是為了不必再用襪子換飛機，而是自己製造，包含飛機的更多高端產業。

附記 : 

2019年越南經濟體量只有中國的2%多點，差不多是台灣的一半，經濟總量十年後能趕上台灣就不錯了，這個體量怎麼可能跟中國比呢？我們一年增長6個點，就已經是差不多三個越南的GDP了。從如此懸殊的體量差距，說越南製造會取代中國製造，實在太缺乏自信。

查詢世界銀行數據庫，2019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3.896萬億美元，越南才431.72億美元，中國是越南的90倍。因為基數小，越南儘管在出口增速數據上好看，但是其實當前越南在產業鏈上獲取的價值極低。

中國真正的挑戰是來自於中高端的向上突破，在這個層面我們面臨的競爭對手體量都比較大，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隨便拿一個出來體量都是越南的倍數。而且可控性更低，因為在產業等級中我們處於總體更低的段位。美國人通過控制台灣的台積電對華為進行制裁，對我國造成的影響就非常大，讓我們很難受，不得不集中力量進行技術攻關。

這些對手手裡有很強的品牌，產業和技術，我們獲得技術轉移的難度也在越來越高。我們是從下向上仰攻，難度更大。因此對我們的產業發展來說，越南是次要的挑戰和風險。留意但別太在意。

向上突破以美國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壁壘才是最大的挑戰和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