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龍頭之爭

亞洲龍頭之爭——中國的面子，日本的裏子

地緣政治決定了中國在亞洲的角色

就當下而言，中國和日本，都不是亞洲令人信服的領袖。

日本是亞洲第一經濟強國，但卻難說是實質意義上的大國。一方面日本無法繞過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同時，日本本土市場狹小，對於亞洲幫助有限。中國有超級大國的影響力，但尚無法對於亞洲進行經濟輻射，由此造成了整個亞洲秩序的混亂。

近年來，中國在南海領域與眾多國家產生爭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本身不發達，無法與東盟國家形成產業落差、互補性。當國家間關係的競爭性大於合作性，眾多糾紛就此產生。中國無法使東盟諸國心服口服有遠因也有近因，如早年輸出毛革命、近年南海島礁歸屬爭議等。

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是一種平行發展的關係，北部灣無法成為雙方資源流動中心，中國提倡多年的北部灣戰略之所以一直無法實現，根源也在於此。中國與東盟過去的十年，遠非“黃金十年”。目前充當亞洲經濟“雁陣”中“領頭雁”的仍然是日本，獲得日本援助最多的3個國家都在亞洲，目前分別是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

印尼越南與日本雖然存在歷史問題，但是由於產業互補，雙方走的很近。印尼是日本的重要原料供應地，日本90%的能源要經過印尼掌控的馬六甲海峽；日本援越金額佔越南各種外來援助的30 ％以上，主要用於交通運輸項目、環保項目、電力項目、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等。均為越南必需，故深受越南歡迎。印、越的主要消費產品均來自日本。

當前，在亞洲，中、日、美國的影響交錯。美國雖能給亞洲各國提供市場、資金和技術，但是畢竟遠隔重洋，真正的亞洲領袖，還是要從中國和日本之間產生。

帶來福祉是中國成為亞洲領袖的前提

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一直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如何負擔起部分領導世界的責任？作為領袖，不僅意味著榮耀，更意味著責任。中國要成為亞洲領袖，成為東盟諸國可以依賴的朋友與領袖，必須承擔一定的地區責任。而首當其衝的，就是自身的發展能夠讓東盟諸國受益。

中國經濟的第二大並不是第二強，過去底仔太薄弱，40年奮鬥稍有成果，尚未全面進入高端，但帶來的副作用是貧富差距與地區失衡，仍有一半人口屬於低下收入。暫且不論其他社會污染與人民素質問題。因此，當生產技術經由歐美--日--台韓到大陸的移轉路徑。從東部地區看，部分低端產業應該再轉移出去，但從西部地區看仍是大旱望雲霓，只能西去，況且基於維穩、保就業是一體兩面都要做的事。致向外移轉的速度非常慢，新冠期間少部分已外移的甚至又回流。

這造成中國與東盟的產業有一定的重疊性，從雙方貿易的情況即可看出。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2019年中國向東盟出口3594.2億美元，進口2820.4億美元，中國順差高達773.8億。通俗地講，東盟與中國做生意，中國賺錢更多。

中國的高中低端產品輻射世界，東盟諸國的中地端產品主要銷往歐美與日本，也是它們順差的主要來源。兩者在歐美日等地市場形成同質化競爭。由於產業結構與產業鏈關係，他們原本的順差，又被對華貿易的逆差不但被吞噬還要倒貼，這就是他們吃虧的感受。他們從老大這撈不到好處，要不要認這個老大，給不給老大面子就無所謂了。一直到2019年，越南終於對中國貿易順差。順差達99億美金，越南國內一片歡騰。

中國要成為亞洲領袖，最主要的不是作為競爭勝利者出現，而是作為合作領導者出現。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同時，更多帶給對方利益。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和總理先後訪問東盟，史無前例。中國總理更承諾要減少與東南亞國家貿易順差。正是中國大國責任意識的覺醒，要做領袖，首先是要付出，提供幫助而非僅僅威懾，以大擔當獲得道義優勢。

例如，在中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歡迎彼此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雙向投資，鼓勵在信息通信技術、數據分析、設計研發、物聯網、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高價值領域開展技術轉移等合作。呼應馬來西亞的利益訴求，還只是第一步。讓東盟國家更多地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廣泛受益，帶動東盟的整​​體發展，方才是走向亞洲領袖的漫漫長路。

中國需率先完成產業升級

中國與東盟的共興共榮，關鍵在於中國。亞洲為全球增長引擎，中國為亞洲第一大國，中國需要為亞洲提供足夠信心。

木前，中國作為經濟巨人，但其龐大的低端產業，成為東南亞諸國橫亙的高山，雙方貿易亦受制於產業同構，未來要實現大的貿易躍升，產業錯位至關重要。而關鍵即在於中國率先完成產業升級。如果中國製造不能優於東南亞製造，形成產業互補。一旦東南亞國家的製造業興起，中國的歐美市場，也將被部分替代。

近年，由於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勞動人口占比在老齡化的趨勢下逐年下降；随著生育率下滑已成既定事實，勞動人口絕對值預計也會在2030年後出現大幅下降。屆時，中國需要低廉的東南亞的中低端消費品，去保障一個供給充足、物價平穩的未來。

如中國夠實現跨越式發展，早一步完成產業升級，經濟強大且以中高端為主，完成從生產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型。如此，中國可以讓出更大歐美日的中低端市場。同時開放中國龐大的市場，容納眾多亞洲國家的製造業，形成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建立在雙方產業互補的基礎上，中國可將東南亞變為自己最大的戰略腹地，徹底實現大國崛起。唯有造福於東南亞，才能最終收穫東南亞的尊重與敬意。

實現產業升級，上抗歐美，下收東盟，對於中國贏得全球貿易戰，至關重要。

加大改革步伐，別讓小國看扁

南海諸國敢小看中國，也是看穿了中國的一些弱點。越南曾揚言要從廣西打到北京，菲律賓曾揚言，表示不怕中國云云，新加坡也在國際領域，玩起了以日美制衡中國的平衡遊戲，對中國三心二意。

這些小國，敢於對於中國如此放肆，除了其他大國唆使，利益之爭外，還在於中國體制改革步子的加大。中國需要反思。鑒於一百年前，中日幾乎同時改革，但中國改革失敗，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地經驗教訓，說明國不在大小，而在先進與落後之別。

在治理的優良性上，新加坡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其廉潔的吏治，以及有序的黨政競爭，為華人世界所稱道。

在改革的力度上，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有後來居上之勢。2002年，國會即可質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機構， 2006年，越南已經實現了總書記的差額選舉，同年，國會議員實現了直選，2009年，越南又實現了地方黨委書記由黨員直選的制度， 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員財產申報製度，黨政軍及社會組織，國有企業副科級以上幹部均需公開個人財產。

越南基本實現了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並且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行政權力，基本不干涉法院運作。在上述領域，越南對於中國進行猛烈趕超。社會主義的東方小兄弟國勢蒸蒸日上，騰飛大勢已成，國民信心暴漲。越南基尼係數小，為亞洲國家最低，可謂藏富於民。

改革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大責難辭。政、軍、經、心與科技皆強於人，且富而好禮，大度施恩，周邊小國自然心服口服又離不開，成為亞洲無可爭議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