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華夏文明關鍵節點 的前世，今生

 改變華夏文明的關鍵節點 

前世

在我們熟知的最早一批原生文明里，古埃及、兩河以及古印度文明均如曇花一現，在時代的更迭中被異族逐漸征服、同化。

比如埃及，語言、文化甚至種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印度更是連自己古國的歷史都不了解，還是靠英國的考古隊才發現了古印度文明的存在。

但與這些在歷史長河中迅速煙消雲散，不留枝末的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卻始終呈現出獨立、長期，並且不間斷的特點。

即使是在軍事上一時強盛侵入華夏文化體系的文明，也最終被這個體系所消弭或同化，始終沒能動搖華夏文明的地位半分。

在古代文明那種極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下，土地資源基本就決定了一個文明發展的上限。

而華夏文明可以說是開局就是奔頂。

黃淮海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的組合，基本上碾壓了當時世界大部分平原農業區，緯度不高光熱充足、地形平坦、河網密布——還有一幫吃苦耐勞覺得人定勝天的老祖宗，即使沒有河網的地方也能被他們強行挖渠造出河網，改造出大片農業區。

世界最大陸塊與世界最大洋的低高壓，又結合出地表最強季風氣候，加上三級階梯把季風優化成層層遞進的降雨量，成了全球同緯度降水最豐沛的區域。

這自然禀賦是同時代的尼羅河和兩河流域可憐巴巴的小平原遠遠不及的。

光是資源禀賦不足以撐起奔頂的名號，東亞這片地，基本算得上是整個歐亞大陸裡最封閉的邊緣塊。

天山-喜馬拉雅山脈一線在早期人類文明裡，就是天塹，或許可以容許一兩個游牧或者商隊翻山越嶺而來，但是基本不可能實現一個文明擁有翻過群山的壯舉——比如亞歷山大大帝一路從馬其頓幹到印度河，就再也無法東進。

而層次分明的等降雨量線也成了東亞有且只有一個統一文明的保障—— 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以外的地區基本告別了對水資源需求巨大的農業，無法承載起足夠對抗東亞核心區的人口，也就無法對東亞核心區形成長期穩定的有效威脅。

大河孕育出的文明，天生就因為注重農業協作，注重族群集體的力量容易形成成熟的社會結構。

西南均高山，開局沒強敵，使得老祖宗可以在與世隔絕的地緣區悶聲發家。

雖然地緣區內部也是地形複雜，山地眾多，但是複雜的地形也帶來了物種多樣性，多樣化的經濟作物讓內部的貿易成為大一統的底層驅動力，而黃河長江這兩條自西向東的大河以及他們的無數支流，也通過內河航運讓文明深入內陸成為可能。

只要控制了交通，就具備了整合該地區的人口、礦產、市場貿易等各種資源。這種板塊態勢，就使得不管哪一個文明，只要能夠在東亞建立起完備的國家機構，馬上便可以完成整合，成為它同時代無與倫比的陸權禀賦。

比如夏商兩代，中原王朝對周邊的征戰就是完全不一個體量的碾壓。不過，夏商周時代因為政治制度上尚不成熟，對整個板塊還不能說是完全掌控。真正完成對整個陸塊的整合與統一，以統一的姿態打下這片讓華夏文明綿延不絕的基本盤，就得看下一個時代了。

2.掃六合，張國掖

秦皇漢武的一百年，是華夏文明最重要的轉折點。

從他們打下基本盤的那一代開始，基本就注定了華夏文明在東亞體系中的絕對統治地位，此後不管時代怎麼更迭，華夏文明是否陷入周期性的混亂與弱勢，但在整個世界歷史的時間軸裡，華夏文明都會保持在東亞長期穩定的宗主地位。

這一切，就開始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

統一不僅僅是簡單的軍事征服，看秦始皇的政策卻深諳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度量衡，確立郡縣制，修建首都咸陽通到全國各地的馳道，遷五十萬關中人至嶺南，統一的經濟、文化、交通真正的把華夏文明完全的整合起來。

在秦始皇統一後的華夏文明，就形成了我們常說的華北一個主基地，帶關中湖廣江南四川四個分基地的格局。從此，擁有了廣闊的縱深，中原王朝盛時可以依托五個基地對外形成戰略壓迫，衰落時也可以偏安休整，伺機反擊，成了讓華夏文明綿延不絕的前提。

以後近千年的中原王朝，也基本只是對秦皇留下的這個基本盤的延續。

但統一的過程並不是秦始皇一代就能完成，僅靠強力縫合的政治體並不能長久，秦二世而亡，六國貴族分據天下，三十年的戰亂後，漢承秦制勉強維持住了大一統的局面。真正把大一統的裏子徹底實現，還得靠漢武劉徹。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就是說大一統是天地之間古今往來不可改變的定理，把大一統的哲學理念和政治抱負帶入了大漢的朝堂之上。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論儒家的興起是否夾帶了當時統治者的私念，但確實從漢武帝開始，儒家文化就和我們緊緊綁定在了一起，而儒家的公羊春秋也成了大一統概念的基石——只有大一統的思想，才能保證國家的法制號令、規章制度的暢行。

儒家的興起把“中國”這個概念緊緊捆綁在這片土地上。所謂的“中國性”並非僅是一地理和政治意義上的指涉，同時也囊括了文化及族群層面的豐富意涵。

此後武帝創年號、開百越，推行五銖錢，以內朝強化中央集權，一個完全整合的大一統帝國終於誕生，從此中國之內不再分秦楚齊魏燕趙韓，“漢”成了我們新的代名詞。即使這片土地再出現任何一次動盪，總會有人順應民心，收拾金甌，再造一統。

但對內的改制，還不足以完成帝國的完全體形態，畢竟北方，還有一個草原政權時時刻刻對我們進行著戰略壓迫。作為撼動整個印歐地緣區，無數次給大陸東西兩端留下過鐵蹄印記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歷朝歷代的心腹之患。

首當其衝的就是當時匈奴佔據的河西走廊。就如明代楊一清所言：“兵糧有備，則河西安。河西安，則關陝安，而中原安矣”。隴西祁連山一帶，時時刻刻威脅著關中地區的安全，一直讓漢王朝如鯁在喉。

於是，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出了年僅19歲的戰狼霍去病，一萬驃騎出隴西，六天轉戰一千里，犁庭掃穴一般打懵了河西的匈奴諸部，讓匈奴“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冷兵器時代，騎兵對陣步兵的機動優勢是無可比擬的。在擁有成熟規模的騎兵隊伍之前，漢朝對茫茫大漠裡的匈奴就是無可奈何。

拿下河西走廊的大漢，不但減少了西北邊防壓力，讓百姓得以寬緩徭役。之後武帝置河西四郡，徙農戶去當地進行農業開發，豢養軍馬，供給軍糧，也得以讓中原王朝培育起自己規模龐大的騎兵隊伍。

《史記匈奴列傳》：“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祁連山下這片水草豐美的馬場，也讓中原王朝徹底獲得了對外的主動權，實現了“斷匈奴一臂，張中國之掖”。

在僅僅拿下河西的兩年後，霍去病再次出擊漠北，穿越沙漠直插匈奴王庭，封狼居胥，使得“匈奴遠遁，而漠南再無王庭”，徹底清除了草原部落對中原王朝的威脅。

漢帝國的版圖也得以雄鷹展翅，呼動著河西與燕北這帝國的兩翼，讓華夏文明不斷地擴張著自己的領土，鑿空西域，遠擊漠北，這時的華夏文明積極與外界交流，漢人的商隊踏平了中原腹地-河西走廊-新疆-阿拉山口等-中亞-歐洲/南亞的商道，甚至把絲綢販到了凱撒的身上。

即使到漢王朝覆滅，也能得一句“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

往後數百年的時間裡，中原王朝一直保持著向外的戰略擴張，極盛到唐代，長安的西北開遠門前樹下石碑，上面寫著：“西極道九千九百里。”也就是說，長安此向西去近萬里均為唐土。

而唐朝其實也是秦漢以來的慣性延續，雖然在文功武備上創造了更大的輝煌，但整個政治體係與文明的發散性都與秦漢一脈相承，“外攘夷狄，內脩法度”，由漢至唐，一直都追求著“單于守蕃，百蠻服從”的威武氣象，幾乎達到了華夏文明地位的頂峰。

像唐太宗這種自己親手打出天策上將名號的，居然諡號都是文皇帝。而皇帝也不單是中國的皇帝，還是整個地緣區的“天可汗”，威名從契丹到布哈拉( 烏茲別克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繁盛的漢唐氣象在一場劇烈的安史動亂之後走向了終點。在此後，有一個新的王朝還會再次統一中國，只是從這個王朝開始，中國便脫離了曾經的外向性，陷入了奇特的內捲與守成之中，逐漸喪失了對外的一切慾望。

3.燭光斧影裡的大宋

宋朝，是中斷華夏文明對外輸出的進程，開始完全的進入守勢與內捲中去的第一個朝代。不再對外擴張的華夏文明，也從此與現代文明的進程逐漸脫軌。

首先，是甘願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年貢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開放邊境貿易，雙方為兄弟之國。

不但在法理上承認了另一個政權的存在，並且主動放棄了自己在朝貢體系中的統治地位，並且從此以後，中原王朝幾乎喪失了對外擴張的野心，把自己框定在了基本盤里安享太平。宋朝進入守勢的關鍵點，就在於河西與燕雲十六州的丟失。

沒了燕雲的地形屏障，北方民族可以一路長驅直入直下中原，河西的党項人則時時刻刻威脅著關中地區的安全。沒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夠的戰馬，一直是困擾宋朝軍備的最大問題。沒有戰馬就失去了機動性，在平原地區作戰就是完全的劣勢。

北宋與西夏的五次戰爭均未能完成宋朝的戰略目標，河西走廊一直被西夏牢牢把握，這種唐代一個節度使級別的小藩國都能挫敗宋廷的征服，也凸顯著宋朝軍事上的弱勢。

這種劣勢的戰略環境本該是宋朝整頓軍備，採取主動擴張，改善地緣態勢最必要的理由，但宋朝卻恰恰相反，在兩宋300餘年的時間裡，宋朝卻開始走向了守勢。

受唐末藩鎮割據的遺禍影響，宋朝從建立之初就保持著“守內虛外”的策略，講究文官治國，注重國家承平，經濟發展，缺乏對外擴張的興致。並且為防止邊軍坐大，經常更換統兵將領，戰爭時戰區司令還要由文官或太監擔任，戰時改變戰略還要經過皇帝同意，因此在邊境戰爭中常年挨打。

兩宋時代最能打的基本就是靖康前後的屯駐大兵，幾乎都是私募部隊，比如岳家軍可以直搗黃龍，但卻不容於宋廷，被12道金牌強行調回，打斷宋代最有希望的一次復興統一進程。

在武備鬆弛的境況下，極度重文教的宋朝還養出了冗大的文官集團。在宋仁宗時代，中央內外屬官超過一萬七千人，而唐太宗時代中央官員才六百餘人，而且唐太宗時代的唐朝疆域遠勝於宋朝的規模。

並且在宋代，官與職是兩回事，官是虛名，只負責表示級別與薪俸水準，職才是管理具體事務的。

而且由於宋代自趙光義以來的重文傳統，文人地位極高，決策級幹部的上位不是因為他們的行政能力高超，而是因為他們的詩詞歌賦、治學水平極佳。但吟詩作賦批判社會可以，怎麼進行具體的行政改制卻八竿子摸不到邊，流於空談。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舊黨人百般阻撓，忽視朝廷積累的弊病，指責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時政辯論成為書生意氣之爭，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居然還有南人不可當政。

這種文官階層對權力無差別的進行把控，以及偏離務實態度的官僚作風，最終形成了一個極度臃腫且效率低下的行政機構，而這些充斥在朝廷裡的封建文人集團，又恰恰成了掣肘宋廷的主要力量。

傳統知識分子與辦實務的技術官僚不同，在改革中遇到的行政技術問題，總是寄託於道德層面來解決。要靠制度去完善的問題，總寄希望於執行政令的官員有著高尚的道德情操。

即使像王安石本人所屬的新黨集團也同樣存在文人弊病。依靠變法湊起的新黨中本身就充斥著投機倒把分子，像呂惠卿、章惇、蔡京等人當時就名聲不佳，上行下效注定導致變法的變質。說到底是因為宋代的封建文人機制缺失改革的基因。

不過，這個行政上臃腫不堪、軍事連年失利的宋朝，卻始終保持在一個能吊著一口氣好死不死的狀態上，明明身上沈痾積重難返，卻能生產出遠超前朝的財富。

在一再被壓迫的生存空間下，宋朝百姓把有限的土地資源開發到了極致。梯田、淤田、沙田、架田各種克服地形的新型農田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等新型農具被發明，早熟耐旱的占城稻( 來自中南半島 )被引進，一個“蘇湖熟，天下足”基本涵括了當時的宋朝經濟情況，反正日子過得下去，就沒必要反抗。

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明清兩代，進入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幻象當中，只是宋代尚且還知道“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海上貿易興盛，但這更多也只是偏安一隅的宋廷的無奈之舉。到南宋中後期，“人稠地狹”已經成了宋廷面臨的嚴峻問題。

“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栗布匹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倍於舊。”

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而農民還要代替富人們去承擔政府繁重的徭役。物價與土地價格的飛漲，實際上只是豐腴了地主，平民只會越來越困苦，陷入嚴重的內捲之中。

而“地狹”又偏安的宋廷尚且可以把目光投向大海，以海上貿易維繫經濟的穩定，但在之後的的大一統王朝里，陸權必然高於海權，相信自己“無所不有”的明清，也就必然走向鎖國的國策。而明清受宋代影響極深，“崖山之後再無中國”根本不存在。

明清兩代與宋都是一樣，在缺乏向外的張力後，在被框定的基本盤裡因循守舊，也幾乎喪失了對外界變化的感知，沒法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的狀態下，便在封建制度上精益求精。

比如大清，政治上為避免黨爭，大清禁止士子會盟結社；為避免權相，大清用軍機處架空；為了打壓不畏皇權立德立言的士大夫群體，大清就用三代文字獄讓朝堂只有一種聲音。

攤丁入畝、火耗歸公以及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也基本磨平了土地兼併帶來的弊病，大清活躍的商人階層也為朝廷提供了豐厚的商稅回報。

這套把封建制度發揮到極致的運作，讓清王朝可以安然的享受“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的自我世界中，完全喪失了對外交流的慾望。在沒有外力打破的狀態下，華夏文明可能會把這個狀態再維繫個上百年。

就像乾隆年間訪華後的馬嘎爾尼所說：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班幸運、能乾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她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她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自宋代以來守成腐朽、固步自封的政治傳統，已經讓這個文明被時代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在馬嘎爾尼回到歐洲以後，曾經被瘋狂讚美的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政治經驗、狂拍彩虹屁的歐洲思想家們所留下的那個豐盈富饒的大國印象逐漸磨滅。

大海上，西方軍艦留下的滾滾濃煙之中，大清的命運也逐漸被窺見。

直到1840年的一聲炮響，中國近百年的屈辱近代史被拉開帷幕，泱泱上國的地位從此不復。由宋至清以來近千年瘋狂內捲的華夏文明，才終於發覺了自己在新世界中的無力與孱弱。

從大的歷史進程來看，清末確實處在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從960年創立的北宋到1912年結束的大清，華夏文明一直處在封閉的東方舊有體系裡，和曾經“帝王輕生死，英雄重然諾”的漢唐氣象去之甚遠。

甚至由於晚清華夏文明在世界體系的整體弱勢中，不但喪失了對東亞體系的宗主權，甚至丟掉了曾經“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泱泱上國的心氣兒。

**今生

近百年的落後挨打狀態，甚至讓整個東亞都陷入了羨歐諂美的狀態，曾經的“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被西方普世價值觀完全壓制，西方的一切都成了好的，“河傷派”大行其道，曾經被儒家文化緊緊捆綁的文化圈不但在政治上陷入了完全的割裂，在經濟、文化上都不得不融入一個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因為西方強盛與繁榮的表象，甚至我們很長一段時間裡認為，我們是不是大國、是不是強國都要由西方來認可，我們要遵守西方的規則才能完成一個大國的崛起。

我們深知，深度參與全球化對於我們有多重要，但在這個我們追求“偉大復興”的路上，我們開始逐漸發現了西方話語體係不斷暴露出的問題。

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可能只是大國對小國的侵掠；他們的“民主”會允許在國難之時競價搶購口罩呼吸機，將國民的生命明碼標價；他們把通過殖民掠奪積累出的財富、把他們的貪婪與自私粉飾成“神聖的權利”。

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發現，所謂的“崛起”是個偽命題，我們從來不需要崛起，我們的體量天生就注定我們是個大國，是個有“禮儀之大、服章之美”的巨大文明。

雖然在近千年的時間裡因為守成與封閉逐漸喪失了科技上的優勢，讓我們短暫地陷入了低潮，但回過神來才發現，在經濟與技術迎頭趕上的狀態下，我們奉行數千年的文化慣性，未必就比西方那一套差，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比他們更文明。

我們曾以為，這個現代社會高度文明，有成熟的秩序和規則可以遵循，實際卻發現這個世界還在被一個靠資本與暴力維持的強權秩序主導。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美國可以依靠金融、科技、貿易等諸方面的巨大優勢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但在曾經弱勢的亞非拉諸國崛起，普世帝國早就空心化的軀殼明顯已經維持不了自己曾經對全球地緣秩序的掌控。

甚至在全球經濟低迷、疫情席捲的狀況下開始高調宣揚“美國優先”的策略，公然違背自己曾經許下的規則，無端的貿易戰、對中國企業無理的打壓，原來美國維持的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秩序，而是一個看似公平的秩序下能對美國有利的那個里子。

所以，在這種秩序因為美國自己本身的胡亂作為而完全失去公信力的狀態下，我們為何還要執著於圍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那套體系轉悠呢？

美國作為海權國家主導的貿易體系想要排斥、打壓我們，那我們就靠陸地來實現，兩千年前我們就能靠“絲綢之路”把商品賣到羅馬去，兩千年後技術革命迭代無數次的今天更容易實現這條古老的商貿路線。

正好同為美國西方體系下的受害者，中俄兩個世界最大陸權國完全可以撐起一個新的合作架構，為地區安全提供保障，美國每天叫喊著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但這些問題都是誰搞出來的大家都門兒清，少了美國這個攪屎棍的體系反而更加安全穩健。

長期受西方箝制的海洋國家，甚至西方體系中對美國有所不滿的，統統都可以加入到一個更公平、更實惠的貿易體系中來，整合整個亞歐大陸，完全不需要美國去主導。

而整合整個亞歐大陸的力量，亞太首當其衝的就是2020年1115剛剛​​落地的RCEP。全球一半以上的產能、三分之一人口的市場（印度要來了就一半），產業從低端到高端全包攬，中日韓有穩健的產業基礎和龐大消費市場，東盟也擁有旗鼓相當的市場與龐大的勞動力人口，澳洲可以供給豐沛的自然資源。

先是一個亞太小循環，佔世界百分之三十的貿易額就能帶活大半個地球。只要構築好亞太區域經濟的協同和發展，那這個世界格局的重塑也就計日程功了。

而在經濟秩序上已然失去根基，美國在亞太的政治影響也會日益衰落，那它在西太平洋保持常態化軍事存在的域外霸權也注定會旁落。

也只有我們，才能保持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文明姿態，樹下新時代的標杆，而非用政治正確來縫合掩蓋的所謂“普世價值觀”。

畢竟，打人類開始出現成熟的社會結構開始，我們就一直保持在這個星球的一流水平線上，一百多年短暫的失落並不能阻止我們文明整體的上升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