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門閥與財閥、黨爭；日本門閥與韓國財閥

唐朝前的門閥與宋朝後的財閥

自漢末三國起，中國歷史有兩大特徵。一個是隋唐之前的門閥時代，一個是自五代之後的財閥時代。兩者最直觀的差異，在於其傳承機制。

門閥會以“父子相繼”的方式，傳承給兒子、女婿甚至義子，有著非常明確的船承脈絡。而財閥多以“兄弟相承”的方式，在師兄弟、同鄉、同榜、同僚之間傳承，傳承的機制會非常的複雜。

先看門閥政治。

依靠血緣為紐帶門閥政治，從姓氏上基本就能分辨出來，譬如三國演義裡面，除了羅貫中虛構的曹豹（草包）之外，姓曹的基本都是曹操陣營的。而且，政治勢力的傳承也都是靠著血緣進行的。

曹操死後，曹操麾下的各股力量認可的不是漢獻帝而是曹操的兒子曹丕。司馬懿死後，忠於司馬懿的各股勢力選擇忠於司馬師司馬昭兄弟，而不是曹魏政權。孫堅死後，其部曲雖然回歸袁術，但孫策獨立時他們却一呼百應。更不要以為劉備死前跟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真心話。諸葛亮專權没關系，但如果敢自立，保準被劉備麾下的各股力量圍剿。

而整個三國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紹，祖上四代有6位三公（院長級），有如大清包衣的門生故吏遍布天下。這使得袁绍本人雖只是渤海太守（河北省滄州市市长），但袁家故吏韓馥冀州牧（河北省省长）却要在袁紹面前低三下四，甚至袁紹可以利用家族勢力直接吞併自己的直屬領導。

而到了東晉，中國的門閥政治到達了顛峰，寫《蘭亭集序》的王羲之不僅是一個的文學家，還是東晉手握軍政大權的重臣，他的高位並不是因為文采好，而是因為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

王羲之家族幾乎控制了東晉的朝局，其伯父王導是東晉政權的主要奠基人，就是那個“王與馬共天下”的王，另一個伯父王敦，差點讓司馬家把帝位讓給他來坐坐。而王羲之的老婆，也是東晉另一個頂級家族，太尉郗鑒的女兒。

而跟王羲之一起在蘭亭“流觴曲水”的謝安，就是劉禹錫筆下“舊時王謝”中的那個謝，作為 是淝水之戰東晉的總指揮，他的麾下擁有一支忠於陳郡謝氏的部隊“北府兵”。因此，那一場在蘭亭的文人聚會，基本上可以理解為不帶東晉司馬皇帝玩的一場假似" 寧漢分裂 "。

門閥政治，有著非常明顯的利弊。

有利之處，在於門閥政治的“素質教育”非常容易培養出超級精英。從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漢朝的衛霍舅甥、班氏三傑，三國的曹氏父子、司馬父子、諸葛兄弟，到東晉的王導謝安，一代代的超級巨星們將黑夜照如白晝。

追亡逐北，封狼居胥，投筆從戎，鞠躬盡瘁，官渡肥水這些中國歷史上最璀璨和浪漫的故事，95%以上的精彩典故都發生在門閥政治期間。而且，門閥政治之下的莊園經濟，也很容易誕生強勢的軍事集團，使得國家一直處於擴張的狀態。如隋的八柱國、唐初的關隴貴族集團政治，有著非常明顯的利弊。

哪怕是五胡亂華時期，南方依靠著北府軍最起碼在被血洗之前能保住東南半壁江山，北方的門閥更是同化了入侵的少數民族建立了隋唐，根本不像財閥政治的宋明那樣面對北方游牧民族不堪一擊。

但是，門閥政治的弊端也同樣明顯。

由於門閥之間很容易形成聯姻與聯盟，因此内部競爭就會逐步消失，政治領域叢林法則的消失，很容易形成資本之外的能力等於零的情况。就像王羲之的而子王徽之，是大將軍的騎兵参軍，到了打仗的時候，連自己的官職是什麼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己管了多少的騎兵部隊。

王子猷作桓車騎兵参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簡直該撤職法辦 !《世說新與· 簡傲第二十四11》

尤其是到了門閥制度高峰的東晉，“只看門第不看人才”成為了常態，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階級固化現象，形成嚴格的姓氏等級制度.

政治上，社會人才流動性被門閥終止，經濟上，門閥的莊園大規模土地兼併，使得各類矛盾迅速激化，最終引發政局的混亂不堪。所以呢，回顧中國歷史會明白，能够在逆境之中集中力量、在擴張之中調集資源的門閥政治，只有在特定時期是有益的。而一旦令其門閥常期控制朝局，王朝很快就會從内部腐化，並迅速引發國内的混戰。

而中國的歷史也決定了，随著隋唐結束，一旦當中原王朝的擴張脚步停下來之後，政局也就會迅速從漢唐的門閥政治，轉向宋明的財閥政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冥冥之中，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說說財閥 

讀中國歷史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朝廷内一直都在博弈，從漢朝的宦官外戚，到唐朝的牛李黨爭，宋朝的新舊黨爭，明朝的東林閹黨之爭，似乎這條主線一直都没變。

但實際上，從宋朝開始，朝廷裏面的博弈跟以往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唐朝初期之前，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來區分的，每次一出場都是一大家子的人，譬如西漢，吕雉和吕澤、吕祿、吕產、吕台；竇漪房和竇長君、竇廣國、竇嬰；衛子夫和衛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後，姓氏之間的博弈，轉變為地域之間的爭鬥。

俗話說得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末的新黨和舊黨之爭，並不是什麼理念之爭，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間的博弈，查一下履歷就會發現，舊黨大佬們清一色都是北方和内陸省份的人，而新黨大佬幾乎一色來源於東南沿海。

譬如舊黨的領軍人物中，韓琦是河北人，司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歐陽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黨中大佬們幾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確、蔡京都是福建人。甚至後期圍剿新黨也變成了各個省份組成的聯盟，譬如司馬光圍代表的朔黨（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黨（河南），以三蘇為代表的蜀黨（四川）。

這是因為從北宋中期開始，資本主義萌芽迅速發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著各自利益的財閥，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過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出現父子相承的情况。明朝最接近於門閥的嚴嵩嚴黨，兒子嚴世蕃也不過才做到了工部左侍郎，然後就被拖出去斬了，不僅没有撑到第二代，兒子反而死在了老爹的前面。

在財閥政治下，各地選擇的是朝中幫助自身推行經濟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間的博弈。這個從經濟的角度很容易理解，王安石的變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質是南方人推行有利於南方而不利於内陸的政策，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陸省份的集體圍剿。

換個角度，我們就能够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難，一個南方人搞一刀切下崗，在南方没事兒，但是在北方必然會被罵慘......同樣，明朝也是如此。明末是閹黨和東林黨之爭。但實計上依然是地域的財閥之爭。

由於明朝是兩京十三省，東林黨匯聚的南直隸，是現在的江蘇、安徽兩個省，因此，東林黨的大佬們也基本都來源於這個省。

而所謂的閹黨，並不是魏忠賢的私人勢力，而是由浙江的浙黨、山東的齊黨、湖北的楚黨、陝西的秦黨、宣州的宣黨、昆山的昆黨等諸多包圍著南直隸的地域一起組織起來的一個聯盟。而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的衝突，本直是南直隸與其他省份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在朝堂上政治與經濟政策的競爭。

歷史由門閥向財閥的轉變，是由很多原因共同決定的，其中有兩個特别有趣，一個是宋朝開始全面推行的科舉制，另一個是宋朝首創的不殺士大夫。

在宋朝之前，官員和地主們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財產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於能跟王權博弈的門閥，以保全自身以及財產。可是随著宋朝優待士大夫，地主階層迅速解除了束縛，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

同樣，過去魏晋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進階，只可能通過依附於門閥，普通民眾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晉升的機會。可是科舉制的全面鋪開，使得地主階級迅速擁有了直接参與政治的階梯。

因此，如果把北宋的政治領域改革，跟現代的經濟領域改革相比較會發現，【科與制在經濟領域相當於“解放生產力”，允許民營企業經商，而不殺士大夫相當於“保護私有財產”，讓民營企業放心經商。】對比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明白，在解放生產力和尊重私有財產之後，資本主義就會取得迅猛的發展。

當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地主階級們崛起之後，相互之間也開始了權力的不平衡。随著北宋降雨線南移和氣温的下降( 小冰河期 )，江南地區人口與經濟飛速崛起，誕生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

同樣，随著明朝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以及大航海時代後中國加入到了國際貿易，南直隸地區憑藉著江蘇的鹽和絲綢，安徽的瓷器和茶葉所帶來的超額壟斷利益，經濟在江南地區獨樹一幟，因此也誕生了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

而這些利益集團形成之後，必然要尋求政府的政策向其傾斜，因此就會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經濟落後地區形成激烈的政策衝突，而且随著經濟發展的拉大，都會逐步演化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東林黨還是閹黨，他們之間的矛盾，都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是中國自宋朝以來財閥政治的體現。

財閥政治會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也會導致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迅速激化。因為重商的經濟發達地區官員執掌了中樞權柄後，中央會執行較低的商税，但是國内各省之間没有關税壁壘，很容易導致經濟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形成傾銷，導致落後地區大規模的農民破產。而且，更可怕的是，在財閥執掌權力之際，國家的戰略往往會選擇戰略收縮。

在財閥們看來，只要北方能够成為商品的傾銷市場，那麼南宋並不介意北方姓金還是姓宋，南明也不介意北方是姓朱姓李還是姓愛新覺羅。

尤其是構和後的貿易能够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而北伐拓土反而会給南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担，因此走“北府兵”路線的岳飛，必然會被被南方財閥集團的代言人秦檜給幹掉。

財閥執掌權柄之下，一部分地區必然會先富裕起來，但是随後發達地區對内陸的商品傾銷，會導致了國内出現巨大的貧富不平衡和農民破產，從而引發一系列的混亂，也給了北方各股力量入侵的機會。

綜關歷史，財閥控制之下，南方的經濟抽血使得北方經濟崩潰，是宋元明清乃至北洋民國崩潰的根源。

所以，分税制和轉移支付是中國9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兩個制度，緩解被抽血地區的經濟崩潰。

*進入宋代財閥社會後，有兩位傑出的改革家，一是宋朝的王安石，一是明朝的張居正。在後世數百年中，歷史對兩位改革家的評價大不同，誇的是張居正，貶的是王安石。然並不公允。

張居正和他推行的一條鞭政策，用現在話簡單來說，就是古代版的“營改增”與“數字貨幣”。推行之後，商業蓬勃發展，中央税收大幅增加，以至於萬曆年間搞了“三大征”，竟然國不虚空。

張居正搞了“營改增”+“數字貨幣”，並没有提前搞配套的“超級央行”、“轉移支付”和“分税制”，導致改完之後，走上黃宗羲定律，反而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黃宗羲定律，由清華大學秦暉總結並命名，指一種根據歷史得來的經濟學、政治學現象：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為減輕、規範農民的賦稅而推出的合併賦稅類新政策，僅在初期起一定作用，因為市場平衡機制被擾動，隨後便無法抑止層出不絕的各類新稅；而後代王朝，往往因為某些時候缺錢，在前代的基礎上再度合併賦稅，導致不同名目的賦稅被反覆疊加徵收， ...)

譬如，張居正推行一條鞭中“營改增”的部分，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能够大幅提升明朝的征税效率( 利官 )，也有利於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營業税改為增值税後，資本寡頭因為取消了重復收税而大幅收益，而原本可以逃税的低端勞動力成為了被剥削的對象。

在張居正的明朝也是如此，一條鞭推行後，明朝的主要税賦迅速從大地主身上轉移到了普通民眾的頭上( 富商 )，而張居正却没有推動與之相對硬的“轉移支付”，讓困難農民受益，使得的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傷農 )。而且，如此重要的税法在推行之前，没有搞“分税制”建立强大的國税局，使征國税的權力收反而集中在地方政府，中央調配資源的權力弱化。

以至於明朝末期中央根本調動不了全國的資源，北方打成一鍋粥，崇禎連剿匪的軍餉都發不出來了，而南方却還在朱門酒肉臭，過著纸醉金迷的生活。

而一條鞭最大的另一問題是使用明朝並不生產的白銀征税，相當於在全國突然推行"數字貨幣"。明朝不產白銀，因此也無法控制市場上的貨幣穩定，這使得大明朝的物價就像比特幣過山車那樣，跌宕起伏甚大。

東南沿海那些早期通過外貿擁有大量白銀比特幣的巨賈，自然成為了割韭菜的莊家，西北地區都不知道白銀比特幣是啥的民眾，自然就成為了韭菜。於是，這個看似符合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一條鞭税法，最初在南直隸( 江蘇浙江 )執行的實候，效果非常好，但是一旦推行到西北，就迅速演變成了巨大的災难。

西北地區物產單一，原本種田交谷子的農民，面對地方政府改為征收的白銀，不得不將谷子廉價賣給東南沿海過來的商人以換取白銀，導致西北谷價暴跌，農民越是豐收，越會出現大規模破產。

而且，一條鞭之下重農税而輕商税，使得手工業先發展起來的東南沿海產品，迅速衝擊到到了西北地區，擊垮了中西部地區的手工業。面對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双破產，很遺憾的是，只管征税張居正並没有預備好轉移支付方案，使得數十年後，西北地區直接誕生了根本剿不滅的李自成。

没有“分税制”的强大國税系统，明朝根本無法從富庶的東南沿海拿到税收來賑濟災民和平叛。甚至由於没有“超級央行”控制白銀，最後連通過超發貨幣，用印鈔放水來解決危機的能力都喪失了。

而没有“轉移支付”、“分税制”、“超級央行”，却强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明朝，也成為了中國立史上唯一一個崩亡之前，還擁有著絕對優勢軍隊和税源的王朝。張居正早生了400年，是當時的財稅先知。

所以，400年後，朱鎔基汲取了當年張居正一條鞭改革的教訓，創立了“轉移支付”、“分税制”、“超級央行”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而正是这三大功效，推動了中國近20多年的高速發展。

**借鑒歷史看 日本門閥 VS 韓國財閥

建元五年（公元317年），西晉滅亡，西晉皇族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晉廷，為晉元帝，史稱東晉。那是一個士族制度盛行的時代，統治階級先後出台各項法令維護士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

東晉建立後，司馬氏為了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對他們繼續實施放縱和攏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中國歷史最為典型的門閥政治。

東晉政權是以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維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吳姓士族的聯合專政，士族門閥的勢力足以與皇權並立，甚至超越皇權，皇帝都得依賴於士族的支持，門閥政治在這一時期達到頂峰。

為了維護這種制度，門閥士族們重視編撰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於是譜學勃興，譜學專著成為吏部選官、維持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

士族門閥們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形成壟斷國家政權的利益集團，他們封錮山澤，占有大片土地與勞動力，奴役底層人民。他們壟斷了所有的仕途路徑，朝堂之上與天子叫板的現象更是家常便飯，整個國家的武裝力量被其納為私有，農商世代無從仕之途。

在士族門閥的統治之下，東晉王朝不過在偏安一隅中苟延残喘百餘年便滅亡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失敗的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

二戰時，美國的主要對手並不是德國而是日本，無論是珍珠港偷襲帶來的耻辱還是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對美軍造成的巨大傷亡，使得美國二戰後想把日本拆回一個農業國。

同樣，朝鲜半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韓國對於美國的地缘意義並不大，以至於美國甚至向蘇聯表示了，韓國不在其保護範圍之内，最終讓斯大林下定決心開打。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随著朝鲜戰爭的爆發，日本的命運改變了。

從1953年開始，雖然朝鲜戰爭結束了，但是日本却成為了制约社會主義在亞洲擴張的航母。美國開始全力推動武裝日本的政策，謀求兩國的軍事同盟關系，日本的工業基礎得以從一片廢墟中重新恢復。

同樣有意思的是，一場越南戰爭，也改變韓國的命運。

從1961年，随著甘乃迪强勢介入越南，韓國也成為了制约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棋子。美國開始全力扶持韓國政府，甚至推動了軍官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幹掉了文官政府，換上了一個強勢的軍政府，所以也才有了所謂的漢江奇蹟。

所以，大家記住兩個時間點。日美關系和韓美關系的重構，美國對兩者的大力扶持，分别在53年和61年。

53年的日本靠上的是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61年的朴正熙靠上的是甘乃迪的民主黨政府，而且一靠就是8年，中間兩黨都赢得了連任，這讓日本和韓國有足够的時間，建立一整套的政治生態結果。

那麼，同樣是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結果有什麼不同呢？

【共和黨扶持的日本，很快形成了政治門閥的體系，民主黨扶持的韓國，很快形成了經濟財閥的體系。】雖然看起來很相似，但却有著細微的區别。

在日本，雖然商社的規模很大，但却被幾個大的政治家族們所控制，首相就在幾個家族之間輪流坐。（安倍的爸爸、叔叔一門三首相，以及一大群的門生故吏，嘗期控制日本政局）

而韓國恰恰相反，流水的總統，鐵打的財閥，以三星為代表的財團控制著韓國的每一個角落。（繼承朴正熙的朴槿惠連政治班底都没有，只能靠閨蜜干政）

附記 : 

日本戰後至今的33位首相，除鸠山由纪夫開啟的一次短暫的政黨輪替之外，全都是自民黨内部派系間“内定”的，而且這33位首相中，有13位是親戚，換言之，日本的最高國家權力，其實一直在一黨内部，甚至是一個親族網絡中運行，與日本表面上的民主政體形成巨大反差。

這種奇特的政治現象，被稱維“門閥政治”。這13位首相沾親帶故的親戚關系，並非由於同出一門，而是通過家族女性外嫁帶來的廣泛聯姻產生的，所以也被稱維“閨閥政治”。翻譯成中文就是" 外戚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