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借鑒 1960‵1988 美國國運的經濟政策大鬥法

【1981年時，蔣碩傑與王作榮透過報紙投書與社論展開的一場辯論，這場辯論影響了台灣日後的經濟走向，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史上重要的一次論爭。

當時國際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台灣因為主要能源皆仰賴進口而受到嚴重衝擊，國內物價快速上升，經濟成長衰退。

蔣經國政府希望採取凱因斯主義，壓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增加出口，以提高經濟成長率來渡過危機。此派以王作榮為代表，希望先全力追求經濟成長，擺脫衰退，再回頭來改善社會貧富不均的狀況。但蔣碩傑認為這個作法會造成社會不公、資本家得利、貧富差距擴大，因而主張控制貨幣，以穩定經濟和社會為主要訴求。】

回顧與借鑒 1960‵1988 美國國運的經濟政策大鬥法

偉大的社會，滯脹因何而起？

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總統協同夫人賈奎琳剛剛参加完一次競選活動，來到了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訪問。12時30分，甘乃迪乘坐著一輛敞篷汽車遊街拜會市民，汽車緩緩拐入榆樹街時，埋伏的槍手向他開了兩槍，子彈命中了頸部和頭部，甘乃迪倒在了他妻子的懷裡，送往醫院後很快便告别了人世。

數小時後，警方便抓捕了一名叫李·奥斯華的犯罪嫌疑人，但此人僅兩天後便被槍殺。案情一時扑朔迷離，古巴政府、中情局甚至副總統詹森都被列為懷疑對象。

一年後，由最高法院院長沃倫組成的調查組，給出了一份令人難以信服的調查報告《沃倫報告》。該報告將整各事件指向李·奥斯華一人。據說，甘乃迪被刺殺後短短三年，18名相關見證人皆不正常死亡。至今，甘乃迪遇刺依然是一樁世纪懸案。

這位出自顯赫家族的總統，在43歲時便以微弱的優勢擊敗了尼克森，成為美國立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統。在短短兩年多任期内，甘乃迪提出了一系列施政綱領，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發展教育事業、改革税收制度、修改農業計畫、保護和發展天然資源、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反對種族歧視、給黑人以公平權利等。

這些關於民生及民權的施政綱領，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重重阻碍，不少計畫没有獲得國會的通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幹這些事需要花很多錢。

1961年，甘乃迪任期内的第一個年度預算就導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非戰爭争、非經濟衰退引起的財政赤字。第二年，甘乃迪又提出了1000億美元的年度財證預算。1963年7月，甘乃迪政府的開支就達到了940億美元，當年財政赤字將達70億美元，而黄金儲備却降到了1939年以來的最低點。

甘乃迪在任兩年多獲得了不少支持，雖然他花錢大手大脚，但是美國不少民眾依然認為，這位信仰天主教的總統是一位年輕有為、富有仁愛心的總統。

如今，甘乃迪被槍殺，美國民眾有點難以接受。這位年輕有為的總統為何會被刺殺？副總統詹森親眼目睹了整個刺殺過程。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詹森即在停在達拉斯機場的空軍一號總統座機上，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36任總統。

第二年，即1964年，是總統大選年。詹森決定参加總統大競選選，在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正式提出了競選綱領，即“偉大的社會”計畫。其核心是保障民權，向貧困宣戰。

這個施政口號來自英國政治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寫的一本輸，《偉大的社會》。最終，詹森憑藉美國民眾對甘乃迪總統遇刺身亡的普遍同情以及施政綱領，以絕對優勢戰勝對手，成功連任。

1965年1月，詹森宣誓就任後，立即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偉大的社會”的咨文和特别報告。這一龐大的社會計畫，内容涵蓋環保、扶貧及農村建設：

一、環保治污，美化城市，控制污染產業及工廠；二、向貧困宣戰，增加社會救濟，增加就業，解決低收入困難家庭問題；三、加强農村建設，美化農村，修築高速公路，解決農村問題，對鄉村市鎮、村莊和農場進行規划；四、增加教育福利，新建中小學校舍，增加教師薪水。

詹森“偉大社會”計畫，其實繼承了甘乃迪的政治遺產，大部分都是甘乃迪政府時期關於民權及民生方面的施政綱領。

在甘乃迪政府時期，國會考慮到財政赤字問題否決了不少計畫。但是，詹森接手後，由於美國民眾普遍懷念並同情甘乃迪，詹森政府遞交的一系列法案，尤其是關於“偉大的社會”的法案，以驚人的速度在國會中通過。

這位精力旺盛的總統，僅在他任職的頭兩年内，提請國會通過的立法“比本世紀内任何一個總統在任何一届國會所提出的都要多”。

但是，這份雄心勃勃的“偉大的社會”計畫通過後，聯邦財政赤字便大規模擴張。1965年到1969年，聯邦支出總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開支增加只有2%。

其中，在關於“偉大社會”計畫的撥款中，衛生、教育、蕭條地區發展三項經費合計從1965 財政年度的81億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億美元。詹森政府期間，聯邦財政赤字迅速上升，除了“偉大的社會”外，還有一項開支也在大幅度闊張，那就是對越戰爭。

詹森政府擴大了越戰，戰火燒到了越南北部，將戰爭級别上升為以美軍為主力的“局部戰爭”。1968年越戰高峰期，美軍投放兵力高到53.1萬人，可以說是深陷越戰泥潭。如此巨大的財政支出，詹森必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錢從哪裏來呢？

詹森試圖讓美聯儲為財政部買單，但他開始並没有把握，畢竟按照聯邦法律，美聯儲主席不會聽命於他。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是小威廉·馬丁，他是美聯儲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馬丁的重要功績是在1951年剛上任時，他通過協議將美聯儲從聯邦財政部中獨立出來。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即美聯儲的工作就是“在宴會剛開始時撤掉大酒杯”。可見，馬丁是美聯儲鷹派人物，但是這一次他却與詹森站在了一起。1965年，馬丁提高了利率，詹森找到了馬丁，把他叫到了一間柴房，向他說明為什麼美聯儲要按總統的吩咐去做。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馬丁之前親自推動了美聯儲的獨立，這次却完全按照詹森的要求做，在他任期内，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没有跑赢不斷上漲的通脹率。

後來，美聯儲歷史專家、經濟學家亞蘭·H.梅爾澤揭了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聯儲的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學術人格揭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 ：馬丁一直認為美聯儲是聯邦政府的内部部門，是政府意願的執行者。“美聯儲必須想辦法補貼預算赤字。國會和行政部門設定預算。美聯儲就成了國會的代理人。他認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没辦法補貼赤字。”梅爾澤說道。

事實上，在六十年代，美聯儲的威望很低，很多人包括馬丁在内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美聯儲應該與財政部協同，才能支持總統的統一決策。最终，詹森的“偉大的社會”和對越戰擴大化，大大拖累了政府財政預算，導致财政大幅度擴張，赤字率居高不下。詹森政府的財政赤字於1968年曾創紀錄地達到252億美元。

1967-1968年，馬丁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利率下調到2%以下，M1和M2的供應量快速增加。在五六十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被開恩斯主義統治。人們普遍接受這種操作：即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盡管這樣做可能帶來一定的通脹。

當時，最流行的理論莫過於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原本是紐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發明的。後來，經過薩默森和漢森改良，並將其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並將這一曲線樹立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大旗。

菲利普斯曲線反應了通脹率與失業率負相關關系，它可以直接明了地告訴政府官僚、貨幣當局以及整個經濟學界，要想降低失業率，擴張貨幣增加通脹即可。

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大量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實施逆周期調節。詹森政府，大力擴張財政和貨幣，以彌補巨額的財政赤字，支持其“偉大的社會”計畫。但是，到了1969年，菲利普斯曲線失靈了！

這一年，美國GDP掉頭向下，跌到3.1%。通脹胀率快速上升的同時，失業率並没有下降反而直接飆升至6%。美國經濟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經濟現象，即高通脹、高失業與低增長並存。這時，凱恩斯主義者傻眼了。這時，撒默森則將60年代英國一位政治家發明的一個合成詞“滯脹”搬了過來，準確地形容了這一特殊的經濟現象。這是美國第一次滯脹危機。

二戰後，世界迎來了難得的和平黄金期。戰爭時期的軍備技術民用化，以及前線歸來的大量勞動力，給歐美世界帶來了20多年的持續增長。到了60年代末，軍用技術民用化紅利和勞動力红利消失，計算機、微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技術等尚未進入應用層面。随著西德、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出口額占比快速縮小，黄金儲備逐漸減少，美元地位受到挑戰。

所以，這時，美國經濟進入周期性衰退，内生動力不足。但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和對越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甘乃迪和詹森兩届政府實施了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這樣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長期執行的凱恩斯式政策，投資邊際收益率下降，财政擴張對投資拉動的刺激越來越小，經濟增速下降，無效供給擴大；同時，貨幣擴張導致貨幣海水暗流涌动，若某一外在因素，如石油漲價、糧食歉收、進口受阻、外匯波動等，則容易點燃物價之火，造成通脹螺旋，引發全面通脹。

如此，美國的經濟問題便從周期性衰退轉向更加複雜的滯脹。滯脹的出現，標誌著凱恩斯主義破產。當時，被開恩斯主義壓制了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各山各洞、各門各派，傾巢出動，抓住這個機會，把所有的怒火和理論武器，都狠狠地發泄到了菲利普斯曲現身上。從此，經濟學迎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其中，弗里德曼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是最為徹底的。弗里德曼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所宣揚的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替換關系只在短期才存在。

他用貨幣中性理論解釋，貨幣擴張給市場帶來“貨幣幻覺”，人們會擴大產能及就業；當幻覺消失，就業和增長就會恢復到之前的水平，而物價却上漲了。他的結論是，長期來看，刺激性的經濟政策除了帶來通脹，其它什麼也没有。

尼克森衝擊，管控物價為何失敗？

1968年，是總統大選年。詹森放棄參選，尼克森成功當選第37任總統。執政後，尼克森對内的目標是抑制通貨膨脹，重振美國經濟。尼克森上台後，美國的國運也走到頭了，尼克森政府面臨内外交困的被動局面。

當時，美國軍事上陷入越戰泥潭，經濟上陷入滯脹泥潭，在與蘇聯的爭霸中陷入守勢，尼克森上台後提出尼克森主義，直接與中國接觸，打開了兩國關系的大門；同時，結束了越戰，緩和了與蘇聯的關系。

尼克森擅長外交與政治，但是對經濟及金融却一竅不通。不幸的是，當時美國經濟告别了二戰以來的景氣周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更要命的是，日德經濟快速崛起，美國製造業日漸式微，黄金儲備越來越少，美元摇摇欲墜，布雷顿森林體系處在崩潰的邊緣。但是，尼克森顯然對此缺乏足够的認識與準備，他甚至認為“美元問題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鬆搞定的”。

1969-1970年，尼克森為了消除通脹危機，一定程度上實施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美聯儲也提高了利率。CPI有所下降，通脹率緩缓和到4.5%，但是GDP依然没有好轉，1970年和1971年都停留在3.2%的水平，同時失業率依然高達6%。

1971年，為了謀求連任，尼克森放棄了緊縮性財政政策，他對《紐約時報》說，我正準備將美元貶值。當時，尼克森給時任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明示：“我不希望太快告别首都華盛頓。”伯恩斯雖然為難，幾個月後還是這樣答覆總統：“請您知悉，我們今天將降低貼現率。”

1971-1972年，伯恩斯實施了寬鬆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直線飆升，M1增長率超過6%，M2增長率超過12%。伯恩斯是美國經濟學界的一代宗師，是弗里德曼、格林斯潘的老師，曾是艾森豪威爾的經濟顧問主席。伯恩斯一直都是尼克森的核心經濟幕僚，尼克森對他信任有加，經濟大事必問伯恩斯。1970年，尼克森任命伯恩斯為美聯儲主席，接替了馬丁掌控著美元的鑄幣大權。

但是，這位舉足輕重的大師，却因“過於聽命華盛頓的政治需要”，被批评為“當代最政治化的美聯儲主席”。就在伯恩斯大肆“放水”之際，美元，已風雨飄搖。

1971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黄金價格突然快速飆升，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被瘋狂做空，電光火石般的大幕正式拉開。《紐約時報》1971年5月5日的頭版文章寫道：“歐洲金融中心遭受了兩年來最猛烈的貨幣投機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資金的公司、銀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換成德國馬克……或其他堅挺的歐洲貨幣。”

這天早晨，德意志银行在上一日購買1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購買了10億美元，然後決定不再從事貨幣操作。瑞士、比利時、荷蘭和奥地利央行馬上跟進，關閉了本國的外匯市場。5月的第二個星期，有4億美元的黄金從美國流出，美國的黄金儲備已經下降到二戰以來的最低點。

8月12日星期四的早晨，從法蘭克福、倫敦、東京和米蘭傳來報告，投機商已迫使德國馬克兌換美元升至20多年來最高位。時任才政部副部長保羅·沃克意識到美元崩盤在即，必須立即向尼克森匯報。他打電話告知尚在得克薩斯州農場度假的康納利財長，著急地說：“我覺得您最好儘快趕回來。”

沃克於1969年1月20日被尼克森任命為主管貨幣事務的副財長。就任次日，國務卿季辛吉就給他發來了一份奇怪的賀信，名稱叫《第7號國家安全備忘錄》，頁眉頁脚都打著“秘密”字樣。上面寫著：“總統已經指示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工作小组，你被任命為該小组组長。”

尼克森和季辛吉將美元問題納入外交戰略及國家安全層面來考慮，他們意識到美元的危險性，要求沃克“必須在2月15日之前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關於美國國際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的報告。”

自從1960年10月開始，基于美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頻頻遭受衝擊，愈發向特里芬教授的預言（特里芬悖論--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時，有可能造成國內短期經濟目標和國際長期經濟目標的利益衝突。）走去。美元已咬不住黄金價格，“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神聖價位”被大幅度突破。

1965年，法國戴高樂將法國存放於紐聯曼哈頓下城總部大樓地下室金庫價值4億美元的黄金，運回了巴黎的法蘭西銀行。當時，美國財政部只剩下不到20億美元的黄金，不到美國對外償付義務的15%。

沃克的責任就是拿出解決方案。上任5個月後（1969年6月26日），沃克在尼克森、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美聯儲主席、經濟顧問、財長面前匯報了《國際貨幣事務基本選擇》。沃克在會上展示了一張黄金官價漲勢圖。圖上顯示，當時黄金官價已經從35美元翻番漲到了70美元。如此形象的視覺衝擊，讓尼克森立即有一種緊迫感。最終，沃克提出了一個應急方案：終止美元兌換黄金。

終止美元兌換黄金，意味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這讓與會人員倒吸一口凉氣。尼克森詢問伯恩斯的意見。伯恩斯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擁護者，他明確表示不同意沃克的方案：“不管我們做什麼，都不要有浮動匯率的浪漫想法。太多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國際政治動盪。”

聽完伯恩斯的發言，尼克森顯然有些舉棋不定，没有當場表態，“很好，請及時告訴我們所處的形勢”，結束了會義。會後，美元的形勢越來越糟糕。第二年8月，尼克森接到康纳利財長的報告後，找來了勞工部長舒爾茨：“我們必須去趟大衛營。”

1971年8月13日，在總統休假寓所——馬里蘭州的大衛營，聚集了尼克森、美聯儲主席伯恩斯、財長康纳利、勞工部長舒爾茨和沃克五人召開了一場高極別機密會義。三天會期，會上的爭論異常激烈，總統就像裁判在聽在問。其中最為精彩的是，沃克和康納利聯手，與伯恩斯就中止兌換黄金進行論戰。

8月15日晚上，會議結束。尼克森在當晚對全國發表了長達20分鐘的講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宣布了“新經濟政策”：向全球宣布美元與黄金脱鈎，關閉美元兑換窗口；實行為期3個月的工資物價管制，以及勞資談判干預。

次日，星期一，紐約交易所股票大跌3%，外匯市場一片混亂，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國際金融局勢動盪不安。尼克森大衛營會議的決定，制造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人類從此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和信用貨幣時代。日本金融界稱之為“尼克森衝擊”。康納利就說過「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這樣的名言。

1971年10月，尼克森再次向全國發表講話，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第二階段，重點是干預物價，控制通脹。但是，為實施工資、價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資委員會和物價委員會根本不起作用。工資委員會一再向工會作出讓步：先確定每年工資增加的標準現為5.5%，後又同意煤礦工人增加工資15%。價格委員會在批准了兩家鋼鐵公司提價後不到三周，全國1500家大型公司中有三分之一要求提價，其中大部分獲批准。結果，1972年，物價在管制條件下依然上漲了3.2%，失業率也保持在5%以上。

1972年至1973年，雞蛋上漲49%，物價“扯蛋”之後便“雞飛蛋打”，雞鸭魚牛羊猪等飛禽走獸都蹦起來，肉類整體價格上漲了25%。德克薩斯一個農場主將 4 萬隻雞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國電視觀眾目瞪口呆。原因竟是當時家禽價格不够高，還無法獲得補貼。

1973年4月，家庭主婦發起了一場為期一周的全國抵制肉類活動。尼克森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强控物價，凍結食品價格，結果物價失控，甚至造成嚴重的短缺災難。美國人在和平年代第一次發生了物資短缺，市場上的牛肉、食品大量消失了。

尼克森是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他曾經說過：“我如今在經濟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尼克森的物價、工資管制，是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粗暴操作，體現了宏觀調控的擴大化及逆周期調節的随意性，最終遭致經濟规律的瘋狂懲罰。

當時，弗里德曼用永久收入假說、貨幣中性理論及其作為統計學家的數據分析才能，擊中了凱恩斯主義的根基——有效需求不足假說。供给學派經濟學家萬尼斯基則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對尼克森的物價管制政策加以抨擊：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噩夢”，“美國的頂級經濟學家們口口聲聲要對經濟進行精準調控。很明顯，經濟學家與經濟一樣置身於危雞之中。”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10月6日，埃及、叙利亞對以色列宣戰，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17日，為了報復美國支援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聯合多個石油輸出國每月減低5%的石油產量，並威脅徹底禁運。

第二天，尼克森依然向美國國會請求提供了以色列超過15億美元的軍火。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國際油價瘋狂上漲。石油價格從3美元一桶上升到12美元一桶，翻了四倍。尼克森大罵阿拉伯人貪得無饜，油荒肆虐，推高了美國的通脹率。

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政府與中東國家簽署了石油國際結算協定，指定由美元作為石油國際結算的唯一貨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石油美元。但是，石油危機爆發後，油價大幅度上漲，就相當於美元大幅度貶值。這是美國通脹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不過，弗里德曼拒絕承認，美國通脹是由石油漲價造成的。在他看來，貨幣才是根源。

弗里德曼認為，石油、豬肉、雞蛋等物價上漲帶來的通脹是短期的，會被市場調節所平抑。但是，貨幣鈔發帶來的通脹則是長期的。在當時，他說出了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通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

就在那一天晚上，尼克森濫用職權對司法部進行“大屠殺”，震驚全美；31日，眾議院啟動對尼克森的彈劾程序，尼克森深陷“水門事件”。

1974年4月30日工資物價管制到期自動取消，加上美元貶值，物價報復性上漲。這年8月，當經濟跌入低谷時，尼克森下台了。尼克森最終交出的經濟答卷是1974年GDP實際增長率-0.5%，物價上漲12%，失業率高達9%。同時，股票遭遇地震級别的災難，美國標普500下跌了近43.3%，為歷次調整中最大跌幅。

美國爆發第二次嚴重的滯脹危機。這時美國人發現，全球石油價格已經回落，而美國依然深陷滞脹泥潭，滞脹問題根源在美國自身。

卡特大屠殺。政策緊縮還是擴張？

尼克森下台後，副總統福特接任。面對二戰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局勢，福特也是一頭雾水，不知從何下手。這時，一直倡導減税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家阿瑟·拉弗（曾担任尼克森的財政預算員），找到了福特總統的幕僚拉姆斯菲爾德試圖獻上減税方案。

拉姆斯菲爾德早在尼克森時期就認識拉弗，並稱讚他為“天才”。拉姆斯菲爾德派其副手理查德·錢尼，在兩大洲餐廳與拉弗會面。席間，拉弗拿起吧台的一張餐巾纸，掏出鋼筆畫了“半個麥當勞曲線”，向切尼講述其降低税率的減税方案。

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事件”。四年後，萬尼斯基在他的暢銷書《世界如何運行》中，以濃墨重彩的筆法精彩地描述了這段故事，拉弗曲線才世人皆知。然而，這次會面後不久，福特政府並未采納拉弗直接降低税率的方案，實施了以所得税退税支票為主的減税法令。

除了减税外，福特政府采取了削减政府費用、平衡預算等措施，美聯儲實施了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福特接手的這兩年，GDP增速反彈，通脹率下降明顯，最低降至4%左右，不過失業率下降不明顯。

1976年，又是總統大選年。福特對連任頗有信心。但是，由於福特上台後特赦了尼克森引發了民眾不满，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最终福特以微弱的票數敗给了吉米·卡特。

卡特接手後，首要解決的就是失業率問題。卡特政府放棄了福特政府的緊縮貨幣政策，選擇了擴張性的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於是，美聯儲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量，M1增速最高時達8%，M2增速保持在12%以上的水平。在經歷了1975年的負增長後，美國GDP觸底反彈，此後三年（1976-1978年）增漲率都在5%左右。

弗里德曼當時批評卡特政府，用通貨膨脹換取就業增加的凱恩斯式需求政策，猶如揚湯止沸，無疑是飲鴆止渴，將經濟推向滯脹的深渊。這其實是“醫治一種疾病成為加重另一種疾病的手段”。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政策不定，時緊時鬆，在控制通脹率和挽救失業增長率之間首鼠兩端，疲於應付；再加上，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刺激了投資銀行興起，信貸貨幣趨於失控狀態，M2增漲率超過12%，美國的失業率和CPI依然高於GDP增長率。

1979年又到了一個關鍵年份。兩伊戰爭爆發，導致石油產量銳減、油價在短短一年内漲了3倍。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受此衝擊，美國通脹率直線飆升，從1976年的6%上升到了1979年第四季度的12.7%，失業率依然高達6%以上，GDP增速則急轉直下，1979全年增長率危 3.17%。

1979年7月15日，卡特總統發表了著名演講《一蹶不振》。“總統先生，我們日子難熬。我們只想談血汗和淚水。”卡特在演講中如此陳述民眾意見。“我們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已經極大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和國民。”“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狀况加劇的原因。這種對國外石油的過分依賴，威脅我們在經濟上的獨立性以及國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將通脹歸結於國民過消費和貪婪，以至於嚴重依賴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牽著鼻子走。整個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在告誡人們，要縮減需求、節約石油。

《一蹶不振》演講四天之後，卡特總統性情不穩定，一口氣將整個內閣十三名成員全部炒掉，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財長及其官僚集團。這是美國總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層“大屠殺”。清理完“不聽話又不中用”的班子成員，卡特急於招兵買馬，首先他找了美聯儲主席G·威廉·米勒來担任財長這個缺口。

如此一來，他也需要立即找一個美聯儲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邏門向總統推荐保羅·沃克。但總統問：“保羅·沃克是誰？”

此時，心力交瘁的卡特一時想不起來這位尼克森時代的財政部副部長。尼克森下台後，沃克辭去了公職，正準備去華爾街賺一筆錢養家。當時，曾任美國財長的亨利·富勒拉他進高盛一起做合伙人，另外一家獵頭公司則向他開出年薪百萬美元的邀請函。

不過，這個關鍵時刻，美聯儲主席被伯恩斯截胡了。這位與沃克意見相左的政治對手，却向邀請沃克担任紐約聯儲行長。伯恩斯開出的價格是年薪9.5萬美元，但答應他入職時便一次性支付。正當沃克猶豫之際，伯恩斯一句話打動他：“你是一塊做公職工作的料，保羅（沃克），千萬不要去别的地方。”

沃克在担任財政部副部長時，推動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黄金脱鈎，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如今，美元遭遇全球圍剿，美國陷入滯脹泥潭，沃克若想挽回點什麼，美聯儲是再適合不過的地方。1975年8月1日，沃克就任紐約聯儲行長，並成為聯邦公開市場管理委員會的常任委員，負責管理美國的信貸供應和利率水平。

四年後，沃克受邀到白宫會見卡特。在一個小時的會面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克在講話。離開白宫之後，沃克對自己說，“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因為沃克當著總統的面一直强调，實施高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且要求美聯儲保持獨立性。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卡特親自打電話通知沃克出任美聯儲主席。

卡特為什麼選擇沃克，至今也是個謎。卡特的回憶錄《忠於信仰》對這一“標志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從《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裡一直渴望“美元的聲音”更加非同凡響。

沃克不受任何理論約束，不屬於凱恩斯主義，也不屬於貨幣主義，他堅持實用主義，且以手腕强硬著稱。沃克就任時，收到了一份字迹潦草的信，開頭寫道：“親愛的保羅，我謹對您獲得‘晉升’致以慰問之情。看到您就任美聯儲主席，我為這個國家感到高興，但也對您注定要面臨的困境深表同情……”落款是米爾顿·弗里德曼。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沃克遇到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上任第一個月，在聯儲内部，沃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獲得通過。這是沃克實施高度緊縮政策的開始。

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創下歷史紀錄，且依然凶猛上竄，沃克第一次“小试牛刀”發現是場沒有任何反應。壓力重重的沃克給弗里德曼回了一封信：“親愛的米尔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定只是艱難時局下的替罪羊……我在工作中對您主張約束貨幣發行的觀點並無反對……”

緊接著就是第二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了他提出的“小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政策。會上，聖路易斯聯儲行行長勞倫斯·鲁斯提出改變政策方向：“我們把利率當作傳統貨幣政策目標是否適當？考慮到你已講了那麼多問題，再加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過去多年有那麼多失敗的不愉快經歷……可不可以換個思路？”

鲁斯是一位貨幣主義者，他抛出的問題，其實就是弗里德曼所說的以貨幣發行總量為目標。在當時及之前，受凱恩斯貨幣數量論的影響，美聯儲都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弗里德曼隔三差五就會在媒體上批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有問題，應該放棄利率目標，轉而盯住貨幣總轉量。這就是貨幣政策領域著名的價格目標和數量目標之爭。

弗里德曼的理由是，以利率為目標，會導致貨幣供應量不穩定，時而多時而少，從而導致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不穩定，反而加劇了通脹。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時期摇擺不定的政策導致的後果證實了弗里德曼的判斷。弗里德曼提出了新的貨幣總量論。他的主張很簡單，控制通脹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控制貨幣總量。

當時，浮動匯率引發金融投機套利，商業銀行通過貨幣乘數創造大量信貸貨幣，並通過表外流向投資銀行，貨幣供給接近失控，導致美聯儲利率政策失效。事實上，在1975年，美聯儲試圖通過控制M1供给量抑制通脹，但因廣義貨幣膨胀而失敗。弗里德曼提出，控制貨幣總量，尤其是廣義貨幣，可謂抓住了問題、切中要害。

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沃克命人起草一份徹底改革聯儲操作方法的大綱。一個星期後，他審閱了這份帶有機密字樣的三頁備忘錄。上面寫著：“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按照設定的貨幣目標，把基礎貨幣的增量規模控制在一定水平上，並以此控制銀行信貸的增長，這一操作方法可能導致貨幣市場的超短期利率發生寬幅震盪。”

沃克其實採用了双管齊下的辦法，即盯住利率和貨幣總量。他欣赏經濟學大師保羅·薩默森的一句話：“中央银行家生來具備兩只眼睛，一隻眼睛盯住貨幣供應量，另一隻盯住利率。”

不過，有人認為沃克“向貨幣主義者出賣自己的靈魂”。更要命的是，市場完全理解錯了沃克的意思。投機商認為，美聯儲要放棄利率目標，等於對通脹缴械投降。1980年初，通脹率瘋狂飆升。1月21日，黄金價格達到歷史新高每盎司850美元。

無奈之下，孤注一掷的沃克只有持續加碼，他先將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12.5%，4月晉一步拉升到歷史前所未有的21%。進入5月，通脹率高到15%。這一年，美國GDP增值率跌至負 0.26%。美國經濟進入至暗時刻，滑入第三次滯脹危機的深淵。

媒體對沃克無不諷刺、嘲笑和謾罵。《紐約時報》社論說：“沃克是一個賭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却押注甚高。”媒體用一戰時貝當元帥固守凡爾登，形容沃克的緊縮政策——堅守住了凡爾登要塞，代價是 35萬人的傷亡。

沃克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但是，沃克選擇了與世界為敵的方式抗擊通膨，就只能無奈地接受這一切：“有時候，你不得不與魔鬼做交易。”

更糟糕的是，1980年又是大選年。面對瘋狂上竄的通脹，卡特總統心急如焚，通過電視對全國講話，强調通過行業價格及薪資管制，來應對 “大通脹”。另外，卡特還忙於調節勞資纠纷，希望儘量控制工資上長。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貝利則批判這一政策的愚蠢，寫了《樹倒猢蓀散》，還獲得了普利茲獎。

沃克這種暴力去槓杆的方式，扼殺了市場的流通性，相當時完全犧牲經濟增長與就業，以抗擊通脹。這也相當於砸了卡特的飯碗。1980年10月2日，距離大选只有一個星期，卡特公開炮轟沃克“僵化的貨幣主義方法”。

卡特執政這幾年，美國經濟堪稱災難级别。除了失業率、通脹率、經濟增長率全面敗退外，美元面臨嚴重的國際信貸危機，甚至巴黎乞丐都公開拒收美元。政府財政赤字不斷上漲，在1980年高達740億美元。

當時，理性預期學派創始人羅伯特·盧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對傳統經濟學做了深刻的反思：當前商界學者面臨的任務是整理經濟災難留下的殘骸，然後判斷在“凱恩斯革命”這一著名的學術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場的，哪些又是必須拋棄的。

實際上，這場礦日持久的滯脹危機，也引發了經濟學革命。

雷根經濟學。如何走出滯脹泥潭？1980年，是關鍵的一年。11月4日，演員出身的羅納德·雷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卡特、老布什，成功當選總統。

卡特將敗選責任歸咎於沃克。卡特回憶說，當初任命沃克為美聯儲主席時，經濟顧問就警告過我。没想到，沃克將利率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導致經濟衰退，成為我尋求連任的負面因素。

雷根拿著“肯普-羅斯減税法案”上台。幾年前，供給學派的拉弗曾向福特推銷減税方案未果，這次他準備扶雷根上馬。拉弗是雷根的多年好友，拉弗找到了供給學派的一眾經濟學家，拉上議員坎普，給雷根獻上肯普减税法案。

在競選時，雷根就宣稱，我已經告别了需求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徹底支持供給經濟學。雷根担任總統後，拉弗如願以償地担任了雷根的經濟顧問，同時共給學派的涂瑞、羅伯茨、恩廷等成功進入聯邦財政部。

這樣，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成功入主美聯儲，蒙代爾和拉弗的供給學派則入主白宫，凱恩斯主義失去政治統治席位，美國經濟決策開始被新的經濟理論所駕馭。就在大選結果出來後，正在謂卡特的敗選感到愧疚的沃克，如今又要考慮新總統以何種態度對待他。

半個月後，伯恩斯手里拿著一份雷根經濟決策協調委員會起草的報告，告訴沃克：“米尔頓（弗里德曼）希望撤掉美聯儲，也就是把你炒掉，然後用一台計算機替代。”在這份報告上簽名的，除了弗里德曼，還有舒爾茨、格林斯潘等雷根團隊的核心成員。

在新總統就職大典三天後，即1981年1月23日星期五，雷根設宴招待沃克。宴席上，雷根非常老道狡猾地問沃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寫來的信，問我們謂什麼要保留美聯儲。您希望我怎麼答復他們？”

沃克的回答是：“總統先生，對這些問題，外界的確有些担懮，但我想您一定能够說服他們，我們美聯儲運作得還不錯的。不幸的是，我們是華盛頓唯一在與通脹抗爭的機構……”

不過，令雷根與沃克都没有想到的是，此後一年時間，美國經濟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為糟糕的時刻，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和通脹率居高不下。沃克一直採高利率政策，堅持高度緊缩不放鬆，白宫這邊像熱鍋上的螞蟻。

1981年3月30日，雷根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們口被一名精神病患者行刺。所幸的是，子彈距離心藏1英寸，雷根没有重演甘乃迪式悲劇。雷根遇刺為其赢得不少同情票。8月4日，雷根提出的減税法案《經濟復甦和税收法案》順利地在参眾兩院通過。但是，雷根團隊裡的格林斯潘、伯恩斯等並不完全支持減税政策，他們担心減税會增加政府赤字。

這時，還是供給學派的萬尼斯基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就在法案通過當天，萬尼斯基馬不停蹄地趕往白宫，手裡拿著一份五頁纸的文件，文件上釘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輝成就。”

萬尼斯基讓聯邦政府的安德森將文件務必轉交給雷根，並叮囑：“我知道，總統先生忙於減税和預算削減，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現在的問題是貨幣”。果不其然，這一年剛剛推行大歸模減税政策，政府財政赤字就創下了新紀錄。

此時，現在的問題到底是貨幣政策還是税收政策，白宫和美聯儲各執一詞，双方矛盾尖瑞。雷根對沃克的强硬手段極為不滿。沃克則認為，導致財政赤字的原因是大歸模減税政策。沃克決得有必要與雷根談談。

1982年2月15日星期一下午，這天恰逢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是美國的公共假日。總通穿著一件带條紋的高爾夫球衫和一條茶色休閑褲，在輕鬆的氛圍中與沃克相談甚歡。顯然，他們已經答成了共識。

雷根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與保羅·沃克見面。我認為我們之間在建立友好關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且形成了降低利率的共識。我決得我們可以在6月之前讓短期利率降下來3-4 個百分點。以後在考慮降低長期利率的問題题。”所以，沃克用稍微降低利率作為交換條件，促使雷根政府緊縮財政，並增加税收。1982年8月19日，減税法案實施一年，增税法案便獲得通過，供給學派失望之極。

但是，1982年的經濟實際上已崩盘，全年GDP增長率跌至最糟糕的負1.8% 。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以來，工業生產下降了11.8%，持續衰退達44個月之久，遠超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的18個月。美國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場、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處於即將崩潰的狀態。

當時，雷根經濟顧問團隊達70多人，其中包括弗里德曼、西蒙、格林斯潘、麥克拉肯、伯恩斯、舒爾茨、温伯格以及韋登鲍姆，“八大領軍人物”都束手無策。這一年，被嘲諷為“庸醫年”。除了堅持嚴控貨幣總量和堅持高利率，沃克其它什麼也不能做。美聯儲委員們投票决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貨幣供應”，並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沃克能做的只有堅持到底，以及等待潮水般的嘲諷。當時，一群來自俄亥俄州的農民開著拖拉機到美聯儲門前抗議示威，要求沃克下台，撤銷美聯儲。

除了農民，雷根、議員、經濟學家、華爾街大佬、記者、工人對沃克都咬牙切齒。眾議員亨利·岡薩雷斯威脅要彈劾沃克：“突破良心底線，讓高利貸行為合法化。”

雷根對沃克持續提高利率也頗為不滿，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他連任。一次，一位記者向雷根提問：“你贊同國會上有人提出讓沃克先生辭職的意見嗎？”雷根的回答是：“我無論如何也無可奉告。”事實上，雷根對其幕僚多次强調，下一任（1983年換屆）不能讓他再幹下去了。

或許真被弗里德曼說中了：反正都已經爛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没有比這更爛，你儘管放手去幹。不過堅持下去，好消息便逐漸湧現。首先是，由於沃克堅定不移地維持高利率，實施控制貨幣總量，通脹率在1983年下降至3.2%。

所謂春江水暖鸭先知，股票市場上出線了回暖的迹象。1982年10月，道瓊斯指數從8月的770漲到了1000，這簡直是神話般的故事。這預示著漫長而痛苦的滯脹時代結束了嗎？

這場危機，從1970算起到1982年，已肆虐了十三年。這十三年間，企業破產、銀行破產數以及失業率，都創下了二戰後最高紀錄。企業破產數量達25300 家，GDP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失業率最高時達10.8%。

1982冬天，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悄然進入歷史性的拐點。通脹率的下降程度以及經濟復甦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朝野、幕僚們的預測。

1982年之後兩年通脹率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1983年經濟強勢反彈，GDP增長率為 4.5%，1984年高達 7.2%，統計專家大呼經濟過熱，呼籲美聯儲出手調節，1985年為4.1%。1982年之後25年間，年增長率達 3.3%，與二戰後 25年間的增長水平相當。

金融市場正在向蒙代爾的預言方向走去，出現了供給學派拉特里奇預測的“美好場景”：大量投資從高通脹的商品投資轉向股票、債券、貨幣基金等低通脹的金融資產，一場前所未有延續幾十年的大牛市正在拉開序幕。

事實上，整個70年代以及這場滯脹危機，對當今世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世人的預期。桑特《紐約書評》如此稱讚：“雷根當選總統，意味著空中再次瀰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潤。”後来，索羅斯將這一經濟奇蹟稱之為“雷根大循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陷入滯脹時，先控通脹，還是先刺激經濟增長，這是一個單選題。從尼克森、福特再到卡特，這三任政府對此都舉棋不定，政策反反復復，反而加劇了通脹預期。事實上，不論從結果還是理論上都證明了，沃克是對的，忍受短期痛苦，先把通脹壓住。為什麼 ?

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貨幣是一個經濟的穩定器；如果貨幣大幅度貶值，市場價格則會全面扭曲，市場機制整體失靈，經濟則會陷入混亂，經濟衰退、停滯以及大規模失業則不可避免。

如果貨幣價格穩定了，市場才能逐漸恢復秩序，消費者、投資者、企業家才能做出相對合理的決策，市場自愈、自我調節的機制才能啟動。如此，貨幣價格穩定，通脹被控制，經濟和就業才會增加。早在1940年代，德國弗莱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 歐根就明確提出過這一主張——貨幣目標優先原則。他認為，一切宏觀經濟目標都必須讓位於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則是保持價格穩定。

歐根《經濟政策的原則》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寫道：“只要幣值的某種穩定性得不到保障，一切為實現競爭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歐根的這一主張，被沃克成功地運用到了抗通脹之中。只是抗通脹這個過程中，貨幣大幅度緊縮，帶來經濟下滑、失業增長的痛苦和陣痛，讓人煎熬。這種暴力出清的方式是反人性的，也是無奈之舉，需要與世界為敵的勇氣，而沃克做到了。

抗擊通脹成功的關鍵是沃克按住了通脹，對內為美國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價格環境，促進市場機制自我復甦，醞釀了信息技術革命——計算機、微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及核能技術；對外重新確立了美元的強勢地位，一掃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頹勢，締造了一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及金融市場，促使大量國際資本流入美國，創造了幾十年的房地產、股票及金融大牛市。這就是雷根經濟學（雷根大循還）的内核。

1983年，美聯儲主席換届，沃克因抗擊通脹有功，聲望日隆。雷根頗為猶豫，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見了保羅——我是在8月1日任命他做美聯儲主席呢，還是别人？從金融市場的反應看，似應讓他續任。我不希望動摇他們對復甦的信心。”不久後，沃克成功連任。

在参議院通過沃克的任命時，參議員加恩對沃克讚賞有加：“我懷疑除了沃克以外，過去還没有哪位美聯儲主席能在如此嚴峻的情况下堅持履責。”

尼克森時代的沃克親手關閉黄金兑換窗口，終結金本位，將無錨貨幣放虎歸山，推動人類經濟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十年後，他又化身為孤胆英雄生擒通脹猛虎。沃克一身正氣，剛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聾發聵的警句：“维護價格穩定是社會契约的應有之義。我們給政府印鈔的權利，是因為我們相信經選舉出來的官員不會濫用職權，不會過度發行美元使之貶值，會讓美元與黄金等價。如果我們不信守諾言，就破壞了他人對美國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後記，

早在1977年1月，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貝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下了一篇著名的社論《凱恩斯已死》的社論。但是，貝利的結論下得有點早。

連任之後，沃克在一次理事會投票時，意識到自己已失去對美聯儲最高決策權的掌控。雷根先後任命了馬丁、賽格爾等四位理事，他們掌控了多數票，與雷根、貝克一樣都試圖執行貨幣寬鬆政策。會後，沃克大發雷霆：“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為所欲為……但我不奉陪了。”

1987年6月1日下午，沃克拜訪雷根，遞交了辭職信。次日上午10點，雷根站在白宫新聞發布室的麥克風前宣布，格林斯潘替代沃克作為新任美連儲主席。

1990年，旨在約束聯邦政府財政預算的平衡預算法案開始實施。這時，格林斯潘放棄了弗里德曼時代的貨幣數量目標，轉向利率調節。從此，美聯儲實施泰勒規則，貨幣供應徹底失控。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伯南克領導的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時，一種支持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的貨幣理論重現江湖——美國後凱恩斯主義者明斯基的學生蘭德爾·雷開創了現代貨幣理論，主張央行印刷貨幣，以供政府舉債，只要利率穩定。

此後，滯脹危機，加入更多的元素：債務危機、資產泡沫、匯率危機、樓市危機……

2010年2月2日，美國參議院就金融監管法案中舉行的“沃克規則”聽證會上，83歲的沃克聲嘶力竭地說：“我在此想明確地告訴你，如果銀行機構仍靠納税人的錢提供保護，繼續随意投機的話，危機還是會發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機卷土重來的那一天，但我的靈魂匯回來纏住你們不放！” 

** “1979年7月15日，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聚集在電視前官看吉米·卡特這場演講——《一蹶不振》。當時，美國進入至暗時刻，經濟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深陷滯脹泥潭，負增長、高失業與高通脹並存，美元三次貶值，金融市場幾近崩盤…

這是一場信任危機。它拷問著美國民眾的意願、靈魂和精神核心。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危機正讓我們越來越質疑自身生活的意義，我們正在喪失自己對祖國認同感和目標感。”（《美聯儲》，威廉·格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