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六君子真相

模糊的六君子真相

戊戌六君子是指清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農曆戊戌年）慈禧發動政變，逮捕並斬首的六名變法派人士，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與康廣仁。清史擋案公開較晚，我們一般所讀到的相關史事，大多出自變法失敗但賡續存活的康梁之手，角度導致醜清媚己、加油添處不會少，致後世長期把他們被歸入「康黨」。我們是因為痛恨老太婆而敬他們，還是為他們因維新變法事業不懼犧牲而敬 ? 但事實恐很模糊。

「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本是張之洞門下之人，能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托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但楊劉二人在張之洞心中份量也不同，楊是心腹。劉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章京，入後也非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想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則與楊銳同。張之洞對維新的態度是首鼠兩端，瞻前顧後，功利性壓倒一切，他鄙視康有為之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卻資助辦強學會、萬國報。維新若成功他具有首役之功，一有敗相則撰勸學篇以中體西用來撇清自己，楊劉是張之洞測試新政冷熱的觸角。楊銳本人對康黨的態度也曾由追捧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密信中明斥康氏「繆妄」。劉光第在家信中感歎：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實為寒心。新黨即是康黨。在軍機處值班期間，還為緩和新、舊矛盾努力。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則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謂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系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譚嗣同獨來獨往，主張較康梁更激進。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瞭解自己因何而死，且願意坦然面對。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則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從其著作《仁學》一書中即可看出端倪，略謂 : 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為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譚嗣同不像漢朝張儉一樣，四處望門投止而連累志士與好友。他希望以血喚醒國人革命，故一心求死，拒絕逃亡。他步往刑場時，作《絕命辭》一首：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堅守自己的理念，從一而終，在歷史上贏的佳評。

林旭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機會，入榮祿府，當上章京時年僅24歲，可謂少年得志，自不願與"名聲不佳"之康黨扯上關係。到了1898年5月，康氏獲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氏之《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按康梁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才得入職。但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憤。此種冒進，引發榮祿擔憂，恐其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要虛懷下問，多與樞廷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榮祿以為林旭代表自己，其實只是墊腳石。康黨之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行所有各級機關之權力，「遇事紛更」是康黨之既定方針，林氏自難以接受榮祿之勸誡。

康廣仁是康有為胞弟，沒有公職，更未入章京，只因從事報業，被捲為其兄從事文字宣傳。事發後，哥哥落跑，弟弟頂罪。可謂廣仁無罪，懷報其罪。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入獄常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康哭，笑不可抑。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也因這樣態度而被懷疑，在審訊期間招供、牽扯最多的就是他。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惟其笑未必是凜然不懼，因他參與了「圍園殺后」之密謀，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瞭然於胸，已不必如康廣仁般「以頭撞壁」報屈喊冤。

楊深秀公職是山東道監察御史，有單獨上奏之權，參加保國會運動而認識康有為。六人中年紀最大，但與五人無交情也沒有工作牽連。他明瞭世局，洞悉國危，附議新政，彈劾老庸愚顢不通時務之官員。慈禧歸政，楊深秀深詰光緒被廢的原因，固請慈禧撤簾。楊深秀於五人下獄後，感五人年輕有為，不應就此死去，於是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楊深秀與康黨無涉，本不該死，因正直不阿，竟亦被冠上政變六君子而賠上性命，是幸還是不幸 !?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曾在給其兄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任職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為，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衝突：「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鐵桿康黨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裡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為「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為「鬼躁」。小軍機四人各有背景立場，心態各異，根本無法戮力同心。

讀近代史最痛苦的是史料太多，述史者各有立場，寫史者各有角度，誇大己意，遂真假判讀、取捨困難。像1898年6月，林旭被榮祿招入幕府，或許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有平衡滿漢新舊之考慮：若以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之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之勢力；唯譚嗣同充當康有為在軍機處之代言人，當屬最佳解釋。康梁必定捨棄不用以示六君子團結。其他像一般認知的帝黨羽后黨之爭、慈禧寵榮祿、挪用北洋軍費建頤和園、袁世凱告密、21條賣國等等，都灌有不少刻意醜化的髒水，不是真相。清朝滅亡已超過百年，但清史未定，至今仍是清史稿，原因恐與兩岸立場、述說、解讀不同有直接關係。

附記 :

譚嗣同有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為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為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今日這樣的立場與主張，你能接受嗎 ?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

康黨對「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蓋，是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譚之原詩《題壁獄中》，有兩種流傳版本，其一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其二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前者系非康黨人物所記；後者則是康黨所著力宣傳之版本。康黨事後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真相，「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后等內幕，並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後，康黨為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