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寡頭化，底層碎片化 社會解體

菁英寡頭化，底層碎片化 社會解體

主權國家的社會結構一般都是按財富多寡區分為富有的上層、中間的中產階層與貧窮的低階層，三層藉各種制度、法律作權利義務、行業分工、升遷任用來勾連交流，成為一個穩固的共同體。中產與低層劃分的標準線各國不一，彼之貧窮恐此之中產。富有階層也有高收入與富有之分。高收入是指仍然需要付出時間、精力與智慧從事經營事業以換取相對應報酬，而富有是指從事以錢生錢金融遊戲的人，他們與實體產業興衰關係不大。富有階層的人數少，僅站全民1~2% ，但所占財富的份額卻巨大，對社會也最具有影響力。

從過去歷史來看，不論是東西方或是什麼政治體制，群體、國家都是由血統世襲或是閥門巨室來統治，即使是造反起義，也要找一個落魄皇族或貴族後裔來撐大旗作號招，所以，以前的富人承擔國家政治責任，享受權力樂趣，國家的興衰、走向由他們決定。現代國家則否，政治人物多由中低階層中竄起，血統世襲的皇家多已成為象徵性的代表存在，靠政府預算支付薪俸、活動費用，與公務員差別不大。依附皇家權力的閥門巨室在靠山已消，既不願接受選舉的痛苦洗禮，也不願忍受輿論公器的謾罵指責，乾脆放棄享受權力的樂趣，不承擔政治責任與社會脫離，權力的空白從全球金錢遊戲中彌補，用金錢綁架政治、法律，掠奪經濟成長的果實。富有階層與社會不再交叉而是平行，對國家失去認同，有的是辦法避稅，所以也不繳稅來反哺國家經濟，也不引領文化走向，如此國家運行的機制缺了一塊，富有階層的冷漠自社會解體、脫離。

再看底層碎片化。資本主義為避免自身分配不均必然帶來的貧富分化缺點，除利用稅收來做財富重分配，更用福利救濟制度、失業、養老保險，對底貧窮者給於直接的物質補助，以增進整體社會的安定感與幸福感。但是善門難開，福利救濟也具有僵硬性，只能層層加碼，不能減少，從有限食物或現金補助，到租屋、住宅、教育...補助，即使舉債也要加碼，不然選票的大棒就要發威。人性有自私與惻隱的雙重性，慈善直觀合乎人性惻隱是件好事，但是否該大肆辦理與忍受慈善帶來的惡，在西方國家一直存有巨大爭議。過多的福利慈善養了一堆懶人，自動與社會脫節，自願當所謂窮人而拒絕工作，也打破社會發展自然造就的結構平衡。現代社會明顯的現象是越是富裕或城市中產階級生育的子女越少，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藥，邊窮與社會底層反而生的越多，反正社會福利會解決一切，一家數口的收入超過貧窮線或最低工資，至少絕不可能餓死，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尤為顯著。這群人因此與社會疏離，碎片化散布各處。

我國傳統上除了適逢重大災害，政府會臨時開糧倉、設粥棚短暫救濟，福利慈善只存在寺廟道觀與個人行為，但也限於救急不救窮，文化中沒有公辦福利慈善的觀念。現在受西方文化影響，福利慈善也已成為預算大餅的噬金獸，問題日益顯現。在西方，以德國為例，德國福利救濟為避免公辦的無效與浪費、貪汙，都委外由民間辦理，竟帶來從未想到" 眼鏡蛇效應 "的大問題，現從事各類無生產力的福利救濟的就業人數最多，是德國第一大行業，他們不僅是福利資源的直接消耗者，殘障、窮人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因此他們還會以各種理由 " 製造 " 殘障、窮人，以便向政府要預算，不肖醫生或相關社工人員有的是辦法給開上必要證明。如此，福利窮人實質的生活較努力工作而在貧窮線邊緣掙扎者好，他們還會有意願工作嗎 !?人一但自我懶惰與放縱，形成惡性循環，就再也扶不起。另外，人一旦自幼就被人為打上貧窮、殘障的烙印，心理的創傷可能終生無法自癒，帶來的罪惡更大。

工作或職業除了金錢報酬外，還具有個人自律、社會參與監督、權利義務等多方面意義，當上層寡頭菁英逃避責任，下層階級自我碎片放棄責任，中產階級失去承上啟下的功能，這樣一個本是全民共同體的國家、社會就自然會趨於瓦解。這個問題執政者懼怕選票流失，在野者要爭取選票更只能要求加碼，個別的呼籲、警示多流於犬吠火車的噪音，沒人理會。瓦解的代價初期不易感受而忽視，等感受到嚴重而要重建的代價則不是一、二代人所能承受、恢復。

附記 : 

眼鏡蛇效應一詞來自殖民時期印度的逸聞。英國政府計劃要減少眼鏡蛇的數量，因而頒佈法令說每打死一條眼鏡蛇都可以領取賞金。然而印度人為了賞金反而開始養殖 ，問題更加惡化。

全球化、自由化這兩個詞在不同階層有不同的意義。底層只看眼前的福利三頓飯，甚麼全球化、自由化是口號，毫無意義；中產階級的認知是商業貿易、產品外銷全球化、自由化，少關稅壁壘；富有階層得認知意義是資金全球自由化趨利流動投資而不受限制，只享經濟發展果實、不盡義務；那麼在外國投資購置的資產還能算是本國的資產嗎  ? 值得爭議。由意義認知不同，全球化、自由化已受到挑戰，2016美國的總統大選，被稱為是精英與草根的對決，有一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