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悲劇 看轉型正義

改革的悲劇 看先畫藍圖再施工的轉型正義 

有關王安石變法的經過與是非成敗不必贅述，倒是看宋神宗、王安石相繼死亡後，宋哲宗繼位，年號元祐，因年幼由高太后主政，高太后一直是反革新派，所以上台後就把支持新政者全數逐出朝廷，把反改革者如司馬光等又請回朝主政，盡廢新法為老公"補過"，史稱元祐更化。七年後，哲宗親政，認為應該要繼承父志以盡孝道，改年號位紹聖，再逐反改革派，又把支持新政者請回朝主政，史稱紹聖紹述。哲宗死無子，由其弟徽宗繼位，向太后主政，認為國家要安定，不能一直新舊紛替，遂定年號為建中靖國，這個年號只一年，建中意即建立中道、不偏不倚、靖國指消除黨爭，使社稷安定。但向太后心偏舊黨，無形中又使舊黨遍植朝廷。徽宗親政後，也認為要繼承父志，年號崇寧( 崇拜神宗熙寧 ) ，再復新政。但此時的新舊黨爭已人去而與變法無關，新舊只是一個政治符號標籤，就刻了一片元祐黨人碑，臚列了一百多舊黨人員名字，在職者去職永不錄用，其子女不得參加科考。改革已成一鍋糊塗稀飯，為國家添亂。現傳世的碑上有三百多人，新舊黨人都有，蔡京刊科，已成書法碑帖。

春秋商鞅、吳起的變法改革是由上而下，目標單一的效率型改革，先畫好施工藍圖再按標準施工，當遭遇不合或不滿標準的阻力則不惜懲殺王妃、太子師以立威而得以成功。王安石時代的北宋，自趙匡胤所立祖宗成法第一條不殺士大夫，大大約束了皇權威攝，相權與士大夫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安石的改革就不能採行商吳先立標準的做法，雖有皇帝支持，也只能採由下而上的激發社會活力改革。但在實際執行時，稍一求功心切就易流於由上而下的高壓做法，至阻力極大而難以化解或抵制。不幸，方法把握失當，一句祖宗不足法直指趙匡胤之成法，最終結果是尖銳相互傾壓的黨爭不斷。南宋朱熹評論王安石變法是 : 群奸肆虐、流毒四海。羅大經則說得更直白 : 宋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把王安石比做秦檜之流。歷史為帝王諱，把本是神宗一代的熙豐變法，硬改稱王安石一人承擔罪過的王安石變法，並不公允，也使中國以後八百餘年再無人敢言變法改革。

1979年大陸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由下而上的激發社會活力改革，政府只鼓吹改革氛圍，不預畫藍圖、沒有標準，所謂黑白貓論、摸論與不爭姓社姓資孰優論，鼓勵在進行中檢索、取捨。例如早年的三自一包、第一村的小市場開放經濟、股票市場的成立，近年的QQ 、微信、支付寶、滴滴打車等，最初就法律上言都是擦邊球，有違法的嫌疑，但先不禁止，都是且行且看，有一定具體成效後政府在追認並立法成政策。現在回頭看，政府只開放、改革交給民間來嘗試推動，途中當然也曾遭遇過些意識型態與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但都能順利化解而取得舉世欽羨的極大效果。現在改革仍在深化，時間較歷史上的各期改革時程要長得多，值得持續關注與學習。

現實現狀是智慧與時間的積累，其中的合理性與穩定性往往超乎想像，所謂利不百倍不變法、不改變現狀，這精義與西方政治哲學中的保守主義雷同。不輕易改變現狀不是要抱殘守缺、故步自封，而是針對現狀出現的缺點逐步修正，不預設立場，不搞理性設計預定標準想一勞永逸。因為一設立場、標準就會有排他性，其可能衍生出來的副作用也超乎想像，有如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看東漢的歷史，漢章帝以後一連出現八位小皇帝，這一百年間，外戚、宦官、士大夫官僚與軍頭勢力維持恐怖平衡。皇帝支持的宦官與掌握實權的外戚爭鬥不斷，他們既利用皇帝也欺負皇帝，但在維持皇權穩固這一點上是高度的一致，政局雖不佳但仍能維持不墜。公元189年，當袁紹建議外戚大將軍何進動大手術改革~~盡殺宦官以穩定朝局，然事跡不密宦官先下手把外戚殺盡，後袁紹又引董卓兵把宦官殺盡。如此四大支柱失去最支持皇權的兩股，剩下的士大夫官僚失去了皇權的支持。少了禮教鋼常對軍閥的約束，自然形成軍閥獨大，軍人勢力董卓站上朝廷。看事後所謂酸棗聯盟十八路諸侯伐董卓，其中有士大夫、皇族、軍人、甚至太監勢力的化身，可謂一鍋亂。袁紹殺宦官穩定新朝局的初衷可能是善意，但事態的發展是引發爾後四百年動亂的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朝才出現穩定新朝局，這哪裡是袁紹、曹操當初所希望、所能設想。

台灣的政局在蔣經國之前，雖時有風雨，體制也不盡令人滿意，但經濟發展的不錯，一時被稱為奇蹟。李登輝主政後，一連幾次的修憲使政局開始出現騷動狐疑，但多維持在體制內改革。自1997推出兩國論，為體制外改革做理論鋪路。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及「正名制憲」，搞「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及二○○四年針對大陸導彈的「強化國防公投」以及二○○八年的「入聯公投」與直接終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2016年再度輪替，除持續搞台灣入聯的死路外，現階段瞄頭對準在內政的轉型正義，如年金改革與國民黨黨產問題最沸沸揚揚。轉型正義所謂的正義是什麼 ? 轉型是報復、複製過去作為的不當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程序正義 ? 激發對立實非國家、社會與人民之福，萬不要弄成東漢末年之亂局或北宋後期新舊黨爭的反覆報復性傾壓後的分裂。

不論是當事人或是後世歷史學者，對王安石個人的私德多頗為推崇，沒有什麼值得非議的地方。對朱熹與羅大經之評各自解讀，但梁啟超說王安石是" 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把孔老夫子都擠下去，是截然不同的評價。梁起超之評或有其與推動維新變法所遭遇的景況相似而不得不，甚或為自身抱不平。今再審視王安石變法之主張，拿到今世來說仍不落伍，他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現代經濟學來看是大有可為，但在當時認為天下財富恆定而譏為妄言；青苗法不就是今日的窮人銀行；傜役法不就是清朝攤丁入畝的先驅，對今日稅制改革也大有借鏡作用；保甲法不就是今日警察與警民聯線的複合...，只能說王安石思想太超前、太超越時代而不為時代所容，視之為妖孽必除之，是誰之過 !? 是時代悲劇 ! 

附記 : 張讓是生理上的宦官，何進才是心理上的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