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史看 帝國沉浮的人性路徑依賴

時代有異，然人性未變，人一生生理上的生老病死循環，和國家治理上的成住壞空循環，完全相合。看世界各大帝國興衰，看中國歷朝歷代替換，本質上都跳離不了此" 人性之圈 "。所以說，讀史足以通今事，就是這個道理。試讀近300年經濟史，看今日潮流趨向。

過去幾十年，受惠於全球化浪潮，美國跨國公司將產業轉移到新興國家，用廉價勞動力替代技術創新，陷入了“資源陷阱”（廉價勞動、土地、礦產資源、低成本排放以及美元信貸），放緩了技術創新的步伐。

美國如今遇到的技術增長瓶頸，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類似。當年，英國將資本轉移到海外殖民地，躺著賺取廉價資源的紅利，而放棄對本國技術革新的投入，錯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

如今，美國（歐洲）遵循“梭羅替代”規律，享受本國美元红利以及新興國家的勞動力紅利，而忽視了第三次新興技術革命的縱深開發，以至於陷入技術周期的低潮期。

理論上，當全球廉價勞動力及資源红利殆盡（勞動力價格上漲），美國企業自然回歸本土，回歸技術創新，以尋求技術反向替代勞動的革新之路。但是，這一經典之路並未按照休莫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的規律走，川普政府試圖借助國家的力量，將美國企業從“資源陷阱”中拉出來，打破過去美國金融資本（跨國企業）-中國低廉製造的全球產業鏈。

資源陷阱  英國犯了“荷蘭病”

從一戰到二戰，英國從超級强國迅速淪落為二流國家。這成為20世紀經濟學之謎。解釋有戰爭論、金融論、殖民地論、價質觀論等等，其中最不能忽略的是技述創新論。傳統經濟學家（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將一國的崛起歸因於自由貿易。經濟學家熊彼德第一個明確反對這一說法。他將英國崛起歸結為工業革命時期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

英國鼎盛時期當屬維多利亞時代。這一時期，英國享受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红利。1851年5月，維多利亞女王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了一場轟動世界的工業科技萬國博覽會。在一座巨大的“水晶宫”内，展出了包括軌道、牽引車、高速汽輪船、起重機、厨具用品、鐵製品等萬餘件工業品，歷時五個多月，吸引了六百萬名參觀者。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在“燦爛光輝的玻璃頂下舉行了他們的工業與和平的凱旋式”。

但是，這時，英國的危機其實已經逐漸逼近。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威廉·詹姆斯·阿什利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使英國財政受惠,但却忽視了英國的工業發展”，“他們堅信 “維多利亞繁榮”就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勝利，並為這種表面的繁榮所陶醉。”

維多利亞鼎盛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但是，英國在技術革命、產品創新上却落後於德國、美國。19世紀末，美國、德國在電力、内燃機、柴油機、電動機、汽車、飛機、電話、打字機等方面的產品、工藝及管理創新要領先於英國。貝西膜工藝、西門子工藝，為美國、德國鋼鐵業帶來了高速發展。美國推行科學管理，極大地提高了美國托拉斯組織的生產效率。

為什麼英國没能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保持技術領先地位？在電力革命中，英國也有一些發明，如合成染料、貝氏煉鋼、蒸汽渦輪等，但是這些發明無法與美德的電力、發動機相提並論。

更重要的是，英國缺乏對新技術、新工藝的推廣動力。英國在19世紀70年代末發明了從廉價的鐵礦石中提煉鋼的方法，但是在英國確長期沿用傳統的低效的煉鋼法。1880-1913年，英國鋼鐵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770萬噸；而同期，美國的鋼鐵產量却由100萬噸攀升到3100萬噸，德國從70萬噸增加到1890萬噸。

其實，盡管有些電氣工業的發明與創新源自英國，但是德國、美國的電器技術要領先於英國。美國將電力技術大量推廣到船舶製造領域。到了19世纪下半葉，英國傳統的造船業已經遠落後於美國。英國貿易四分之三的海運任務，都是由美國製造的船隻運輸。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在全球擁有極為廣泛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給英國企業提供了大批廉價原料、勞動力，同時也是英國資本輸出、商品輸出的海外市場。殖民地的廉價資源紅利也正是造成英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英國將大量產業、資本轉移到殖民地。即使使用落後的工藝技術，英國製造的產品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成本優勢。產業轉移導致國內資本不足，技術革新和推廣的動力不足，逐漸失去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

早在19世紀50年代，英國就率先研製出了人工合成染料，但這一材料的應用却極為緩慢。德國人從英國人手上獲得此技術，在短短30年間便成為英國最大的染料進口國。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不得不從敵國德國進口染料來武裝自己的軍隊。

英國向德國出口染料的原材料——焦炭，似乎淪為一個初級原料出口國。主要原因是，英國可以從大片殖民地中獲得豐富而廉價的原料，轉手賣給德國。如此，初級品貿易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英國，無心開發、推廣染料技術。英國就此喪失第二次工業革命關鍵的有機化學工業的領導權。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英國的貿易額依然非常驚人，但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

1864-1873年間，將近三分之二的英國貿易是以製成品換取原料和食品。1874-1903年間，該比重已降低到不過三分之一。製成品和半製成品進口比重，却從18.4%升高到1890-1895年间的24%。

到了19世纪末，英國基本上形成了“從美國和德國進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製成品，對外出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製成品”的工業貿易結構。弗里曼指出：“這種貿易結構變化的结果是，英國工業耗盡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早期由創新集群創造出來的財富。”

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第一。英國的衰落，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就已經決定了，二次世界大戰只是催化劑。所謂“生於懮患死於安樂”。在第二次美英戰爭（1812年）後，美國孤立主義盛行，全國專心發展實業，悶聲發財。

後起之秀的德國在結束了四分五裂之後，採用國家主義手段建鐵路、搞技術，迅速從歐洲大陸的俄國與法國的夾縫中崛起。英國却躺在殖民地的温床中，掉入了“資源陷阱”，染上“荷蘭病”。在“資源陷阱”中，最不能忽略的是，英國强大的信貸資本輸出，對其製造業及技術革新帶來的傷害。

英國經濟史學家約翰·哈羅德指出：老牌資本主義得英國並没有認識到對外直接投資與貨幣資本輸出的致命區别，在引進德國和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大量對外借出資本。英國信貸乳牛供應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資本奶水，壯大對手。

1821年，英鎊正式採用金本位制。1844年英格蘭銀行根據“比爾條例”確立了英鎊的法定地位。此後，英鎊随著英國工業及貿易大潮成為了首屈一指的“世界貨幣”。作為“世界貨幣”，英國源源不斷地向世界各國及殖民地輸出信貸資本。早在19世纪上半葉，英國頻頻發生過剩性經濟危機。英國開始向海外輸出資本。但這一過程，逐漸模糊了產業投資與資本信貸。

1819年，英格蘭銀行過去出口繁榮時積累了大量黄金，便做起了推銷外國公債的生意。1821年到1825年，倫敦交易所共對歐洲和中南美洲國家發行了4897萬英鎊公債，而英格蘭銀行對國内私人貸款却急遽萎縮。

1825年下半年，中南美投資泡沫崩盤，超過3000家企業倒閉，紡織機價格大跌80%。由於本輪增長得到大力信貸支持，危機外溢到金融系統，股票價格暴跌，近百家銀行破產。年底，英格蘭銀行的黄金儲備從1824年底的1070萬鎊降至120萬鎊。最終風險傳染到機器製造業、建築業以及其他幾乎所有的行業。

英國憑藉著英鎊優勢在全球做起了資金販賣的金融投機生意，而當時美元尚未具備英鎊的統治力，美國則傾向實業投資。到了19世纪末，美國與英國進行了互逆操作：英國大量貨幣資本流向美國，而美國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了英國，這是導致英國衰落、美國興起的重要原因。英國金融機構片面地攫取利潤和剪息票，忽視新技術對大規模融資的需求。

英國犯了海外殖民地資源红利的“荷蘭病”，最終在焦慮中患上了“英國病” ，否定過去的自由貿易，尋求貿易保護主義。1876年，在紀念《國富論》發表100周年的斯密晚宴上，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亨利·坎寧安，公開質疑他的老師們的自由貿易學說。坎寧安等人逐漸倒向了歷史學派，意在復興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1881年，自由貿易懷疑論者組成了公平貿易同盟要求先制訂外國製造品的適度的進口税，豁免允准英國製造品自由進口國貨物的進口税。1903年5月15日，維多利亞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年近七旬的約瑟夫·張伯倫站在伯明翰市政大廳裡演講，他打著關税改革的旗號呼籲，在整個大英帝國的領土上，建立起一個貿易保護之牆。

這次演講標誌著，英國打響了貿易戰第一槍。貿易戰的對象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德國與美國。這意味，英國最高決策層否定了大英帝國立國之基石——自由貿易。( 和今日美國何其相似 )

張伯倫曾經担任英國的殖民大臣和貿易大臣，這位“帝國政治家”主張帝國特惠制，希望建立一個强大的英聯邦經濟帝國。帝國内部自由貿易，實行零關税，但對帝國之外的商品征高關税。張伯倫的貿易保護主張使英國内部開始分化，他們長期對立，上百萬人為此整整辯論了三年，導致英國政治出現了自17世纪以來最大的分裂。

1915年，英國推行產業保護關税；1932年，又執行“渥太華協定”的“帝國特惠制”。如此，英國徹底回到貿易保護主義的老路，但却已完全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

帝國霸權一去不復返。技術外溢，美國犯了“英國病”

當年，美國對英國的超越，除了英國陷入“資源陷阱”之外，還存在技術外溢的客觀因素。技術外溢，是信息技術領域的一種客觀現象。除了專利及知識產權外，大量知識、通用性技術、基礎科學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技術外溢導致的產權模糊、激勵下降，降低了市場效用。技術外溢初期帶來的效益，又提升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但是，技術外溢，却影響著國家力量之此消彼長、興衰更替。

美國建國初期得益於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先進技術。當時，担任美國第一任財長的漢米爾頓意識到：“一個國家……除非大規模發展製造業，否則不可能擁有大量財富。”野心勃勃的漢米爾頓試圖在美國複製英國“瓦特式”的製造業變革，覬覦阿克賴特爵士工廠的技術及工業管理體系已久。有人將阿克賴特爵士與牛頓相提並論。

阿克賴特爵士是水力紡紗機的發明人，最早獲得梳棉機、曲柄梳棉機，為了防止競爭對手抄襲，阿克賴特爵士嚴控紡紗技術外流，英國政府將機械發明界定為國家機密並嚴厲打擊外泄行為，通過了禁止紡織機械出口的法律。英國早期（1624年）還頒布了現代第一部專利法《壟斷法規》，以保護其技術不讓對手抄襲。

但是，一名叫做薩缪爾·斯莱特“叛徒”，突破了阿克賴特爵士的嚴防死守，他憑藉出色的記憶力在美國複製了阿克賴特爵士工廠的紡織製造技術。在美國波塔基特市，斯莱特成功創辦了全美第一家盈利的水能紡織廠——艾爾瑪-布朗公司。

斯莱特的“叛逃”給漢米爾頓和整個美國製造業送來了大禮。工廠負責人布朗說：“一年内，工廠和機器將在各個地方建成，生產美國所需的全部棉纱。”這位被英國人罵作“叛國者”的斯莱特，却成維了美國紡織工業創始人、美國製造工業之父。

繼斯莱特之後，大量移民者從英國、法國帶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製造技術、工業制度及新知識。技術外溢，讓美國享受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技術紅利。建國100年後，美國的製造技術已經趕超英國。

今天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技術來自二戰時的德國、法國等移民。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立國的優勢在於，歐洲移民帶來廣泛的新知識、新制度以及新技術。德國經濟學家、歷史學派創始人李斯特認為，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也是歐洲大陸人帶過去的。

英國是一個小島國，一定程度上隔離了歐洲大陸的戰亂。每當歐洲爆發戰爭時，資金、人才和技術都流入英倫三島。因此，英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樣有利於歐洲大陸的技術、人才和資金流向英國。

這也是英國長期奉行歐洲大陸均勢的重要原因。通過拿破侖戰爭，李斯特發現，歐洲大陸只要戰事一起，受益的定然是英國。英國也極力維持歐洲大陸均勢，防止歐洲出現強國，讓歐洲各國之間间相互博弈。李斯特則極力推動德國統一，試圖學習美國，建立統一的高關税保護本國工業，以防止人才、資本及技術外流。

美國身處遙遠的美洲大路，比英國更具有地缘優勢。一戰、二戰點燃後，英國也未能倖免，英國及歐洲大陸大量黄金、人才流入美國避險。

1933-1941年，美國敞開大門接受了來自德國、奥地利1090名科學家和645名工程師。1944年8月，美英成立了聯合情報調查小組委員會，專門收羅德國科學家。美國從德國、奥地利獲得了幾千名傑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些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布勞恩、海森堡、哈恩、德布斯、多恩伯格、鲁道夫、奥海因、利皮施、舒柏格、馮諾依曼，等等。

德國、奥地利科學家己乎構成了美國二戰後航空航天、核能、計算機革命的核心力量。其中，布勞恩是導彈火箭之父，是美國阿波羅登月計畫的核心人物。德布斯是甘迺迪航天中心之父，幫助美國發送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馮諾依曼是計算機、博弈論之父，在計算機、博弈論、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多嶺域做出傑出貢獻。他参與了曼哈頓計畫，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直接推動者。愛因斯坦的貢獻屬於全人類，他向美國總統寫信提議製造原子彈，後者批准了曼哈盾計畫。

當然，除了地缘優勢、歷史偶然性之外，美國自身的制度優勢和國家力量亦不可忽略。為什麼歐洲人才願意跑到美國，而不是加拿大、澳洲、南美？技術外溢屬於全人類，但能否接得住、接到多少，取決於一國制度優勢及學習能力，尤其是新技術、新知識與新制度及國家力量的相互配合。

特斯拉是塞爾維亞裔，愛迪生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工程師，他們都是電器時代的締造者。馮諾依曼是匈牙利裔，香農是美國本土出生，他們都是信息革命的締造者。米塞斯是奥地利人，因戰亂躲避到美國，奈特則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家，後者開創了芝加哥學派。喬布斯是美國人，馬斯克则是南非裔美國人。

技術外溢與自主創新，成就了美國在第二次、第三次技術革命中居於領導地位。英國陷入“資源陷阱”，與美國的“技術外溢”形成此消彼長，二者差距縮小。美國再加上自主創新，對英國形成超越。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受惠於技術外溢红利的還包括後發的俄國、日本等國家。1900年，電氣技術和鐵路投資席卷到地大物博的俄羅斯，過去十年間，俄國鋪設了22600公里的鐵路，刺激整個歐洲工業部門開足馬力。

所以，在全球化時代，由於技術外溢和“梭羅替代”，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存在技術均等化趨勢。先發國家陷入資源陷阱，後發國家則憑借技術外溢快速縮小與先發國家的距離。不過，英國的衰落，美國人值得警惕。因為美國人正在走着英國當年的老路。

二戰後，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到了1970年代是一個關鍵轉折點。1971年布雷頓森林解體，美國廢除金本位，意味著全球進入浮動匯率和信用貨幣時代。1970年代開始，全球同時涌現三股浪潮：信息技術浪潮、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以及金融資本主導的投資銀行浪潮。這三股浪潮在1982年雷根及沃爾克改革（解決滯脹危機）成功後快速爆發。欉此，美國走上了金融資本主義之路，主要表現與當年英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自雷根政府開始，美國大幅度擴張信貸貨幣，華爾街金融機構獲得大量廉價的美元，在全球從事貨幣販賣生意。

雷根政府放鬆了金融管制，推動金融混業，刺激投資銀行發展。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大量貨幣資金進入投資銀行及金融投機領域，證券、期貨、外匯、債券、保險及金融衍生品大肆擴張。與之形成鲜明對比的是，美國五大湖區製造業投資日漸凋零。原本紐約中心區的工廠逐漸被金融及跨國公司辦公樓取代。

當年，英國在全球大肆放貸，資金進入公債領域，而不是製造業。過去四十年，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英鎊採用金本位制，貨幣擴張能力受限。而1971年之後的美元是信用貨幣。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肆無忌憚地擴張美元，助長美國金融機構成為全球化的美元“倒爺”。

1980年代初，包括花旗銀行在内的美國金融巨頭認為，國家不會破產，將大量信貸發放給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結果，花旗銀行在1982年拉美債券為機中遭遇重創。最近四十年，華爾街的信貸資金遍布全球，在國際投資銀行市場中販賣資金。其中，債券、外匯及金融衍生品的規模急速膨脹，造成相當程度的資金空轉、資產泡沫及債務危機。

二、乘著全球化產業大分工浪潮，美國跨國公司將產業逐漸轉移到擁有廉價勞動力、資源及低成本排污國家。

二戰後，美國將紡織、鋼鐵產能轉移到日本，而後轉移到台灣、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八九十年後，產業轉移梯度延伸到中國内地。日本、韓國的芯片、汽車、發動機、精密機床、化工材料等，承接了美國產業轉移的技述紅利。中國的空調、電視、手機、汽車、個人計算機等亦如此。

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失去了强大競爭的壓迫感。1992年中國進一步開放，美國資本大舉進入中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美貿易迎來井噴時代。這時全球化浪潮中再次出現技術水平均等化趨勢，後發國家的技術快速縮小了與美國的距離。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傳播，大大縮短了技術及知識獲取的成本。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在短時間內學習及改進美國轉移而來的製造技術、流水線、設計工藝、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銀行制度等。反觀美國，因為產業轉移和替代，採用廉價勞動力替代技術革新，導致國内製造業空心化、技術創新緩慢。

美國經濟學家梭羅在研究增長模型時發現，勞動與資本形成替代關系。當勞動力更具優勢時，資本則讓位於低廉勞動力。美國跨國企業與當年英國企業一樣，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在全球不斷地尋求投值洼地，吃盡各國廉價勞動力及資源红利，放緩了技術革新的步伐。

美國五大湖區產業的空心化形成的鐵鏽地帶，與華爾街的紙醉金迷形成鮮明的對比。1987年，梭羅發現，“高速的信息技術投資與緩慢增漲的生產率”形成矛盾。

為什麼信息技術革命，没有像蒸汽革命、電力革命一樣帶來如此巨大的生產力變革？美國經濟學家戈登認為，計算機革命根本不能與19世紀來的偉大發相提病論。信息技術只對部分產業發生作用，而對構成美國經濟總量的大部分產業幾乎無促進作用。

其實，信息技術革命真正對全產業發生作用的，並不是計算機與互聯網，而是智能製造。但是，過去幾十年，由於全球產業轉移，跨國公司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替代，減少了對工業智能化的投入。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第三次技術革命往縱深發展，以至於美國在最近20年並未形成新的技術突破，如今整個世界陷入技術周期低谷。

對美國來說，更糟糕的是，中美之間的技術趨於均等化，而中美之間的勞動力要素價格却没有像李嘉圖所言的趨於均等化。換言之，中美技術差距快速縮小的同時，中國依然還保持著相當的低成本優勢（美國認為這是不正常的）。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是中美關系的轉折點。美國精英階層對此次危機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們批判雷根政府以來的金融資本主義( 雷根大循環 ) ，試圖依靠政治力量打破美國金融資本--中國低廉製造的全球產業鏈。

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反應，與當年英國張伯倫對美國的態度類似。張伯倫構建的零關税的英聯邦經濟帝國，與川普試圖構建的“三零”貿易區( 零關稅、零壁壘和零補貼 ) 類似。

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也與當年的英國一樣掉入了全球化廉價勞動力構建的“資源陷阱”，犯了焦慮不安的“英國病”。美國試圖纠正過去的雷根大循環，扭轉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定然要打破現有與中國的產業鏈關系。

當全球資本洼地消失，勞動力價格上漲，美國製造業才會倒逼技術升级，重回工業智能化之路。如今這一路徑没有按照休默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方向走，川普政府試圖通過政治力量將美國跨國企業從全球化的資源陷阱中拉出來。

資源陷阱，猶如糖衣炮彈。在全球化時代，後發國家在技術外溢中成長，先進國家則掉入“資源陷阱”，技術增長緩慢。美國其實並不担心市場競爭，他們担心的是，非市場因素製造的“資源陷阱”，讓美國企業如當年英國企業一樣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二戰後，日本、韓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印尼、菲律濱、中國、印度等國家，享受著美國的產業轉移、技術外溢。其中，部分國家曾經快速地追趕美國。但是，大部分國家在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便失去了動力，技術革新緩慢，重新被美國拉開距離。時至今日，只有日本、韓國成功地跟緊美國，日本有些產業的技術實力還超越了美國。經歷了泡沫經濟危機後，日本依然是繼美國之後的技術力量强國。

所以，通過全球化技術外溢的規律，給我們的啟示是：

一、過去幾十年，中國與美國技術差距的縮小不具有特殊性，不少後發國家都在技數外溢红利時期快速增長。這不能說明中國技術力量尤其是原創性底層技術有多强大，只能說明美國掉入資源陷阱，技術增長有所放緩。

二、随着技術紅利消失，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進入了關鍵時期：未來是像日本一樣拿到發達國家的入場券，還是像阿根廷一樣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歷史性性跨越——從自然國向法治國過度。

接下来，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從技術變革路徑的角度（非制度），如何從技術外溢到自主創新，實現產業結構升级，拿到發達國家的入場券。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如何艱難地推動技術轉型升級。

日本的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是開放經濟體下的一條經典之路。當時的日本企業，主要走了兩條路：一是走向上游。二是走向全球。

日本的轉型艱難在於遭遇日美貿易戰、泡沫經濟的双重打擊。在七八十年代，受石油危機及美日貿易戰驅動，日本成功從煤炭、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工產業，向汽車、半導體、通用機械、家電、電子等產業轉移。

日本泡沫經濟，是其貨幣政策失當所致。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一度進退失據、猶豫不決。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斷臂求存，果斷放棄終端業務，向上游的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轉型升级。松下從家電，擴展至汽車電子、住宅能源、商務解決方案等領域；夏普轉向健康醫療、機器人、智能住宅、汽車、空氣安全技術領域；東芝進入大型核電、新能源和氫燃料電池電站業務領域。

日立較早向商用領域轉型，如今智能電網、電梯等基礎設備業績平穩增長，同時，日立的核電技術水平較高；三菱發力於氫燃料電池，豐田的氫燃料電池汽車逐漸步入商業化。日本在商用領域的大型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及高精軟方面等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產業上游領域的核心技術，乃國之重器。核電、芯片、精密製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新能源、機器人等等，才是一一個產業技術的關鍵，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

如今誰都能做電視機，智能手機也會出現這種情况。這反應出了核心技術的真締。當人口紅利消失，全球技術紅利吃盡，競爭將倒逼走向上游核心技術、商用及基礎科學領域，依靠自力更生、自主研發，也就成為了必然趨勢。

縱觀全球，德國的西門子、博世、巴伐利亞、蒂森克虜伯、德馬吉森精機、舍弗勒集團，以及美國的AT&T、IBM、英特爾、威瑞森、惠普、甲骨文、思科、通用電器、亞瑪遜、谷歌、蘋果、微軟等，都掌握了上游核心技術。不同的是，强大的美國企業上下游通吃。

很多人以為，日本最近三十年“消失”了。其實，日本變得更加强大，日本企業掌握了上游核心技術，低調地掌控了產業之命脈。在今年的日韓貿易戰中，日本展現了“扮猪吃老虎”隱實力。

韓國的半導體很强大，其生產的内存產品居世界首位，其中随機存取内存（DRAM）的市廠占有率逾70%。但是，很少人知道，日本其實遏制住了韓國半導體命脈。日本占全球氟聚酰亞胺和光刻膠總產量的90%，全球半導體企業70%的氟化氫需從日本進口。日本是韓國半導體公司的唯一核心原料來源國。

值得注意的是，向上游核心技术領域升级，涉及到基礎科學研究。今年，日本科學家吉野彰與兩位美國科學家一起共享諾貝爾化學。日本在過去19年斬獲了19個諾貝爾獎。原腾訊副總裁吳軍批評腾訊没有B to B基因，一度引發爭議。其實，並不只腾訊缺乏B to B基因，中國的私營企業基本上都没有投資企業對企業B to B領域的動力。

中國私營企業極少涉及核電、芯片、精密製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操作系統、新能源、工業機器人等上游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這一點與日本、德國完全不同。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終端市場足够大，屬於大淘金時代。腾訊、阿里等大資本，寧願投資美團、滴滴打車、共享單車、互聯網咖啡，也不投資芯片、操作系統及通信技術术。投資終端市場，容易獲得龐大的用户及數據，然後打著大數據、新零售的概念上市套現。與上游投資相比，終端投資周期短、效率高。好在，看到中興卡脖、華為頑強挺力於外部壓力，關鍵技術自主的意識已大為強化，紛紛投入各類芯片研發，猶未晚也。

二是上游如電網、核能、石油、通信網絡等基本都屬於非競爭行業。

這些行業的准入門檻很高，私營企業根本進不去。即使一些開放競爭行業，其採購商往往是國企及政府部門，普通的私營企業不敢進入。這條技術升级的必經之路，遇到了非競爭性障碍。只有開放上游產業，讓更多私人資本進入，才能推動技術轉型升級，企業才有可能掌握核心競爭力，掌控高端的商用市場。當然，其中又涉及到國家制度改革問題。

日本的第二條路是全球化。19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在日元升值和國際化戰略的推動下，日本開啟了全球化投資、將大量資金和大型製造業轉移到海外，這是日本戰後第一次全球化產業大轉移。

但是，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國內資產受到擠泡沫、去槓桿的嚴重打壓，企業長時間没有緩過神來。日本企業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掙扎、彷徨，全球化戰略大幅度回撤。

2000年之後，日本開啟了第二次全球化大浪潮。這次全球化促使日本海外資產大規模增長，總資產甚至超過日本本土GDP總量。2011年，日本的海外資產和海外產業相當漁日本本土的1.8倍。如今的日本，是亞洲唯一深度全球化的經濟體，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發達國家。

為什麼日本的經濟全球化，没有像美國一樣遭遇“資源陷阱”，放緩其技術增長的步伐？

主要原因是，日本遭遇了泡沫危機、暴力槓桿，同時叠加日美貿易戰。80年代中後期，日本憑藉日元升值的優勢，在全球大肆併購，類似於過去美元、英鎊之路。但是，泡沫危機崩潰後，日元遭遇重創，終结了日本的資本輸出模式。之後，日本企業尋求亞洲低廉勞動力投資的同時，加大了技術轉型升级。

另外，日本企業被迫走向全球化，嚴格上來說只是走向美國市場。以汽車業為例。日美兩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圍繞汽車貿易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强烈要求日本對美實行自願出口限制、日本汽車廠家到美國投資設廠以及開放日本的汽車市場等。

日本車企在美國設廠遭遇了嚴重的工會問題，但還是頑强地生存下來，並逐步建立競爭優勢。日本在美國本地生產的汽車數量，從1983年6萬輛、猛增至1989年125萬輛。

全球化之路艱難甚至凶險，却倒逼豐田、本田、日產、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成掌為一家家國際化的車企。美國原三大車企只剩下兩家，豐田一度超過通用成為全球第一大車企。在强大全球競爭壓力下，豐田利用全球產業鏈創建了高效零庫存的準時生產制度。

中國如今面臨的貿易戰、全球化開放的國際背景與當年日本相近。不過，差異是，大陸具備龐大的國內市場優勢。迄今為止，大陸最大的優勢是市場規模。因為龐大的市場規模，具備絕佳的分工優勢。

“分工粗細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這就是“斯密－楊格定理”。中國龐大的市場定然促進分工更加精細，而更加精細的分工又進一步擴大市場。分工精細化，有助於技術的提升。

第一輛實用蒸汽火車是英國人史蒂文森發明的，而鐵路運輸發展最快的却是美國。大陸龐大的出行市場對高鐵需求强烈，刺激高鐵技樹的突破、龐大的糧食市場，刺激（袁隆平）育種技術革新。

在未來的工業智能化領域，大陸最大的優勢是龐大的數據市場。大數據又如人工智能的“能源”，大數據刺激人工智能算法革新。中國市場可以提供龐大的無人駕駛數據，只有積累大量的測試數據，無人駕駛才可能走入商用領域。

反觀如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小市場，只能尋求全球化市場，從全球化市廠中獲取更多的數據、資本及人才。因此，這些經濟體一般都實行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

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技數標準將成為技術皇冠上的明珠。如何能重新制定一套讓全球通用的技數標準，要將大量中國自主創新的技術與國際標準接軌，透過量與質的優勢滲透來建立。

所以，當全球技術紅利消失，中國面臨技術自主創新、全球化開放經濟體以及“制度陷阱”三大歷史性挑戰。中國務必建立開放自信，利用好國内市場，打破制度性壁壘，協助企業向上游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升级，才能趁美國陷入“資源陷阱”之際追趕超車。

没有實體經濟的擴張和上市企業利潤的增長，股價的上漲就是龐氏騙局。在如今的經濟局面之下，歐美股市随時都可能發生瀑布式下跌，讓川普失去最後的希望。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經濟生活中的需求端正在快速萎縮說明世界正在面臨驟變的窗口期。

川普之所以十分關注美股的漲勢，其核心原因是，在債務壓力下全球需求與美國的需求都嚴重不足，正在面臨需求耗盡的局面，而股市維持漲勢就可以提振需求。每當美股漲10%，大約就可以拉動1%的消費需求。川普這種想法就是自己騙自己，因為没有實體經濟的擴張和上市企業利潤的增長，股價的上漲就是龐氏騙局。當擊鼓傳花的遊戲達到终點的時候，股市的下跌就會讓需求徹底消失，讓經濟步入四九寒冬。

**馬斯克堅持認為，人工智能是未來科技的前沿高地，它勢必會取代人類成為新的勞動力模式。而馬雲卻說了一句馬斯克怎麼看都像是在喊口號的金句：人工智能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