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本師】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謝本師】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謝，乃謝絕，非感謝也。

1906年，章太炎在《民報》第８期上，公開發表了一篇《謝本師》 ，表面是與老師俞樾在意識形態上決裂，實則是在革命與不革命之間做出選擇，文章大義凜然，字充正氣，傳誦一時，被視為美談。(俞樾是一個深受正統忠君愛國意識形態影響的老先生，他對章太炎出門之後結交維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辮子等舉動極為不滿。俞樾曾聲色俱厲地罵他“不忠不孝，非人類也。”)　但私下在情感上，章太炎對老師仍甚尊敬。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1926年，周作人當時也仿乃師章太炎所為，在《語絲》94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謝本師”》，認為章太炎將“剿平髮捻”的曾國藩“奉作人倫的楷模”，未免過於荒唐，“已經將四十馀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革命排滿）拋諸腦後了”。公開聲明“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希望章太炎“善自愛惜令名”。

1944年，時已淪為文化漢奸的周作人，也遭遇了學生沈啟無因求官不得，遷怒周作人，乃在《文筆》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雜新編》，影射周作人是 “反動老作家”，只會“玩玩無聊的小品，不與時代合拍” ，應當對他作“毫無保留的激烈鬥爭”。周作人一怒之下發表《破門聲明》，將沈逐出門下，沈也以詩的形式公開【謝本師】，在《中國文學》發表新詩《你也須要安靜》，回應周作人∶　“你說我改變 了，是的。我不能做你的夢，正如，你不能懂得別人的傷痛一樣。是的，我是改變了。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的重負，我就封閉我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三篇謝本師，讀之頗有感慨師道沉淪之愾。師，在傳統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古道分科狹隘，禮樂射藝書術，六藝包含一切，是全人師，著重精神、道德。韓愈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 指的是經師。同時又說，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指的是技師。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師，做了註解。同為師字，內含已有異。古有謝本師之慮，今學則因技而分科精細，純已是為稻糧謀的技師。謝本失之慮絕矣 !

附記 :  1900年 梁啟超致康有為書，或為"謝本師"之濫觴。( 節錄 )

一、來示于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而弟子始終不欲棄此義。竊以為于天地之公理與中國之時勢，皆非發明此義不為功也。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對于壓力而言之，對于奴隸性而言之。壓力屬于施者（施者不足責，亦不屑教誨，惟責教受者耳），奴隸性屬于受者。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万國之間。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藥，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屢引法國大革命為鑒。法國革命之慘，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惡之尤甚。（先生謂弟子染日本風氣而言自由，非也。日本書中無一不談法國革命而色變者，其政治書中無不痛詆盧梭者。蓋日本近日盛行法國主義，弟子實深惡之厭之。而至今之獨尊法國主義者，實弟子排各論而倡之者也。）雖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國也。

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諸賢之論，施之于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于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藥，投之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之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且法國之慘禍，由于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雖國學派不滿于路梭者，亦未嘗以此禍蔽累于盧梭也。執此之說，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吳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國數千年來，無“自由”二字，而歷代鼎革之慘禍，亦豈下于法國哉！然則禍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歸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后，而尚可有進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

 苟有愛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擇焉！ 至歐人文明與法無關之說，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據他書，即《泰西新史攬要》，亦可見其概。英國為憲政發達最久最完之國，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強弱之最大關鍵，實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議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響所及（英民聞法人爭權之事而興起）；此案之得成，亦由執政者憚于法之慘禍，而降心遽許之。此《新史攬要》所明言也（他書言之尤詳）。

歐洲中原日耳曼、奧斯馬加、意大利、瑞士諸國，皆因并吞于拿破侖。時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嘗自由之滋味，此後更不能受治于專制民賊之下，故歷千辛万苦而爭得之，以至有今日。觀于拿破侖第一次被放，而維也納會議起；拿破侖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奧三帝神聖同盟興。維也納會議，神聖同盟，皆為壓制民權而設也。但觀于此，而知法國革命影響于全歐者多矣。弟子謂法人自受苦難，以易全歐國民之安榮，法人誠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學家無不以法國革命為新舊兩世界之關鍵，而純甫難是說，然則此十九世紀之母何在也？（弟子以為法國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謂其翻譯不妥或尚可，至詆其意則萬萬不可也。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則“人人自由”四字，意義亦已具足。蓋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則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則不可謂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無流弊。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夫子謂今日“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弟子見此二語，不禁訝其與張之洞之言甚相類也。

 夫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其腦質之思想，受數千年古學所束縛，曾不敢有一線之走開，雖盡授以外國學問，一切普通學皆充入其記性之中，終不過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無發生气象。試觀現時世界之奉耶穌新教之國民，皆智而富；奉天主舊教之國民，皆愚而弱。（法國如路梭之輩，皆不為舊教所囿者。法人喜動，其國人之性質使然也。）無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國今雖民主，然絕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

中國于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于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藥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斷中國之必不能沸，必不能狂也。雖使天下有如復生（復生《仁學》下篇……蕩決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數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盡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國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語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義，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頗善矣。自治含有二義：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義，二者真能治自己之義。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國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頗善矣。而所謂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謂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誇謂全國皆治人者，全國皆治于人者，蓋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實則仍受治于己而已。

蓋法律者，所以保護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極則，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國革命而謗自由，尤有不可者。蓋“自由”二字，非法國之土產也。英之彌爾，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謂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煬、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罵矣。弟子欲辯論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盡其詞；非有他心，實覺其為今日救時之良藥，不二之法門耳。現時所見如此，或他日有進，翻然棄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蘊，不敢自欺，故不覺其言之長。其謂涉于不敬，非對長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隨筆應赴，不自檢點，深知其罪。

又自由與服從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英人所謂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說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從。據亂之制度與太平之制度，多有相類者，然其淵源來歷，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