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歷史定位

歷史是後人對前代前朝的人和事經驗的記錄， 唯限於篇幅， 僅能就產生重要影響的人與事及其影響作選擇性記載。 由於歷史將傳於千古， 對被記載者就產生歷史定位問題， 所謂春秋一字之褒貶， 嚴於斧鉞， 或流芳百世， 或遺臭萬年， 更多是兩者兼具。 因此 “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 “， 各代帝王將相， 忠奸之辨者， 無不戒慎以對。 由於是後世作史 ，因無直接利害關係， 理論上說， 較能以客觀的觀點從各個角度去評論， 歌頌或譏刺它。 這樣的記載說是客觀， 其實帶有很強的主觀意識或成見。 看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 對西漢同一人事之說評，就往往有大異其趣之處。 更不消說， 後世因時空與道德觀念的變遷而大作其翻案文章。 因此， 歷史定位的價值觀是浮動的， 所謂”風月無古今， 情懷有深淺”， 但在這浮動之間又似乎隱含其不動之標準 。

不論今古人士做一件事， 影響其成敗關鍵不外乎經與權。 經是不能變動的大原則， 權是可變動的運用方法， 這可變與不可變之間的關聯消長， 就是歷史定位芳臭的檢驗依據， 茲舉例闡述之:

一.    “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 戰國時期平民出生的虞卿， 遊說趙王而拜相 ，他的一位未發達時的魏國私人朋友魏齊， 因案被魏通緝，逃到趙國。以當時趙魏之關係應予遣返， 虞卿感念落難朋友，貧困交之情誼，且事關朋友生死。基於義氣， 決定為友”棄相捐君” ，背職一起逃亡。 一般說來，此舉是取私人小義背國家大義，不值取；再看同一時代，秦伐趙，趙相平原君求魏王敕晉鄙救趙，魏王弗聽。 魏信陵君因與平原君有郎舅之親，乃賄賂魏王寵妾如姬竊取魏王兵符與晉鄙合，晉鄙疑之，信陵軍竟派力士絞殺晉鄙，強得相合之兵符，終救趙。 信陵君也因而不敢歸魏，蓋為私義救趙，有功於趙，於魏則未為忠臣，值與不值 費思量。再如，另一個相反的”酈寄賣交”。漢呂后亡，忠於劉家的周勃等意欲復漢驅呂，發生內廷與外戚之爭。當時呂祿是執金吾(首都衛戍司令)，周勃等安排呂祿朋友酈寄(漢開國功臣酈食其之孫)，於當日騙呂祿一同出外狩獵，遂成功發動政變， 遍誅諸呂。 此點班固評曰” 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如此說來是，害私人小義存國家大義，值取。 從上述三事看來，值與不值全在義之大小。 唯”大小”有時難定，今日可賣友，明日或亦或可賣國。

二.    “可以死，當死而不死“。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范瞱曰”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 試看， 管仲曾佐公子糾，用箭射桓公以爭位，失敗，管仲不欲自殺， 被縛手見桓公，齊桓公不記管仲射鉤之恨，聽鮑叔牙意見，拜管仲為相而霸諸侯，管仲亦成一代名臣。有人以此批評管仲，管仲回說” 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 管仲自負其材，又逢明主與好友進薦，該死而不死 終成大業。 不過依當時的道德對士之要求，管仲應該要死才對 。要留意的是，他是在成功之後，才說這段話。 其他，像一諾千金的季布，曾是項羽大將，斬將搴旗，一次追擊劉邦，刀砍到劉邦的馬尾，劉邦深恨之。項羽失敗，劉邦懸重賞通緝季布要族誅，布不自殺，剃頭跣足，到一遊俠朱家家裡為佣，茍且偷生。朱家認出季布，乃將季布扮成車夫，去說劉邦及一般大臣，說” 劉項爭霸，季布追殺劉邦是各為其主。今項羽失敗，如此追殺季布 是逼季布或北逃匈奴，或南亡南越，是資敵為己患也!” 劉邦遂撤通緝，拜季布為將，成為漢朝大將。司馬遷評曰” 彼必自負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再如李世民於魏徵，故事雷同桓公於管仲。叔孫通自謂儒宗， 阿諛秦二世，免死，方得為漢定朝儀，影響中國政治體制兩千年。”依世則廢道， 違俗則危殆”。歷史此類故事不勝枚舉，多有因人成事之嫌， 值得留意的是，所為”自負" "自謂 ”，亦常恐流於後世效法者之藉口而為害。

三.”可以不死而死”。項羽兵敗垓下，被圍烏江渡口，渡夫促速登船擺渡過江，卷土重來未可知。項羽哀嘆” 縱江東父老憐我 王我，又何顏見江東父老。”遂自刎，猶不失英雄本色。文天祥兵敗被囚，忽必烈重其才，欲拜相重用，文天祥不為所誘，以正氣歌一文明志。衣帶贊”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爾今爾後，庶幾無愧。” 以示決心，終死節義 。文天祥為個人節義樹立典範，留下漂亮身影，但未必可取，蓋南宋是個不可救 無可為的朝代，若效法馮道事四姓八王而為元相，或恐千萬人能免於被屠殺，輕重另一種衡量也。清末維新變法人士譚嗣同，本可借使館避難，免於一死。但幾經衡量認為，非以大流血不足以振奮革命黨人， 乃”朝衣東市以血濺”，成為為革命犧牲第一人。文天祥與譚嗣同之差別在於文天祥是要保南宋，譚嗣同要革大清之命，角色立場不同。相同的是南宋與晚清都已是欲救而不可為之時代，故同樣是可以不死而死，意義本質大不同。上諸例所言，或可說以今議古，自有不同評述。再看當代人汪精衛，刺殺立憲五大臣時，”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何其壯也!  但獄中在耆善迴護下得以免死。 出獄後，其革命理念似有重大改變。袁世凱當政時，與袁大公子克定結拜為異姓兄弟，與楊度籌組”國事共濟會” 上表稱臣；曹錕權盛時，汪精衛買票賄選；孫中山逝世時，他身戴國民黨黨徽，手撰國父口授遺囑；抗戰時又倡所謂曲線救國，成立汪偽政府，積極與日謀和， 終病死東瀛。 (亦有坊間流傳，汪在死前回國，死於國內。) 短短20餘年， 角色變換如同走馬燈 ，真可謂”君子有窮途， 小人無絕路” 。當然，此為當代人受當代執政政府影響之思潮所作之評論， 後代作民國史者會如何評論汪精衛， 我們無法得知，但他心無定見，搖擺如變色龍之譏，恐難免。

任何歷史人物與事件都有三種形象，一種是歷史的本來面目，稱歷史形象，如史記，三國志。當然，著史者本人的意識形態，與選材角度等影響，歷史形象亦恐有所變形。第二種是文學形象，最明顯的是三國演義，是文學藝術家依據作品需要而形成，常有刻意誇張，美 醜化之嫌。 第三種是一般民間形象，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熟悉的歷史人物，因個人學養，見識等不同價值觀判斷，而有自己心中的一個模樣，這模樣標籤一旦定型則萬難改變。 從歷史中能學到什麼經驗，如何運用歷史經驗則又各異不同， 宋朝張升曾有言，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中。” 又說明歷史經驗能流傳多久，效用多大，或只供人噴飯，則是另一可思量問題。 但”岳武廟前愧姓秦，于謙祠前羞姓徐。”不論秦檜，徐有貞多大程度上是代趙構，朱祈鈺受過，但設計”莫須有”，與”雖無顯跡， 意欲為之”的罪名，陷害岳飛與于謙，此種害人動機是邪惡的，這也是歷史定位中不可變之標準。

附記: 歷史定位與評論，會因評論者所處時代，與時空距離的拉長而有差異，蓋因評論標準不同如:
古人評人物重氣節，評王朝論道德 ； 今人評人物重事功，評王朝論作為。
這也是為何，離被評論者越遠，翻案文章越多，最明顯的莫如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