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朝衰敗，看制度的自腐性

從王朝衰敗，看制度的自腐性

要支撐一個王朝的運轉，稅賦是最主要的來源支撐，它直接決定了一個王朝的興亡，當一個朝代的稅徵收不上來，或者徵收的稅入不敷出，最終朝廷無法應付軍隊的開支與官員的俸祿，就離崩潰不遠了。

在我們通常的認知中，中國古代歷史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是因為中國古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橫徵暴斂，苛政猛於虎；稅賦太重了，除了揭竿而起，再沒其它活路了。

可是，在中國大一統的王朝時代，皇帝們從小飽讀詩書，都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尤其從小讀史記，開篇就知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所以皇帝們動不動就說：永不加賦。十稅一都算高的，從漢到明，三十取一的稅收才是常態。3.3%的稅收，老百姓怎麼就活不下去了呢？要知道，老百姓但凡有口飯吃，都不會提著腦袋去造反。

王朝的運行體系，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支撐王朝運行並和老百姓密切相關的賦稅是四項：田賦、丁稅、徭役、鹽鐵稅

首先是田賦；

田賦是支撐王朝運行的主項目，但我們經常能查閱到的各項資料，是從漢代就開始的三十稅一到最重的時候也是十稅一，而且皇帝動不動就說永不加賦，這裡都指的是田賦。這個稅收，怎麼看都是不重的。 

要知道，同一時期的中世紀，不說領主，光教會就要收取什一稅，即生產總量的10%，加上領主徵收的稅，一般會達到徵收的50%左右；對比中世紀歐洲，中國簡直是黃金時代了。

接著是丁稅，丁指人口，丁稅即人口稅；

根據各朝代的不同，一般是從最早的「秦」7歲，最晚的「漢」23歲開始徵收。人丁稅，各個時代差別較大，一般相當於農業稅收的1/5-1/10，我們就很難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即具體繳多少。如在漢代，是規定一個青壯年男女每年繳納人丁稅120錢。在晉朝，是每年應納絹三匹、綿三斤。大約相當於現在每個人一年繳納300-1000元左右。

其實我們看古代稅收，都是一個模糊的數字，因為在古代信息化的程度和今天是無法比擬的，即使是田賦，縣太爺也不可能讓衙役到每家每戶去看，一年的收成是多少，而通常是根據當時的技術估算一畝地的產出大約是多少，根據平均產出來核算每畝地所需要繳納的田賦。

統計學和信息的落後，也是為什麼古代都重農抑商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竟農業人口和土地都是擺在那裡擺著的，但是商業稅統計不出來啊。那個時候又不像今天，所有的稅務系統都聯網了，投資了多少賺了多少一下就查出來了，古代的商人到處跑，賺了錢換算成白銀就埋地窖裡了，朝廷怎麼算的出來？

古代的商業稅，以明代為例，一般為1/15-1/30，根據商品過路過橋，和在市集上進行收繳，但是可想而知，偷稅漏稅的空間很大，多數王朝沒有將商業稅作為國家的核心收入來源。

而除了丁稅和田賦，真正對百姓造成沉重負擔的是徭役。

現代國家要搞大基建，會出錢找工人來修路蓋樓，這樣一個方面能沉積國家固定資產，另外一個方面還能解決就業率，工人拿到工資，還能促進消費。但是在古代，要修路，要蓋衙門，包括運輸軍糧，修理河堤，都是無償徵調百姓來幹活。

碰到「能作」的皇帝，那老百姓就倒了血霉了，最誇張的是在秦代，全國人口為一千萬，服徭役「含兵役」的人就超過了兩百萬。要知道總人口裡面還含了老人、兒童、婦女，幾乎成年男子每兩到三人就有一人在服役。

但是秦歷兩世而亡，包括大興土木脩大運河的隋代也快速崩潰，這給了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鮮活的教訓，中國歷代帝王從開始接受教育讀書就開始學「暴秦無道、二世而亡」的道理，一般都不敢亂作，稍微明事理的皇帝都是輕徭薄賦。

如明代的成年男子每年須在本縣服1個月的無償勞役，從事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橋修路、治理河渠、轉輸漕谷等勞動。如果不想去，就繳稅來進行替代，按照比例來換算，這個稅率是1/12。

第四項是從春秋齊國開始的「鹽鐵專賣」，而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是鹽稅，因為每個人每天都幾乎要用到。

春秋時期，生產鹽的商人必須將食鹽賣給國家，由國家統一進行銷售，僅此一項，齊國大發其財，成為了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因此鹽鐵專賣被各個王朝所採用。要么是國家統一經營，要么是在朝廷下發許可證後，由朝廷認可的鹽商進行銷售，國家統一收稅。

到大唐末期，鹽的稅收上漲了10倍，導致私鹽販子層出不窮，而最大的鹽販子黃巢，最終幹掉了大唐。

在明清時代，鹽稅一般為15%-33%，因為鹽價本身較低，正常情況下並不能對百姓的生活造成嚴重衝擊。

所以綜合以上，田賦、丁稅、徭役、鹽稅這四項，形成了古代農業帝國的基本管理體系，支撐朝廷的運轉。

按道理來說，在多數大一統的王朝，以上都不算特別重，至少不至於讓老百姓活不下去去造反。

我們根據王朝的標準模型，開國皇帝的想法，是一個讓大家都HAPPY的治國模式。假設有一個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戶人家，1000個村民，假定每個人5畝地，一共5000畝地，每畝地產糧折算10兩銀子，每個村民的年收入是50兩銀子。

那麼根據國家的稅法，理想狀態下是：

1、十稅一，土豆村5000畝地每年上繳5000兩銀子的田賦；

2、每個人每年上繳2兩銀子的人丁稅，一共2000兩；

3、每個人每年有30天的時間被縣衙徵調服勞役；

最終，國家在這個村子裡每年收稅7000兩銀子；

而每個村民每年收入43兩銀子，每年抽一個月給朝廷打工，這樣的生活狀態，不說富貴，糊口至少沒問題，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無事。

可這是理想狀態，事實卻是，王朝經過100年，基本上就已經開始千瘡百孔了，民間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飢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國人口越來越多，徵收的稅卻越來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們在孤獨的皇帝中說過，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民間經濟必然是馬太效應，土地不斷以加速度進行兼併，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如在張居正改革時，根據數據統計，已經是5%的人佔據了全國90%以上的耕地。

在理論上，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古今，都必須要避免財富的過度集中與兩級分化，否則，經濟必然發生崩潰，一方面有錢的人不僅消費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讓國家更加收不上來稅，如美國，伴隨資本對政權的控制，出現了倒掛，窮人多繳稅，富人少繳稅，加速馬太效應的發生，而且美國政府年年入不敷出；另外一個方面窮人想消費沒有錢，富人消費能力有限卻集中了絕大多數的財富，最終經濟出現停滯。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項製度不是不干預貧富分化，是客觀上促進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權貴集團的不斷膨脹。

雍正1722年登基，此時大清不過建朝86年，且經歷了康熙盛世，但已經將各朝代的毛病全部體現了出來，國庫存銀不過800萬兩，已不夠支付國家的開銷，中央和地方長期虧空，貪污成風，大清感覺很繁榮，卻收不上來稅，而且老百姓都已經勞苦不堪。問題出在哪裡？

大清已經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發展了近2000年的最後一個朝代，各種制度的漏洞被所有的官員摸得非常清晰，所有的製度在頒布後都開始圍繞權貴集團進行旋轉，而且大清將大明的很多弊端幾乎完整的繼承了下來。

朱元璋是大明開國平民皇帝，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各項製度對官員苛刻，對百姓寬容，對各級官吏的要求之嚴格，達到了歷史的巔峰，但遺憾的說，正是因為朱元璋，讓大明的貪腐達到了古代王朝的巔峰。

大明之前的歷朝歷代，有貪官，但也有清官，而整個終大明一朝，幾乎就只有一個清官，就是海瑞。因為在大明，要做清官，就需要做聖人，做苦行僧。

大明的縣一級縣太爺，年薪是各種銀兩、布帛、糧食折算為90石大米，到了後期張居正改革，折算成白銀是年薪45兩，折算下來，相當於2021年的生活標準是年薪150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每個月掙1200塊錢左右；注意，那個時候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各種福利補貼通通沒有，縣太爺夫人又沒工作，他一個人要養一大家子，怎麼才能活下來？所以海瑞只有在他母親60歲生日的時候才能夠買兩斤肉，平時根本不進葷腥。

按照大明的稅率和徭役，理論上，如果不被貪官剝削，普通農民的收入比縣太爺高多了；然而培養一個縣太爺，成本要比農民高多了，10到30年寒窗苦讀，是不產生任何經濟收益的，就為了當官。

結果現在可好，吃那麼多苦，而且智商超群，在至少10萬人裡面脫穎而出，幾十年虧本讀書，就找個連最普通百姓工資都不如的工作，這如果不貪污，誰當官誰不傻逼嗎？朱元璋的惡政讓貪腐成為了大明官員的日常工作。

所以，在唐代，在宋代，要整頓吏治，是可行的，畢竟，王朝再怎麼腐朽，讀書人畢竟讀聖賢書長大，十個里面總有兩三個信奉孔孟之道，有理想有追求的，尤其是宋代，官員俸祿足夠高，地方州縣官員，縣令每月二十千錢，祿粟月五至三石，這還是基本工資。

而基本工資就已經是明代縣令的5到10倍以上，不僅如此，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餵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均由政府埋單，數量也相當可觀。

結果到了明代，這下可好，制度就是告訴所有的官員：你們要奉公守法做青天大老爺，就要吃一輩子苦。等於是牧羊人養了一隻牧羊犬，連伙食都不給牠吃，讓它自己想辦法，牧羊犬沒吃的，根本打不過狼，這就是逼著牧羊犬去吃羊。

所以，從明代開始，官員的貪腐成為了正常，不貪腐才不正常，只要出一個清官，全天下都當他是怪物一樣看。大清的初期，全面沿用了明代的俸祿制度，事實上就是鼓勵官員貪污：沒錢給你們發工資，你們自己去想辦法養活自己。

而從大明張居正開始的一條鞭法，有很多積極意義，但也產生了一個額外效應，就是將貪污從「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

在一條鞭法之前，農民的上繳稅收是各種雜七雜八的各種實物，有大米的繳大米，有布帛的繳布帛。當法令沒有標準和規則的時候，是最容易有空子鑽的，官員藉此大發其財，各種手段撈錢，比如說農民繳納的布帛和糧食質量有問題，需要多繳納，比如農民不給官員好處，官員就各種挑刺。

從張居正改革開始，所有的納稅大多直接折算成了白銀，別的東西不要了，農民也需要到市場上把米賣了換成白銀繳稅，這樣一來，就把漏洞給堵死了，因為白銀的成色是標準品，地方官沒法挑毛病。但是，很快的，大明的官員們就發現了新的漏洞。

因為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都交的是碎銀，各個地方總不能把全國的碎銀都交到朝廷去，否則朝廷又得暈了，各級州縣需要將碎銀子熔煉後再鑄成標準的銀錠即官銀，統一運往京城。這樣張居正是省事了，但是官員們也找到新的發財門道了，由於老百姓的的碎銀子純度質量不一，加上熔煉鑄錠的過程中一定出現損耗，

某個縣收了1000兩的碎銀，但是熔煉成大塊銀錠，就只剩下960兩了，而剩下的40兩，當然地方官不會自己出錢去補貼。所以，地方官可以多徵收一定比例的白銀作為熔煉時候的損耗。按照正常科學的角度來說，最多不應該超過2%-5%，但是朝廷並沒有給出標準。沒有標準，就必然發生貪腐，如同徭役，縣太爺可以讓百姓乾一個月的活，也可以讓他們幹五個月的活，這都是縣太爺說了算。

很快，在整個官員貪腐的基礎上，誰的火耗收的少，誰就是傻逼，大明的官員開始變著法的多收火耗。朝廷的稅收本來是三十稅一，但是短短幾年的時間，火耗的收取已經超過了朝廷需要的田賦，根據記錄，正常一點的州縣，火耗是每兩銀子收4錢到5錢，即多收40%-50%，但是到了後期，更多縣城的火耗已經超過了朝廷要求的田賦，收到沒邊了。十稅一直接變成了十稅二或者更高。

大明的後期，對火耗根本沒人管，大清的初期，康熙做過多次要求，但收效甚微，而康熙朝，南征北戰，從三番、台灣省到額爾丹，正是用人之際，所以康熙最後也不管了。於是，火耗，成為了地方官名正言順的收入，遠遠超過了朝廷的收入。

這樣，百姓的負擔直線上升，但田賦造成的損失還是有限的，真正影響大的，是人丁稅和徭役。在王朝時代，讓老百姓叫苦不迭的往往是徭役，因為國家統一的徭役是有限的，國家型的大工程為數不多，但是到了地方上，做多少基建，搞多少建設，都是地方官說了算。

當腐敗與貪污已經成為慣例的時候，徭役成為了地方官剝削百姓最有力的工具，本來正常狀態下是一年老百姓服一個月的徭役。現在可好，反正讓老百姓服役不需要自己花錢，那就可勁兒的用。

三月修橋，四月修衙門；六月修河堤，八月蓋驛站；你說要耕田沒時間服役，那就交錢，交了錢就可以不用來了。徭役，成為了官府發家致富最有利的工具。

而人丁稅，更是成為了官員的明面收入。

人丁稅從漢代開始，是各朝代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人丁稅直接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瞞報人口，並造成大量的流民和僕役。因為地是死的，是瞞不過去的，上級官員過來就能看到，但是人是活的，是可以流動的，所以人丁稅的徵收難度遠遠高於田賦。

朝廷也是搞人口普查的，具體的搞法，由州、縣政府牽頭，鄉村的里正、保長等基層官吏拿著朝廷的戶籍檔案，一家家調研訪談，摸清楚家庭的人口數量、男女數量、年齡、身體狀況，沒記錄在冊的人口，官府需要重新錄入，已經死亡的人口，官府幫你移除戶籍信息。

1381年朱元璋在位時，洪武14年，明代第一次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國1065千萬戶，5987萬人。可是，隨後明代276年，人口最高峰僅僅達到了7000萬，以後再沒有增長。到了明末的天啟年間，人口居然只有5165萬人，還不如明初。這裡面一看就知道貓膩太大了，大清僅從雍正到乾隆的幾十年間，人口就達到了3億以上。

要知道，除了明朝後期的戰爭，大明相對來說是比較太平的，而且相對前期各朝代，農耕技術在不斷發展，耕地面積在增加，統計的850萬頃土地，理論上可以供養1.8億甚至更多的人口。

大明的人口，是一個謎。而根據後世各種歷史學家的調查，大明各州縣至少瞞報了8000萬到1億的人口數量。因為大明各州縣的官員非常清楚，朝廷之所以要統計人口，最主要的就是為了征收丁稅，如果一個縣有人口四十萬，只給朝廷報二十萬，相當於官員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丁稅。於是，大明的丁稅，朝廷拿走一小半，官員貪了一大半。

徭役制度呢，更是已經癱瘓了，因為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即士紳集團。

讀書人寒窗苦讀10年，就為了當個縣令那每年1萬的年薪嗎，當然不是。秀才是參加科舉，步入仕途的敲門磚和門票，是進入士大夫階層的最低門檻。即使從底層的秀才開始，就擁有了特權。隨便例舉幾個基本權力。

第一、見官不拜：在公堂之上不用下跪磕頭，見到縣官，作揖就可以了，並且，秀才可以隨時到衙門遞名帖見縣令，這也是普通人辦不到的；秀才不用拜官，官老爺也對秀才多一層照顧，因為秀才再往上走，到舉人，就是朝廷的候補官員，以後有很大的概率同朝為官，當然要相互照應。而且，在那個時代，能夠讀書的，九成以上家裡都是不愁溫飽的讀書人。

第二、免除徭役：再不用給公家幹活了，當官府去征收壯丁的時候，秀才可以悠閒的看書喝茶，修堤壩補路這些以後根本不關他的事。

第三、免交糧除人丁稅：家裡有田都是自個的，不用給國家交賦稅了。

第四、免刑：如果作姦犯科了，站在縣太爺面前，大老爺可不能一怒之下打讀書人的板子，如果要打板子首先縣太爺得去省裡找學政，把你的功名革去。

在朝廷的製度漏洞下，終於形成了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團，即士紳集團。要知道，根據朝廷的法令，享受特權的不是秀才舉人他們個人，而是他們一家子。如果某個村子裡出了一個秀才，會出現什麼？

能在一個村子裡考取秀才的，本身就是家境比較富裕的一群人，田產和人口在村子裡是最多的，而在得到功名後，更是要利用制度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於是：

村子裡有幾戶人家，都將自己的田產掛到了秀才的名下，這樣大家都不用交田賦了，當然，秀才不會這樣白幫忙，國家的賦稅是10兩銀子，秀才就收3兩；於是，秀才名下的耕地越來越多。

秀才不用交丁稅，不用服徭役，但是村子裡其它的人，不管有多少地，有多少財產，都要繳丁稅服徭役，根據朝廷的法令，有100畝地或者還是1畝地都沒有，都需要每年上繳5兩銀子的人丁稅。

有錢人無所謂，但是沒錢的人根本就繳不起，如果繳不起，在大明可不是開玩笑的，是要吃牢飯的。於是，窮人還不如成為秀才家的奴僕或者佃戶，這樣，就不需要給國家和官府繳稅，也不需要服徭役了。於是，最終形成了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士紳利益集團，他們的收益遠遠高於普通農戶，而在普通人家被官府殘酷剝削的同時，更是對土地兼併推波助瀾。

現在，我們來看實際的賦稅情況

土豆村有200戶人家，1000個人口，假定每個人5畝地，5000畝地，每畝地產量10兩銀子，國家在這個村子裡收稅7000兩銀子；村民年收入50兩銀子，繳稅5+2=7兩，結餘43兩，每年抽一個月打工，不說富貴，糊口至少沒問題，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無事。

但是，張大戶家裡有讀書人，有錢有勢，他在不斷的兼併鄉民的土地，張大戶一個人就有了村里2500畝的土地，他們家有500人，含佃戶和僕役。而李縣令巧取豪奪，我們看最終發生了什麼：

一、田賦

張大戶的2500畝土地不用繳稅，朝廷實際只能收到2500兩銀子的田賦；縣太爺要額外徵收一倍的火耗，就是額外有2500兩銀子落到了縣太爺的荷包，十稅一變成十稅二，每個村民上繳10兩銀子。

二、人丁稅

村子裡1000人口，減去張大戶家裡的500人，實際人丁應該是500人，結果縣太爺就給朝廷上報了250人的人口；朝廷在人丁稅上就收到了500兩稅收，縣太爺自己咪了500兩；

三、徭役

現在徭役就要了老命了，原來村子裡修堤壩，每個人幹1個月，現在張大戶家裡的人不用乾活，勞動力去掉了一半，只有500人，結果需要每個人幹2個月。而且縣太爺有村民當勞力，不用白不用，讓每個人每年干4個月的活。不僅要無償勞動，還要自帶乾糧，出現了工傷縣太爺也不管，自己負責。

這樣一來，村民不僅連耕地的時間都沒有了，還要累個半死，找關係找衙役說好話，徭役說每個人給10兩銀子，就幹1個月活就可以了。村民們不想交錢，於是衙役們就讓他們在大太陽下面搬石頭，動作慢點就往死裡抽，最後都交了.....

於是現在還是幹1個月的活，衙役們收了5000兩，大部分上繳給了縣太爺。

現在我們來算賬：

朝廷稅收成了2500兩田賦+500兩人丁稅=3000兩，比原計劃少了一半以上；縣太爺賺了2500兩火耗+500兩瞞報人丁稅+5000兩徭役減免=8000兩銀子；縣太爺的收入是朝廷的幾乎3倍；

張大戶掙的也不少，但是沒有縣太爺多，所以張大戶發狠心，讓兒子都去讀書，一定要考更大的功名。

終於，朱元璋辛苦了一輩子，想壓榨官員，最後整個朝廷再給讀書人和官員打工。

以上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200多年過去了，人口在不斷增加，但朝廷統計的人口數量卻永遠是那麼多；但是每年的鄉試、會試在不斷進行，開科取士不會停止，考取功名的人越來越多，一個人考取了功名，就一批人不再繳稅，享受特權的人越來越多；國家要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維護國家的機器不斷增大，應付各項事務的開支不斷增加，而稅收卻不變，皇帝再怎麼省錢，都不夠花。

而大明除了官員和讀書人，還有更大的一個蛀蟲，就是朱氏子孫，老朱家的子孫，加官進爵，不僅不事生產不繳納糧餉，而且還需要朝廷進行供養。

朱元璋的算盤打的很美，想拼命的剝削官員，不僅不給錢，也不給他們假期，但是對自己的子女，那是無比的關愛。整個明朝，共封了87位親王，924位郡王，郡王之下的各級子孫，更是幾何式增長，數不勝數，到了明朝後期，朱元璋的這些子子孫孫達100多萬，每年消耗巨大，成為大明最大的蛀蟲。

這些宗藩們的俸祿除了正常的財政支出外，還有各種臨時補貼，比如婚喪、建造宮殿、節假日等等，最後大明朝幾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嘉靖後期，繳納的糧食為84萬3千石，但祿米達到192萬石，不僅僅沒有結餘，明朝朝廷還得倒貼錢。在萬曆年間，宗藩們的開支已經占到了朝廷的1/3.

於是，除了田賦、人丁稅等，朝廷開始了苛捐雜稅，有練餉，有遼餉，只要錢不夠，就開始餉。但是對於整個朝廷的官僚體係來說，三大受益人：朱氏宗藩、官僚集團、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士紳集團，他們佔據了整個大明財富的80%以上，卻永遠加餉加不到他們頭上。

朱氏宗藩是皇帝的親戚，自然沒人敢跟皇帝說拿他們開刀；官僚集團和士紳集團基本就是一個整體，都是在朝廷的功名體系之下，官僚集團在朝廷，士紳集團就是官僚集團在民間的根，明朝任何一個官員，都在老家是大地主，兄弟們魚肉家裡，誰都不敢吭聲。

所以，大明不是沒有錢，而是就靠產出只有20%的窮人供養整個大明。

到了最後，一旦王朝有任何的風吹，都靠著對只佔財富20%的窮人敲骨吸髓的剝削，朝廷一旦加餉，地方官員至少咪一半最後才到皇帝的手中；皇帝要賑災，往往是糧餉還沒到災區，已經被貪污了一大半；大明的問題出在哪裡，所有的官員心裡都是門清，但是誰都不說話。

他們自己本身就享受了巨大的利益，是利益集團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動自己的利益呢？而且誰如果把這個問題指出來，就是和整個大明利益集團為敵，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自己就會首先被清理。所以，到了王朝的後期，都是極度的兩極分化，窮人食不果腹，賣兒鬻女，卻承擔著朝廷所有的苛捐雜稅，有錢有勢的讀書人，飽食終日的朱氏宗藩過著風花雪月的日子，完全不知民間疾苦，對朝廷的安全不用承擔一點責任。

根據歷史學家的評估，最低估的大明人口也有1.2億左右，當窮苦人民終於活不下去的時候，終於揭竿而起，只有要10%的人暴動，就足以讓大明王朝崩潰。

大明末期，福王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寵愛，富可敵國，在封地洛陽為所欲為，終日聲色犬馬，縱情歌舞。唯一能激發他興趣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

此時，恰逢農民叛亂如火如荼，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不聊生。人禍未平，天災又至。過慣了太平日子的朱常洵毫不在意，該吃吃，該喝喝，好像這一切和他無關，1641年，農民軍圍困洛陽，守軍建議朱常洵拿錢出來激勵士氣，抵抗農民軍，結果福王充耳不聞，一毛不拔，最終被攻破洛陽的農民軍煮成了肉湯。

欠人家的，總歸是要還的。

大明只是大一統朝代時期的一個縮影，幾乎將所有的惡政集於一身，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

以世襲爵位體係為代表的王公貴族；

以官僚體係為代表的權利集團；

以恩科體係為代表的士紳集團；

最終都成為了朝廷的三大蛀蟲，成為不可撼動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顛覆了整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