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歷史；越南改革開放簡史！

摸著中國過河：越南改革開放簡史！

2019年7月，中美貿易戰鏖戰正酣，美國商務部竟然百忙之中騰出手來，對越南出口至美國的部分鋼產品徵收高達456%的關稅。一個月後，一頂“匯率操縱國”的大帽子更是扣在了越南頭上。手段似曾相識，原因如出一轍——美國對越南的貿易赤字也要兜不住了。

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對美出口盈餘暴漲45.5%，電子設備方面尤其誇張，對美國的調製解調器出口同比增長780％，鉛酸蓄電池的增長608％，助聽器的增長311％，洗衣機增長256％，就連塑料百葉窗也增長了216％。

在這背後是全球產業鏈遷出中國的故事。貿易戰之後，外商在中國的不安感迅速上升，供應鏈諮詢公司Blacksmith International適時發布了一份報告，標題叫做Alternatives To Manufacturing in China，等於一本“逃離中國指南”，給出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越南。

相比中日韓三國時冷時熱、若即若離的關係，中國和越南的產業鏈更多是互補。而大陸流行文化在越南更是備受熱捧。幾年前，越南翻拍《還珠格格》，一度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反向輸出了不少知名度。《快樂大本營》、《爸爸去哪兒》等綜藝一經播出就被翻譯為越南語。

《延禧攻略》上映時，越南版甚至比國內還快9集，以至於中國觀眾還在熱議反派角色的命運走向時，南邊先傳來喜訊：爾晴已在越南被賜死。

除了李白杜甫、明清小說，越南人也講究十二生肖，只不過貓代替了兔子。越南本土的“高台教”推崇三教五道，其中“五道”意為儒道（孔子）、伊道（穆罕默德）、聖道（耶穌）、仙道（老子）和佛道（釋迦牟尼）。皈依高台教等於同時信了五種宗教，性價比極高。

高台教三聖：孫中山、維克托​​·雨果、阮秉謙（越南哲學家）

而在經濟發展模式與國家治理上，越南對中國可謂像素級的亦步亦趨，幾乎處處都是中國的影子。而隨著富士康、立訊、歌爾等公司相繼落戶，加之越南正式加入RCEP，在一個以零關稅為最終目標的自由貿易區中，產業轉移儼然成為籠罩在中國製造業頭頂的最大焦慮。

一個選擇了正確發展路線的國家，一套經得起多次考驗的治理思路，一群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骨子裡吃苦耐勞的人民，會不會是下一個中國的縮影？

徬徨年代

1969年9月，胡志明因心髒病在河內去世，尚在內戰中的國家陷入了徬徨。

適逢3月的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胡志明的葬禮上，蘇聯代表柯西金多次向李先念點頭示意，李先念都當沒看見[1]。擺在越南人面前的問題則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如何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維持平衡？

胡志明逝世的前一年，北越發動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七萬軍隊同時向南越的100多個城鎮進攻，連美國大使館都成了襲擊對象。對越南人來說，春節攻勢至今都是一場“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黑歷史，而電視機前的美國居民則習慣了晚間新聞裡直升機、叢林和越共。

改變發生在1968年1月31日的傍晚，南越警察首長阮玉鸞掏出左輪手槍處決越共的畫面，經由攝像機傳到了每個美國家庭的電視機裡，引起輿論嘩然。攝影記者Eddie Adams憑藉這張《槍斃越共》榮膺1969年的普利策獎與荷塞獎，美國人對越戰的態度也徹底改變。

春節攻勢後，尼克森提出了撤出美軍，祭出了“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新亞洲政策”，這讓胡志明的繼任者黎筍看到了國家統一的曙光。1972年3月，北越動員發動了比春節攻勢規模更大的“復活節攻勢”，美國派出B-52轟炸機作為回應，北越損失超過十萬人。

插曲發生在進攻發動一個月前，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周恩來與尼克森握手的照片上了全球媒體的頭條。正在和美國人作戰的北越認為，中國背叛了自己。

隨著中美外交破冰，中國的重心開始轉向經濟建設。1975年8月，越南最高計劃官員黎德壽拜訪了已罹患癌症的周恩來，希望獲得援助，但後者表示中國自己的經濟也捉襟見肘，心有餘而力不足：“你們越南人得讓我們喘口氣，恢復一下元氣。

一個月後，黎筍造訪北京，希望能調節中蘇越之間的關係，但“四人幫”要求越南公開譴責蘇聯的霸權，讓黎筍難以接受。之後，黎筍在莫斯科得到了蘇聯的援助承諾，中越關係降至冰點。11月9日，越南宣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為南北統一做準備。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都發了賀電，唯獨中國缺席。

相比胡志明身上的革命性，從60年代開始掌握實權的黎筍身上有更多民族主義的成色。和胡志明在中國的情感經歷不同，黎筍在越戰結束前只去中國治過一次病。後來胡志明問其對中國的感受，黎筍昧著良心的講道：越南非常勇敢，中國人一點都不勇敢。

1977年6月，迫切需要經濟重建的越南同意加入蘇聯主導的經互會（經濟互助委員會），蘇聯軍艦開始游弋於金蘭灣和峴港的海軍基地。黎筍視中南半島霸主為越南的目標，陳兵柬埔寨邊境線，並信誓旦旦向越南人民保證，十年後每個家庭都將擁有電視、冰箱和收音機。

在模仿蘇聯模式的二五計劃中，越南提出在保持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重工業。但這導致了和蘇聯老大哥一樣的命運：缺少消費品和糧食。有個編排越南的段子這麼講，黎筍向勃列日涅夫請求援助，勃回信四個字“勒緊腰帶”，黎筍也回了四個字：“請給腰帶”。

供需錯配、債務高企、流通受阻等現實問題阻隔了美好願景，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飆升。1981年，統計數據已無法掩飾行將破碎的價格體系，越南不得不在當年5月進行第一次“價格闖關”，幅度高達5-7倍。越南人民不僅沒有收穫家電三件套，還把十年辛勞全都還了回去。

1982年3月，越共五大在蘇聯捉襟見肘、美國報復性封鎖的背景下召開，確定了努力發展消費品的方向，也是對重工業依依不捨的最後一次告別。越南輕工業終於能兩條腿走路，但長期的供需錯配導致通脹飆升。三年後，越南第二次價格闖關，物價上漲了10倍。

執政後期，黎筍已經意識到了蘇聯模式的問題，加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做榜樣，本土派與親華派的隔閡日漸加深。越盟創始元老黃文歡被迫逃往中國避難，在《人民日報》發文痛罵越共對待華人“比希特勒對待猶太人還壞”，“黎筍篡改胡志明遺囑”。

1986年，黎筍以79歲的高齡倒在越共總書記任上，身後的越南，需要一本新的教材。

革新開放

黎筍去世三個月後，越共六大會議在河內召開，越南三位建國元老長征、範文同和黎德壽集體引退，並推舉此前被打倒的阮文靈當新任總書記。

權力核心變動的導火索是兩次失敗的價格闖關、十年間沒有起色的經濟改革，以及越共中央的老齡化。範文同年過八十，雙目接近失明，長征在黎筍去世後上台，處理經濟問題一籌莫展，政府內部人員形容說，“過去的十年是一場災難”。

躋身權力中樞前，阮文靈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市委書記，任務是在五年時間完成越南南方的社會主義改造。彼時，胡志明市的私企和農田幾乎都被強行國有化，曾經的東方小巴黎發展陷入停滯。這促使阮文靈在胡志明市試點市場化改革，但此舉被河內定性為“為發展資本主義開綠燈”，1982年，阮文靈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但同一時期，越南爆發三年自然災害，海防市永富地區的農民發起了一場“越南版小崗村”自救運動。在得到越共中央首肯後，這場自救以“水稻聯產承包到組到人”的秘密試點繼續推行。緊接著，農業生產承包製第100號決議發布，越南糧食產量大增。

這加劇了越南政壇本土派與親華派的鬥爭，前者在越南土生土長，傾向於學蘇聯，後者跟中國交集較多，傾向於學中國。

黎筍去世後，政治上相對親華的長征接任總書記，阮文靈藉機力邀長征來胡志明市考察，獲得後者認可。隨後，阮文靈以總書記的角色現身越共六大，向越南人民公開道歉，以“私有化改革、開放市場、法治建設”三板斧為核心的“革新開放”拉開大幕。

1987年，越南的外商投資法亮相，意欲“動員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資本”，甚至還批准了外資全權控股，對西方世界震撼極大。《亞洲華爾街報》評價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同一年,《時代周刊》專訪阮文靈，只不過定語不是“總設計師”，而是“越南的戈巴契夫”。

擺在阮文靈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喪失活力的國有企業，1987年，越南頒發217號決議，允許國企有自主決定原材料購買、產品銷售、員工增減的權利，納稅後的利潤可以自行保留，但國家將不會再補貼虧損企業，讓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總結下來就是“關停並轉、放權搞活”，聽起來非常耳熟。

隨後，阮文靈學習中國的做法，先放開農副產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再逐步放開其他工業消費品價格，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兩次價格闖關帶來的遺留問題。

如果用一句話總結越南版的改革開放，那就是“摸著中國過河”。

70年代末中越關係最緊張的時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學習材料。阮文靈上台後，每年都得派人去中國考察。正如胡志明在世時所說，“我不用寫太多東西，因為毛主席都寫過了。”

1991年，越南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國》，序言是這麼寫的：“近些年來，我國研究家們的一個頭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中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對外政策的演變。”

同一年，76歲高齡的阮文靈從權力中心隱退，轉任“中央顧問”一職。繼任者杜梅在11月造訪中國，在官方層面為中越過去的矛盾和衝突畫上了句號。在阮文靈治下，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從1987年的近乎不存在，一路高歌至1994年佔GDP的11.94%，昔日難以溫飽的農業生產也開始扮演出口創彙的角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越南模式”在風暴中迎來大考。

增長奇蹟

亞洲國家一旦有了錢，都會產生一個愛好：造樓。

1986年，新加坡華聯銀行大廈竣工，創造了278米的亞洲第一高度。兩年後，曼谷最中心位置的玉葉大廈動工，用304米的高度衝擊亞洲第一，結果還沒造完，就被367米的中銀大廈超過。更氣人的是，玉葉大廈完工那年，452米的吉隆坡雙峰塔也封頂了。高樓平地起，成為了90年代東南亞奇蹟的縮影。

金融危機前的1995年，泰國人均GDP達到2846美元，足足十倍於越南，和同樣蒸蒸日上的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一起，組成了一片生機勃勃的“環越南經濟圈”。

然而，就在玉葉大廈和雙峰塔相繼封頂那年，亞洲金融危機從東南亞開始一路北上，昔日的亞洲四小虎自此一蹶不振，反倒是越南因為經濟底子差、外商投資少，在一片負增長中保住了1998年4.4%的GDP增速，陰差陽錯的成了東南亞的尖子生。

“四小虎”的內部弊病也隨著危機一覽無餘，東南亞國家的“淺碟型”市場，往往意味著產業發展只能高度依賴出口。工業產成品出口攀升帶動了服務業快速發展，過於自信的東南亞在製造業根基未穩時，放開了外匯管制，大舉擴張金融與服務業，外資一旦在波動中抽離，便只剩下空心的產業和債台高築的政府。

亞洲金融危機後，許多遭重創的國家就此患上外資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比如後面十年都緊閉國門、嚴格外匯管制的阿根廷。對於沒有歷史包袱的越南來說，危機反而成為了機遇，甚至在對美關係上，越南也準備放下積怨，擁抱市場。

2000年，克林頓成為越戰結束後首位訪問越南的美國總統，在河內大學的演講中，克林頓稱，“美國人現在把越南視為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場戰爭”，場館外的河內大學生相當默契地拉起標語，上面寫著“忘記過去，面向未來”。

WTO是越南的第一站，克林頓來訪當年，越南簽發了《加快融入國際經濟》的決議，準備用西方的法律體係來“改造”越南。在2006年日內瓦第12輪入世談判上，談判從2天膠著到 4天，最後一晚通宵夜談，越南才得以拿下入世資格，像極了中美入世談判時上演的劇本。

隨後，越南出台新版《投資法》，解決了20年前老版《投資法》開放力度空前，但行政管理滯後的問題。一時間，FDI如開閘放水般湧入。寶成、豐泰、百和三大鞋企和全球最大的人工皮革企業三芳化學相繼在越南建廠。兩年後的2008年，越南在全球153個紡織品出口國中已經可以排到第10位。

2008年金融危機後，產業資本在國際競爭的水面之下開始隱隱轉向。三星瞄準越南市場，投入6.7億美元準備開設第一家工廠，時任會長李健熙更是親自訪問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鎔等領導層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佈局。隨後便有了第二家工廠，該方案更由李在鎔親自主導，被稱為“李在鎔項目”。

儘管越南吸納著產業投資，但尚未形成如今的蔚然討論之風。不論是越南經濟增長，還是產業轉移承接，似乎都在“靜悄悄”地進行。但事實上，在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裡，越南的經濟增長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中國。

頗為諷刺的是，越南在中文互聯網第一次出圈是因為房地產。2015年，越南修改《住房法》，外國人只要有合法簽證就可以在越南買房。炒房客傾巢奔赴胡志明市，把西貢河描繪成黃浦江，兩岸既有金融中心、舊法租界，也有高科技產業園，“小巴黎”儼然“小上海”。

2016年冬天，福耀玻璃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工廠進入運營階段，曹德旺的“成本說”頃刻引起了一場“產業轉移大討論”，國內勞工成本過高、製造業稅負比美國高35%的問題一一戳中核心。關於產業轉移的大討論，從政界、企業轉向民間：中國製造到底何去何從？

越南開始以一個全然不同的形象浮出水面，2010年越南電子產品的出口還勉強擠進前十，到2016年就已經超過紡織成為其第一大出口品，三星之外，蘋果、富士康以及國內的立訊精密、歌爾聲學也開始在越南佈局產線，焦慮的氛圍全然蔓延在“越南會不會是下一個中國”的爭論中。

中美貿易摩擦後，供應鏈安全的隱憂讓廠商加快南遷步伐。華爾街日報曾刊出過一名貿易商的故事：一位英國人在中國創立了名為China Savvy的外貿公司，賣點是中國價格（便宜），而到了2018年， China Savvy每天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你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中國？

越南宿命

今年6月，三星越南官網突然發布了一條公告，宣布三星在2020年把大部分顯示器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雖然很快被自行刪除，但越南官媒《青年報》眼疾手快，迅速全文轉載，並配文大號喜報：越南將成為三星屏幕的全球領先供應商。

青年報的消息又經由路透社轉載，搞成了大新聞，逼得三星母公司火速出面闢謠。結果一個月後，蘇州三星電子公司收到首爾的消息，今年內三星將關閉在中國的電腦組裝和製造工廠。而這也不是三星第一次劈腿，2019年底，三星關閉了在中國所有的智能手機工廠，兩個月前，又關閉了位於天津的平板電視廠。

這些最暢銷的三星產品，產地都指向了同一個目的地：越南。

2018年，越南取代新加坡成為東南亞IPO收入最高的市場；2019年，越南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依舊創造了7%的高增速；今年8月份，越南對美出口創歷史新高，逼得川普在發推之餘，送出了東亞人民非常熟悉的301調查大禮包。

出口增速最高、爬升最快的卻是越南

細數越南革新開放以來的舉措，與中國何其相似；十多年來愈演愈烈的產業鏈轉移，也讓“中國製造業流失”的話題不斷出圈。但本質上，這是個經典的“先問是不是”問題。

以研究全球供應鏈見長的杜克大學教授Gary Gereffi曾提出過一個理論，他把工業製造分成兩類，一類由購買者驅動（Buyer driven），特徵是勞動密集，如服裝、玩具、貼牌組裝；另一類由生產商驅動（Producer driven），特徵是資本及技術密集，如汽車、航空、電子和重型機械。

生產商驅動的Manufacturer與購買者驅動的Factory都可以翻譯為製造廠，但驅動力的差異，使得它們在供應鏈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別。所謂生產商驅動，其超額利潤源自於生產規模和核心科技，繼而成為產業鏈規則的製定者。換句話說，客戶能買什麼，取決於工廠生產什麼。

大概正因如此，身處“生產商驅動”層次的成功人士往往出言不遜，遠有亨利·福特的“消費者永遠只會說要更快的馬”，近有喬幫主的“只有我們拿出iPhone ，消費者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購買者驅動”的Factory則恰恰相反：客戶要什麼，工廠就造什麼。工廠只能被動接受訂單，至於賣什麼、賣多少、怎麼賣，一概無權過問。因為准入門檻低、競爭壓力巨大，身處Factory的行業往往位於價值鏈的底端，代表便是iPhone在大陸的供應商，利潤率常年徘徊在5%-7%，勉強跑過貸款利率。

這也是為什麼服裝製造業七十年來轉遍了大半個亞洲，卻只誕生了一個優衣庫。其創始人柳井正（Tadashi Yanai）曾稱自己最欣賞的榜樣是沃爾瑪——沃爾瑪上世紀90年代賣出了全美國四分之一的衣服，分別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數百家代工廠，但沒人會記得它們的名字。

所以，“購買者驅動”和“生產商驅動”的不同，造就了越南與中國的最本質區別：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躋身Manufacturer，繼而誕生了諸多中國本土的消費品牌，而位於Factory的越南，往往既不涉及生產計劃的製定，也不涉及銷售策略的貫徹。

規模再大，依然只是拼命按訂單幹活的企業版做題家。而用廉價勞動力吸引來的資本，總有一天會被更廉價的勞動力帶走。

如今的越南的確在復制中國90年代所走的紡織路，但真正讓中國掌握產業鍊主動權的，是以產業政策和財政預算推動的生產商驅動型產業。中國模式之所以難以復刻，是因為中國人民既能生產，也能消費，中國既是製造業大國，也是內需消費大國——只有這樣才能“內循環”。

一個經典案例是：2004年鐵道部為第六次提速進行招標，時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的張曙光提了“三個必須”原則：必須轉讓關鍵技術，必須使用中國品牌，價格必須足夠便宜。條款霸道至極，但國際頂尖高鐵製造商還是搶破了頭，背後的原因在於：如此龐大的客運需求，幾乎只在中國存在。

當時，初次招標的京滬高鐵項目價值高達1000億人民幣，要知道高鐵市佔率近70%的西門子，其運輸部門在全球的年訂單額還不到400億。開標前一天，張曙光還跟德國人透底：每列車2.5億歐元，技術轉讓費1.5億歐元，被西門子一口回絕。第二天，阿爾斯通被選為合作夥伴，西門子股價暴跌20%，談判團隊被集體優化。

靠著這筆訂單，原本瀕臨破產的阿爾斯通起死回生。一年後，痛失良機的西門子乖乖接受開價，並把技術轉讓費降至8000萬歐元，爭取到了60列動車組訂單。

清華大學教授文一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這樣寫道：市場是個昂貴的公共品。缺乏市場體系的弊端，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便展露無疑：晚清軍事工業累計耗資5000萬兩以上，但產品沒有利潤，無法實現自我循環，反而成為政府的負擔。

改革開放後，家庭聯產承包製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讓中國農村地區在1978-1988年之間完成了原始工業化，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有購買能力和意願的農村市場；一個能輸送工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群體。兩個因素為工業體系注入了潤滑油，使其能夠自我運轉、自我輸血、自我激勵。

在全球產能過剩的時代，一個完整統一的消費市場無疑是最稀缺的奢侈品。越南以中國十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市場規模，難以構成換取外資技術的籌碼。而重工業化的缺失，也注定越南無法像日韓一樣依靠自身技術突破，完成產業升級。

換句話說，越南可能會誕生富士康，但很難誕生華為和小米。

尾聲

越南的失落並非因為美國的封鎖、蘇聯的衰落，也絕非領導人不夠深謀遠慮，而是戰爭。

在二戰後全球經濟的恢復期，鐵幕下的歐亞依托資本管制與技術轉移，迅速完成了製造業的複蘇與升級。日本的重工業非但沒因戰敗蕭條，反而靠著朝鮮戰爭的“特需經濟”迎來高速發展。60年代，朴正熙拿著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推動了韓國工業化，台灣也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了重工業化。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同樣是中國重工業化的關鍵，影響最深的無疑是“156工程”。整個援建工程涵蓋了能源、冶金、化工、機械、軍工等幾乎所有核心​​工業領域，傳送了1100套建設項目資料、3500套機器製造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技術說明書，在全球技術援助史上都難以找出第二個例子。

1979年，中美建交簽訂35個條約，其中就包括大量技術方面的合作。中國因此迎來第二次重化工業升級，真正為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訪日之旅也帶來了大量的低息貸款與技術援助。

而當1975年越南實現統一時，擺在黎筍面前的，是遍布全國的兩萬個彈坑、三百萬失業人口和一千萬難民。二十年的戰爭，讓越南錯過了戰後發展的黃金時代，也錯過了整個東亞朝氣蓬勃的青春期。技術與資本的缺位限制了越南重工業的發展，也成為瞭如今越南製造業的瓶頸。

2018年，越南從中國進口了814億人民幣的機械設備，佔該類別的40%；農業機械中，有一半來自中國進口，而本國生產只佔15%到20%。雖然電子設備也是越南出口的重要組成，但30%的智能手機零部件，以及70%的製造企業主要零部件仍然依賴中國供應。

從經濟指標看，越南的體量只是一個小號廣西省，也許很難成為中國製造業的威脅，但在越南身後，還有3000萬人口的馬來西亞、7000萬人口的泰國、1億人口的菲律賓和2.6億人口的印度尼西亞。

如果不是疫情，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也許將以中國為圓心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低端產業流失已然成為中國製造業的最大焦慮。但隨著疫情爆發，海外主要經濟體生產幾近停滯，全球的生產需求反而湧向中國，也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

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本質上是一個互相賽跑的過程。我們應該做的，是利用這個寶貴的窗口期，加快核心技術的研發進度，轉型升級，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成本，優先轉移。

中低端產業轉移會倒逼產業升級嗎？這不是選擇題，而是一定要做的。對於還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的中國來說，我們要加快升級，控管轉移。

當然，中國不行也不可能把高中低短產業一把抓，要在兼顧西部發展步伐，有序依次的轉移低端勞力密集產業到東南亞與其他地區，分他國一杯羹，擴大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國際好感，逆差也是可以接受的。何況有利人民幣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