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訓斥毛姆、怒懟伊藤博文，港台廢青們好好看看！

**舉國媚外不自信的氛圍下，思念 辜鴻銘

辜鴻銘是個混血儿，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他的父親辜紫雲是祖籍福建泉州惠安的華人，母親是葡萄牙人，養父母是英國人。出生、成長與歐洲的學習經歷，讓辜鸿銘獲得文、哲、理、神等13個博士學位，加上漢語，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共計10種語言。

辜鴻銘是100多年前的人物了，很多人已不再知道他，略微知道他的，也多是些可笑的印象，比如他在民國還留著辮子、用茶壺茶杯的比喻為納妾辯護，以及牙尖嘴利，什麼人都懟都罵等等。他的形象，貼著“迂腐”、“守舊”的標籤。但是，我們真正了解辜鴻銘嗎？這些標籤，又如何能够解釋：一個中西混血兒，在中國國運衰微的年代，為何却對中華文化擁有那麼堅定的自信？

辜鴻銘自述說: 我青年時代基本上在歐洲度過，因此我剛回國時對中國的了解反不如隊歐洲的了解，但非常幸運的是，我回國後不久，就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偉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兒呆了多年。張之洞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由於這種契機，使得我能够同中國最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從他們那兒，我才對中國文明以及東方文明的本質稍有解悟。”

傳統的科舉出身的中國古代官員如曾國藩等一樣，無論官做到多大，都特别在乎自己官員之外的另一個身份：學者。他們的最高價值追求，是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張之洞對辜鴻銘練好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童子功”，起了很大作用。當然，辜鴻銘對於塑造張之洞的“洋務”形象，也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是在辜鴻銘所處的年代——中國國運式微，淪落到了歷史的最低谷，任人輪番欺侮，奮起反抗則被欺侮得更厲害，建建開始不敢反抗，很多國人的心理也從“自大”過山車般地墜落為“自卑”。其實百餘年來，都有這種現象：有些出過國喝了點洋墨水的，回國後，把自己的文化踩到脚底下；有些没有出過國的，也往往一厢情願地陷入對西方的美好想象。簡而言之，中文底子没打好，對西方又一知半解的，最容易文化不自信。但是，辜鴻銘，一個精通西學的人，一個有著一半西洋血統的人，却偏偏倔强地認為：中化文化從來不低人一等！

1921 英國毛姆拜訪辜鴻銘的故事，收錄在他的訪華遊記《中國剪影》中，題為《辜鴻銘訪問記》。   毛姆寫道，他來中國時，提出想見辜鴻銘，於是相關人士給辜鴻銘寫了個條子，約辜鴻銘出來見毛姆，但如石沉大海，辜鸿铭根本不睬。毛姆只好親自寫信，要求登門拜訪，獲許后，他在客廳坐了一會兒，辜鴻銘才出來，出來就訓毛姆：“你們英國人以為中國人就是苦力或者買辦？只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

此時的辜鴻銘已經64歲了，在毛姆的筆下，他是這樣的形象：“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大，有一條灰色的小辮子，和一對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皺皮。他的牙齒折斷而變色。他身材極瘦，他那細而小的手，已經枯萎而像爪了。他的裝束很随便，身穿黑長衫，投戴一頂黑色的小鸭舌帽，衣帽都是很不宜於穿戴了的，深灰色的褲子在脚踝的地方以襪帶繫住。”但這樣一個貌似語時代脱結的老頭兒，一番話下來，却讓毛姆畢恭畢敬。《辜鴻銘訪問記》中寫道，辜鴻銘這麼教育毛姆：

“你們憑什麼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藝術或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奥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富、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歷史上是唯我獨尊的實驗？我們從來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

毛姆不是受虐狂，他拜訪辜鴻銘，不是為了挨這頓訓斥，而是因為彼時辜鴻銘大大有名，當年西方流傳：“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辜鴻銘當時在國外多有名？其一，俄羅斯文豪托爾斯泰給他寫信，探討如何在物質主義大舉侵蝕的背景下，堅守中國文化所說的“道”；其二，1913年，辜鴻銘和泰戈爾一起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兩當時被譽為在西方最有名的兩位東方人；其三，林語堂來到著名的德國莱比錫大學留學時，他獨的學校必讀書目，就有辜鴻銘的作品。

辜鴻銘的“中華文化救西論”，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他的代表作《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中，辜鴻銘寫道：托爾斯泰就像中國的老子一樣，看到了現代文明的弊病後，認為所有的社會制度與文明均有根本性的錯誤，就想抛棄文明，去當一個隱士，但是，“同樣是看到了社會與文明造成的苦難和犧牲，孔子却認為錯誤不在於社會與文明本身，而在於這個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方向上，在於人們為這個社會與文明打下了錯誤的基礎。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抛棄他们的文明——在一個有著真實基礎德社會與文明中，人們同樣能够過上真正的生活、過著心靈的生活。實際上孔子畢生都致力於為社會和文明規定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給它一個真實的基礎，並阻止文明的毁滅。” 

辜鴻銘認為，中國跟西方不一樣，没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儒學能代替宗教感化人，“在歐洲，政治成為了一們科學，而在中國自有儒學以來，政治則成為一種宗教。”他的一些觀點，放在今天，仍然不過時。

甲午戰爭後，日本權臣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辜鴻銘作為張之洞的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嘲諷說：“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却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一時語塞。

1924年，辜鴻銘受邀訪問日本，他在日本刊物上撰文寫道：“這養育滋潤我們的東方文明，即便不優越於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們低劣。我敢說這個結論的得出，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現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有著貶低中國文明，而言過其實地誇大西方文明的傾向，我想在日本大概也是這樣。實際上，中日兩國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來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比實體偉大、卓越。而他們在觀察自身時，却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辜鴻銘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不是因為放棄了傳統文化，恰恰相反，是堅持了日本文化中的根本：

“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貧乏的小小島國，但是明治维新以來不過五十年的時間，就如蛟龍出水，迅速升騰為世界五大强國之一，整個世界都維之震驚和讚歎。然而，日本是怎樣取得上述奇迹的呢？這是很容易回答的，那就是日本人依托在東方文明優越之處的基礎上，而這種文明的精神一直為日本人如同血肉一般代代相傳。不錯，日本是採用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但是，像鐵路、飛機、軍艦等西洋諸物，充其量不過是没有生命的機器而已。如果日本人没有一個偉大的靈魂，那麼又怎麼能够極其有效地操縱這些無生命的東西呢？換言之，日本所以能有今天的强大，其原因不在於採用了鐵路、飛機、軍艦等西洋物質文明，而在於日本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的蘇醒和發揚，這偉大精神，就來源於于古老的東方文明。說實話，如果日本人丢棄了東方文明的寶貴的神髓，那麼，日本就成不了强國。” 

“器”與“道”的關系，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密碼。《易經》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抽象的法則規律；而器，是具體可感的物體。辜鴻銘一向認為，中國的困境，只是「器」的層面落後，中國的「道」，並不落後，中國文化推崇的「義」「禮」並重，甚至能拯救深陷於物質實利主義的西方。他在《中國人的精神》的序言中，分析了一戰期間德國軍國主義的來源：對強權的迷信和崇拜。他還預言：如果不消除這種強權崇拜，就會給德國帶來滅頂之災。果然言中。

從歐洲學成回到馬來西亞後，辜鴻銘一度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工作，對中華文化了解並不多，直到他碰到了一個關鍵人物：馬建忠。馬建忠也是一個學貫中西的高人，留學法國期間，曾借鑒拉丁文的語法研究古代漢語，寫出了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馬氏文通》，他還是韓國國旗的設計者。馬建忠的哥哥馬相伯，是復旦大學的創辦人。

馬建忠在新加坡初遇辜鴻銘時，給他講中國的“四大發明”，獎兩千年前的“百家爭鳴”，告訴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學習了解，就得到中國去。辜鴻銘因此放棄了政府工作回到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而後傳播中國文化。

當時中國的大門不是主動打開，而是被西方列强野蠻粗暴地踢開。對於中國來說，外面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世界；對於西方來說，這是一個神秘的國度，他門的眼光，是獵奇與歧視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國多年，曾推動將清王朝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用來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他也寫過介紹中國的《中國人的特性》一書，書中談到中國人缺乏精確習慣、好面子、不誠實等20餘條“特性”，大部分内容是貶低中國人的，但這本書對西方認識中國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就是當時民族孱弱的悲哀。誠如馬克思所言：“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别人表述。”

辜鴻銘極為厭惡明恩溥此人此書，曾在多個場合批評：怎能如此肆意糟蹋中國人！他努力向世界表述真實的中國人，通過《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價值。

辜鴻銘認為，要評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够生產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 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辜鴻銘指出：中國人的性格及其背後的中國文明有三大特徵——“深沉、博大和純樸”，還要加上“靈敏” 。

他認為：美國人博大純樸不深沉，英國人深沉淳樸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不淳樸，法國人不博大不深沉不淳樸但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部具備。因此，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那種難以言表的温良”，中國人身上的“獸性” ，要比西方人少得多。

他曾用毛筆來形象比喻中國心靈生活與精神文化的智慧：“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的精神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不容易精確，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應手，作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无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中國人的精神》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奥斯卡·A·H·施密茨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用今天的話來說 ，辜鴻銘是個傑出的“外宣專家”，他致力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 、《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同時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一本又一本著作，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了解中華文化，進而尊重中華文化。在《論語》的譯序中，辜鴻銘聲稱：

“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够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它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是研究清末與民國初年思想學術不可繞過的一個人物，學者黄興濤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近代西方，特别是二十世纪前20餘年堅，論名頭之響，聲譽之隆，都没有一個中國學人可與辜鴻銘相提病論。”辜鴻銘的意義，還在於他身處那個“全盤西化”之聲甚囂塵上之時代，他發出了另一種呐喊。學者鍾兆雲給辜鴻銘作傳，書名是《辜鴻銘全傳：改變崇洋媚外的中國》。

但是，辜鴻銘又是孤獨的，清朝早已亡了，他還留著辮子，這是他的“行為藝術”，也是一個老人對於時間的倔强。他曾對毛姆說過：“你看我留著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的一個代表。”

在今天，揣摩辜鴻銘的心理，應該是孤傲、蒼涼與逆反的，他因為孤獨，甚至走向了一個極端，顯示出時人難以理解的怪異來，例如ˇ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糟粕，他也叫好。辜鴻銘有他的各種局限，今人也無法超越歷史來苛求辜鴻銘，但無法否定的是：在中華民族近代最耻辱的那段歷史上，辜鴻銘是一個對中華文化充滿强烈自信的愛國者。

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辜鴻銘那個年代的中國。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數典忘祖的台灣、香港“廢青”們，跳梁小丑而已，最終只會淪為歷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