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益要靠敵人來刺激 財政與王朝興衰

大利益要靠敵人來刺激  財政與王朝興衰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現象，一個統一王朝運行到中期的時候，各種矛盾集中爆發。此時歷史往往會給王朝一個機會，如果出現一個明君或者賢臣，搞一次大改革，成功了，王朝就會中興。但是，如果矛盾爆發的方式是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那歷史就不會給機會了，王朝覆滅就只是時間問題了。首先，起義軍會往哪里跑？當然是最富有的地方，致起義過後，最富有地區的税收來源往往都被破壞了。還有一點更重要，王朝在剿滅的過程中往往病急亂投醫，破壞了原來的財政和税收的分配結構，權力關係因此也就徹底改變了。比如，東漢末年黄巾起義，唐朝末年的黄巢起義，都是這樣。為了剿滅起義軍，朝廷给了各地軍閥各自征税的權力，可等起義被剿滅後，財政權力再也收不回來了。這是中國歷史的興亡規律，但是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晚清。

太平天國起義的規模和破壞性非常大，上述的兩個結果都產生了：第一，擾亂的就是當時最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太平天國之後，漢人督撫的權力變得極大，朝廷的威權被削弱。為什麼清朝還又延續了近50年呢？在這50年裡，居然還有“同光中興”！

清代康乾盛世的時候，政府的年財政收入是不到5千萬兩白銀。雍正攤丁入畝的財政改革很成功，成功的一大證明就是國庫裡攢下了六七千萬兩銀子。但是這個數跟晚清就没法比，從1841年到1911年這70年中，財政支出總量從3700萬兩白銀增長到3.39億兩白銀，增長了8倍多。清朝滅亡的時候，財政狀況不僅比前面的康乾盛世要好得多，比後來的北洋政府也要好得多，背後原因是什麼？

清末基本上打開國門，資本主義來到中國，清朝也願做配合，搞大改革。生產力大幅提高，財政收入自然水漲船高了。現在看似理所當然，實則是脱胎換骨、流血流淚的痛苦蜕變。這個轉型帶來的變化，是中國的財政收入的基礎，從彈性很小的農業税，轉型到彈性很大的工商業税。具體的困難是 :

第一，清政府必須鼓勵工商業。至少把過去被視為"賤民"的商拉高至平等地位。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1903年4月，朝廷宣布成立商部，頒布了一系列規定。規定說得清楚，集股5000萬元以上投資創業的人，准授予商部頭等顧問，一品頂戴，准其子孫世襲商部四等顧問，三代而止。集股4000萬元以上，准授予商部頭等顧問，其子孫三代世襲商部頭等議員……即使僅僅集股50萬元的商人，也可以獲准授予五等億元加七品頂戴。這獎勵力度，今天的獎勵投資條例也比不上。真的有成效的，還可以考考慮封爵。過去靠戰功才能獲得的爵位，現在靠經商也能獲得了。這背後的轉變，朝廷要克服多少習慣、觀念和人情上的阻力。

第二個變化，就是制度建设。1901年之後，朝廷一刻不停地催促法律專家趕快制定新式《公司律》。1904年後，《商人通律》《公司律》《公司注册試辦章程》《商標注册試辦章程》《破產律》等陸續頒布，這可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法律，所以在一百多年前中國商業的法律體系的雛形很快就建立起來了。要知道，這等同是朝廷用自己的信用向全社會宣布要保護商業，商業活動從此有章可循。也意味著，朝廷那種本來毫無限制的皇權，要被這些法律限制。

第三個變化，是整個財政觀念的變化。古代王朝的財政觀念是“量入為出”。但是現在不行了，大量的支出項目等著要錢，建立海軍要錢，興辦工業要錢，還能量入為初嗎？不行，必需改為量出為入，先預計要花多少錢，然後去想辦法。有了預算觀念。1894年，清朝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左右，加上各级地方政府收入和官員中饱私囊的錢，也只不過占到6%；同期日本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30%。可看出清王朝是輕傜薄賦，但在動員和整合國内資源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那要想提高收入怎麼辦呢？清政府眼前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向洋人借錢。過去總覺得這是喪權辱國的事，其實也不盡然。據統計，晚清共借外債208筆，總額為13.06億兩白銀。清政府借外債，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以平等的民事行為主體身份簽訂契約。這就促進公債市場的出現和建立，還促進了國内金融業的發展。政府在借外債的過程中也學會了守規矩，建立了信用。

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以前，全國的新興企業 2300多個，這相當於1900年的 4.5倍，年增長率高達14%以上，這個速度其實是很驚人的。而這個速度的背後，是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變化。商人的地位提高了，社會的信用培養了，商業的中間機構出現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才算是起步了。正是在這些意義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晚清是接力賽第一棒的選手。他們雖然没有跑完全程，但他們的第一棒跑得確實不賴。

回過頭來，我們還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還能跑的不賴？要知道上述的那些措施，並不是從鸦片戰爭之後就開始的，而是從1903年。那是什麼年代？八國聯軍，庚子事變之後，朝廷欠下了巨額的外債，清政府不得不想盡辦法搞錢。靠過去搜刮民脂民膏已不可行，不得不開始更負責任的進行社會治理和制度建設。時代的拐點  大利益要靠敵人來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