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歷史是人類生存發展，心智活動的記錄，本應有實事求是一定的客觀標準。但事實不然，歷史因編史者所處的時代環境，政治背景，及個人學養，人格特質，與編史目標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對同一件人事，往往有截然不同的撰述與評議。因此，讀史者也要能有所鑑別賞析，否則必流於目迷，摸象之偏頗。試看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鑒三者，對同一漢武劉徹的描述，就大為不同。

史記作者司馬遷與漢武同一時代，是漢武主政的見證者，參與者(作漢武史官，並奉命編太初曆)，思想者(歷史沿革與未來走向)，更是受害者(以宮腐刑贖死，身心含辱重創只為撰史記，詳請參閱報任少卿書一文)，其目的是要寫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書。他有身在此山中的真實親臨感受之長，亦有雲深偏見的一隅之失，對漢武的記載顯得晦澀不明，諱莫如深，證明有極大的政治壓力來自漢武，使其不敢寫，不能寫。這"不敢不能"也是一種態度，但從其他篇章仔細推敲，他對漢武是有肯定也有批判。對漢武一生與漢代影響頗大的太子劉據巫蠱案，雖未明確表態，但在給因巫蠱案牽連下獄的好友，任安的報任少卿書中，表示出極大的痛心與不忍，隱指漢武應負其責。

漢書作者班固生於漢武死後120年，由於班家與漢劉家有姻親關係 ，(漢成帝時代的班婕妤是班固的姑奶奶) 使班固寫史，有對漢家宣揚其正統與偉大之需要，有其政治目的。對漢武更猶如一座仰之彌高的大山，班固說漢武是 "如漢武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 似乎除了儉樸稍不足外，漢武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對巫蠱一案，則認為是受了小人江充的蒙蔽 ，才造成父子兵戎相見的悲劇，從漢武事後建造思子台，說明其內心之悔恨，江充要為全案負主要責任。

資治通鑒作者司馬光，距漢武時代長達1200年，沒有直接政治關係，可遠視漢武山頭，窺其全貌。司馬光時任翰林侍讀學士，負有給皇帝講史說經，提供歷史殷鑑之責任。神宗因其內容說  "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彙編成資治通鑒一書，是對宋朝帝王施政有指導性之政治工具。書中其對漢武的評論是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皇者無幾矣!" 可說是最糟的暴君一個，有強烈暗示宋神宗以此為戒，不可步漢武之後塵。對巫蠱案則述說，漢武妃趙婕妤孕14月生一子，漢武認為有堯帝之同兆，乃大喜，封趙為堯母，所居宮室為堯母門，強烈表現出愛少子之心。遂有政治投機份子揣摩上意，甘扮馬前卒，以巫蠱栽贓太子，為漢武掃除奪嫡換班之障礙，筆鋒一轉，直指漢武是全案始作俑者，要負主要責任。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中國歷代帝王的代表，各有其功業彰於後世；而三位作史者，也是公認的史界三傑，對同一人物的描述，由於立場，角度等差異，刻劃出三張不同的臉譜，都真但都不全。東漢末年的大學者蔡邕，被視史記為謗書的王允所殺。蔡死前曾效司馬遷祈求，黔首刖足以繼承漢史，惜所求非人，王允怕自己百年後面目不知如何不堪。中國史書少了一位大腕級的作品，鄭玄嘆曰 "東漢之事都不明了" 。漢武距今2200年，太遠。舉個近點，李自成，洪秀全起兵的例子，看兩岸描述的大不同:

明末李闖王(自成)，與清後葉的洪秀全，都因當時朝政敗壞，民不聊生，乃聚眾揭竿起義。台灣的歷史順著成王敗寇之律，從官方的角度切入，稱李洪為流寇盜賊，造反作亂，應予以嚴懲。對平亂者如曾國藩，左宗棠等，則對其忠義給予極高評價。反觀大陸，則以階級鬥爭角度切入，認為李洪是農民起義，抵抗統治階級之剝削壓迫，是義舉而大力贊揚。對曾國藩等人，則認為是協助壓迫者的劊子手，沾滿人民鮮血，兩相描述呈現出兩極化之差異。現在再來看，大陸當時似有不得不之苦衷，惟有贊楊李洪，才能為其共產黨當時作為找前例，找舖墊。革命成功60年後，建國根基已穩，度過人民效忠動盪期，此一贊揚立場遂逐漸淡化，從前後歷史教科書之描述差異可以證明。不然以大陸現今社會，因腐敗，貧富差距等等呈現出嚴重對立問題，萬一再出現效法李洪起義，打著紅旗反紅旗事件，官方該如何看待 !?

語云，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太多的擦脂抹粉，穿紅戴綠，甚至竄改捏造，早已遮掩了歷史這位小姑娘的本色。這是讀史者的困惑，也同樣是讀史者玩索的樂趣。歷史越近越朦朧，越遠越親切。前句或恐因史料尚未盡出，而有一定道理，後者恐意謂著不得不接受。但各人自握一把尺，廣泛閱讀，且不必盡信書，久了或許也能自得，而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