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包船王的鬥爭與轉型選擇 ； 船王之憾

在香港，葬禮是門政治。

2016年鄭裕彤去世，全香港富豪名流悉數到場，扶靈名單也要精挑細選：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排在最前面，後面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接著才是李嘉誠和李兆基。

兩年後，新鸿基掌舵人郭炳湘離世，参加吊唁的多以豪門二代為主：李嘉誠之子李澤鉅，霍英東之子霍震霆，黄廷方之子黄榮祥和李兆基之子李家誠，政界人物則是致函唁店的多，出席葬禮的少；而兩個月后李嘉欣公公許世勛去世，出席的富豪就只有95歲的馬來希亞糖王郭鶴年了。

政商通吃的老一輩富豪，才能享受頂级的葬禮待遇。1982年，一代船王董浩雲去世，三千多名政商人士將位於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殯儀館堵得水泄不通。扶靈的12人有邵氏公司董事長邵逸夫、匯豐銀行董事長沈弼、摩納哥王子雷尼爾，中華民國總統將經國、美國總統雷根也特地致吊唁電話。

但出殯當天第一個趕到靈堂，却是另一位浙江籍船王包玉剛，他在向董浩雲的靈柩鞠完躬之後，李嘉誠和港英總督麥理浩才步入現場。英雄惜英雄，包玉剛跟董浩雲為了爭奪全球航運老大的位置，纏鬥了一輩子，如今老對手西去，過往恩怨也悄然謝幕。

1991年，包玉剛也駕鶴西去，葬禮規格空前絕後。走在8人扶靈對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撒切爾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緊跟的是李嘉誠和邵逸夫。幾乎所有G20國家領導人均送來花圈，鄧小平更是以“生前友好”的名義，派女兒鄧榕和女婿賀平專程赴港，出席葬禮。

豪門葬禮的另一面，是商業帝國的接班。董浩雲去世後，旗下船運帝國傳承给了兩個兒子董建華和董建成；而包玉剛經過一番精心設計，將龐大的商業帝國分拆成四部分，傳給了四個女兒和女婿，其中最重要的地產部分（會德豐和九龍倉），交到了二女兒包陪榮和女婿吳光正的手上。

從1982年董浩雲去世，到1991年包玉剛去世，香港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風雲變幻。董浩雲葬禮結束的5個月後，撒切爾夫人抵港，收到了鄧總設計師"關於主權問題，没有回轉餘地”的回答。随後的幾年裡，吳光正協助包玉剛棄船登陸，董建華棄商從政，兩個家族開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兩個家族的不同軌跡裡，一些變化發生了，一些伏筆埋下了，歷史的暗門裂變出兩個香港：一個是未曾實現的香港，一個是走向悲傷的香港。

01.  双峰：船王和他們的接班人們  

包玉剛和董浩雲的纏鬥，要追溯到上個世纪40年代末：兩人分别餘1949年和1948年來到香港，前者来自寧波鎮海，後者來自舟山定海縣。

1955年，董浩雲藉着朝鲜戰爭狠賺了一筆，在行業内聲望日隆，而從上海銀行副行長辭職的包玉剛，也看中了香港作為世界貿易港的潛力，決定轉行。對航運一無所知的包玉剛登門求董浩雲，後者多少有些前輩的架子，嗆了包玉剛一句：“你也想搞航運？胆子真够大的！”

董浩雲的輕蔑不無道理。航運是一個典型的重資產行業，”金融+產業”連動的高槓桿模式，既需要利用自有資金加槓桿借貸，又需要與各國政府之間保持良好的政商關系，保證資金來源。因此想要在航運競爭中盈利，就必須背上高負債，過得有天時地利配合，稍有不慎便會傾家蕩產。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爺給了包玉剛發跡的機會。1956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海上運輸必須繞道好望角，航運業大發横財。到了60年代，越南戰爭爆發，美軍急需船只幫忙做後勤補給，董浩雲藉戰爭猛虎添翼，包玉剛也在其間迅速崛起，成為香港的富豪之一。

航運這們生意，噸位是一切的基礎，手裡的船越多，賺的錢就越多。董浩雲早年財力薄弱，常常收購舊船，發跡後則手筆豪放，熱衷建造巨輪。越戰期間，美國半賣半送給了董浩雲12艘船，又趕上日本以低息貸款推動造船業，他趁勢訂造一艘16000噸的“東方樱花”號，一時風光無兩。

相比之下，包玉剛的船數量少，船齡高，噸位小。但他在經營模式上搞創新：把船租給别人，自己只收租金。戰爭期間，航運需求急速擴張，貨運公司付出遠高于平時的租金租船，發了橫財的包玉剛火速添置了7條貨船。喜歡從買船到運輸一條龍包辦的董浩雲對此不屑：“他那算什麼船東？”

出身銀行的包玉剛深諳航運業的金融屬性，找到了匯豐銀行這座靠山，關於1971年加入匯豐董事會。憑藉著匯豐的大筆貸款，包玉剛的海上王國蒸蒸日上，在船運噸位上逐漸能跟董浩雲平起平坐。董浩雲也没閒著，1973年旗下東方海外在香港上市，募集1.2億港元幾乎全被用來訂購新船。

對於船王頭銜競爭，董浩雲特别在乎。東方海外上市那年，美國《新聞周刊》發文，將包玉剛與世界級船王歐納西斯相比，稱他為“東方歐納西斯”，無疑是巴掌扇在董浩雲臉上。但更打臉的還在後面：1977年，一家西方船運經濟公司給船王們排了個座次，包玉剛榮膺頭把交椅，董浩雲只排在第七。

嗜船如命的董浩雲坐不住了，寫了一封《致編輯的信》寄給媒體，直言其計算方法有問題：他包玉剛的船有一半股權在匯豐手裡，我東方海外的船可是都姓董！

董浩雲嗜船如命的習性，香港人盡皆知：每每有新船下水，他就要精心設計三天的慶祝節目，借機造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次董浩雲為了捧红一個女鋼琴家，就專門包下了倫敦皇家亞爾巴音樂廳，還請來英國皇家管弦樂隊來伴奏，把飛機票送到每位客人朋友手中，確保他們到場。董浩雲的計較讓總想搞大新聞的香港媒體嗅到了葷腥，開始瘋狂造勢：誰才是真正的船王？包董之爭，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除了競爭噸位，董浩雲還在接班人問題上跟包玉剛暗中較勁。在這方面董浩雲先拔頭籌，兩個兒子成績優異，尤其是董建華，董浩雲很早就開始針對性培養，而子畢業後安排去美國通用汽車基層打工，他跟董建華講道：“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須自己主動去找苦吃，磨練意志。”

包玉鋼膝下無子，只有四個女而，但女婿都很厲害，尤其是二女婿吳光正。他餘1951年随父母從上海遷居香港，中學畢業後前往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攻讀建築學專業，後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在哥大，吳光正身兼游泳健將與學校活躍分子，獲得了包玉鋼次女包陪容的芳心。

就在兩家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一場波及全球航運業的蕭條正在醞釀：一方面，經過二十年的擴張後，80年代初船運業運量已明顯過剩；另一方面，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讓依賴石油運輸的船運業遭到當頭悶棍，油船的需求每年肉眼可見的下滑，船租暴跌，港口停滿了没活幹的油船。在這個黑雲壓城的時刻，董浩雲和包玉剛還戰鬥在一線，培養的接班人也都年富力强，緊随左右，在這場前所未有的考驗中，兩家會交出怎樣的答卷呢？

02.  訣别：逆勢擴張VS棄船登陸 

作為全球頂級航運企業家，董浩雲和包玉鋼對於行業低潮都早有預判，但兩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選擇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信奉行業周期論的董浩雲，堅信船價暴跌、行業不景氣時，才是抄底最好時機，而“全球第一船王”的心結，更是將他這種逆勢擴張的欲望調動到了極致；而包玉剛則不同，銀行的從業經歷讓他對風險尤為敏感，見風頭不好就果斷賣船，償還公司債務，降低風險敞口。得知包玉剛正在賣船，一心想做世界第一的董浩雲自然不會放過機會，一邊清理服役已久的小船，一邊大肆負債，購進大船。包玉剛收縮業務時，董浩雲還在日本訂造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大油倫“海上巨人”號。董浩雲並非不知道蕭條的殺傷力，但他估計低谷只會持續幾年，非常樂觀。

當董浩雲的東方海外正朝著世界船王發起最後的衝擊，包玉剛却做了一個決定：棄船登陸，轉型房地產。要擠進日益激烈的香港房地產市場，自己從頭開始做顯然是不現實的，包玉剛盯上了隸屬怡和洋行的地產公司九龍倉。彼時的九龍倉是香港最大的貨運港，不單單有深水碼頭、露天貨廠、貨運倉庫，還包含了酒店、大厦、有軌電車等產業。倘若把這塊地合理開發，前景無量。

李嘉誠對九龍倉也覬覦已久，暗地裡先搶下了2000萬股份，但盡一步收購却被怡和洋行阻止。包玉剛深知機會難得，於是在1978年8月的一個下午約見李嘉誠，後者向包玉剛提供了1977年九龍倉財產報表和物業資料，一同参會的吳光正當晚研究了這些材料，熬夜擬定了收購計畫。

翌日，吳光正就見證了兩位商界高人的秘密握手：包玉剛收購李嘉誠送上門的2000萬股九龍倉股票。如此，加上原本持有股票，包玉剛不動聲色控制了30%的股權，大大超過了怡和洋行，並加入了九龍倉股東會。怡和洋行也不是善茬，為了保證控制權，他們開始大規模反購股份。

双方的拉鋸持續了兩年，一直到1980年6月，怡和洋行趁包玉剛前往巴黎参與會議期間，發起突襲，採用換股打法，在6月20日上午投放大量報紙廣告，以比市價高30%的價格收購散户手中持有的九龍倉股票，英國人認準了包玉剛無法在周末兩天籌集足够多的錢，用以反制怡和。

身在香港的吳光正得到消息，馬上聯繫包玉剛，建議其去找包家的老朋友匯豐銀行借錢。随後，包玉剛訂了一張飛瑞士的機票，又暗地裡買了回香港的頭等艙，一旦籌集够彈葯就馬上返回香港。而吳光正則在香港聯絡媒體，安排記者發布會，等著包玉剛回來，就開始散播消息。

記者招待會上，突然線身的包玉剛宣布，自己拿到了匯豐銀行的22億港元貸款保證，並以105元港幣的股價收購2000萬股，比怡和的收購價還要高，九龍倉大小股東狂潮般把股票賣給包玉剛，怡和洋行見大勢已去，便將九龍倉股1000多萬股也甩給包玉剛，套現七億港幣離去。1980年6月25日，九龍倉之戰落幕 ，包玉剛棄船登陸成功，吳光正則經此一役順利當上了太子。

在包玉剛成功上岸的同時，董浩雲也到達人生巅峰，擁有各類船舶149艘，總噸位達到1200萬噸，終於把“世界第一船王”的桂冠戴到頭上。1982年，董浩雲的第150艘船“憲章號”在台灣下水在即，董浩雲請來了摩納哥王子夫婦参加4月17日的下水禮：這是船王的加冕禮。

根據日程安排，王子夫婦4月14日抵達香港，有人提出日期兩個“4”撞到一起不吉利，但董浩雲置之不理。然而坊間傳言當時的港英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讓董浩雲去機場迎接。董浩雲認為是莫大的侮辱，當晚心藏病發，連夜送醫搶救，次日凌晨搶救無效去世，享年71歲。

世事難料，原本盛大的船王加冕禮却成了董浩雲的葬禮。船王的遺產只有一間九龍塘的房子、東方海外公司百億港幣的負債，和區區250美元現金，恰逢航運業運量過剩叠加石油危機帶來的需求萎縮，全球各大港口停滿了没活幹的貨輪，東方海外業績暴跌，負債高達14億美元。

包玉剛和董浩雲三十年的商戰戛然而止。在葬禮上，對著靈柩鞠躬的包玉剛心有戚戚然：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香港樓市長期萎靡不振，付出巨大代價拿下九龍倉，到底算抄底還是站在半山腰上，包玉剛心裡也没底。在各自的賭局上，兩個船王都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歷史沒讓包玉剛等太久，答案出現在1984年。

03.  冰火：兩種接班，兩種模式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為了防止英國在回歸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歸前每年批地不超過50公頃。是年年底，受到聲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讓的條例影響，沉寂多年的香港地產開始復甦，樓價、租金應聲上揚，四大家族頻頻出手抄底香港地產，報纸每日圍繞著李嘉诚、鄭裕彤等又拍下新高價地段這類新聞。而這一年，東方海外却陷入了史無前例的船運災難中，董建華舉步維艱。

董浩雲去世的第二年，東方海外負債高達70億港幣，到了1984年，總虧損高達9.7億港幣。航運高負債、快周轉，令往日熙熙攘攘的港口碼頭成了門可羅雀的船隻墳場，衝擊遠比董建華想象得嚴重得多。到1985年，東方海外的負債和奥地利整各國家的國債近乎一樣多。每天面對來自全世界銀行和債權人的追債，一睁眼想到的便是随時要破產的公司，有時候連續20個小時處理債主和律師的電話，母親又在這時查出肺癌，一次，董建華在最後一次趕去参加債權人會議前，一度想要自戕，甚至給朋友打電話：如果我死了，請你照顧我的家人。

向董家雪中送炭的，是匯豐银行，他門願意提供一億美元備用信貸，其中的5000萬，来自大陸的中國銀行。第二年，霍英東突然伸出援手，宣布向東方海外注資約12億港幣，這針强心劑給了董建華喘息的機會，當年東方海外在1991年扭虧。有坊間傳言，霍英東的錢來自北京

在董建華苦心支撑的同時，包家却正在享受地產的勝利果實，毫無疑問，包玉剛已經拿到了通往下個時代的門票。

拿下九龍倉的第二年，包玉剛決定把收購來的尖沙咀九龍貨艙推平，建成黄金地段商場，命名為“海港城”。吳光正則接手就電車場的改造工作，直接將廠房推平，推平效仿纽約時代廣場建起了“銅鑼灣時代廣場”。在這場席卷全球的航運業大蕭條中，包家順利抽身，身價無損。

坐落香港尖沙咀的海港城，2012年《船王遺恨》中曾寫道：董浩雲晚年好大喜功，會禍延後代，不想一語成讖；世人則感慨包玉剛老謀深算，在危機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標、一座全球銷售額穩居第一的商場，為後人鋪好了路。包家擁有這塊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權，單是租金，一年就淨賺160億元。終於，香港的“收税式實業”模式出現了，日後它的效仿者，將有如過江之鲫。

包玉剛於1991年去世，葬禮地點跟董浩雲一樣，選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殯儀館在西式銅製靈柩裡，他身穿白襯衫，套燕尾西裝，打灰白色領带，身上蓋著一床红色的陀螺經被，上面繡著金線經文，靈堂則擺滿了無數商賈政要的花圈和挽聯，生前榮華富貴，身後盡享尊崇。兩代船王前後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結束，他們下一場交鋒，會是在1997年，那個無與倫比的1997年。

04.  暗戰：那些錢解決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吳光正就開始刻意與商界保持距離，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頻頻出席政界會議。敏感者開始察覺出這背後的謀劃，尤其是吳光正後來辭去九龍倉主席的職位，“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吳光正希望能騰出更多時間從事社會事務。有人統計，吳光正辭去九龍倉主席，以及後來辭去會德豐主席兩個職務後，可能失去共計至少5000萬股份認購權，損失不可謂不大。

1997年回歸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顯然會被寫進史册。當時的主流輿論是反對“商人治港”，李嘉誠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東也說自己年事已高，而辭職的吳光正轉頭就當了香港醫藥管理局主席，與商人身份徹底撇清了關系，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吳光正正式發表聲明，角逐特首一職，成為第一個表態参選的候選人。而他的最大對手，則则是把東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華。當時，繼承包玉剛的吳氏家族坐擁180多億的身家，董家的財產剛剛跨過15億門檻槛，論起宣傳造勢，兩人顯然不可同日而與。但選特首這件事，比拼的從來都不只是財力。

1989年，董建華為父親創辦海上大學的理想，將一艘郵輪改裝後命名為“宇宙學府”。當年三月，“宇宙學府”首航來到上海，時任市委書記與市長親自接待。這是董建華離開上海以後第一次回到内地，也是第一次接觸高層。自此之後，東方海外在大陸的投資項目屢屢增加。七年之後，董建華決議競逐特首，當年接待他的上海官員( 江、朱 )，辦公地點已經搬到了北京城。

1995年底，中央來人會見李嘉誠、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討關於行政長官候選人問題。在這場深圳會晤後不到48個小時，李嘉誠便對媒體公開了自己對未來行政長官的兩點建議：一是熟悉經濟，了解商界運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陰險。不熟悉北京風格發言的香港媒體好一番揣測，最終還是落到了董吳兩人的競爭上，把特首選舉渲染成父輩們海上交鋒的接力戰ˋ。後來，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宴會上，身份特殊的霍英東面對媒體發問，直截了當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認為他（董）是合適地行政長官”。

霍英東的話自然分量十足，畢竟同樣是葬禮，鄭裕彤的棺材上蓋著白色素花，包玉剛的棺材上蓋著陀螺經被，霍英東的棺材上蓋的是五星红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階層四百位推選委員會委員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即將投票選舉出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就連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機條到最大，家中吃午飯的人都舉著碗坐在電視前，商廠裡的電視機都統一調到一個頻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駐足等待。12點15分，點票工作全部结束，其中董建華獲得了320票，吳光正36票。船王後人的又一次對壘，董建華赢得毫無懸念。

落敗的吳光正並没有拂袖離去，而是積極参與香港特區第一届政府，被委任以醫院管理局主席職務，之後又成為了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他和董建華的蜜月期维持了將近四年，2002年，吳光正重新回歸九龍倉會德豐，拾起公司主席一職，並且表示再也不會競選特首。從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從更大的範圍看，包玉剛和吳光正創造的“降維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開來，成為香港財閥們的主流操作。

04.  降維：怎樣才能富過三代，五代，十代？

所謂降維接班，用大白話說就是：主動調整自己的商業帝國經營方向，降低經營難度，把企業變成“傻子都能經營好”，再交給第二代。

包玉剛的“棄船登陸”，本質上就是將商業帝國從經營難度極高的船運業擺脱出來，轉型經營難度大幅降低的地產，之後更是進入經營簡單的“收租型物業”。這種轉型，既避免了肱股老臣對接班人的腹誹和阻礙，又能讓二代獲得穩健的收益。此舉獲得香港富豪的紛紛效仿。

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香港的電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誠的，煤氣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誠和怡和集團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鄭裕彤的，本質上，這都是“收税制商業”。上世紀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過房地產積累巨大財富，並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電力、碼頭、電信等所有具備壟斷特性的產業，進而“坐地收租”。包玉剛當初的精明也體現在這裡，除了九龍倉，吳光正還陸續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寬帶、天星小輪、九龍倉電訊海港企業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華提出了“八萬五”計畫（每年要興建8.5萬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會有自己的房子），觸動了已經根植香港半世紀的“收税模式”的利益。加之“八萬五”撞在了金融危機的前夜，就聯香港居民也對董建華嗤之以鼻，把他當作房價暴跌的幕後元凶。

1999年，董建華推出他另外一個創舉政策：數碼港計畫，旨在繞開本地的富商，發展互聯網科技。數碼港計畫的支持者是李嘉誠小兒子李澤楷，他帶著十五家國際科技龍頭企業的進駐意向書，找到董建華。政府對裡澤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數碼港計畫決定不招標，直接採用。

可命運再次跟香港開了個玩笑，數碼港計畫頒布的第二年，互聯網泡沫在美國破裂，儘管園區勉强落成，但只有兩家科技公司進駐，且多為銷售、市場等部門，所謂的研發中心，絲毫不見踪影。數碼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賣豪宅，自然又是傳得盆滿缽滿。

此後，董建華又提出“硅港”計畫，意圖打造工業基地。結果香港人以炒地皮為由，趕走了招標建廠的張汝京。後來張汝京到上海漳江創辦了中芯國際。後來的“中葯港”計畫，董建華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體系，以及香港高素質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機遇，但最後又是一場竹籃打水。

在董建華在位的97到05年，這三次機會擺在香港面前，它却未能好好珍惜。“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了香港。資本的短視和逐利，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10年。”

家族們的事業却蒸蒸日上，鄭裕彤家族在廣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樓、武漢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鸿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億的廣場租金，還有九龍巴士和富聯國際。李嘉誠技高一籌，直接跑去英國收租：電信、港口、管道、天然棄，甚至連供水都没有放過。若是要讓家族永遠衣食無憂，險然没有比“收税”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宣布提前兩年離任，跟他一起離開的，是那個未曾實現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風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還是李家的城，港還是包家的港。

05.  尾聲：從如日中天，到走向悲傷

2015年，69歲的吳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歲的兒子吴宗權接過數十億家產，開始躺著收錢。僅兩大廣場每年收租就可達160億利潤，更不需要提九龍倉還持有的其他四大物業廣場。两年後，董建華的東方海外作價338億出售，船王的傳奇就此謝幕，而這338億的錢，也不過是海港城兩年的租金。

這並不僅僅是兩個家族的分野，是香港兩條路徑也就此分岔：那個未曾實現的香港，已經被人遺忘；那個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傷。

線任特首林鄭月娥曾在施政報告裡面曾寫到：香港樓價高、租金貴，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是嚴峻的民生問題。“不少人的目標就是盡量賺錢買樓供樓，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看。住的問題也是香港最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家庭走投無路，甚至要住在工廠大厦内的劏房。”

當今天的香港喧囂再起時，一切仿佛突如其來，其實一切又早有答案。  

附記 :

韓戰期間，霍英東用臨時拼凑的船對，將前線極需的藥品、紗布、醫療器材等物資，尤其是剛發明的青霉素源源不段的送到了第一線，極大的降低了志願軍戰士們的傷亡。獲得愛國商人稱號，死後覆蓋國旗。 

常說香港的動亂有外部勢力介入操作，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誰是招引外部勢力的"蛆"，他們又藉外部勢力意欲何為 ? 香港原本無聞，在抗戰與國共內戰期間一大批失意政客、富商大賈等三教九流人士湧向香港，他們就是今日香港上層社會的組成份子，或恐懼共產主義，或害怕自己家族過去的老底見不得光、甚或今日有些違犯內地法令的邊緣份子等，或捨不得家產，又不願或不想、不能離開香港，為了自保，他們才是2014戰中、2019反送中動亂的核心幕後，外部勢力是互為利用，以攻為守、青年學子是操縱的工具、棋子，可憐的很。對這些國蠹民蟲絕不能手軟，必須以霹靂手段掃除而廓清之。

**船王之憾 

包玉剛在他生前有两大遺憾，投資港龍航空與收購渣打銀行失敗，没有實現香港由中國人自己做主的心願。。這兩大遺憾如今更是香港亂局的關鍵核心。因為這兩筆投資牽扯到中英資本之爭。香港的印鈔權控制在英國人手裡，香港的航空領域壟斷在英國資本國泰航空的手上，這是任何有志氣的中國企業家都不能容忍的。

1985年 5 月，在港龍航空成立之前，香港的航空市場是英國人國泰航空的天下，港龍航空的初心，是要打破了英國資本壟斷香港一統河山的局面。英國對港龍自然要千方百計的打壓，這也注定了港龍在千辛萬苦中成長的坎坷命運。

在港龍航空成立六個月後，1985年11月20日，香港財政司长突然在立法會議上宣布了新的航空政策，一個地區只准一家航空公司經營。受此打壓，港龍無法開展正常的航線服務，不能經營正常班機服務，只能承辦包機，而且航線也不能與國泰重複。這等於是掐死了港龍作为一家商業航空的公司正常運營資格，英國資本要將港龍航空斬盡殺絕。後又修改民航條例規定，要求港龍包機不准在下午12時至4時起飛降落，這麼一來，幾乎把港龍要經營的長距離客運線全部限制死了。這樣的情况下，港龍最終無力經營，而被賣給了完全的英姿企業，國泰航空。

在94年之前港幣發行權壟斷在渣打、匯豐兩家英資銀行手上，就算94年中國銀行成為第三家擁有港幣發行權的银行，但中資銀行對於香港金融的控制也遜色于英資銀行。就算後來香港回歸祖國，英國也憑藉著渣打、匯豐對中國甚至亞洲地金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1986年，當英國的勞埃德銀行欲惡意收購渣打銀行時，邱德拔和另外兩個金融投資家———香港的包玉剛（YKPao）先生和澳大利亞商人羅伯特·侯姆斯（RobertHolmes）共同聯手，在最後幾天以13億英鎊的出價擊敗勞埃德銀行，獲得渣打銀行37%的股份。結果是華人資本家試圖控制渣打銀行引起了英國資本的恐慌，英國人正面無法抗衡華人資本的壯大，於是用盤外陰招的方式阻止華人資本的進駐。

在獲得那些股份後不久，突然邱德拔曝出他在文莱的一家銀行欺詐醜聞而下台。港人想控股自己發鈔銀行的夢想，就此破滅。雖然94年中國銀行也成為了香港發鈔銀行，但對香港金融的控制力願低於英國資本。香港的金融市場场，還是由英國人控制著絕大部分。這伊甸從最近香港事件中，匯豐毫無忌憚的支持港獨的表現中就可以看出來了。匯豐銀行支持港獨活動，就差官宣了！匯豐、恒生等英國銀行就是美國給港獨政治資金的發放者！

今天香港之所以被動，很大程度就在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出現了偏差，以為這個世界充滿友善，香港人把自己的命脈全部交到了英國資本手裡，而大部分香港企業放棄自力更生，把殖民者當祖國，走上了造不如買的愚蠢道路，走上了和英國人同流合污的道路。而歷史一直在教育我們，愚蠢，早晚都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