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必近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無目的、有興趣 說讀書

情必近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看歷史上同一時段出現的聖賢哲人如 中國的孔子、印度的釋迦、希臘的蘇格拉底等，他們的教學都是一群學生或則跟隨著老師四處遊學轉悠，時時遊學即興說教，或則圍坐著一棵菩提樹師生對談說法，學者基於興趣一隅三反，教者也沒有任何外在的形式，也似乎談不上什麼具體目標，更不是片段知識的不斷填壓，然教育樂趣自在其中，憤啟悱發，賢弟子也勝於藍而輩出。

現代的教育則相反，有刻劃好的既定外在形式，片段積累的知識不斷填壓，不問學生興趣，一律披著盔甲循既定的階梯往唯一的目標上爬，過程是辛苦的。指考或高考是第一道門檻，區分出所謂讀書、不讀書的，考研與否又是一到門檻，如此逐級篩檢，到達最頂端的方被視為教育最成功。當然這個最成功在很多人內心是有疑慮的，可是這客觀標準又為社會接受，怎麼辦 !? 如此教育對國家、家庭、個人都是沉重無比的負擔。君不見每一道門檻過後，教科書、講義向下濫撒、或舉火焚燒，口中還一面嘟囔可解脫了，這輩子再不為讀書受活罪了，造成可怕的" 厭讀症"，尤其是數理科。即使那些曾達到最高層的，在離開教育體系後，也未必會再讀書而同樣與書絕緣。原因是教科書只是片段知識的積累且特定的目標性太強，讀之索然乏味，不然為什麼除了紙漿廠，教科書、講義連舊書店都拒絕回收 !? 

再看勾3股4弦5的關係，早在商代就已被確認；同樣內容的畢達哥拉斯定理稍晚數百年，但中國人只重實用，不去推究為什麼會如此。歐洲人則會不出於實用的問為什麼 ? 會試圖去證明它，想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致使東西方開始就分道，各走一途。 歐州人一開始也只是興趣，把數學當作秀智力是聲譽的載體 。畢氏就因畢氏定理而說" 數都是由整數構成的。"0.8小數不也是4/5整數出來的， 終生奉信不逾，至死捍衛。他的學生提出挑戰說" 若勾股數組是滿足勾股定理的正整數組為真，那麼把a，b換成是 1 ，C將是 的平方，近似值為1.414....到無窮的非整數。畢氏一怒之下把學生殺了，就以為沒有這個問題了。我國初唐文人聲譽的載體是詩，大詩人宋之問的外甥一天唸了一首好詩" 歲歲年年花相似，年年歲歲人不同 "，宋之問想占為己有，外甥不同意，乾脆把外甥殺了。唐詩的所以蓬勃由此例可推想，當興趣變成宗教般的信仰，力量是可怕的。( 其他數學難題如地圖四色論、哥德堡七橋論、費馬大定理、歌德巴赫猜想，正 17 邊形...都是基於興趣而產生，被解決。)  

真理是獨立於人間組織之外，頂級問題的解決往往是出於無心插柳的局外人。看哥白尼、伽利略的日心地動說不是倍受人的組織天主教打擊。回看數千年來，人類的智識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以強烈的目的性為導引所建構出來的，而是基於好奇的興趣建構出來的，所謂幻想比知識重要就是這個道理。只有目的導引而不基於興趣的努力，只能成就世俗的物質性小成功；沒有什麼具體目標卻基於強烈的興趣從事某項計畫，往往會激發類似飛蛾撲火的痴狂，結果或許只是癡想，一旦成功，將是劃時代的大成功。清朝張潮在《幽夢影》一書中說道：「情必近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追求一項志業，只有在這條件下才能做到在態度上感動而可以為它犧牲奉獻。片段知識是否等於學問 ? 似乎是但又不盡是。是否能在知識積累到一定的量後，量變而質化，內化得之於心，這就接近情真趣化不遠了。

終生只讀教科書的人是可憐的，因教育制度的挫折而排斥讀書則是可惜的，若能在離開制式教育體系還能依循興趣，不懷有特定目的( 至少沒有任何功利性目的 )為讀書而讀書則是幸福的。這樣讀書且不說讀書可以美容，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胸無城俯神長泰 "；坐擁書城，不啻南面王，體會神交古人、招之即來揮之去的樂趣。讀書可以擴大人生的參照係數，宏觀俯瞰的面大，易於自我定位不迷失方向。人生不斷的在衡量與選擇，常面臨困惑。會開車的人都一定有這樣的經驗，在教練場或初上路時，兩隻手總是和具體的方向盤在較勁，自覺緊緊握住向前行，其實是在路上畫蛇。有經驗後，則是氣定神閒的兩眼向前看，兩手輕輕握住方向盤不斷的微調，自然筆直向前。知識會激發思想，但屬智慧的經驗則會助你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