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之石，可以攻錯

借助他人的經歷，減低自己的彎路、錯路是智慧的。

近日，日本宣布將向大海傾倒核廢水，舉世震惊。資源貧乏導致日本不可不依靠核工業，而國土狹小，地震頻繁，則使日本戰略騰挪空間有限。知己知彼。認識一個熟悉又陌生的鄰居，有重大借鑒意義。

前新加坡領袖李光耀表示，“日本是一個由日本人聚集的"均質社會"，缺少開放性，新加坡應該以日本為“反面教材”，以增加國家的開放度。事實上，日本社會面臨著三大困境，能否走出困境，應對挑戰，將關系日本未来百年國運。

（1）門閥固化扼殺日本活力---年輕人缺乏希望與願景

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政治門閥與經濟財閥的存在，乃是先天遺傳。

從日本現代化肇始的明治维新時期算起，門閥就普遍存在。甚至明治维新諸傑，本身就出身豪族，並且在明治維新之後，成為新時代的豪族。如維新時期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在其身後，都形成了豪族，甚至大久保利通的後裔，亦成為後來的麻生首相。

目前，日本不僅存在小泉，安倍，麻生，鳩山等四大“首相世家”，其他議員世家，更是遍布日本，自民黨的300余名議員中，屬於直系世襲的ˇ達到100多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這三分之一“世襲”議員囊括了自民黨大部分最重要的高層職位。如果不算直系，各種親屬裙帶，更是比比皆是。日本戰後的首相，基本都出自這些議員世家，來自平民階層，依靠一代人個人奮鬥而登頂者，非常罕見。縱使以改革著稱的小泉纯一郎和鳩山由紀夫，竟然也是有深厚的家族背景。

日本雖然大致接受了現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殘存的氏族社會土壤，使家族世襲流行。

在經濟領域，由於財產私有，財富的世襲，本來就合法。日本的私人企業興盛，而且，與美國不同，美國的大企業，最後一般通過上市，成為公眾公司，而且創始家族，股權日益分散，日本則是大家族牢牢控股，家族占股很大，最後，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財閥。

比如，豐田汽車，從其創始人至豐田佐吉到豐田章男，已歷四世傳承，代代掌門人，都是豐田家族的人，而歐美很多公司，創始人家族往往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退出經營。而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更是依靠家族影響力，經營日本支柱產業，雖然經歷過美國在二戰後的抑制財閥的打擊，但是，仍然很快恢復元氣。

在一些支柱產業，受到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這些行業的經營者，非豪族不可。只有豪族，才有巨大的影響，得到關照，亦只有豪族，才有力量獨立經營這些行業。如三菱的海運，重工與軍事聯繫緊密，而住友的銅業，在很多國家，亦是需特批的行業 。

在政治領域，雖然日本實行競選制度，但是，政治世家却常常出現。日本的選舉制度和選區規劃，有利於家族政治世襲。日本的議員選區，是按照選區議員名額的多少，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先者當選。而日本的選區划分，幾十年來没有變化，很適合政治人物經營地方勢力。

很多政治世家通過長期經營和投資，在固定地區形成别人無法抗衡的勢力範圍，間接實現操縱選舉。家族領袖在位時，常安插家族力量，成為自己政治盟友的秘書，助手等角色，積累影響力和人脈。當家族的領袖年邁退休時，選區就會被作為政治遺產傳給後代。於是，無論其後代才德如何，都可以順利進入執掌日本國政的國會，成為“二世”，“三世”議員。甚至晉位大臣，首相。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傳統，本來就强調議員的貴族血統，後來，在美國主導的憲政改革中，議員出身被打破，競選制貌似给予了大眾公平機會，但是，在現實中，門閥政治却一直相當深刻的影響。

門閥政治最後，往往造成一黨獨大，而且出現種種暗箱操作，而這種小範圍的政治，亦使這個政黨政治出現保守、狹隘的傾向。出現老人政治，侏儒政治就在所難免。

同時，門閥的存在，擠壓了一般民眾的生存空間。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會》。不幸在日本逐步成為現實。在經濟領域的貧富分化，在政治領域的話語權不對等，都將戕害日本社會，窒息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摧毁特權階層，摧毁逐步固化的階層結構，否則天下難安，萬民不服。

（2）“少子化”葬送日本未來

日俄戰爭，日美戰爭，日中戰爭等，日本與這些大國的交锋，從來都没有亡國危險，但是，未來日本，却逐步走向自毁之路。

據日本官方估算，全國未滿15歲的兒童，不足1700萬，維1950年以來的最低。從1982年起，日本的兒童人口，已經連續30年減少。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如果“少子化”現象繼續發展下去，至 2050年日本人口將減少到1億，2100年則將減少至6400萬。

日本政府一項新調查顯示，日本要維持良好的社會結構，最理想的狀况是每對夫婦誕下2.48名孩子，但在2008年，每對夫婦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這樣的極低水平。

更為嚴重的是，随著經濟的停滯，社會壓力的加劇，具有生育能力的青年人口，却出現了嚴重的生育意願下降。首先是結 婚年齡越來越遲，2007年日本平均結婚年齡為男性30.1歲，女性28.3歲，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日本的未婚率不斷攀升。據NHK報導，日本社會當前有71%的適齡男性未婚，25到29歲的女性有60%未婚，30歲到34歲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

日本在戰後和70年代分别出現過出生高峰，日本的二次崛起，某種意義上正是得益於戰後的第一次生育高峰。日本從60年代起飛，而當時，第一次生育高峰所造就的人口，基本成長為青壯勞動力，龐大的青年人口，所造就的消費能力，創造能力，無與倫比。

在日本在90年代開始的經濟衰退，神話的破滅，雖然導火索的廣場協議，但是，其病根，却在於畸形的社會結構。由于青年人口的缺少，日本已經逐步失去了創新能力，本土消費能力亦開始萎縮。而所謂的“銀髮經濟”更多是一種消耗型而非生產型經濟，是一種“負能量”。

而日本長期的老人政治，世家政治的存在，本來是在憲政改革之後，可以逐步改善，但是，日本却長期改革無力，其根本原因，亦在缺少足夠的青年。

百年前，梁啟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國說》中，即將以青年人為主體的社會，與以老年人为主體的社會作了詳盡的對比，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必然在心理上總體趨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氣，整個國家變成孬種之國，缺乏血性。同時，老化的人口，亦由於精力的限制，亦出現智慧退化，則整個民族，智慧與勇氣俱亡，變為毫無希望的死亡之國。舉國為少年，則國家前途無量，舉國為老人，則衰亡可待。

無論哪國改革，青年人的動力與激情，皆為必然。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諸國，青年人口占比都達到了70%，而日本的鄰國中國，30年前的改革開放，亦由於良好的人口結構所推動。80年代，中國的主流人口，主要是青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在中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為青年人尋找出路的共識，成為中國推動改革開放的巨手。

目前，類似中國改革的這種動力，在日本已經消失。由此，代表青年勢力的鳩山由紀夫縱使一時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會並不為青年人所把持，鳩山改革很快被绞殺，難成大器。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日本社會的排外，在本國人口萎縮的情况下，不能大規模開放移民，特别是亞洲青年移民。李光耀批判日本的開放度低，並非虚言。

據了解，日本的醫務護理人員奇缺，本國青年嫌工資低不願意幹，但是日本的所謂“低收入”，絕對是亞洲多數國家青年的高收入。未來，日本需要加大文化的包容性，徹底開放亞非移民，吸引中國，朝鮮，越南，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亞洲人口大國的青年進入日本。吸引1000萬左右青年。當下，日本國内對於移民問題，比之中國，更缺少緊迫感。

（3）脱軋入歐？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幾次地震，日本缺乏戰略騰挪空間的弊端，顯露無疑。

作為經濟大國，日本和德國，是核能利用最充分的國家，亦反映了兩國的經濟總量，與資源擁有之間的反差巨大。某種意義上說，發展核電，是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必然選擇，亦是日本的悲哀與無奈。

而在地震將使日本沉没的傳言之下，日本人未來大規模遷移到哪裡，亦成為廣泛的猜想。由此，日本人的領土危機，亦比從前更為急迫。回歸小國，保持强國，或可是日本未來宿命。

日本崛起為亞洲乃至世界强國，乃是在亞洲引領現代化的先聲，獲得了相對亞洲諸國的制度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不可能永久。随著亞洲國家現代化的推進，日本的領先優勢，將會逐步消解。

2010年，日本GDP降落到全球第三，而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有預測稱，到2025年，印度的GDP將占全球的 10%。而屆時，日本的這一比率只有5%。這一數據，基本與亞洲受到西方衝擊前夕一致。也就是說，當亞洲諸國，尤其是亞洲大國也同步完成現代化之後，日本的制度優勢將蕩然無存。

由此，日本立國百年以來的根基，亦將被動搖。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脱亞入歐的國策，並且，這種脫亞入歐的思維，與日本殘存的封建遺毒結合，最後變成了一種畸形的發展戰略，即在完成自身對於歐美的學習後，將自己獨立於亞洲之外，然後，以歐美的眼光，來看待亞洲同伴。但是，日本隊於亞洲的破壞作用，更甚於歐美，歐美是歐亞洲殖民，然後希望同化其殖民區，而日本，則是對亞洲赤裸掠奪。日本在二戰前，長期對於亞洲實行領土競爭戰略，迷戀武力征服。先後對朝鲜，中國和東南亞諸國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由此本身走向了崩潰的邊缘，亦無益於亞洲。脱亞入歐，由此成為半瓢水。

在二戰之後，日本在美國幫助下，實現了文化，社會制度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的日本，在亞洲推行的是財富競爭戰略，意外的是，這種戰略，使日本與亞洲獲得了双赢。日本獲得了亞洲的市場和資源，其第一大市場，即是中國，第一大資源來源國，則是印度尼西亞。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脱亞入歐，亦發生了動搖。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地已經日益趨同，包括日本，本身已經在某些領域，與歐美趨同。日本在成為西方8國集團之後，其經寄發展，生活水平，政治制度，已經基本固定，而在經濟領域，歐美已經不是日本的朋友，而是競爭對手了，特别是在高端產業領域，日本與美國，德國幾乎是平行發展，在汽車領域，日本更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而亞洲諸國，亦在完成民族革命之後，逐步與現代制度接軌，日本與亞洲大部分國家，亦已基本趨同。不要指望别國永遠腐败，一旦其它亞洲國家振奮的國民，敢於起來革命，剷除權貴，剷除專制，國家走向正軌之後，日本制度方面的比較優勢將不再存在。

目前，亞洲勢頭正猛的國家，是中國，印度，越南，日本已經完成了其崛起歷程，對於這些國家的高速時代，只能羡慕，不能仿效。而日本的未來，也在於與這些亞洲國家綁定：在他們的崛起過程中，利用日本目前尚有的優勢，進行互補，最後實現共生。

日本百年前提倡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未來將以另一種模式實現。這種模式，甚至不同於目前亞洲的雁陣模式，而是多頭競爭，多極發動。日本，注定未來要泯然眾人。這種落差，是未來數十年内，日本必須接受的現實。二百年一個輪回，脱歐入亞，回歸亞洲，或者是日本未來一百年的理性戰略選擇。

中日一衣帶水，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日本的三大問題中，尤其是階層固化與門閥制度，人口老化與青年缺少等兩大病症，中國更嚴重。日本的興衰，對於中國啟示巨大，不可不警惕。

中國兩大挑戰：

一，因應後來者的挑戰。未來印度，越南等國崛起，將挑戰中國的地位，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中國將面臨兩線作戰，中國將如何應對後來者的競爭？

二，文化與文明革新的挑戰。作為東亞儒家傳統大帝國的後裔，中國未來文化大革新怎麼搞？ 如何從文化革新，走向制度革新？

在人口政策上需要兩大突破，一個是挖掘潛力，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口質量上做文章，贏取科技人口紅利。二是開拓更廣泛的國際生存空間，未來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多鼓勵青年人海外闖蕩，海外繁殖。三是開放移民，尤其是開放女性移民進入中國，缓解中國光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