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驚人的相似 (從廣場協議看中美貿易戰 )

歷史驚人的相似  (從廣場協議看中美貿易戰 )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雷根政府時代，美國經濟出現高通膨，美聯儲就提高利率抑制通膨，使資金流減緩。但高利率又吸引海外熱錢流入美國套利，推升美元匯率。美元與日圓比一般維持在240左右，當時最高達1 美元兌270日圓，更加大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也引發財政赤字飛漲，造成雙赤字危機。美國街頭當時砸日本相機、汽車等以發洩怨氣的場景時常出現。為解決這棘手問題，美國想出練內功或是發外力的兩種辦法。

所謂練內功就是透過各種貨幣或財政政策，強化美國經濟體質，思路與方法都對，但緩不濟急，且任何一政策的採行，很容易引起其他後遺症或併發症。於是美國的霸權思維佔據上風，決定採發外力的方式救經濟。美國於1985年，在廣場飯店招集英法日德開五國財長開秘密會議，聯手干預主要貨幣的匯率，要求美國當時最大貿易逆差國的日圓與馬克升值，美元貶值，這就是有名的廣場協議。

我們一般總認為日本是在美國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巨大退讓。經仔細研究發現並非全然如是。80年代的日本經濟與科技發展已經達到令美國恐懼的程度。日本GDP達到美國七成，技術發展使產品競爭層次進入中高端檔次，直接威脅美國競爭優勢。什麼日本第一、豐田模式、新力哲學等的書籍、文章連篇累牘、呼聲更是響徹雲霄，信心爆棚。高熱的經濟發展，使日本國內基建與市場早已飽和，日本也想使資本、技術走出去，同時使日圓國際化。當時日本首相竹下登內閣研判，日幣升值到190元是沒有問題的，不會影響日本經濟。所以，日本是在既有外在壓力，也有自身意願的情況下放手讓日圓升值。結果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一發不可收拾，日圓升值達到120，遠超預期，具體影響是1986年的日本出口是負4.08，經濟成長率由前一年的 6.7%降至3%。

但這樣的陰影並沒有被普通民眾與企業感受到，因為手中的現金變多了，劇增50%以上，大家樂開懷。民眾開始出國旅遊、中低端企業外移( 當時高雄加工出口區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企業 )，財團開始全球慾望性收購，如美國的哥倫比亞製片公司，時代、洛克菲勒廣場等無法再開創新生產力的面子標的、股市狂熱到38000多的最高點，房地產越貴預期就越好越要搶，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背離，據說把東京賣了，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一片大好，人人在經濟失衡的大泡沫中嗨到最高點。

即使有政客、學者警覺到這背後的可能潛在危機，在選票考量下，誰敢出來澆冷水 ? 這對日本科技研發由開放通用轉為封閉唯美唯精、專注已飽和的國內市場。其影響是太超前，如日本封閉系統的高端手機完全被外貨替代而淘汰、高畫質電視專注到人眼無法區別優劣的程度，無助於市場開拓；泡沫中，企業到學校搶人，不必上班先發半年薪水。錢來得太容易，對日本年輕人的工作心態與意願有極大的影響，專注於動畫、漫畫、電子遊戲的ACG "御宅族 "興起，並連帶影響日本以後的政經走向。終於，黑天鵝、白犀牛一起出籠，大泡沫破裂。

1990年的海灣戰爭戰爭爆發，石油價格飛漲，對能源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是一記重拳，但企業、銀行的資金早已投入股匯市投機賺快錢，造成市場資金斷鏈，連帶股市重挫，由38000多點跌到14000點，企業、銀行破產，倒聲響起。日圓還不准下跌貶值。外銷市場受日圓升值與大陸崛起的替代，開始萎縮，爾後的日本歷屆首相從小泉到安倍唯一的職責就是如何振興日本的經濟。

30年過去了，這段時間的日本經驗拿來對照崛起中的大陸，從政府、企業到民眾的心態、作法是否頗有借鏡之功；對美國抑制對手國的心態與手段也是經驗與教訓。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掛名撰文，提醒中國要記取日本慘痛經驗，妥善因應，勿重蹈覆輒。看看這次由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的源起、真實目的是否很眼熟 !?美國的今昔手法大同小異，呈現的表象也驚人相似，但有日本失敗經驗在前，有別於日本的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巨大體量與內需市場，結局將是世界經濟的新分水嶺。

附記 : 

對於經濟泡沫的功過論斷從未停消，泡沫經濟對日本影響已無庸置疑，但狂熱期的企業出走、資本輸出，也為日本近30年經濟零成長，帶來海外的巨大盈餘收益回匯，這是失落30年而人民生活未明顯倒退的主因之一。

聯合報20181101社論  

就近代美國幾次貿易戰而言，除了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日本間的貿易衝突外，其餘幾次都以失敗收場。19世紀末，美國為了保障本國金屬與羊毛產業，曾對加拿大啟動關稅戰爭，加拿大也調高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關稅，做為報復。這場俗稱為麥金萊關稅（McKinley Tariff）的貿易戰，在短短數年間，令美國對加拿大的農產品出口數量砍半，國內物價也因關稅墊高生產成本而飆升。與此同時，加拿大轉向強化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使未曾捲入美加爭端的英國成為最大受益者。

時至20世紀30年代，胡佛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啟動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逾2萬種產品的進口關稅，且以歐洲國家為主要對象。歐洲國家自然回以報復性關稅，造成美國進出口雙雙銳減過半，不僅使工業產能過剩問題惡化，更催生了之後的經濟大蕭條。相對地，蘇聯則適時承接美國流失的市場，讓歐洲國家與蘇聯間的貿易額大幅成長。最終，美國不僅未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還讓最大敵人坐享漁翁之利，顯見貿易戰或許能嘉惠被保護的產業，但其他經濟或政治層面付出代價卻更大，實為得不償失的最佳例證。

既然如此，為何川普敢於一試？或許與他偏愛師法雷根有關。畢竟，雷根主政時期對日本施壓，使日本自發性的實施汽車出口限額，乃是美國貿易戰史上的少見勝利。因此，以川普為首的保護主義者認為，美國可仿效過去經驗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

然而，當年美日貿易衝突沒有演變至兩敗俱傷的局面，主要是雙方都有所讓步，亦即美國最終並未對日本輸出的汽車課稅，而日本則自發性的限制汽車出口數量，使美日雙方實際地針對貿易不對等現象，進行經濟利益的重分配。但過去美日間的妥協範本看似成功，卻絕難複製在當前的美中貿易爭端上，原因在於當年日本並非僅著眼於貿易利益，【也有自身意願如日圓國際化、資本輸出等考量】更有美日安保條約的考量。也就是說，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決定讓步的真正主因。類如今年歐盟決定降低美國汽車關稅，促使歐美貿易對抗休兵的情形。

換言之，川普想打贏美中貿易戰，絕對需要對手「配合演出」。但當前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如美日或美歐般的同盟關係，遑論美國以國安之名發動貿易戰，等同將經濟對抗轉化為政治衝突，更讓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北京政府勢難妥協。有趣的是，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做的情境分析指出，若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反而會讓有轉單效應的日本、歐盟等國家經濟成長加快，重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歷史戲碼。至於同樣未捲入紛爭、有轉單效應的台灣，是能如IMF預期亦分得若干漁翁之利，抑或因兩岸經貿關係緊密，遭受池魚之殃，仍需視美中貿易戰後續發展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