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亞、非洲人的困局

尼日利亞、非洲人的困局

非洲作家說非洲人的情節與困境

尼日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在非洲，他被稱為“非洲现代文學之父”。他曾說 “身為尼日利亞人，我深感挫败又非常興奮。我下輩子還選擇做尼日利亞人，但我也愤怒地鄙棄尼日利亚的旅遊廣告，只有沉迷于自虐的遊客才會選擇到尼日利亞度假。我對兩者都是認真的。”

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新聞和旅遊廣告來了解非洲。但是阿契貝的書裡，講了很多非洲的現實，遍地土匪軍閥，刺目的貧窮，腐败的政府，等等。如果不是一個土生土長，而且在非洲有很高聲望的作家，寫這些東西，會被認為是嚴重的污蔑。對祖國尼日利亞，阿契貝可謂爱恨交加。他用英語寫作而被激烈抨擊，認為那是在充當帝國主義的幫兇，為什麼不用民族語言來搞創作？對此，他回應道：“語言是失败後唾手可得的替罪羊。批評者是在用語言玩弄權術，借此隐藏現實語處境的複雜性。” 什麼意思呢？非洲人的處境有啥複雜性呢？

現實情况是，尼日利亞一國就有二百多種地方語言，國家採用任何一種方言作為法定語言，都將引發無窮無盡的爭論乃至冲突。尼日利亞除了用英語把二百多個民族團結起來以外，别無他法。英語是随着殖民者而來，在尼日利亞绝非邊缘而是中心語言，歐洲殖民者的強勢語言自然會灌输给本地人。帝國主義固然有責任，而非洲的小部落語言多元化是否也有"原罪" !?

非洲國家獨立後，都明確地采取前殖民统治者的語言。如果不，就會像布基纳法索文化部長曾心有餘悸地說：我們國內有六十個民族，可能意味着將來會分裂成六十個不同的國家。這就是非洲的困境之一。獨立後要發展經濟，整合國家，要和世界打交道，那就不得不在文化上强調融合。但是非洲國家不像我們中國，本土文化資源極其雄厚，大家對漢字與國學，有高度的認同，可以在這個基礎展开现代化和國家整合。非洲没有這樣的資源。所以，融合就意味着背叛民族和歷史，而迎合民族和歷史，又意味着倒退和落後。怎麼辦？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兩難题目。

非洲人群還有一種困境，那就是很難定位自己對於國家的情感。就拿阿契貝來說，他出生于1930年。當時的尼日利亞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自幼接受的是基督教和英語教育。女王生日是他們的公共纪念日，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二戰期間，他們唱《不列颠之治》和《德意志在衰落》。阿契貝申领到的人生第一份護照上標明，他是“受英國保護的人”。到了1960年，尼日利亞獨立。阿契貝他們突然從英帝國的臣民變成了尼日利亞的公民。用他的話來說：“尼日利亞國籍對于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一個需要慢慢熟悉的事物。”一個人生于此，長于此，但是對這個國家極其陌生。尼日利亞獨立不久就爆發內戰，阿契貝家鄉所在的東部尋求成立單獨的國家。结果三十個月的内戰，兩百萬人的傷亡，尼日利亞亚終於避免了分裂，保持了國家的统一。而阿契貝因為是東部人，不得不逃亡到美國。

在談到這段經歷時，阿契貝說：“在我心中，尼日利亞既非母親也非父親，尼日利亞是我們的孩子。他才華横溢，天資出眾，但也極其任性。”這個說法好奇怪，我们中國人，不管愛國的，還是不那麼愛國的，也從沒聽說過“中國是我們的孩子”。但是，想想尼日利亞之于阿契貝，還真是這種情况。

尼日利亞獨立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從無到有地出现了一個新國家。此前，這裡只有大大小小的幾百個部族、部落，并没有什麼尼日利亞。更主要的是，對阿契貝這一代人來說，他們對國家的責任，就相當於把尼日利亞這個孩子養育成人。如果國家分裂、消亡，無異于孩子夭折，没有成人。剛獨立發生生的那場內戰，就好像婴兒得了一場大病，好在大家集體救治，終於挺過來了。阿契貝說：“尼日利亞需要幫助，要哄勸這個任性的孩子走上有益的、有創造力的發展道路。我們這代人是尼日利亞的父母。如若我們耐心做好這些事情，而且够幸運的话，將會有一代人视尼日利亞維父母。但那一天還没有來到。”品味一下這一代人和這個國家的感情，真的是意味深長。

今天聊阿契貝和非洲，其實是想反過來重新認識我們中國、尤其是台灣。台灣。書中寫的點滴情節背後，是否有些似曾相識的觸動感感 ?

我們中國人、台灣人也很少意識到，中國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我們有幾千年不中斷的歷史，有统一的文化，有巨大的人口规模等等。這些特殊性，對我們來說都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如果以整個世界為座標，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些資源其實非常罕见，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擁有這些資源，在現代化進程才不至于進退失據。巨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以及背後的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力量，其實是一筆寶貴的資源。維持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不散攤子，非常不容易，正是憑藉這樣的规模在國際上競争。只不過我們身在其中不自覺而已。

過去，我們理解現代化，總是用一種向前跑的狀態來看。總是想，前方是什麼，應該丟掉過去的什麼、獲得未來的什麼。但是看了阿契貝寫的非洲，也許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视角來看现代化了。我們的身後是什麼？在我們獲得前方價值的同時，怎麼估量這身後資源的價值？

附記 : 

關於國家的認同混亂問題，在台灣也很嚴重，極短的時機內，歷經滿清、中國、日本、國民黨四階段統治，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國家認同意識換亂，是政治爭議動亂之源。

1895~1945的 50 年日治割據，現今80歲以上，學習、成長在那個年代的人，無法逃避的要承認他們就是日本人，不論他今天拿什麼身分證、護照；同樣 ，隨國民政府來台200多萬所謂外省人，他們就是中國人，不論他拿印有台灣的護照或聽到再多的台獨叫囂，都不會改變。前者的後代，隨著隨著日本的漸行漸遠，日本味兒會日益淡薄；後者的後代，同樣隨著久居台灣的現況與事實，中國味兒也漸淡。時間沖淡了一切，說我就是台灣人的第三、第四代"天然獨" 自然形成。

尼日利亞或說是非洲人的困局是沒有辦法靠人為的意志力轉移。時間再加上一些苦難的共同記憶是療傷止痛的唯一良藥。此良藥恐無法適用於台灣，擺在台灣的苦痛"良藥"是再在戰火中浴血一次，問題是台灣人承受得起嗎 !?  

**國籍，也曾是旅日台灣人普遍的困擾。曾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在台灣本島以及移居日本的台灣人曾被迫面臨三次國籍的轉變或選擇。這是台灣人的悲哀，和非洲的許多原殖民地獨立的國家如尼日利亞有甚麼不同 !

第一次是乙未割讓。依一八九五年日清簽定的《馬關條約》第五條：「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二年之內，日本准許中國割讓之地區人民，自願遷居離開割讓之地區者，任意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後來日本殖民政府陸續頒布《台灣住民身分令》以及《台灣住民身分處理辦法》來界定「台灣住民」身分。後者明定，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前於台灣島與澎湖列島有一定居住者即為「台灣住民」。不過，在執行上並未把「生番」、「番人」等原住民列入，只納入已漢化的平埔族「熟番」。

據學者王泰升研究指出，到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兩年期限時，選擇「退去」台灣、保持清國籍者有四五○○人，約占當時台灣總人口○．一六％。鉅富板橋林家則選擇「風險分攤」方式，一方面家族大部分都移居廈門，但留兩個兒子在台取得日本國籍。台灣人當「日本臣民」，雖然具日本國籍，但地位還是比日本人低一等，日本官方文書稱台灣人為「本島人」、「台灣籍民」，而稱日本來台人士為「內地人」。一直到一九四○年推動皇民化，日本台灣總督所頒布《台人改日本姓名辦法》，改日本姓名後，經總督府許可後可歸化成日本人。如李登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