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之論，儒家思想遂主控了中國政治二千多年迄今。其間其影響力雖偶有起浮，但仍無可撼動。蓋儒家以 "崇
王安石在少年英主宋神宗求治心切，讀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大為驚贊，點名徵召下，擺足身價，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君臣一夕談決定變法，確定本 "變風俗，立法度，擇術為先，理財為要" 以經綸世務，標榜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立場與決心，大大的震撼了腐儒，不僅直接挑戰沖擊其意識形態，更大幅度削減其既得經濟利益。腐儒認為天變是上天對應人事的譴責示警，不解天變是自然現象，即便堯舜之世亦有天災；認為祖宗之法為萬世經典不可變更，不解祖法治祖宗之事，今世非祖世，法必須與時俱進以治今世；認為不畏天，不崇古就是無道德之"小人"，君子共責，不解基於迂腐之責根本不必理會。在實施方法上: "均輸法"，斷絕官吏與奸商巨賈之勾結囤積居奇。"青苗法"，減輕農民生產成本，阻斷大戶豪強兼併土地與高利(100%的倍稱之息)貸款剝削農民。"市易法"，貨暢其流平衡市場，嚴重打擊宦官與后戚親貴的既得利益。"免役法"，農民可繳款代勞，由政府雇人服役，原不服勞役的官戶，寺廟等繳納半數費用的助役錢，國庫增加了收益。"三舍法"，學制改革，廣開庶民讀書致仕之路，重組官僚結構，減少世襲蔭恩。其他尚有農田水利法等。綜合來看，變法核心思想是"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用金錢數字管理政務。這些思想方法對當世來說太先進太超前，從幾位反變法大員( 都是慶曆新政支持者) 的話來說明其差異。司馬光，歐陽修認為天下財富為定數，錢不在官就在民，新法是政府搜刮天下財，蒼生苦矣! 他們不知財富的餅可以作大，且當時的錢既不在國庫也不在民，而在官僚大戶手上。司馬光又說 "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才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不肯取債於人。貧者訾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借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也"。依此邏輯，富者是智商高，勤勞又節儉。貧者是智商低，懶怠又奢靡。貧富高利借貸則是相互賑濟舉動，應鼓勵與褒揚。此語實不似作資治通鑒的歷史通人司馬光之言，完全站在富豪邊說話。高官之家眷在家鄉多從事高利貸以生財，司馬一家族就有70口官，可謂蔭恩甚盛。蘇軾在"決壅塞"中主張"厲法禁，自大臣始"，與在參加直言極諫科考試的"進策論"，主張" 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 和王安石主張相同，一向主張修建水利(西湖)的他，與新法"農田水利法"主張亦相合。但因蘇氏父子受韓琦，歐陽修科舉應考提攜厚恩(註二)，致思想主張不敵恩情，而隨歐韓反新法，成為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鬥爭，不惜以百姓利益為犧牲品。真的是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嗎?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為族人置義田廣達千頃。歐陽修建醉翁亭以娛晚年，他們何曾有民胞物與人饑己饑的儒家精神!? 反是被責為外儒內法小人的王安石，辭相後只在鍾山(紫金山)建茅屋數間以度晚年，真有安貧樂道之儒家精神。
人一生能一以貫之者是令人敬佩的。王安石的諸項變法改革措施與精神，在千年後看來猶有相當可參考處，可謂"先知"，並終其一生其志不變。就北宋而言，尤為切中時弊，若朝野一體合作執行變法，宋朝的國恥不難洗雪。然偏事與願違，朝中大員普遍皆反變法。鄂鄂一士，猶如暗夜一盞燈終被陰風吹滅。若以現代之智識，盡責歐陽司馬等反變法者之經濟觀未免過苛不公。但他們都曾是慶曆新政變法的開創與支持者，至少晚節負初心，更與其頂著儒家光環，傳之後世，博得盛名的煌煌巨著，詩詞文章之內容相悖。在政治利益之前，什麼為國家為生民的道德理念，都變成高懸的符籙，責人的工具，凸顯其人生見不得陽光的一面。其實不止他們，細數歷史聖賢哲人也只是說說，陰暗的程度深淺而已。
註一:宋 "恩蔭法"的佑護下，皇族，外戚，功臣士族一大群人，生下來就有級別，因此就有俸祿。這幫人有錢有閒，精神好，特別會"製造"人。恩蔭人數成幾何級數上升。
註二: 蘇氏父子三人於嘉祐五年二月到汴梁，歐陽修推荐蘇軾，蘇轍應策試。不料蘇轍病倒，韓琦向皇帝奏請謂" 今歲應試之士唯蘇軾蘇轍兄弟最有聲望，今蘇轍偶病，不得就試，甚非眾望，欲展限後俟"。仁宗准奏，等蘇轍痊癒才開考。蘇洵未經考試，韓琦保荐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彼此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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