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骨肉 幾家能夠

依然骨肉，幾家能夠。過去一般多用來描述一家人或因天災，或因人禍，戰亂所導致妻離子散，流離失所之慘劇，渴望家人再團聚的感嘆。但這句話現在用來描述一家數口因教育環境，工作條件，婚姻擇配，醫療照護，甚至躲債避禍等，而長期分居三國四省的現況也頗為貼切。這種狀況頗為常見，不稀罕。越被認為是優秀的子女跑得越遠。與過往比造因雖異，結局卻相似。所謂" 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共羅帳，幾個漂零在外頭 "。

每每看到時下國人，尤其是大學生與初入社會年輕人十大夢想，或願望的類似調查報告，移民，還遊世界，海外留學三項必定入選且名列前茅。的確，這三項聽起來就充滿浪漫，引無限遐思，令人躍躍欲試。這卻也正是造成今日一家人散居各地的主要原因。年輕時還沾沾自喜以為光榮，表示能力好，有辦法，俟年紀稍長，卻常滋生親情疏離寂寥無奈的感嘆。這也許就是成長，追求幸福所必付的代價。

此一社會趨勢，短期間看起來不會改變，甚恐加劇。而面對此一狀況的年長父母只能學會"低頭"接受。行有餘力的，自己多跑跑，當個聖誕老公公到處散財送禮，皆大歡喜。財力尚可體力稍差的，則補助補助機票費，讓孩子們跑跑，也能見見子女抱抱孫兒。財力體力俱勉強的，則用用影像電話，電子郵件，訴訴父母的關懷也就行了。這也做不到，那只有認命。命好，孩子自然會想到該如何作，這是福氣要珍惜。命不好，千萬別死皮賴臉，強靠子女受窩囊氣。不如尋找社福救濟機構還自在些。若身體好財力勉強的，最容易想到幫忙帶帶孫兒吧，自找無限不自在。只有一個子女還好，多了，幫這個帶不幫那個帶立刻結怨。帶孫過程中磕磕碰碰難免，稍嚴重些，媳婦女婿如何交待，心中愧疚一輩子，那個恨呀。其他如生活習慣，隔代教養等等，只要有一件不妥，一百件好事都被抹煞。出了點事，通通都是隔代教養爺爺奶奶的錯。帶孫的樂趣再沒有了。奉勸，除非不得不，那也要等子女先開口求，千萬別大包大攬，做做義工挺好的。

除非攷善終，人到最終都是一個人過，只是時間的長短，條件的好壞。有了這個認識就提早自我訓練，作個自在的老傢伙。

從歷史上變法都失敗 談晚節負初心

中國歷史上有多次變法，以秦始皇統一各國為界，之前的變法，如魏的李悝變法，楚的吳起變法，秦的商鞅變法等都算成功。可能當時這些諸侯國，都是小國寡民，且國君意志堅強主動要求變法，遂能小變小成，大變大成，商鞅變法變得最徹底，收效亦最大，奠定日後秦統一六國之基礎。但在變法的過程是艱辛的，主持變法者之下場也多悲慘，商鞅就被車裂而死。秦始皇以後之變法，王莽變法，范仲淹變法，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戊戌維新變法等則多以失敗告終。試從王安石變法失敗過程中，所牽涉到之主要反變法人物之言行，看人性的陰暗面。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之論，儒家思想遂主控了中國政治二千多年迄今。其間其影響力雖偶有起浮，但仍無可撼動。蓋儒家以 "崇古尊君" 為中心思想，制度上以道德修身並治國，要求人民安貧，樂道，無所爭。此一思想最有利於統治者的需要。此一制度隨時間之遞嬗，形成一個以士大夫與官員為主體的既得利益階層，勢力強大牢不可破。到了宋朝，儒家思想已變得奴化僵硬，且趙匡胤為防他人仿效 "陳橋兵變 " 故事，重文輕武，認為內亂是心腹之患，外患是疥癬之疾。形成以抱殘守缺，因循茍且偷安之立國精神，國勢益衰。至第四任皇帝宋仁宗時，已是外有遼，西夏之外患迭起，只能"歲賜"羈縻( 割地賠款) 以求和；內則重稅繁苛， 致起義頻興，百年之積，惟存空簿。遂有宰相范仲淹之" 慶曆新政 "變法。司馬光，韓琦，歐陽修， 蘇軾等都是支持者。僅是從小地方著手，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 蔭子 "的數量(註一)，就觸動到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經，立即引起官員們的公憤，被納入"小人"之列，且皇帝亦不表態，范仲淹乃辭相 ，一切復舊。歷時僅九個月。已可證明改革之難。

王安石在少年英主宋神宗求治心切，讀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大為驚贊，點名徵召下，擺足身價，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君臣一夕談決定變法，確定本 "變風俗，立法度，擇術為先，理財為要" 以經綸世務，標榜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立場與決心，大大的震撼了腐儒，不僅直接挑戰沖擊其意識形態，更大幅度削減其既得經濟利益。腐儒認為天變是上天對應人事的譴責示警，不解天變是自然現象，即便堯舜之世亦有天災；認為祖宗之法為萬世經典不可變更，不解祖法治祖宗之事，今世非祖世，法必須與時俱進以治今世；認為不畏天，不崇古就是無道德之"小人"，君子共責，不解基於迂腐之責根本不必理會。在實施方法上: "均輸法"，斷絕官吏與奸商巨賈之勾結囤積居奇。"青苗法"，減輕農民生產成本，阻斷大戶豪強兼併土地與高利(100%的倍稱之息)貸款剝削農民。"市易法"，貨暢其流平衡市場，嚴重打擊宦官與后戚親貴的既得利益。"免役法"，農民可繳款代勞，由政府雇人服役，原不服勞役的官戶，寺廟等繳納半數費用的助役錢，國庫增加了收益。"三舍法"，學制改革，廣開庶民讀書致仕之路，重組官僚結構，減少世襲蔭恩。其他尚有農田水利法等。綜合來看，變法核心思想是"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用金錢數字管理政務。這些思想方法對當世來說太先進太超前，從幾位反變法大員( 都是慶曆新政支持者) 的話來說明其差異。司馬光，歐陽修認為天下財富為定數，錢不在官就在民，新法是政府搜刮天下財，蒼生苦矣! 他們不知財富的餅可以作大，且當時的錢既不在國庫也不在民，而在官僚大戶手上。司馬光又說 "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才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不肯取債於人。貧者訾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借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也"。依此邏輯，富者是智商高，勤勞又節儉。貧者是智商低，懶怠又奢靡。貧富高利借貸則是相互賑濟舉動，應鼓勵與褒揚。此語實不似作資治通鑒的歷史通人司馬光之言，完全站在富豪邊說話。高官之家眷在家鄉多從事高利貸以生財，司馬一家族就有70口官，可謂蔭恩甚盛。蘇軾在"決壅塞"中主張"厲法禁，自大臣始"，與在參加直言極諫科考試的"進策論"，主張" 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 和王安石主張相同，一向主張修建水利(西湖)的他，與新法"農田水利法"主張亦相合。但因蘇氏父子受韓琦，歐陽修科舉應考提攜厚恩(註二)，致思想主張不敵恩情，而隨歐韓反新法，成為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鬥爭，不惜以百姓利益為犧牲品。真的是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嗎?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為族人置義田廣達千頃。歐陽修建醉翁亭以娛晚年，他們何曾有民胞物與人饑己饑的儒家精神!? 反是被責為外儒內法小人的王安石，辭相後只在鍾山(紫金山)建茅屋數間以度晚年，真有安貧樂道之儒家精神。

人一生能一以貫之者是令人敬佩的。王安石的諸項變法改革措施與精神，在千年後看來猶有相當可參考處，可謂"先知"，並終其一生其志不變。就北宋而言，尤為切中時弊，若朝野一體合作執行變法，宋朝的國恥不難洗雪。然偏事與願違，朝中大員普遍皆反變法。鄂鄂一士，猶如暗夜一盞燈終被陰風吹滅。若以現代之智識，盡責歐陽司馬等反變法者之經濟觀未免過苛不公。但他們都曾是慶曆新政變法的開創與支持者，至少晚節負初心，更與其頂著儒家光環，傳之後世，博得盛名的煌煌巨著，詩詞文章之內容相悖。在政治利益之前，什麼為國家為生民的道德理念，都變成高懸的符籙，責人的工具，凸顯其人生見不得陽光的一面。其實不止他們，細數歷史聖賢哲人也只是說說，陰暗的程度深淺而已。

註一:宋 "恩蔭法"的佑護下，皇族，外戚，功臣士族一大群人，生下來就有級別，因此就有俸祿。這幫人有錢有閒，精神好，特別會"製造"人。恩蔭人數成幾何級數上升。



註二: 蘇氏父子三人於嘉祐五年二月到汴梁，歐陽修推荐蘇軾，蘇轍應策試。不料蘇轍病倒，韓琦向皇帝奏請謂" 今歲應試之士唯蘇軾蘇轍兄弟最有聲望，今蘇轍偶病，不得就試，甚非眾望，欲展限後俟"。仁宗准奏，等蘇轍痊癒才開考。蘇洵未經考試，韓琦保荐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彼此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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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開放大陸中央四台節目在臺開播

經常往返兩岸的人都知道，大陸中央電視網是個巨大的傳播平台，有十幾個頻道，分新聞,經濟,軍事法制,紀錄,文教,體育等。其中"第四台" 稱國際頻道對全世界播放，內容頗為多樣化。基於使全民有機會直接接觸第一手大陸資訊，真正瞭解對岸是如何看待我們，同時刺激國內不長進的公共電視頻道，與節目流於低俗幾乎沒有國際新聞的一般商業電視台，期能作良性競爭。籲請以平常心態開放第四頻道在臺開播。

由教育電視台改制的公共電視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有別於一般商業電視台，製作些知性，小眾，高水準的節目。但是很不幸，除了廣告少點兒外，節目與商業電台差異不大，別的公視新聞沒有，有的就是委員們爭權互鬥，遺臭社會。奇怪的是，故宮博物院有那麼多國寶，為什麼不挑選並請專家解說製作專輯播放? 歷史典故繁多，為什麼不請學者對缺乏文化深度的國人作知普性的介紹? 其他科技新知，國際要聞與政府施政理念等，都可借公視做單一深入的探討，不流於一般談話性節目的喧囂淺薄。製作費用低，可觀性又強, 假以時日建立口碑，收視率想不高都不行。商業電視台, 雙J 戀，Makiyo低級鬧事八卦，能佔據所有新聞頻道播放一二個星期，似乎此期間全世界國內外都沒有比這更大的事。若這是收視率競爭導向的結果，也就說明臺灣人素質的低落閉塞沒有見識，電視台與觀眾同樣沒水準。

其實，我們很清楚政府相關部門不願開放"第四台"播放的主要原因。不外，一、不願聽聞"中央"兩字再彼臺出現，滋生政治口水，又怕被扣帽子。二、怕電視台是中共統戰工具，對國人實施新聞文化輿論統戰。三、怕國人看到大陸經濟交通城市等建設的大氣魄而滅自己的威風。但這些理由不值一駁，看國人每年近500萬人次赴大陸，有100萬臺灣人長住在大陸，除幼齡學童，要找到沒去過大陸的成年人一定極少。再則"第四台"並非針對臺灣而作，談不上直接統戰，只有一些稱呼上聽起來刺耳，如總統是"臺灣領導人" ，行政院長是"最高行政負責人"。不過，這不也正是瞭解中共對我們的真正態度的好管道。要說文化統戰，看看充斥滿頻道有關大陸風土人情，文物景觀，經濟發展的自製節目與大陸拍製的電視劇，能視而不見嗎? 更別提無孔不入的網路能防嗎? 與其遮遮掩掩不如自信的面對。

我們能開放美國的CNN，日本的NHK，能無障礙的觀看NBA球賽，這些決策是誰定的? 這難道不是文化侵略? 若開放"第四台"是媚共崇共? 那開放美日電視台不同樣是崇美媚日?若說中共對我們仍不夠友善有敵意，那麼美國與日本對我們會比較好而毫無敵意嗎? 其實不必用略帶情緒化字眼來爭辯，希望能自信理性務實面對，開放"第四台"在臺開播。

喝采之餘 請再接再厲

在眾人多抱幸災樂禍與懷疑的氛圍下，馬政府對證所稅一案終於展現魄力，沒有拖拖拉拉，揣摩民意，醞釀時期不長就拍板定案，消弭預期等待的負面影響, 值得喝采。但也請再接再厲，對其他類似土地增值稅，水電價上漲，汽燃稅隨油征收等，都已討論甚久。務必一併於短期內使其塵埃落定，為行政革新添動力。

汽燃稅隨車與隨油征收已討論了至少有30年，至今仍採用顯然較不合公平原則的隨車征收。車是車，有汽機車牌照稅，汽燃稅顧名思義汽車燃料使用稅，依據使用者付費原則，當然應該隨使用量用多少課多少，如此簡單的道理或許在扶持運輸業者，計程車駕駛等因素考量而被忽視。往者已矣，但現一說要改隨油征收，過往被扶持的既得利益者立刻跳出來反對，在油價一確定上漲確定後，就要求補貼，要求提高起步費。他們是汽燃料的大用戶，屆時又一波反對聲浪可期。土地增值稅按失真的公告地價課征，造成養地，賺取不合公義的暴利，早已為人詬病，但就是在內懼政商勾結，外怕選票流失改不得。每每油電水價要調整，政府就會拿出各主要國家之價格來比較，證明我們的價格是最低廉的。有的甚至比出產地國的還便宜，我們油電原料全靠進口，憑什麼比他國更便宜，是我們生產效率特高嗎? 不， 是補貼，是凍漲，是國營油電單位吸收，政府就像慈祥但愚昧的褓姆， 只會做流血式的供奶，保護一群特定長不大"啃老"的業者，而流的血奶正是由不知不覺的"全民"來提供，最後的結果是"母死子亡"，各種退撫，公勞保基金的破產，步"歐豬"后塵。

長期的保護政策使整個社會變得扭曲，企業的競爭力要靠"保護供血"來助一臂之力。40年來, 由於外來刺激被政府吸納了部分，致努力不夠，企業不是往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移，就是薪水實質負成長。政黨為了選票，爭相加碼福利，而不是靠政策吸引選票，人民也滿意惑於短線看得見的利益，無視政府債務的激增。政黨人民交相騙，致窟窿越來越大, 成惡性循環。 若要追究責任，政府要負更大部分。欣見馬政府， 陳內閣終於開始正視"公理正義"問題，期能把長期滋長的毒瘤鏟除，惟有建立公正平台，才能創造長遠不斷的利潤，全民共享。.

在喝采同時， 也要求政府把一切稅費率, 名目公開，例如油價裡面，是否隱含了與油價無關的這個費，那個捐。在漲跌全依市場機制時，嚴格要求國營事業營運效率與效益，杜絕浪費與不合理的員工自肥福利，精簡用人，尤其高階管理人員，嚴禁酬庸。總之，在相當程度上把國家當個大企業來經營，立法度, 變風氣, 改革期間一定會有既得利益者出面阻撓，務請堅持初衷貫徹始終。

人生的多面向 越看越糢糊

人的一生隨著年齡的增長與工作職位的替換, 都是同一時間扮演多種角色. 因此多面向呈現出來的立體多面貌, 有時很難綜觀, 更難統一. 是好兒子的可能是個壞丈夫, 不稱職的父親, 但同時又可能是個好朋友, 好部屬. 勤政愛民的可能因循守舊, 因而有時很難用好人壞人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 壞人也有好的一面, 好人亦非完人. 活著的時候還能跳出來辯解, 往生的呢, 就只好任憑人說. 一般凡夫俗子轉眼被遺忘也就算了, 但載入史冊的歷史人物呢, 不論是名垂的或是遺臭的是否皆公允? 一萬年來誰著史! 秦始皇, 曹操被自認儒家正統的寫史者批鬥惡評了二千年, 何其長也, 直到近百年才有人為其翻案, 恢復其應有之面目, 應得之評價. 始皇魏武太久遠, 那麼試看近百年前的袁世凱與孫中山.

現翻看兩岸的歷史教課書, 對袁世凱的記載多側重向榮祿告密, 出賣光緒致維新變法失敗的小人, 洪憲帝制鬧劇的丑角, 與日本21條密約賣國, 可謂遺臭. 但袁氏一生並非只有這三件事, 只是這三件事最能對比凸顯同盟會革命之角色, 與民主共和之可貴, 也最符合時下政治需要. , 袁世凱早年在朝鮮抗日的英勇事績, 是其日後發跡之始. 對清朝(中國)有一定貢獻. 一度有改納朝鮮為中國一省之議; 庚子亂後, 袁世凱入山東對義和團的雷厲舉措, 對安定時局功不可沒. 籌練北洋軍. 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是必要的. 假如以北洋軍日後淪為袁氏私人武力而苛責, 不究其歷史因素, 那日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又該如何評論? 也因北洋軍強大, 怕中國統一, 日本才會燒冷灶扶持革命軍. ( 看孫中山( 同盟會 )身邊有多少日本政界與黑龍會友人就可知 )其目的在希望中國長期的南北分裂對抗. 1911年11月袁迫清廢皇族內閣, 另由他組建責任內閣, 此舉與革新主張者相符, 應獲掌聲, 但多數歷史學者責袁世凱剽竊辛亥果實, 在任內大玩養敵自重期獲漁人之利的戲碼. 袁世凱確有私心, 先派軍隊力挫革命軍銳氣, 收復漢口漢陽, 對武昌圍而不打,並表示願和解; 又縱容革命軍打南京, 以恐嚇清廷. 但試想, 你若是處在當時袁世凱的位置會如何做? 效忠清廷掃蕩革命軍, 再回去被攝政王戴灃鳥盡弓藏殺掉, 當岳飛? 年羹堯?  還是轉臉逼清廷孤兒寡婦立刻遜位. 迎革命軍入繼? 先不論憑什麼要求袁世凱作年作岳!? 再則, 要有實力的袁世凱, 交勝利果實給實力較弱的革命軍, 於法理情均不合外, 以當時革命軍派系鬥爭激烈, 地域山頭林立, (前述用革命軍一詞只是為撰文便利. 武昌起義是共進會, 文學社組織所為非同盟會之功. 而同盟會一般又被認為是革命軍的代表, 要拿大頭. )也接不下來. 只能使軍閥割據, 劃地為王之分裂局面提早到來. 無論革命黨人多麼不情願, 必須承認1912年的中國, 袁世凱是唯一真正有實力與能力使中華民國成為現實的人. 袁世凱以半哄半脅方式, 讓清廷在保有最基本之尊嚴下, 不流血和平退位. 政治手腕高明.真治世之能臣也，不然可能重演太平天國時民族內部大仇殺之悲劇. 就國家與人民角度言，告密與帝制還是壺內風暴, 21條賣國賊才是致命污點, 遮掩所有事功. 但就歷史角度言 ，恢復帝制是逆歷史潮流就注定要被歷史淘汰的悲劇人物，道德上並非如教科書說的不勘。

袁世凱執政, 當大總統, 當皇帝, 內憂外患國窮財盡, 為籌錢乃有1915年5月"21條密約"出現. 事發後, 不僅國內震驚交相指責賣國, 國外亦輿論譁然, 期期以為不可. 其實袁世凱簽的21條與日本原樣的21條有很大差異，不然為什麼簽訂後，日本外相加騰高明被指交涉不力，被迫辭職下台，袁世凱亦因群情激怒憂憤而死. 然在一片指責聲中, 唯有孫中山緘默. 據胡漢民回憶, 南京政府初立, 安徽特使來京請餉, 孫中山大筆一批就是20萬元, 胡拿批條去財政部, 發現金庫只有現洋十塊. 與袁世凱齊唱" 英雄為錢發嗟歎", 面對的窘境相同. 此時, 日本主動伸出橄欖枝, 在日本浪人宮琦滔天, 山田純山郎撮合下, 孫中山以 "中華民國政府"名義, 用蘇省鐵路公司, 漢冶萍公司, 招商局為抵押, 與三井株式會社簽約貸款500萬元. 同樣, 事發後群情激憤, 實業總長張謇憤而辭職, 黎元洪電斥, 要求槍斃參與協議的盛宣懷等人, 意在( 沛公 ). 孫中山不得不狼狽的取消協議. 後又有協助中國成立中央銀行之議, 貸款一千萬日元, 除抵押與利息外, 還有發行紙幣之特權50年, 後因南京政府解散而作罷. 最令人詬病, 幾乎無法相信的是, 出賣中國主權的" 割讓滿州 "貸款. 此一秘事直到1980年代, 因日本三井財團檔案" 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 解密而曝光. 日本教授藤井升三著有" 孫中山的對日態度 "一文, 收錄在中國公開出版物 " 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p 2525--2537 ), 稱此一危險交易, 將對新生的中華民國帶來巨大災難.另孫中山在1914年11月寫過密函給日本首相大猬重信, 1915年3月14日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過密函, 1915年4月還和日本訂有15條密約, 這些密件在二戰後, 美國駐日盟軍總部清理日本政府檔案時查出原件而曝光. 這些密議遠遠超過袁世凱21條密約的條件, 所以緘默不語. 若以21條批判袁世凱, 那孫中山之舉又怎麼說!?(註一) 其他如自己身為洪門要員，革命前利用會黨洪門、青幫、袍哥等籌錢、出力，革命成功後斷然拋棄會黨，拒絕由地下會黨轉為政黨的要求，就國民革命的本質與目的言，切割、鎮壓有其不得不，甚至在歷史上抹煞其功勞，但道德義氣言確有背信棄義的可議之處。孫中山先生首創革命, 締造共和, 擘畫治國方略, 對中華民國有不可磨滅的創國之功, 因而被尊崇為國父. 但另一面向所呈現的也說明他并非完人.

人辭世的時間點無法選擇, 但其對後事評價影響卻很大. 假使 (歷史沒有假使) 孫中山不是死在1925年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 而是在1924年前或1927年後"清黨"時期, 孫中山的歷史評價在對岸一定會大不同, 絕非革命先行者, 可能被鬥臭. 在國民黨這邊也會受影響, 試問屆時是否仍會有清黨之舉? 若有, 則不僅證明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錯誤, 同時要對已造成的傷害負責; 若沒有, 則可能的結果之一是國民黨被赤化或是分裂, 中華民國亦將被作本質性的改變. 不論是那一種情況, 其評價一定遠不如現在. 袁世凱若在1908年慈禧太后死, 跟著致仕退隱或殉清, 或1911年死於在攝政王戴灃之刀下, 與死於洪憲皇帝任內, 歷史評價也必都大不同. 不論袁世凱將來被列入清史還是民國史, 若按史記筆法, 應被列為"奸臣傳", "貳臣傳"或是"本紀" 單列一章? 身影越看越糢糊, 只好挑愛看的面向來看看.


註一: 綜李敖" 鳳凰衛視 ,李敖有話說" 演講, 與達觀出版 梅毅(赫連勃勃大王)著鐵血華年 辛亥革命那一槍 p281-284

附記 :  造物主賦予林徽因驚豔的美貌，就不必再賦給她爵世才情；而賜予她絕世才情，就無須在給她光輝燦爛淒豔之美。既然兩者兼而有之，則必假上帝之手設法令其不壽，天耶 !命耶 !? 抑或天命歟 !? 1955 0401 51歲死。睽之於今日，林之墓碑被紅衛兵砸毀，活著的家人在風雨中煎熬，她的早死，是上帝的撫愛 ，是不幸中的大幸，若逢文化大革命，其小資風格將極悲慘。

王莽謙恭下士時，周公恐懼流言日。如果周公和王莽都在大家沒弄清楚真相的時候就去世了，那麽他們真正的爲人處世的品格就沒人能夠知道了。

南宋抗元名將，敗阿术、戰伯嚴、鬥劉整、敵董文炳的夏貴，南宋半壁之茍延，他有一份大功。訝異的是，宋降元後，他以80高齡舉淮西地投降，使數十年功業付之東流，三年後病死。時人諷曰" 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由忠臣變貳臣，人很難選擇死亡時間點，但死亡時間點，恐影響後世的評價。

李甲情負杜十娘，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千百年來民眾為杜十娘掬一把同情淚。李甲當然有該被譴責與義論處，但杜十娘身為妓女，試想，身為士子的里甲在當時的風氣下，怎麼有可能把杜十娘娶回家!? 此情與孫中山與會黨之關係有什麼差別。

輕率的赦恩恐為害

"容齋隨筆"一書記載, 五代後唐李存勖下令大赦天下, 詔日" 無論罪行輕重, 凡是一般的赦免所不能寬恕的罪行, 此次大赦都可得到赦免. 但是十惡五逆, 屠殺耕牛, 私鑄錢幣, 故意殺人, 擅造毒藥, 官吏貪贓枉法則不在此次大赦範圍內." 此詔體現了大赦的宗旨, 尺度把握的很好, 既顯出朝廷赦免之寬容, 又不致縱容大奸大惡之人. 冒然輕率的赦免, 害恐大於益. 一千多年前的李存勖, 在五代時期國勢不穩, 百姓流離的混亂年代, 尚有此見識, 可見其治國方略頗有可取之處, 今日讀之亦頗覺恰當合理可行.

近日, 馬英九第二任總統就職日5 20又將屆, 要求特赦因貪污等罪正在坐牢的前總統陳水扁之聲四起, 除少部分以人道為訴求外, 很大部分是以化解藍綠對立, 促進社會和諧為訴求. 似乎赦免了陳水扁, 則對立可解, 和諧可期; 若否, 則對立衝突加巨, 社會益加撕裂. 聽起來好像有點兒要脅意味.

我們不必從政黨, 政治角度來談特赦理論, 只從人道與刑罰角度來談.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婦孺皆知之原則,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更是戲曲裏傳頌根植人心的老詞, 何況為維護法律尊嚴, 對知法犯法者更認為該罪加一等的普遍觀念, 頗為人接受. 官吏是牧民, 治事執法的掌權管理者, 有教化之責, 而總統為百官之首, 其玩法犯罪已不僅是觸法, 更有風行草偃的負面影響力. 語云 "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 就今日而言, 總統是一二人最佳的註解與代言. 如此說來總統犯罪, 就已不是罪加一等就能平息了事, 因此陳水扁所犯之過, 已非一般減刑赦免所能適用, 若能苻合下列條件也非不能予以特赦:

一. 所有其本人或配偶與其最近之直旁系親屬, 因職權或藉勢藉端所貪瀆之財物及利息全數繳公, 不足數以名下財產充抵, 絕不容貪污犯在三五年監牢出獄後, 坐享非法漂白之財.

二. 服刑超過所有刑期總和之半, 方有考量空間.

三. 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意且能為人感受者. 很不幸, 綜陳水扁自事發後之言行, 從"做了法律所不容許之事" ,"沒有直接拿...." , "阿扁錯了嗎 !? 阿扁錯了嗎!?" 到在獄中服刑期間, 仍透過各種管道放言高論寫文章, 指點時政, 甚至遙控選舉, 實在看不出悔意何在!

四. 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懺悔。.看看韓國的全斗煥與盧泰愚，他們被特涉，不但認罪，還公開像全國人民謝罪。另一位前總統盧武炫，因涉嫌貪污被調察，後跳崖自殺，他們至少知恥。

特赦為憲法賦予總統之特許權力, 自應尊重總統之衡量裁定, 獨立行事. 在此也呼籲馬總統,

一. 對受刑人政治思想理念給予尊重, 不追究, 思想無罪.

二. 不受其支持者之叫囂與指責之影響, 和諧社會不是聲音大者有糖吃.唯有制裁邪惡才是伸張   正義,不然壞人有能力作惡時,就會為所欲為為所不為; 沒能力作惡時就請予寬恕,消遙法外,既往不咎.這是縱容,這是姑息.

三. 依獄政法規, 在人權人道方面不搞特殊亦不刻意為難, 有病治病, 有特殊事件則單一考量, 如奔喪,  自應同意.事實上，陳水扁在監已破壞獄政之公平，在搞特殊，如頻頻會見中外人士，寫文章外傳等。近日又監獄內外串聯，要求保外就醫，此純為法律與醫療鑑定問題，應交相關單位評定，其他人士不宜置喙。

四. 不宜冠以政治考量輕率為之.

不論你情感上支持或反對陳水扁之心有多重, 請理智看待. 我們的法治思想, 素養不能輸給一千多年前, 尚屬帝王專制時代的李存勖, 更不要讓 "特赦" 一事成為下一個爭議的引爆點, 使我們這一代人在歷史上留下笑柄.

附記: 陳喬琪表示，信中雖述及病況與對《中國時報》立場的寄望，卻沒有講到自己的罪狀，這與扁一貫「從頭到尾不認為自己有罪」的態度符合，「顯示他沒有投降。」(他是日本人嗎 ? 從來不知道道歉與反省。)

此外，陳喬琪認為，陳水扁舉韓國前總統全斗煥、菲律賓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的例子，則在透露，「就算認為我有罪，可以用別的方式處理我，不一定要這樣凌虐我」的訊息。(什麼方式，放逐山野做和尚 ，苦行僧 ?)

但願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臺灣經歷了六十餘年戮力地經濟建設, 建成了一個富裕的國家, 致國家與人民在國際上受到重視, 但還得不到尊敬, 暴發戶形象雖已稍減, 然地位始終提不高. 中國大陸經歷了三十餘年的變法(改革開放), 大國崛起, 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給人不僅是暴發戶的形象, 更嚴重的是 "中國威脅論" 被高唱雲霄, 有頗濃地防範意味. 不論你喜不喜歡, 兩岸華人在外人看來都是中國人, 甚至認為是在唱雙簧(註一)，為什麼中國人老是得不到應有的尊嚴與地位, 值得深思與改進.

日本自1853年的脫亞入歐, 作徹底全面性類似商鞅式的明治維新變法, 三十年有成, 與歐美列強爭峰. 二次大戰雖慘敗, 但只是戰敗並未失格, 二十年後再度崛起, 世人只有贊歎未敢輕視. 1960年代的星加坡, 方寸小國, 脫離馬來西亞獨立, 百物俱缺, 一切從頭開始. 然憑藉領導人物的器識, 胸襟與氣魄, 內, 調和消弭各種族磨擦, 外, 藉地理位置縱橫捭闔於各大國之間, 也約三十年, 其政治, 經濟在世界均佔有一席之地, 未因小而被忽視, 更為東南亞各國之典範. 蘇聯時代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 藉第一等軍事強國與大國之勢, 以較激進步伐從事改革, 期能政治與經濟同時畢其功於一役, 雖受挫造成蘇聯解體, 並歷十餘年動盪與經濟破產, 終能破繭而出的俄羅斯, 浴血鳳凰再現光華, 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今仍為第一等強國. 中共自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吸取蘇聯經驗, 避免重蹈可能解體之惡果, 策重經濟改革, 三十餘年來迭經起伏終有大成, 然極緩步之政改, 不只拖累經濟步伐, 更隱伏不安因子, 則為美中不足.

同樣是被砲艦迫開門戶, 同樣是戰後重建且有相當成績, 為什麼我們得不到等同地被重視與尊敬. 經分析原因雖多, 然牢其大端者略為:

一, 戰爭, 混亂, 落後貧窮的時間太久.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 先是外患頻仍, 再來革命戰爭, 繼之軍閥混戰, 對日抗戰, 國共內戰, 直至1958年八二三砲戰, 熱戰始稍緩. 一百多年來, 連年戰爭, 各國歷史教科書近代史有關中國的記載就是這些, 長辮, 病夫, 因循苟且已成刻板印象, 需長時期地民富國強始能扭轉.

 二, 因長期落後貧窮導致國民道德低落, 喪失了應有的自尊心與自信心, 只求茍活. 這樣心態下的生活模式與行為表現, 如何能贏得他人尊敬.

三, 悲情意識強烈, 兩岸共有的是中華民族百年的屈辱, 念茲在茲, 知恥本是值得稱許地, 但過於強烈就有流於自卑的傾向, 變成敏感的神經碰觸不得, 他人多看一眼, 就懷疑是否有敵意; 少看一眼, 就認為是歧視打壓. 這樣偏狹的胸襟器識, 如何能昂首開大步, 除此, 屬臺灣專有地, 還有" 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之悲情意識, 至今不少人仍深陷其中而不自拔; 屬大陸地區專有地, 則是文革的傷痕文學烙印, 鄧小平斥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 忸忸捏捏沒出息. 但已說明其對人心的負面影響極大.

 四, 只有聰明能幹, 但較短視近利的技術官僚, 而沒有能統籌全局, 且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所以我們雖富裕 但不夠現代, 只有一般國家的生活品質; 有現代的知識, 卻沒有現代的文化修養; 有現代一切的便利設施, 卻建立不了一個現代化社會所必須有的法治與秩序. 技術官僚可以短期訓練, 政治家則需要長期的培養, 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政黨制度有一大缺點，無法培養有遠見的戰略規畫人才，兩三政黨依選票輪流執政，因此一切作為以討好選民之短期看得見，有感的"小確幸"政績事項。只顧眼前戰役、戰術之勝利，忽略長遠戰略規劃。大陸一黨專政、集體領導制度 ，因不必考慮眼前，任期內之短期起伏問題，為長期戰略目標戮力前進。自1978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極少犯戰略上的錯誤，超英趕美可以說已具體達成。當然一黨專政的缺點，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自民國38年播遷來臺已歷63年, 應早已處於 "治國" 的狀態, 然悲情意識與省籍糾紛, 造成有一部分人仍有國家認同的困惑, 也就是說現今仍殘存有 "開國" 初期的問題. 治世之能臣固難求, 開國之英雄更屬鳳麟, 而今要兼兩者之大才, 其難逢難遇自勿贅言. 蔣介石先生打下天下, 轉瞬又失去天下, 可說是有開國之雄然缺治國之才. 經國先生少有民主思想, 然通權達變, 統御權術高明, 能施之於無形, 使對手與他" 同進退, 共愛憎, 齊利害 "而不自覺. 其名言 " 我也是臺灣人", " 時代在變, 環境在變, 潮流也在變 ", 與中外人士贊譽他為臺灣民主政治的奠基開創者, 可見其高明. 嚴家淦先生純為一技術官僚, 於國家自有其治事理財之貢獻. 李登輝先生本為繼孫中山先生之後, 唯一研習東西洋學之學者出身, 本有絕佳之機會成一代聖主. 令人扼腕的是李先生雖博得 "民主先生 " 之雅號, 然其愈後期其權力之腐化愈甚, 臺灣悲情意識愈濃, 報復心理也愈強, 行政措施越來越偏狹, 終致" 在黨, 毀黨; 去中華, 就臺灣" 使價值混亂, 角色模糊, 殊為可惜，其最大貢獻是總統 元首不再高高在上， 誰都可嘲笑漫罵. 陳水扁先生暴得大位, 為時勢造英雄之得利者, 若能順守, 至少可為一太平之主, 然束於出身, 限於所學, 困於見識, 內畏有貪婪之親屬, 外惑有玩法之故舊新知,榮則藉勢招搖, 辱則棄如敝屣, 然雖身陷牢獄仍不知悔, 殊為可嘆!一口一個"阿扁"把總統做成市井匹夫。 馬英九先生個人操守廉潔, 謙謙君子, 溫良恭儉讓俱全, 此種人品已是難求. 然其處政治, 則不解民主政治乃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務官)之精義, 遂有求全之悔; 用人, 則有人至察則無徒之窘, 限於同質, 可謂書生治國. 但回顧中外歷史, 書生很少能成為成功領導者, 誤國者反史不絕書, 蓋徒有理想, 缺少幾分果決, 權謀, 不畏人言之" 流氓氣 ". 英雄與流氓往往一線之隔, 除非馬先生能自省自悟, 否則至多也只是守成改良之主, 難成大開大闔創新局之英主.

要使他人能從心底裏看得起, 首先自身要有讓他人敬重的條件, 也就是內有適度的自尊心與自信心; 外有豐富的知識與不虞匱乏地物質生活, 兩者結合, 表現於外的則是翩翩大度, 有禮有節, 不卑不亢. 然此種結合的培養, 又與其生存條件與生長環境有密切關係, 恰巧生存條件與生長環境, 很大一部分可借人事作為來改善創造. 此人事作為固然與全民整體有關, 但領導者" 風行草偃 "的影響力尤為重要, 也唯有據 "廣器識, 大氣魄, 寬胸襟 " 的政治家才會發揮此種影響力. 我們除寄望現在位者自覺自悟外, 更期盼" 但願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 尤其是降有政治家風範的各類人才, 如此再努力二十年, 全體中國人或許能揚眉吐氣, 被人尊敬.

註一:二次大戰時，國內國民政府加入協約國，汪精衛政府(我們稱為汪偽政府，外國人未必這樣看)則支持同蒙軸心國，國際就傳出中國人真會唱雙簧，兩邊押寶，無論那一方勝，中國都是戰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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