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國紅利」麻痺的黃金十年？( 轉貼 )

 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國紅利」麻痺的黃金十年？

「我們本來就無力和那兩個超級強權作對。德國能做的選擇只是——到底要讓自己更受哪一邊的氣。」這是《明鏡週刊》從梅克爾身邊親信打探來的、德國聯邦總理關起門來的無奈碎唸。 

我們本來就無力和那兩個超級強權作對。德國能做的選擇只是——到底要讓自己更受哪一邊的氣。這是《明鏡週刊》從梅克爾身邊親信打探來的、德國聯邦總理關起門來的無奈碎唸。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美中兩大霸權衝突急速加劇，德國兩面沙包的壓力陡升，朝野政黨與智庫輿論對此窘境也愈發不耐，對內閣團隊至今在兩強之間保持等距離（Äquidistanz）的外交策略批評檢討的聲浪高漲。

不過檢討的方向並非德國與盟友美國站得不夠近——對於川普政府，德國朝野是眾口一詞不以為然。反之，批評主要聚焦在德國與中國保持的距離太過曖昧、站得不夠遠：梅克爾的對中政策長期以來缺乏全觀的主軸，其所擅長的務實主義在沒有戰略大原則做指導的情況下，自新疆集中營、香港反送中與國安法、疫情究責等議題陸續浮現後，就更加突顯了德國立場的曖昧軟弱。梅克爾的對中政策可以用一句籠統的口號來概括：以商變政（Wandel durch Handel）。

日前，梅克爾親信的左膀右臂，國防部長克朗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與經濟部長阿特邁爾（Peter Altmaier）先後公開為德國的對中政策辯護，從中可清楚看出：兩位部長一方面都承認中國正展現毋須人權與民主，經濟似乎也能成功運作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卻仍然堅持透過德中貿易關係，來貫徹德國的政治價值觀，並促進中國改變威權政治的現狀。

然而這樣的辯護卻顯得相當蒼白無力。

首先，這個策略本身就隱含了矛盾：「以商變政」的策略，其理論主要涉及的是80年代以降，東歐共產國家逐步邁向經濟開放與政治民主化的轉型過程。該理論認為，民主化依賴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自由市場經濟能促成中產階級崛起成為社會中堅，並導致後者開始追求政治民主化。（但即使是主張自由民主理念之歷史勝利的法蘭西斯．福山，當年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裡也對這套理論提出了質疑、否定 。）

這項歷史經驗無法直接套用在中國。至少在1989年後，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已大抵脫勾了。更不用說習近平上台至今，政治箝制嚴打、經濟國進民退的發展。

資本經濟在中國終究沒有動搖威權、也沒有成功完成中產階級的政治串連與公民社會的轉型，反而轉變為鞏固黨國威權的工具。換句話說，「以商變政」這招已被近年中國威權擴張的事實證明失靈。

況且依照目前中國經濟形勢，德國再怎麼投資，恐怕都不至於改變因實體經濟萎縮、正在被房市壓垮的中國中產階級現況。更關鍵的是，在大舉運用數位科技的威權高壓治理下，中產階級也已原子化而失去政治串連的動能。關於這些實情，近年來西方專家智庫們早已不缺深刻的觀察分析。

對此，梅克爾政府自然不會完全不清楚。兩位部長在公開辯護中，也或多或少都承認了所謂「中國模式」的現實，但在檯面上他們卻必須自我矛盾地繼續堅持「以商變政」這個彷彿平行世界的空泛願望。這揭露了一個檯面下眾所周知的公開事實：德國「以商變政」的重點是「商」而不是「變」，重點不在於積極改變中國政治的現況，而是在盡量不損害德國政治價值觀的前提下，維持商務往來。

再者，關於其所要貫徹的政治價值，德國政府公開表現得並不積極。與此相對照不免也讓人更加疑惑，已然嚴重過時的「以商變政」，如今是否只是用來為德國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事實作開脫的說辭？針對聯邦政府之說辭與現實上的矛盾，德國朝野各黨當然不乏嚴詞批判。例如自民黨（FDP）國會黨團副召集人托伊爾（Michael Theurer）便抨擊道：

聯邦政府所謂的人權優先根本不值得相信，說好的對香港國安法的堅定回應呢？我們還需要和與中國分離的島國台灣進行對話，但有哪個外交部長在關心這件事的？

這話台灣讀者聽來或許會感到療癒，但本文並不打算繼續往這個方向評論。如果要刻意列舉德國朝野輿論批判政府對中曖昧不一致的類似言辭，可以寫好幾篇湊成一個「梅克爾親中與朝野打臉」的系列專題，順便再加上「德國某某在野黨呼籲和台灣建交」之類的暗示。但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樣做除了藉著讀文章來取暖、出氣之外，是沒有太多實質意義的。

況且，近來在台灣媒體與社群上，刻意片面強調所謂「德國親中」的取材報導、對德國「見利忘義」、「遺忘納粹教訓」、「人權大國人設崩壞」的批判，一時蔚為顯學，台灣讀者並不缺這個面向的報導和評論。( 此處提台灣，純屬無聊 )

的確，上述的批判單就原則而論是無可厚非的。德國在應當堅持其政治價值、針對新疆與香港等議題向中國明確表態時，選擇了低調與迴避，道義有虧。即使德國當局一向辯稱有透過後台協商向中國施壓，這也無法抵銷其檯面上的反應所導致的嚴重負面政治象徵。

儘管如此，上述從道德角度出發的批判，對我們理解國際局勢的幫助有限。一來這樣很容易變成只是反映台灣本位之好惡的觀點，二來也會讓我們忽視德國正盡力運用有限的外交籌碼來制衡中國、且試圖脫離美中夾殺之困境的種種角力。

我們無法抽離歐美中三方角力的詭譎情勢來理解德國的外交姿態，也無法完全繞過德國自身所面臨的困局、其對國際情勢的判斷、以及其所採取之策略的得失，而直接評論德國對中政策的是非。因此本文將分成4個面向來分析並評論，德國當前對中政策的來龍去脈與背後邏輯、以及接下來可能的展望。

這些面向分別是：德國的經濟形勢、德國的外交性格、中國「以疫謀霸」、以及美國的單邊主義。

德國的經濟形勢 : 決定德國對中政策最直白的關鍵因素，當然就是經濟。

90年代末期，兩德統一為聯邦德國帶來的經濟紅利耗盡，德國經濟成長停頓、同時也因沉重的社福負擔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當時人稱「歐洲病夫」（kranker Mann Europas）的德國，隨後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中國身上找到了救贖。但這不僅僅只是因為中國為德企提供廉價勞力、原料與土地的關係而已。

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比起其他國家，德國與中國可謂一拍即合——前者急需後者的市場規模、後者則崇拜前者的技術實力，於是雙方共同塑造出緊密相扣的生產模式：德國出口各式技術設備給中國，中國以此建立起生產線，成為了世界工廠，甚至這個工廠本身可以說是「Made in Germany」的。( 美、日恐不服 )

德國一系列製造高度專精設備與零件的「隱形冠軍企業」（Hidden Champions）主宰了中國的世界工廠，這才是在舉世矚目的汽車產業之外，首先將當時的德國從經濟頹局拉拔出來的主力。前任經濟部長加布利爾（Sigmar Gabriel）也曾直言，隱形冠軍企業才是讓德國經濟強大的根本。

當中國快速累積財富、龐大的市場需求成熟之後，接著才成為德國汽車產業出口的肥沃市場，撐出了德國經濟的大好景氣。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後，中國以龐大的內需拯救了世界經濟、也再一次拯救了德國，後者對前者的依賴基本上已不可逆。加上中國2010年後逐漸產能過剩，轉而對外投資，德中之間的資本流向逐漸逆轉，隨著大量中資投入德國本地產業，更大大加深了德中雙邊的經濟依賴。

就在資本於德中之間一來一往形成的完整循環裡，自2009年起，德國經濟便以一枝獨秀的姿態傲視歐美各國，享受了肥美到流油的黃金十年，不久前歐洲病夫的形象已恍若前世。

過去10年以來，德國經濟成長大抵維持在亮眼的2%上下，出口總值快速成長，政府稅收則一路飆高，財政收支早已由赤轉黑。與此相應地，失業率降至30年來最低，人民實質收入也較90年代增加了20%。同時，德國成為歐盟各國人民爭先恐後湧入尋求發展機會的移民大國。中國的市場與資金、來自各國的大量高階技術移民，便是目前德國經濟的兩大動力來源。

然而黃金十年的好日子也不是沒有代價的。2019年中，德國經濟景氣就已亮起警示燈：經濟成長的預估將趨緩至0%，聯邦政府也開始準備撙節財政。《經濟學人》與《彭博商業週刊》當時都開始預測起德國經濟的衰敗，更有專家直言德國將淪為世界經濟的二流國家。伴隨近年德國大企業連番爆出的造假醜聞，更讓德國商界高層對未來展望普遍不樂觀。

專家們認為德國經濟即將衰落的理由是：德國過度依賴中國，早已錯過了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機。面對如今科技創新迭出、各產業面臨洗牌的局面，習慣吃老本的德企已難以與美中韓等國的企業競爭。根據《明鏡》分析，德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局可進一步歸納為以下4點：

首先，德國經濟依賴汽車產業的比重過高。過去10年德國前50大企業的營運成長，有60%出自汽車產業的貢獻，而德國的汽車產業又長期被中國市場寵壞，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嚴重不足。以電動車為例，BMW、戴姆勒、VW的技術實力遠不如特斯拉，關鍵的電池技術則掌握在中韓大廠的手上，至於人工智慧駕駛，德企甚至連中企的車尾燈都看不到。

德國汽車產業的慣性邏輯，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國駕駛人的傳統癖好上：美妙的汽柴油引擎聲，雄赳赳氣昂昂的排氣量，而且當然要是手排的。至於智慧駕駛的電動車，那不過是給小孩子的玩具。

依據德國金屬工業公會（IG Metall）的推算，一旦電動車蔚為主流後，德國汽車產業的工作崗位到2030年將蒸發6分之1——這還只是樂觀的預估，前提是德國汽車產業還能保持全球龍頭的地位。VW的執行長迪斯（Herbert Diess）對此顯然不樂觀，他評估德國汽車產業究竟會繼續領先全球、還是崩落神壇，機率大概是一半一半。

其次，當德國還沉醉在汽車產業的中國紅利時，美中兩國早已在創新領域大舉攻城掠地。德國在軟體、生技、智慧機器等關鍵創新領域，每年註冊的專利數遠遠不及美中兩國（2017年德176件、美526件、中1,306件），在這些領域的領頭羊群中，幾乎都沒有德企的份（只有軟體企業SAP擠入世界前50大名單），市場則大抵被美中韓三國所瓜分。

技術創新的明顯落後，也讓「德國製造」這個由隱形冠軍企業所打造的金字招牌，開始面臨失靈的危機。德國隱形冠軍企業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座落於德國西南部黑森林山邊、外觀不起眼的中小型家族工廠，幾代人專精在一項產品、甚至是一種零件上，然後品質做到能在一片紅海中硬是擠出一條藍海隙縫。

但德式隱形冠軍的基調主要仍是守成而非創新，他們的創新只是在傳統累積的技術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做到無人可及的程度。但如果遭遇產業技術轉型的大洗牌，他們所建立的市場優勢可能就會毀於一旦。

一個諷刺的例子就是，德國西南部施瓦本地區（Schwaben，戴姆勒集團的總部所在）的諸多隱形冠軍企業，在聯邦政府於2013年提出引領世界風潮的「工業4.0」時，正是準備實現這個概念的先鋒部隊。但中國企業家隨即湧入施瓦本取經，結果現在智慧生產線的全球亮點並不在施瓦本，而是在深圳——中國從最可親的貿易夥伴，變成最可怕的競爭對手。

第三，在過去10年的榮景裡，德國缺乏對產業升級相關基礎建設的規劃與投資。德企在黃金十年裡的投資主要都挹注在國外，梅克爾數任內閣對德國本土產業升級的數位化政策，先是姍姍來遲，隨後則是被詬病為策略模糊、欠缺整體規劃。

聯邦政府基礎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嚴重牛步化的網路建設。多年來德國的網路常讓鄉民們有穿越到撥接時代的幻覺。姑且不與東亞各國相較，德國作為傳統科技大國的網路建設，甚至比肯亞這樣的非洲新興國家還落後。

那麼這些年來聯邦政府豐沛的財政收入都到哪裡去了呢？《明鏡》指出的答案是「恩庇政治」（Klientelpolitik）：各黨為討好選民，端出例如育兒年資（Mütterrente）、父母房屋津貼（Baukindergeld）等一系列福利政策，難免排擠了關鍵的基礎建設。

德國經濟面臨的第四個、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困局就是：唐納．川普先生。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當期《明鏡》的封面是一顆川普大頭的彗星撞向地球，標題寫著「世界末日」，這同樣也可以用來表示他對德國經濟所造成的震撼。

川普為了平衡美德貿易逆差，開始與德國進行角力並祭出了手段，其中對德國最為致命的是針對歐盟進口汽車的25%懲罰性關稅。這項措施如若成真，僅僅BMW、戴姆勒和VW三家企業的年營收損失總計就將達600億歐元，德國龐大的相關產業鏈在連鎖效應下可能蒸發的工作崗位則難以估算。

透過把刀子架在盟友德國的脖子上，川普事實上恰好為德中經貿關係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德國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替代市場。2016年之後，德對中出口連年大幅成長，中國已連續4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總而言之，德國經濟正處於雙重窘境：一方面德國長期享受中國紅利、錯過產業升級的副作用逐漸突顯，也讓其自豪的「德國模式」開始跟不上其它國際競爭者。二方面，德國當然自知現行產業模式無法長久，但在自家關鍵創新領域還來不及建立足夠規模的歐盟內需市場以與中國脱勾、在外頭又遭遇半路殺出的非典型美國總統，最後只得繼續加深對中國的依賴。

經濟上的形勢比人弱，決定了梅克爾當前對中政策的基調。這對德國而言，並不單純只是要不要昧著良心多賺幾個錢的問題，而是德國是否有本錢甘冒步上日本大蕭條的風險、去和中國撕破臉的問題。

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雖然關鍵，但並不是唯一決定德國對中政策的因素。德國長久以來的外交性格、以及梅克爾政治手腕的特徵，很大程度決定了德國面對中國時的基調。相較於前面談的經濟因素，外交性格的因素是外界評論德國對中政策時，經常遺漏的環節。這也是部分對德國的道德批判顯得過於片面的主要原因。

德國的外交性格

傳統上，德國位處中歐，既被周遭列強環伺、與鄰國之間又缺乏清楚的地理邊界，因而長久以來德國外交就缺乏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的明確主軸，時而搖擺轉向。加上德國是個諸多獨立自主小邦的聚合體，權力結構有很強的去中心化傾向，各地方利益不一致，也加深了德國對外搖擺的性格。儘管在19世紀末崛起為強權，但與英、法、奧相較之下，德國始終保有專注自身甚於干預國際事務的傳統傾向。

這種傾向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徹底逆轉，導致災難性的對外擴張（希特勒的擴張計畫，本質上是意圖將德國地緣政治的條件明確化）。1945年後，德國為了逃離這段黑歷史，更是將傳統上內縮的外交性格推展到了極致，在國際舞台上始終保持低調。

同時，德國戰後的自我認同也發生了質變：聯邦德國直到今天，基本上都在避談德意志認同。取而代之的是，德國人自視為屬於國際社會的「歐洲人」，而聯邦政府也避談德國利益、強調歐洲價值、多邊合作。

但這導致聯邦德國缺乏「現實政治」（Realpolitik，諷刺的是，這是當年俾斯麥所創造的概念）的性格，抗拒自視為掌握權力工具、滿足自身利益的強權，而是退縮為一個僅關注實現人權與社會平等的「社會國」（Sozialstaat）——或拿政論雜誌《西賽羅》評論的話來說——一個「退休天堂之國」（Rentnerparadies）。於是，聯邦德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就呈現出這種樣貌：

一方面，當涉及自身利益時，德國不敢公然主張，習慣把自身利益隱藏、轉化成歐洲價值或普世人權的語言來表達。這就使得德國在貫徹自身利益時顯得偽善，對此感受最明顯的當屬南歐各國——2013年歐債危機時，德國一邊高舉歐洲團結、一邊單方面施壓南歐各國撙節，自己卻砸大錢為自家銀行紓困。大罵德國人偽善，一時成了這些國家的國民運動。

另一方面，當國際事務需要德國出頭時，德國也習慣退縮、避免公然表現自我。在兩德統一、德國國際實力大增之後，聯邦政府在外交事務上反而更加內縮。德國始終認為自己僅是中等強國（Mittelmacht），除了主導國際事務的意圖薄弱之外，基本上還缺乏運用外交權謀來折衝角力的習慣——《西賽羅》評論指出，德國所想像的外交舞台，更接近是在有條有理的多邊合作框架下，大家乖乖進行的部長級會議協商。

這就導致了專家所謂的「權力遺忘」（Machtvergessenheit）：德國不擅運用權謀工具，處於國際政治的叢林顯得既內向又天真。

因此，單就外交性格而言，我們很難期待實際上作為歐盟龍頭的德國，在當前歐美中三方角力成形的局面下，會扮演類似美國過去那種世界警察的角色，積極向世界輸出其所宣揚的歐洲價值、並為此直接挑戰中國。即使德國可以在自家地盤上，對向威權傾斜的波蘭和匈牙利表現強硬態度，但對於遠東事務，德國除了商務之外，向來並沒有其它外交野心。

2000年初期，德國時任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的幕僚曾明白表示：「沒人能靠中國政策來打贏選戰。」這種對中國事務興趣缺缺、只談中國商務的態度，也主宰了隨後梅克爾的四任內閣。

梅克爾的執政特色是務實主義，其強項為透過會議桌上的協商，調和各方利益衝突，形成共識，是一位在遭遇各種危機時維持現狀穩定的能手——梅克爾的菱形手勢（Merkel-Raute），就是開啟維持現狀結界的手印。對國內民眾而言，梅克爾是典型的非民粹（unpopulistisch）政治人物，特別是那些不關心政治、非政治狂熱選民的首選。

國際舞台上，梅克爾則是一位非常能代表前述德國外交性格的典型人物：以歐洲為認同、低調務實、強調多邊平台、循規則協商，是國際秩序現狀的維持者、守序善良的副班長，正夾在混亂中立的班長，和守序邪惡、想爭當班長的總務股長之間左右為難。

這種外交性格再加上不願深入遠東事務的態度，當然受中國歡迎。一方面，梅克爾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公開批判輕、姿態軟，有事則透過「後台外交」（Hinterzimmerdiplomatie）來私下「喬」，給足了中國面子；另一方面，即使面對中國違反國際義務的爭議，例如網軍攻擊、隱匿疫情與插手世衛等事件，梅克爾也堅持在現有的國際溝通框架內，尋求與中國對話解決。

梅克爾政府既務實又內縮的基調，也使其對中政策像是一紙零碎列舉待辦事務的清單，而缺乏長遠的大戰略，自然也沒有與中國發生戰略角力的問題。

這種對中政策貫串了梅克爾執政的15年。這15年來，中國早已從原先韜光養晦、放軟身段向西方開放的世界工廠，急速崛起為積極輸出威權影響力的世界強權。梅克爾當初堪稱務實的對中政策，如今已被不少來自德國朝野的批評指為過時。

例如下任聯邦總理的熱門人選之一、已表態要在年底角逐基民盟（CDU）黨魁的梅茲（Friedrich Merz），年初以來即不斷公開批判德國過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並主張德國應積極帶領歐盟，建立一套明確的對中戰略，讓德國擺脫既被美國逼壓、又被中國吃死的窘境。

中國以疫謀霸 ( ???莫名其妙的標題謬論 )

其實不必等到梅茲來實現其主張，梅克爾現已正往這個方向調整，並沒有要對中國保持被動、讓其予取予求。

德國之前不是沒有警覺到中國將手伸入自家後院、分化歐盟各國的操作。中國在中東歐及南歐串連起17國（其中12國為歐盟成員），形成所謂「17+1合作」，並併入「一帶一路」計畫，隨即將經濟的影響力兌現為內政上的介入。

例如：中遠集團接管希臘大港比雷埃夫斯，中國將該港稱為一帶一路的龍頭，是中興、華為等企業的歐洲前進基地。此外，在塞爾維亞的首都和義大利的羅馬、威尼斯等觀光大城，甚至可以見到中國公安巡邏的身影，塞爾維亞還要借助中國在新疆與香港所謂的「反恐」經驗，在國安方面和中國合作。

在中歐的捷克，中信集團已持有該國最大行銷集團美地亞（Médea）的多數股份，並藉此跨足了捷克最大的媒體企業。中國更在捷克和匈牙利資助一系列親中智庫與大學講座，為其進行大外宣。

不少這些歐洲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德國反感。他們或者不滿德國在歐盟的強勢主導、或者因本身的威權傾向而屢被德國施壓。背著德國與中國合作，除了享受直接利益之外、也滿足了他們的主權感。

中國在歐盟內部政治的直接影響力，已屢次浮上檯面：例如歐盟要提高中資投資的門檻，過去就曾因捷克、希臘兩國的堅持而削弱。今年，歐盟嚴格管控中資併購歐企的決議，也差點因義大利一票而被否決。

這些屢次挑戰德國底線的情況，在疫情爆發後又更加白熱化。最直接了當的理由就是，中國把持了防疫物資的供應鏈，災情慘重的歐盟各國必須忍受後者趁疫謀霸的事實，德國當然也不例外。

德國的防疫物資超過9成要從中國進口。在其它醫藥方面，德國最常使用10種原料藥中，則有8種來自中國藥廠——在此也順帶對照一下台灣讀者最關注的口罩議題：德國對各式口罩的月需求量將近4億片，台灣之前捐贈德國的100萬片，換算下來大約是全國醫院使用16小時、或是全國民眾使用2小時的需求。在這持續了幾個小時的「台灣之光」之外，疫情爆發至今的5個多月，德國還是每天都得仰賴「厲害了我的中國」。

此外，疫情所造成的嚴重經濟衝擊，更讓德企深陷中國、動彈不得：對於製藥、生技等產業而言，其因疫情而獲利大增，更缺乏撤離中國的動機；至於其它產業則因營運岌岌可危，此時再思撤離和轉移生產鏈，風險甚於疫情前，也更被套牢在中國。

嚴重的是，就在許多企業瀕臨破產、股價委靡時，中資已磨刀霍霍，準備趁機撿便宜，併購德國與歐盟各國的關鍵產業。例如5月時，戴姆勒集團的股價比起上一波高峰，已暴跌了66%。該集團的兩大中國股東——北企集團與浙江吉利控股——都趁勢加碼。雙方目前持股皆在10%上下，同為戴姆勒集團的最大股東。

正是由於疫情以來的這些轉折，讓德國朝野一致，準備要防堵中國在歐盟的全面擴張，保護基本民生、通訊、醫藥防疫等產業，同時擴大歐盟共同市場、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但眼下德國還無法有太多作為，理由是：形勢比人弱的德國要與中國抗衡，必須先整合歐盟來共同行動，而歐盟原本就存在的內部分歧，卻因疫情而嚴重加劇。

由於各國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大相逕庭，抵禦經濟衝擊能力較弱的東／南歐，與相對能挺住的西／北歐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目前的歐盟可謂面臨史無前例的內憂外患。（可參考尹子軒的〈為什麼歐盟尚未趁美國制裁之機向北京施壓？〉）( 附記 1 )

正逢此一關鍵時刻，德國從7月1日接下了歐盟輪值主席的任務。直到今年結束，梅克爾都會主導歐盟的議題設定，德國也會主持各個歐盟部長級會議，有機會在所有領域中貫徹其政治規劃。在此半年的任期內，德國有兩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其一，是7,500億歐元的大計畫：「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此計畫目的是重建疫後經濟、並藉此完成歐盟產業升級，以便與美中互別苗頭。這不但是一項深化歐盟共同市場的經濟計畫，也是讓歐盟政治一步整合的觸媒。

其二，就是原訂9月中旬要在德國萊比錫舉辦的歐中峰會。此峰會預計由歐盟27國領袖與習近平共同出席，完成談判已達7年之久的歐中貿易協定，但目前已被無限延期。對此，柏林方面給出的檯面理由是疫情影響，然而在相當程度上，這是柏林針對北京在香港作為的回應。

6月下旬，歐中高層曾進行會前會性質的視訊會議，雙方不歡而散，會後連共同聲明都沒有。在此可窺見德方立場已逐漸強硬：中國無法滿足德國關於市場對等開放、限制中方國企補貼、智慧產權保護等要求；而柏林則揚言，若北京沒誠意，就直接取消峰會。目前看來，在峰會的角力上，中方的態勢顯得比較被動，且今年內會議順利召開的可能性很低。

總括來說，上述歐盟的兩大任務，一是為了健全自身的體質，另一則是尋求對等地與中國角力。在這兩項任務上，都可看到歐盟自立的意圖。而德國在這半年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就這兩項議題，先找出歐盟各國之間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以便隨後形成明確的對中戰略。

若再考慮11月美國總統大選後，歐美中三方的態勢有可能面臨洗牌，這就讓德國作為此屆歐盟輪值主席的任務更加非比尋常，而歐盟也更需早日決定一條明確的戰略主軸。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波瑞爾（Joseph Borrell）的話說：歐盟必須學會「權力的語言」。

這對德國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德國在外交上必須放下歷史包袱。用歐盟專家范米德拉（Luuk van Middelaar）的話直白地說就是：

德國不要再偽善、不要再對自身利益遮遮掩掩，要積極運用權力工具來形塑歐盟。

但此任務的難處主要有二：

第一個難處在於歐盟本身。歐盟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權力組織，而僅僅是為了促進區域和平，進行平衡、合作、妥協的多邊平台，它先天上就很難像一個主權國家那樣，形成一貫的戰略原則來指導行動，也並不適合作為與強權爭霸的工具。

第二個難處則在於梅克爾的政治性格。中國政策專家海爾曼（Sebastian Heilmann）認為，在中長遠的格局裡，歐中之間的關係只會愈來愈緊張，但他懷疑德國在輪值主席的任內能實現中國政策的轉向，因為梅克爾政府總是傾向在政治對立與經濟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改變現狀。

拿歐中峰會來看，歐盟目前處於比較主動的態勢。中國近來內外交困，習近平黨內壓力極大，需要拿與歐盟的協議作為施政成績來穩固位子。歐盟一位外交官員便指出：「中國方面並不在乎協議的具體內容，重要的是面子。」

但不少聲音都懷疑梅克爾團隊最終是否能妥善抓住這個時機，貫徹歐盟利益。德國綠黨（Die Grünen）歐洲議員布提寇佛（Reinhard Bütikofer）擔憂，峰會期間梅克爾政府有可能還是會緘口不提「維吾爾」和「香港」等關鍵字。有鑑於此，綠黨與自民黨都主張直接取消歐中峰會以施壓中國。

總而言之，要帶領歐盟完成上述兩大任務，這無論對德國或梅克爾個人而言，都是一場必須徹底「改變人設」的挑戰。

疫情危機突顯了歐盟與中國抗衡的需要、加速了德國對中態度的可能轉變，但美國並沒有利用此一局勢，扮演好傳統盟友的角色，反而時時當起了攔路虎。

德國與美國、梅克爾與川普之間的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不少看戲的台灣觀眾會把德美之間的互看不爽，理解為意識型態上一刀切的衝突——例如「親中」和「反中」、「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的對立等等。這樣的理解比較像是天橋下的說書；事實上，雙方一連串不睦的根源，是外交策略上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衝突。美國的單邊主義

梅克爾可被稱作當今國際舞台上多邊主義的掌門人，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重視與對多國協商原則的堅持，與屢從國際事務中抽身袖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川普彼此相剋。這也讓她每每給人這樣的印象：比起表面上仍願意多邊合作的習近平，她甚至更反感以單邊主義改變現有秩序的川普。

川普上任以來，德美之間從針對德國汽車的懲罰性關稅、到美國國安局爆出監聽德國官員的醜聞事件，始終衝突不斷。今年又因美國疫情慘重、川普政府單方面逼迫德國表態抗中，讓雙方關係急速惡化。

在5G議題上，德國政府一貫認為華府強力要求排除華為的主張，與其說是國安考量，不如說更是為了單方面貫徹美方經濟利益、為其本國產業排除中國競爭對手。美中雙方因而在德國眼裡都是該防備的對象，也因此始終試圖對雙方都保持等距的立場。

德國當局的這種態度，在去年底經濟部長阿特邁爾與美國駐德大使的一場口角風波裡顯露無遺：阿特邁爾拒遵美方排除華為的要求，並挖苦美國國安局先前監聽梅克爾手機，危害德國國安，但德方也沒有因此排除美國廠商。美方大使隨即反駁：不該將民主自由的美國與極權國家相提並論。

今年5月以來，德意志電信與德國沃達豐（Vodafone，注意：此乃英國集團）在4G網路（注意：不涉及5G關鍵技術）的擴建上使用華為技術，再遭美國抗議、並威脅要實施制裁。德方並無正面理會。壓力當然也不只來自美方，中國駐德大使日前也放話威脅：如果德國膽敢於5G建設排除華為，就不要想在中國繼續賣車。

因而德國採取一種妥協的策略：在市場開放的原則上不排除華為，但透過設立國安門檻，可以技術性地排除華為在5G關鍵領域上的參與——如果真的能證實華為危害國安的話。5月初，德國因而再次提高了安全規範，但總體而言，規範標準至今還不夠明確，德國政府的態度也還顯得躊躇未定。

近期以來，德美之間的另一個衝突點，就是駐德美軍撤離的話題。今年5月，梅克爾不給川普面子，公開拒絕參加白宮G7峰會。川普揚言，你不來拉倒，我邀請俄羅斯參加（俄羅斯是德國在歐洲的頭號對手）。隨後川普在內政上引火燒身，國內爆發佛洛依德事件的示威潮，這時又向德國找碴，要德國增加對NATO所負擔的支出，否則駐德美軍就要撤離。

與撤軍的威脅同時，美國還買一送一，加碼了北溪2號（Nord-Stream-2，先前由德俄協商興建、從俄羅斯境內向德國輸送天然氣的管線）的問題，向德國施壓。美國此刻舊事重提，揚言要據此制裁德國政府——被這樣制裁的國家，在過去只有北韓、伊朗一類的獨裁國家。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視為報復德國先前將美國與獨裁國家相提並論的手段。

在國內疫情嚴重、四處抗議暴動的局面下，川普還對盟友如此操作，被德媒評論為「亂無章法的瘋狂」（Wahnsinn ohne Methode），也讓德國朝野既不屑又不爽。

事實上，德國在NATO一事確實理虧，因為早在2014年德國就已承諾增加支出，但推託至今沒有兌現。過去雙方也就此爭執過，最後美方總是對盟友睜一隻眼閉一支眼，只不過川普專挑這個時機來真的。由於德國是美軍派往中東與北非、乃至於阿富汗的後勤基地與訓練場所，其戰略地位與軍事利益難以取代，川普這招可謂既損人又自損，平白削弱了美軍全球佈局的戰略機動性。

美國對德國發起一系列摩擦，再加上國內疫情控制失當、內政負面新聞頻傳，讓川普當政的美國既為德國人所反感，也威望盡失、成為後者的笑柄。德美關係就在疫情危機中、美國單方面施壓德國表態抗中的局面下，發生了關鍵的質變。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與德國克伯基金會（Körber-Stiftung）在今年5月共同發表了一項關於美德民眾政治偏向的調查。關於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二選一的問題，結果顯示：

去年德國民眾有50%傾向美國、24%傾向中國，而今年卻急遽調整為37%傾美、36%傾中的平盤局面。

至於美國民眾在德國與中國之間二選一的態度，基本上沒有變化，去年與今年，都有44%民眾傾中，而傾德的民眾則由去年的41%略升到今年的43%。

相較之下，美國民眾其實還比德國民眾更為傾中。而德國今年的轉折，則是由明顯的傾美變成對美中雙方持平的態度。前陣子有台灣媒體根據這項調查結果，去掉前後脈絡，刻意突顯德國民眾傾中的面向，這是相當片面的報導。

值得注意的是，該調查還做了一個問題：對於自己的國家是否應該負起國際事務的承擔、積極協助解決國際問題，德國有民眾73%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美國則也有68%民眾贊成。但在美國贊成的民眾中，出現明顯的政黨差異：民主黨選民中有79%贊成、而共和黨選民只有49%。

換句話說，德國多數民眾單就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而言，接近美國民主黨選民、而與共和黨選民意見較為相左。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應證了德國人對川普政府的反感，是來自於後者的單邊主義與德國多邊主義之間的衝突。

結論

我們近來常見一種看法，認為當前全球進入所謂「新冷戰」，而世界各國彷彿都像台灣這樣面臨在美中之間清楚選邊站的簡單抉擇。嚴格來說，這樣的見解尚有商榷的餘地。

要再現冷戰模式有三個前提：「超級強權保障國際秩序」、「雙方陣營彼此經濟獨立」、「美國與其盟友利害一致」，前兩項條件如今都不存在，第三項條件目前則仍嫌模糊。

近年美國自國際事務抽身、單方面貫徹美國優先，從「世界警察」退居成「世界土豪」，減損了其國際領導力與盟友的信任。此一情況又因美國在疫情危機中一連串應對失當，導致國際聲望大跌，而更加白熱化。這也讓美國的抗中論述在盟友看來，終究只是單方面的自利，並不代表共同利益——川普針對疫情問題追究中國、乃至退出世衛，儘管柏林方面也對中國不滿，但其對華府舉動的解讀仍是：為了選舉秀下限、還平白將國際平台拱手讓給中國。這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新冷戰」的概念，反映的是美國主觀的戰略願望、同時也是台灣抗中的寄望所在，但還未具體涵蓋歐盟的共同利益。儘管目前美中對峙快速升溫，但離「新冷戰」格局的實現尚有相當的距離。眼下若要防堵中國「數位獨裁」（digitale Diktatur）模式的擴張，德國必須跳脫人設、帶領歐盟建立明確的對中戰略，美國同樣也必須改變外交姿態、重新取信於盟友。

比起冷戰2.0，當前國際局勢更像國際失序、世界進入無政府叢林的初期狀態。現在許多國家對中國反感，不代表會毫無保留加入美國隊；沒有順從美國向中國劃清界線的，當然也不代表就是要和中國站一邊。此外，由於利益盤根錯節，各國之間可一面彈性結盟、另一面又互相對立，情況並不像過去冷戰那樣涇渭分明。

在局面還未完全明朗的現狀下，德國試圖擺脫美中雙面沙包的窘境以自立，態度顯得既遲疑又掙扎，終究無法像長期孤立、一向「被」單邊主義慣了的台灣一樣，能做相對縮限的單選題。( 黃哲翰 ) 

質問 : 

黃哲翰( 應該是旅德的台灣華人 )的這篇文章材料蒐集與整理論述很好，但不可否認，立場仍不夠客觀公正，比較偏向西方的立場，還扯出與世界外交政治，甚至經濟並沒有具體影響力的台灣來，很明顯就是突出作者的立場。 個人可以有立場，既然是深度論述，就應更加中立、不帶立場。

另外，在"以疫謀霸"一段的論述，更是充滿偏見與雙標，中國製造防疫物資、發展疫苗，都是誰買去用了 ?? 主要不都是歐美各國嗎 ! 假如中國這樣做是"以疫謀霸"，那麼歐美大可不必求購、甚至攔截他國物資。這不是在成全中國以疫謀霸的" 陰謀 " 嗎 ? 不矛盾嗎 !? 作者也似乎頗為認同，歐美應該建立" 防中同盟"以遏制中國發展，我就更不瞭解他到底是什麼人 ? 如何面對他的中國祖宗們 !

但作者對歐美超額包圓壟斷疫苗的做為恍如無視，未見譴責甚至一絲絲批判。不禁要問作者，為什麼中國發展好、變富強、幫助世界抗疫，就是" 謀霸 " ? 歐美3、4百年的殖民地掠奪、剝削式的典型稱霸，沒看見嗎 !?

( 附記 1 )

在中美歐三大板塊互相傾軋的新時代，布魯塞爾要乘美國制裁，並以香港和新疆問題為缺口向中國施壓獲利，先要歐盟自己安定疫後重建整合進程，後要德國揚棄歷史包袱領導歐洲。

在美國國會全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後，美國對華強硬明顯已是兩黨共識，再加上特朗普指出中美關係由於疫情已被「嚴重傷害」而暫不考慮和北京進行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商討，中美間矛盾中短期內殊不可解——這本應是夾在中美之間的歐盟，在外交上渾水摸魚的良機，而實際上也的確將由2013年已開始商討的歐中投資協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簽訂暫時擱置，甚至連法國都已揚言會跟進美國制裁，然而始終布魯塞爾都無更進一步表態。

歐盟要先攘內  方有往外強硬之機

不錯，肺炎疫情所顯示出對華供應鏈過分依賴的問題，及對於新疆和香港管治問題所引起的擔憂，的確將本已對中國影響存憂慮、將之列為「系統性對手」的布魯塞爾更進一步疏遠北京政權，但同時歐盟也藉疫情重建計劃，獲得數十年一見的整合切入點，連帶默克爾帶領的德國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政府也重新藉抗疫有效之勢一洗頹風。

其實夾在中美間的歐盟擁有雄厚經濟資本，可說是除美國以外，唯一一個作為一整體向中國說不的經濟體，是以可見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和歐洲議會對北京政府極其強硬的表態。但在真正有深層次的政治和共同財政政策整合保障歐盟經濟穩定之前，不難想像為何已在歐盟改革中投入巨大政治資本的德國，並不願在此時節外生枝。

不要忘記，在特朗普當選後，歐盟在一定程度上視中國為美國出口的替代市場，目前中國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而相對地歐盟亦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布魯塞爾內有乘疫情重建推行政經轉型整合計劃的爭議，外有邊境接壤中東和北非地區的不穩，以及揮之不去的俄羅斯威脅的陰霾，還有以狙擊歐洲出口為樂的美國；剛剛絕處逢生的歐盟，要先攘內，方有往外強硬之機。

新七年預算+疫情重建：野心極大的歐盟「大重建」

粗俗點講，歐盟的整合從來發生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唔見棺材唔流眼淚」。這次疫情嚴重到足以撬動對歐盟長久以來的南北經濟發展割裂和根本性的互不信任，讓由改革派總統馬克龍領頭的法國，能在歐盟財政整合上，和一向謹慎且踏入政治生涯暮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真正能夠「玩鋪勁」。所以，不理解歐盟經濟南北分野的外行人，可能無法理解歐盟執委會5月所提議，和歐盟新七年預算（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 MFF）綑綁的疫情重建計劃，對於歐盟有多大的政經意義，及背後法德押注的重量。

先從金額講起：這方案主要是在更早前應急的SURE緊急就業救助金借貸達1000億歐元等款項上，再額外增加7500億歐元的「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基金去協助歐盟成員國在疫後重建和升級產業。對比上一個歐盟七年預算也不過僅僅9600億歐元，也就是全歐盟國民收入（GNI）的1%左右，這金額絕非小數。而更重要的是，繼早前代表成員國擔保向市場籌措SURE計劃預算的歐盟執委會，「歐洲新一代基金」的預算將全數由歐盟執委會的自有財源（own resources）——包含新的泛歐稅務收入——作為抵押借貸的資金，投入到歐盟重建和升級產業的投資裏。

這意味由於歐盟執委會所講「自有財源」，是指由歐盟代表成員國去借貸所得的金額，也就是說經濟更為發達的北歐富國會間接地補貼南歐國家。但由於這是經由歐委會去舉債然後再借貸（on-lending），而非由南歐成員國各自舉債的方式，這方案風險變得更為可控，在比如荷蘭、芬蘭等富國中的政治風險大為降低。這明顯是從SURE計劃公布以來便已堅持重建計劃必須由發放歐元區公債（所謂的Eurobond）融資的法國，和歐盟富國領頭羊德國最終達成的妥協。加上雖缺少預算淨投入國英國，歐盟執委會仍在現方案上安上高達1.1萬億歐元的MFF，布魯塞爾距離做到歐債危機都無辦法迫使成員國考慮的「北水南調」，僅差一步而已。

目前這方案仍在歐盟領袖間激辯，希望在7月17至18日歐盟峰會上取得共識。然而不但以荷蘭為首的4個富有小國（奧地利、丹麥和瑞典）等對計劃仍存疑慮，德國還同時要說服歐洲議會和一再挑戰歐盟價值、漸趨威權的匈牙利政府，在應否以維持法治（rule of law）作為歐盟預算撥款先決條件的問題上妥協。這種情形下歐盟要在外交上做極大轉向，甚至關注遠東勢力範圍以外的地區，近期並不容易。

歐盟可做到更多  但需德國運用領導歐盟優勢

但在重建計劃敲定後，歐盟短期還是可做到更多——但這需要德國更進一步清楚在中美歐零和博弈的新時代，歐盟的富饒和所代表的秩序，與柏林的政經利益已無法分割，德國需在默克爾餘下不久的任期內更積極通過領導歐盟去推進德國人的利益，否則將更為在中美間腹背受敵。

比起中、美，缺乏所謂「銳實力」的歐盟插手世界舞台的根基，在於它龐大的市場、普遍富裕的人民和足夠自給自足的完整產業鏈。這也意味在全球零和博弈的大棋局下，歐盟政治經濟每整合多一分，它獲得的每一分影響力就無可避免地會觸碰到他者的利益。在今日歐盟意識到更加緊整合歐盟單一市場，及在工業、資訊科技和數碼策略等戰略產業制定一套屬歐盟的標準（比如說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以及投入更多資源發展自己的能力的必要性，歐盟就同時擁有最低限度在國際間「企硬」、保護自己利益立場的必要，以及往外談判套利的誘因。

一個潛在的例子：《港區國安法》第38和43條，賦予中國政府全球性執法和向外國組織及其代理人要求就涉港活動提供資料，及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的權力，如果一間公司持有由GDPR保護的個人資訊，中國國安又向它叩門要求這些資訊，它該交還是不交？歐盟應如何介入和保護歐盟國民利益？而亦正因如此，傳統上總理默克爾一直秉持的謹慎平衡外交手腕，以不得罪中美任何一方，並僅以德國利益為核心的政策方向，這種對於歐盟優勢以及德國對於一個強大而健康的歐盟市場依賴的漠視，在長遠將反過來損害到歐盟整體以及德國的利益。

歐盟不可能單靠法國去支撐

由於二戰罪行的包袱，德國不論是內政和外交上都不願展露領導的野心，也樂於在許多場合讓同為歐盟領導國的法國秉承由戴高樂總統以來一向熱中於扮演領導人角色的傳統；在財政整合如是，在北約問題如是，在提倡歐盟應減少對華依賴，到提出就北京違反一國兩制承諾制定相關制裁行動更如是。默克爾處理外交的這種態度，在她悠長的總理生涯曾無往不利，但是那個柏林可以遮遮掩掩隨便過日子的時代已過去。美國的保護傘已漸褪去，北約同盟國土耳其在歐盟最需要維持穩定的北非和中東後院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地，大搖大擺地以安頓難民為砝碼勒索歐洲，在疫情中加入俄羅斯一同以假消息和網絡攻擊衝擊歐洲，在香港和新疆管制問題極為強硬的北京政府等等的挑戰底下，歐盟不可能單靠法國去支撐。

雖然感覺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但其實不過是幾個月之前，現在由於疫情處理得當，支持度超越天際，5月時根據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數據支持度達八成的默克爾，在2月時的聲望是她個人最低谷，甚至連《經濟學人》都在她支持的接班人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下馬之後，指出她應該是時候退位讓賢。疫情為歐盟整合帶來新轉機，也讓默克爾的政治生涯在暮年迎來意外的高潮；但是要如何利用這個意外的政治資本重塑歐洲政治生態去應對外來挑戰，則是在歐盟確定內部整合藍圖後必要的課題。

作為自由世界戰勝共產極權的象徵( ??? )，統一的聯邦德國，沒有逃避領導責任的餘地。

作者是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