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規模示威的背後意涵

全球大規模示威浪潮的背後意涵

過去一年裡，世界各地如智利、西班牙、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印度、沙烏地、伊朗、英國、法國、美國陸續出現了民眾大規模遊行的混亂局面。這些活動的動機不一，但都顯示出聚集規模大、暴力化、衝擊社會治安的傾向，並且在更多國家和地區蔓延，這種情况在未來一段時期内可能成為常態。雖然示威者的訴求並不相同，彼此間也并没有組織和聯絡，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暗流湧動，不斷尋找新的爆發點。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上述示威活動有幾個共同特徵：

第一，示威者完全放棄了傳統的和平示威模式，不再强調傳遞政治符號和政治訴求。

第二，示威者將公共設施和治安力量作為主要攻擊對象，並不顧及此類行為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第三，示威的由頭多是非政治性事件，而是例如漲價、加税、氣候變化等，政府對此類示威活動的突然爆發缺乏心理準備。

相比先前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等類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當前在全球範圍内發生的游行示威有更强的擴散性和聯動性，像病毒一樣不斷傳播、感染和變異。

有部分西方學者和媒體認為，這可能是繼上世紀60年代後的全球新一輪大規模的“世代衝突”。

首先，此輪病毒式的動盪示威與一些國家的民選政府短視政策有關。

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將維持經濟增長勢頭做為一切政策的初衷。為了維持增長與就業，不少國家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寬鬆、减税、向市場注入過多流動性、救助經營困難的私營企業等臨時性措施。但如今，已經過去10年，一些政府仍然没有停止上述政策，試圖將不受約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常態化。富人和精英白領是這種非常規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全球貧富分化不斷擴大。非常規政策讓財政和社會福利的赤字不斷擴大，房地產泡沫高企，這些問題必將由下一代的中下層民眾承担。

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社會缺乏對於全球性問題的關注。

在為氣候變化奔走呐喊的民眾看來，數據和極端天氣頻發的局面已經證明了氣候變化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真實的威脅。如果西方放棄了在這一議題上的堅持，那麼人類文明在未來的20到30年可能會面臨一場生存危機。這場危機的真正受害者將是如今的兒童和青年一代。

第三個原因是數字化的深度發展。

随著互聯網和物聯網的渗透，國家政府的治理、力量和形象主要通過數字化方式實現。個人的隱私、言論和性格也被轉化為社交媒體上的數據。數字化社會帶來了新的安全感、價值觀和政治表達方式。

一些政治活躍人士發現，在社交網絡的篩選下，網上發表言論並不能够引起廣泛關注，必須通過示威遊行的方式才能引起關注。在示威遊行中，衝擊公共設施和执法人員的行為能够引發最大範為的傳播，進而讓人們關注到其宣傳的政治訴求。

第四個原因，“後真相時代”社會規範對民眾的約束力下降了。

近年來，社交媒體上遍布著“假新聞”和“造假視頻”。主流媒體不再報道新聞，而將新聞演變為一種“叙事”。國際輿論進入到“後真相時代”——没有真相，也無法證明真相。

一些政客有意借助這種新的輿論環境傳播極端聲音，而民眾在適應了這種環境後也開始質疑傳統設會規範的合法性。事實上，社會規範來源於社會對於“正確行為”的共識，如果“正確行為”本身難辨真假，那麼設會規範的根基也會土崩瓦解。

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戰運動”與當前的情况有不少近似之處。

例如，越戰和冷戰在當實的西方主流政客中被認為是國家安全領域的頭號議題，是為了阻止蘇聯陣營向西方擴張。然而，年輕一代却認為他們才是軍事冲突最主要的受害者，也不滿基於戰爭需要所採取的戰時政策。兩個世代的交鋒在於是否終结越戰。

如今，不少國家也都面臨著類似的政策選擇——

選擇之一，是繼續堅持非常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將經濟問題推給下一代；另一個選擇，是忍受下行壓力，祛除掉國內經濟的一些積弊。

兩種選擇都會帶來一些政治成本，後一種選擇可能會導致採取短視政策的政檔取代採取可持續性政策的政黨。怎麼辦？

這些動盪局面也證明，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所謂民主制度並不足以解决當今社會新的主要矛盾，因為市場經濟下遊戲規則的贏者通吃，必然造成貧富差距、階級對立。再加上短任期的民選政府，選的是知名度而非專業治國理事的才能，走馬燈式的輪替，尤其不足以迅速適應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新現實。

政治制度不同的各國政府都或多或少面臨著類似的社會挑戰，即如何確保國家戰略服務於以人為本的中長期發展目標，如何避免不可持續短視政策的誘惑，以及如何與不滿的民眾打交道。如果政策取向和溝通出現了問題题，民眾很可能就會找尋藉口湧向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