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權宜財政政策禍國

唐朝的權宜財政政策禍國  

“盛唐”，那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一個氣象萬千的時代，軍力鼎盛、詩文燦爛、民間富庶、自由開放。後來是因未唐玄宗晚年昏庸，寵愛楊貴妃，才搞出安史之亂，葬送了這個大好時代。但是，如果從財政税收這個獨特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時代，故事跟我們想的不一样。

唐代繼承的是隋代的租庸調制。簡單說，唐代的土地是國有的，朝廷給老百姓授田，農民拿了國家的土地，秋收之後就给國家交租。這樣做的前提是國家有超高的行政效率。對全國的土地有全面的掌握，對人口的變化有全面的了解，人死了，政府得有能力把土地收回；人口增加了，政府得有能力找到新的土地分配；政府得有能力完全禁絕土地交易。還有一些特殊情况：水旱災荒、鳏寡孤獨、功臣世家得有特定的機制照顧。至少得做到這些，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内真正實現租庸調制。

唐初戰亂剛結束，戶口大量流失、社會混亂荒蕪，想恢復隋文帝時期的那樣行政能力是很難的。當遇到一個大問題，是迎難而上，解決這個問題？還是找出權宜之計，緩解這個問題？在財政問題的迎難而上，就是全國清丈土地，統计户口，財稅統收統支，這是正常的財政建設思路。當然困難重重。那權宜之計呢，就是想出各種五花八門的辦法去搞錢，只要朝廷有錢花就行。在這個十字路口上，號稱是千古明君第一的李世民，他選擇找權宜之計。

唐初的權宜之計，有點匪夷所思，朝廷没錢，各部門就不發官員薪俸也沒有辦公費，而是給一項政策，讓各個政府部門成為獨立經營的企業。撥給一批土地和錢，自己經營去吧。朝廷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每年都有收成，而且錢能生錢，拿着錢可以放高利貸？各項開銷就有著落了。朝廷何必興師動眾收税？

理論上似乎可行，但是很快就出縣了問題。土地和企業是一樣的，經營起來並不簡單。從出租到收租，再到糧食的運輸、儲藏、加工、銷售，任何一環出了問題或遇到災年，部門的經費和官員的俸禄都没有保證。放高利貸。當時利率高得嚇人，年利率可達100%，似乎很好賺。那時候會借錢的肯定不是平民，只能是商人，而且只能是短期使用。何況放高利貸，那也是個專業工作，外行官員幹這個，不只賺不到利息，最後本金都容易賠光。

那怎麼辦呢？唐太宗有辦法，那就用專業人員，他設了一個職位叫【捉錢令史】。中央政府一共70多個部門，每個部門配9位捉錢令史，每人拿五萬錢去放高利貸，賠了得罰，完成任務的就給獎賞，連續一年都能完成任務者升官。

官員有了升遷動力和誘惑，手中又有權，那做起生意來和搶有什麼區别？好辦得很，强迫商人貸款不就行了？如此，每年有600多個捉錢令史要升官，而當時唐代中央的官員定額只有730個位置，官該怎麼升 ? 官場風氣不就完了 ! 這只是唐代財政混亂的一個例子，【這背後其實是一個整體的思路，就是唐代皇帝不願意做最难的正式制度建設，只想着對一個明顯不可持續的狀態做修修補補。】

這帶來兩個後果，第一是因為政府對民間缺乏控制力，民間經濟反而出縣了很大的繁榮。盛唐时代的輝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原因，可是這個繁榮其實是畸形的；第二，就是不健康的财政迫使政府用各種歪門邪道搞錢。這裡面還有一個惡性循環的邏輯辑。政府越是能够通過歪門邪道搞到錢，它就越是没有積極性去建立正式的财政制度。

到了唐玄宗的時候，官員數量越來越膨胀，權貴生活越來越奢侈，國家管理的地盤也越來越大，政府開支越來越多。那怎麼辦？還是老辦法。皇帝新设了一堆什麼【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都去正式制度之外去搞錢】。這對整個社會秩序的破壞程度，想都想得到。繼續不給錢給政策。地盤多了没法管也没法收税，就乾脆設節度使，自己籌措軍費，就地解決糧草，自負盈虧，卸下中央财政的負担。中央負担確實卸下了，但是地方禍根也就種下了。後來的漁陽鼙鼓動地來，安史之亂，還有藩鎮割據的根子都在這裡。

這也就可以理解，玄宗為什麼會捨棄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儒家君子為相，他們是清官可未必是能吏，最多只能節流。連續重用有聚歛之才的李林甫、楊國忠，被財政虛空逼得呀，但也確實解決朝廷用錢的問題。那些儒家君子只有道德而無才能。同樣的事情在800年前的西漢鹽鐵專賣大辯論就發生過，桑弘羊用具體問題的解決之道，駁斥儒家學子閉嘴。在300年後的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大辯論也搬上台，王安石說他可以不加民賦而使國家財用足。儒家司馬光則說天下財富固定，不在民就在官，何能剝民而富國 ? 現代人看司馬光的經濟思想不必苛責，但要說是錯誤的，可這是儒家一貫的。故現代君子只有道德而無理財之能是偏跛的，無法應對社會的快速變遷。

回顧這個過程，其實要說的是做事的一個方法問題。 在互聯網時代有一句口頭禪，【小步快跑，加速迭代】，遇到問題，就根據網絡反饋解決問題。這確實是這個時代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但是唐代財政的故事就是，再多的小步快跑、權宜之計也堆不出一個根本性的戰略思考和制度設计。因為權宜之計會讓症狀暫時緩解，因而喪失失解決真正重要問題的決心和時機。再則權宜之計帶來負面的因素會在我們看不件的地方積累、發酵、放大，會在我們無法預料的時刻給我們帶來更沉重的危機。

權宜之計與保守主義不同，後者是在現有基礎上且行且小幅度修改，藉時間的力量來逐步轉正。前者是另闢快捷的蹊徑，把原有的擱置不理，新老問題疊加就會越來越嚴重。

唐朝的權宜之計搞一些特使來給政府搞錢聚財。讀史可以通今事，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因缺乏資金就削減軍隊經費，給軍隊一個政策，可以經商，所以軍艦、軍機從事走私、軍營賓館、餐廳、加油站等藏汙納垢黃賭毒，無人敢管，部隊社會烏煙瘴氣，和唐朝有什麼部一樣 ? 今日民進黨則是在體制外搞一些臨時單位去消耗政府的財政。聚財、分贓看似不同，其手法則是相通的，造成的後果一樣都是濫用權力、貪腐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