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日 星期六
借鑒歷史；越南改革開放簡史！
摸著中國過河：越南改革開放簡史！
2019年7月，中美貿易戰鏖戰正酣，美國商務部竟然百忙之中騰出手來，對越南出口至美國的部分鋼產品徵收高達456%的關稅。一個月後，一頂“匯率操縱國”的大帽子更是扣在了越南頭上。手段似曾相識，原因如出一轍——美國對越南的貿易赤字也要兜不住了。
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對美出口盈餘暴漲45.5%，電子設備方面尤其誇張，對美國的調製解調器出口同比增長780％，鉛酸蓄電池的增長608％，助聽器的增長311％，洗衣機增長256％，就連塑料百葉窗也增長了216％。
在這背後是全球產業鏈遷出中國的故事。貿易戰之後，外商在中國的不安感迅速上升，供應鏈諮詢公司Blacksmith International適時發布了一份報告，標題叫做Alternatives To Manufacturing in China，等於一本“逃離中國指南”，給出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越南。
相比中日韓三國時冷時熱、若即若離的關係，中國和越南的產業鏈更多是互補。而大陸流行文化在越南更是備受熱捧。幾年前，越南翻拍《還珠格格》，一度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反向輸出了不少知名度。《快樂大本營》、《爸爸去哪兒》等綜藝一經播出就被翻譯為越南語。
《延禧攻略》上映時，越南版甚至比國內還快9集，以至於中國觀眾還在熱議反派角色的命運走向時，南邊先傳來喜訊：爾晴已在越南被賜死。
除了李白杜甫、明清小說，越南人也講究十二生肖，只不過貓代替了兔子。越南本土的“高台教”推崇三教五道，其中“五道”意為儒道（孔子）、伊道（穆罕默德）、聖道（耶穌）、仙道（老子）和佛道（釋迦牟尼）。皈依高台教等於同時信了五種宗教，性價比極高。
高台教三聖：孫中山、維克托·雨果、阮秉謙（越南哲學家）
而在經濟發展模式與國家治理上，越南對中國可謂像素級的亦步亦趨，幾乎處處都是中國的影子。而隨著富士康、立訊、歌爾等公司相繼落戶，加之越南正式加入RCEP，在一個以零關稅為最終目標的自由貿易區中，產業轉移儼然成為籠罩在中國製造業頭頂的最大焦慮。
一個選擇了正確發展路線的國家，一套經得起多次考驗的治理思路，一群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骨子裡吃苦耐勞的人民，會不會是下一個中國的縮影？
徬徨年代
1969年9月，胡志明因心髒病在河內去世，尚在內戰中的國家陷入了徬徨。
適逢3月的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胡志明的葬禮上，蘇聯代表柯西金多次向李先念點頭示意，李先念都當沒看見[1]。擺在越南人面前的問題則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如何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維持平衡？
胡志明逝世的前一年，北越發動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七萬軍隊同時向南越的100多個城鎮進攻，連美國大使館都成了襲擊對象。對越南人來說，春節攻勢至今都是一場“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黑歷史，而電視機前的美國居民則習慣了晚間新聞裡直升機、叢林和越共。
改變發生在1968年1月31日的傍晚，南越警察首長阮玉鸞掏出左輪手槍處決越共的畫面，經由攝像機傳到了每個美國家庭的電視機裡，引起輿論嘩然。攝影記者Eddie Adams憑藉這張《槍斃越共》榮膺1969年的普利策獎與荷塞獎，美國人對越戰的態度也徹底改變。
春節攻勢後，尼克森提出了撤出美軍，祭出了“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新亞洲政策”，這讓胡志明的繼任者黎筍看到了國家統一的曙光。1972年3月，北越動員發動了比春節攻勢規模更大的“復活節攻勢”，美國派出B-52轟炸機作為回應，北越損失超過十萬人。
插曲發生在進攻發動一個月前，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周恩來與尼克森握手的照片上了全球媒體的頭條。正在和美國人作戰的北越認為，中國背叛了自己。
隨著中美外交破冰，中國的重心開始轉向經濟建設。1975年8月，越南最高計劃官員黎德壽拜訪了已罹患癌症的周恩來，希望獲得援助，但後者表示中國自己的經濟也捉襟見肘，心有餘而力不足：“你們越南人得讓我們喘口氣，恢復一下元氣。
一個月後，黎筍造訪北京，希望能調節中蘇越之間的關係，但“四人幫”要求越南公開譴責蘇聯的霸權，讓黎筍難以接受。之後，黎筍在莫斯科得到了蘇聯的援助承諾，中越關係降至冰點。11月9日，越南宣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為南北統一做準備。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都發了賀電，唯獨中國缺席。
相比胡志明身上的革命性，從60年代開始掌握實權的黎筍身上有更多民族主義的成色。和胡志明在中國的情感經歷不同，黎筍在越戰結束前只去中國治過一次病。後來胡志明問其對中國的感受，黎筍昧著良心的講道：越南非常勇敢，中國人一點都不勇敢。
1977年6月，迫切需要經濟重建的越南同意加入蘇聯主導的經互會（經濟互助委員會），蘇聯軍艦開始游弋於金蘭灣和峴港的海軍基地。黎筍視中南半島霸主為越南的目標，陳兵柬埔寨邊境線，並信誓旦旦向越南人民保證，十年後每個家庭都將擁有電視、冰箱和收音機。
在模仿蘇聯模式的二五計劃中，越南提出在保持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重工業。但這導致了和蘇聯老大哥一樣的命運：缺少消費品和糧食。有個編排越南的段子這麼講，黎筍向勃列日涅夫請求援助，勃回信四個字“勒緊腰帶”，黎筍也回了四個字：“請給腰帶”。
供需錯配、債務高企、流通受阻等現實問題阻隔了美好願景，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飆升。1981年，統計數據已無法掩飾行將破碎的價格體系，越南不得不在當年5月進行第一次“價格闖關”，幅度高達5-7倍。越南人民不僅沒有收穫家電三件套，還把十年辛勞全都還了回去。
1982年3月，越共五大在蘇聯捉襟見肘、美國報復性封鎖的背景下召開，確定了努力發展消費品的方向，也是對重工業依依不捨的最後一次告別。越南輕工業終於能兩條腿走路，但長期的供需錯配導致通脹飆升。三年後，越南第二次價格闖關，物價上漲了10倍。
執政後期，黎筍已經意識到了蘇聯模式的問題，加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做榜樣，本土派與親華派的隔閡日漸加深。越盟創始元老黃文歡被迫逃往中國避難，在《人民日報》發文痛罵越共對待華人“比希特勒對待猶太人還壞”，“黎筍篡改胡志明遺囑”。
1986年，黎筍以79歲的高齡倒在越共總書記任上，身後的越南，需要一本新的教材。
革新開放
黎筍去世三個月後，越共六大會議在河內召開，越南三位建國元老長征、範文同和黎德壽集體引退，並推舉此前被打倒的阮文靈當新任總書記。
權力核心變動的導火索是兩次失敗的價格闖關、十年間沒有起色的經濟改革，以及越共中央的老齡化。範文同年過八十，雙目接近失明，長征在黎筍去世後上台，處理經濟問題一籌莫展，政府內部人員形容說，“過去的十年是一場災難”。
躋身權力中樞前，阮文靈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市委書記，任務是在五年時間完成越南南方的社會主義改造。彼時，胡志明市的私企和農田幾乎都被強行國有化，曾經的東方小巴黎發展陷入停滯。這促使阮文靈在胡志明市試點市場化改革，但此舉被河內定性為“為發展資本主義開綠燈”，1982年，阮文靈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但同一時期，越南爆發三年自然災害，海防市永富地區的農民發起了一場“越南版小崗村”自救運動。在得到越共中央首肯後，這場自救以“水稻聯產承包到組到人”的秘密試點繼續推行。緊接著，農業生產承包製第100號決議發布，越南糧食產量大增。
這加劇了越南政壇本土派與親華派的鬥爭，前者在越南土生土長，傾向於學蘇聯，後者跟中國交集較多，傾向於學中國。
黎筍去世後，政治上相對親華的長征接任總書記，阮文靈藉機力邀長征來胡志明市考察，獲得後者認可。隨後，阮文靈以總書記的角色現身越共六大，向越南人民公開道歉，以“私有化改革、開放市場、法治建設”三板斧為核心的“革新開放”拉開大幕。
1987年，越南的外商投資法亮相，意欲“動員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資本”，甚至還批准了外資全權控股，對西方世界震撼極大。《亞洲華爾街報》評價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同一年,《時代周刊》專訪阮文靈，只不過定語不是“總設計師”，而是“越南的戈巴契夫”。
擺在阮文靈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喪失活力的國有企業，1987年，越南頒發217號決議，允許國企有自主決定原材料購買、產品銷售、員工增減的權利，納稅後的利潤可以自行保留，但國家將不會再補貼虧損企業，讓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總結下來就是“關停並轉、放權搞活”，聽起來非常耳熟。
隨後，阮文靈學習中國的做法，先放開農副產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再逐步放開其他工業消費品價格，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兩次價格闖關帶來的遺留問題。
如果用一句話總結越南版的改革開放，那就是“摸著中國過河”。
70年代末中越關係最緊張的時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學習材料。阮文靈上台後，每年都得派人去中國考察。正如胡志明在世時所說，“我不用寫太多東西，因為毛主席都寫過了。”
1991年，越南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國》，序言是這麼寫的：“近些年來，我國研究家們的一個頭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中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對外政策的演變。”
同一年，76歲高齡的阮文靈從權力中心隱退，轉任“中央顧問”一職。繼任者杜梅在11月造訪中國，在官方層面為中越過去的矛盾和衝突畫上了句號。在阮文靈治下，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從1987年的近乎不存在，一路高歌至1994年佔GDP的11.94%，昔日難以溫飽的農業生產也開始扮演出口創彙的角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越南模式”在風暴中迎來大考。
增長奇蹟
亞洲國家一旦有了錢，都會產生一個愛好：造樓。
1986年，新加坡華聯銀行大廈竣工，創造了278米的亞洲第一高度。兩年後，曼谷最中心位置的玉葉大廈動工，用304米的高度衝擊亞洲第一，結果還沒造完，就被367米的中銀大廈超過。更氣人的是，玉葉大廈完工那年，452米的吉隆坡雙峰塔也封頂了。高樓平地起，成為了90年代東南亞奇蹟的縮影。
金融危機前的1995年，泰國人均GDP達到2846美元，足足十倍於越南，和同樣蒸蒸日上的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一起，組成了一片生機勃勃的“環越南經濟圈”。
然而，就在玉葉大廈和雙峰塔相繼封頂那年，亞洲金融危機從東南亞開始一路北上，昔日的亞洲四小虎自此一蹶不振，反倒是越南因為經濟底子差、外商投資少，在一片負增長中保住了1998年4.4%的GDP增速，陰差陽錯的成了東南亞的尖子生。
“四小虎”的內部弊病也隨著危機一覽無餘，東南亞國家的“淺碟型”市場，往往意味著產業發展只能高度依賴出口。工業產成品出口攀升帶動了服務業快速發展，過於自信的東南亞在製造業根基未穩時，放開了外匯管制，大舉擴張金融與服務業，外資一旦在波動中抽離，便只剩下空心的產業和債台高築的政府。
亞洲金融危機後，許多遭重創的國家就此患上外資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比如後面十年都緊閉國門、嚴格外匯管制的阿根廷。對於沒有歷史包袱的越南來說，危機反而成為了機遇，甚至在對美關係上，越南也準備放下積怨，擁抱市場。
2000年，克林頓成為越戰結束後首位訪問越南的美國總統，在河內大學的演講中，克林頓稱，“美國人現在把越南視為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場戰爭”，場館外的河內大學生相當默契地拉起標語，上面寫著“忘記過去，面向未來”。
WTO是越南的第一站，克林頓來訪當年，越南簽發了《加快融入國際經濟》的決議，準備用西方的法律體係來“改造”越南。在2006年日內瓦第12輪入世談判上，談判從2天膠著到 4天，最後一晚通宵夜談，越南才得以拿下入世資格，像極了中美入世談判時上演的劇本。
隨後，越南出台新版《投資法》，解決了20年前老版《投資法》開放力度空前，但行政管理滯後的問題。一時間，FDI如開閘放水般湧入。寶成、豐泰、百和三大鞋企和全球最大的人工皮革企業三芳化學相繼在越南建廠。兩年後的2008年，越南在全球153個紡織品出口國中已經可以排到第10位。
2008年金融危機後，產業資本在國際競爭的水面之下開始隱隱轉向。三星瞄準越南市場，投入6.7億美元準備開設第一家工廠，時任會長李健熙更是親自訪問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鎔等領導層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佈局。隨後便有了第二家工廠，該方案更由李在鎔親自主導，被稱為“李在鎔項目”。
儘管越南吸納著產業投資，但尚未形成如今的蔚然討論之風。不論是越南經濟增長，還是產業轉移承接，似乎都在“靜悄悄”地進行。但事實上，在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裡，越南的經濟增長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中國。
頗為諷刺的是，越南在中文互聯網第一次出圈是因為房地產。2015年，越南修改《住房法》，外國人只要有合法簽證就可以在越南買房。炒房客傾巢奔赴胡志明市，把西貢河描繪成黃浦江，兩岸既有金融中心、舊法租界，也有高科技產業園，“小巴黎”儼然“小上海”。
2016年冬天，福耀玻璃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工廠進入運營階段，曹德旺的“成本說”頃刻引起了一場“產業轉移大討論”，國內勞工成本過高、製造業稅負比美國高35%的問題一一戳中核心。關於產業轉移的大討論，從政界、企業轉向民間：中國製造到底何去何從？
越南開始以一個全然不同的形象浮出水面，2010年越南電子產品的出口還勉強擠進前十，到2016年就已經超過紡織成為其第一大出口品，三星之外，蘋果、富士康以及國內的立訊精密、歌爾聲學也開始在越南佈局產線，焦慮的氛圍全然蔓延在“越南會不會是下一個中國”的爭論中。
中美貿易摩擦後，供應鏈安全的隱憂讓廠商加快南遷步伐。華爾街日報曾刊出過一名貿易商的故事：一位英國人在中國創立了名為China Savvy的外貿公司，賣點是中國價格（便宜），而到了2018年， China Savvy每天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你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中國？
越南宿命
今年6月，三星越南官網突然發布了一條公告，宣布三星在2020年把大部分顯示器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雖然很快被自行刪除，但越南官媒《青年報》眼疾手快，迅速全文轉載，並配文大號喜報：越南將成為三星屏幕的全球領先供應商。
青年報的消息又經由路透社轉載，搞成了大新聞，逼得三星母公司火速出面闢謠。結果一個月後，蘇州三星電子公司收到首爾的消息，今年內三星將關閉在中國的電腦組裝和製造工廠。而這也不是三星第一次劈腿，2019年底，三星關閉了在中國所有的智能手機工廠，兩個月前，又關閉了位於天津的平板電視廠。
這些最暢銷的三星產品，產地都指向了同一個目的地：越南。
2018年，越南取代新加坡成為東南亞IPO收入最高的市場；2019年，越南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依舊創造了7%的高增速；今年8月份，越南對美出口創歷史新高，逼得川普在發推之餘，送出了東亞人民非常熟悉的301調查大禮包。
出口增速最高、爬升最快的卻是越南
細數越南革新開放以來的舉措，與中國何其相似；十多年來愈演愈烈的產業鏈轉移，也讓“中國製造業流失”的話題不斷出圈。但本質上，這是個經典的“先問是不是”問題。
以研究全球供應鏈見長的杜克大學教授Gary Gereffi曾提出過一個理論，他把工業製造分成兩類，一類由購買者驅動（Buyer driven），特徵是勞動密集，如服裝、玩具、貼牌組裝；另一類由生產商驅動（Producer driven），特徵是資本及技術密集，如汽車、航空、電子和重型機械。
生產商驅動的Manufacturer與購買者驅動的Factory都可以翻譯為製造廠，但驅動力的差異，使得它們在供應鏈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別。所謂生產商驅動，其超額利潤源自於生產規模和核心科技，繼而成為產業鏈規則的製定者。換句話說，客戶能買什麼，取決於工廠生產什麼。
大概正因如此，身處“生產商驅動”層次的成功人士往往出言不遜，遠有亨利·福特的“消費者永遠只會說要更快的馬”，近有喬幫主的“只有我們拿出iPhone ，消費者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購買者驅動”的Factory則恰恰相反：客戶要什麼，工廠就造什麼。工廠只能被動接受訂單，至於賣什麼、賣多少、怎麼賣，一概無權過問。因為准入門檻低、競爭壓力巨大，身處Factory的行業往往位於價值鏈的底端，代表便是iPhone在大陸的供應商，利潤率常年徘徊在5%-7%，勉強跑過貸款利率。
這也是為什麼服裝製造業七十年來轉遍了大半個亞洲，卻只誕生了一個優衣庫。其創始人柳井正（Tadashi Yanai）曾稱自己最欣賞的榜樣是沃爾瑪——沃爾瑪上世紀90年代賣出了全美國四分之一的衣服，分別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數百家代工廠，但沒人會記得它們的名字。
所以，“購買者驅動”和“生產商驅動”的不同，造就了越南與中國的最本質區別：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躋身Manufacturer，繼而誕生了諸多中國本土的消費品牌，而位於Factory的越南，往往既不涉及生產計劃的製定，也不涉及銷售策略的貫徹。
規模再大，依然只是拼命按訂單幹活的企業版做題家。而用廉價勞動力吸引來的資本，總有一天會被更廉價的勞動力帶走。
如今的越南的確在復制中國90年代所走的紡織路，但真正讓中國掌握產業鍊主動權的，是以產業政策和財政預算推動的生產商驅動型產業。中國模式之所以難以復刻，是因為中國人民既能生產，也能消費，中國既是製造業大國，也是內需消費大國——只有這樣才能“內循環”。
一個經典案例是：2004年鐵道部為第六次提速進行招標，時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的張曙光提了“三個必須”原則：必須轉讓關鍵技術，必須使用中國品牌，價格必須足夠便宜。條款霸道至極，但國際頂尖高鐵製造商還是搶破了頭，背後的原因在於：如此龐大的客運需求，幾乎只在中國存在。
當時，初次招標的京滬高鐵項目價值高達1000億人民幣，要知道高鐵市佔率近70%的西門子，其運輸部門在全球的年訂單額還不到400億。開標前一天，張曙光還跟德國人透底：每列車2.5億歐元，技術轉讓費1.5億歐元，被西門子一口回絕。第二天，阿爾斯通被選為合作夥伴，西門子股價暴跌20%，談判團隊被集體優化。
靠著這筆訂單，原本瀕臨破產的阿爾斯通起死回生。一年後，痛失良機的西門子乖乖接受開價，並把技術轉讓費降至8000萬歐元，爭取到了60列動車組訂單。
清華大學教授文一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這樣寫道：市場是個昂貴的公共品。缺乏市場體系的弊端，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便展露無疑：晚清軍事工業累計耗資5000萬兩以上，但產品沒有利潤，無法實現自我循環，反而成為政府的負擔。
改革開放後，家庭聯產承包製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讓中國農村地區在1978-1988年之間完成了原始工業化，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有購買能力和意願的農村市場；一個能輸送工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群體。兩個因素為工業體系注入了潤滑油，使其能夠自我運轉、自我輸血、自我激勵。
在全球產能過剩的時代，一個完整統一的消費市場無疑是最稀缺的奢侈品。越南以中國十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市場規模，難以構成換取外資技術的籌碼。而重工業化的缺失，也注定越南無法像日韓一樣依靠自身技術突破，完成產業升級。
換句話說，越南可能會誕生富士康，但很難誕生華為和小米。
尾聲
越南的失落並非因為美國的封鎖、蘇聯的衰落，也絕非領導人不夠深謀遠慮，而是戰爭。
在二戰後全球經濟的恢復期，鐵幕下的歐亞依托資本管制與技術轉移，迅速完成了製造業的複蘇與升級。日本的重工業非但沒因戰敗蕭條，反而靠著朝鮮戰爭的“特需經濟”迎來高速發展。60年代，朴正熙拿著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推動了韓國工業化，台灣也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了重工業化。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同樣是中國重工業化的關鍵，影響最深的無疑是“156工程”。整個援建工程涵蓋了能源、冶金、化工、機械、軍工等幾乎所有核心工業領域，傳送了1100套建設項目資料、3500套機器製造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技術說明書，在全球技術援助史上都難以找出第二個例子。
1979年，中美建交簽訂35個條約，其中就包括大量技術方面的合作。中國因此迎來第二次重化工業升級，真正為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訪日之旅也帶來了大量的低息貸款與技術援助。
而當1975年越南實現統一時，擺在黎筍面前的，是遍布全國的兩萬個彈坑、三百萬失業人口和一千萬難民。二十年的戰爭，讓越南錯過了戰後發展的黃金時代，也錯過了整個東亞朝氣蓬勃的青春期。技術與資本的缺位限制了越南重工業的發展，也成為瞭如今越南製造業的瓶頸。
2018年，越南從中國進口了814億人民幣的機械設備，佔該類別的40%；農業機械中，有一半來自中國進口，而本國生產只佔15%到20%。雖然電子設備也是越南出口的重要組成，但30%的智能手機零部件，以及70%的製造企業主要零部件仍然依賴中國供應。
從經濟指標看，越南的體量只是一個小號廣西省，也許很難成為中國製造業的威脅，但在越南身後，還有3000萬人口的馬來西亞、7000萬人口的泰國、1億人口的菲律賓和2.6億人口的印度尼西亞。
如果不是疫情，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也許將以中國為圓心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低端產業流失已然成為中國製造業的最大焦慮。但隨著疫情爆發，海外主要經濟體生產幾近停滯，全球的生產需求反而湧向中國，也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
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本質上是一個互相賽跑的過程。我們應該做的，是利用這個寶貴的窗口期，加快核心技術的研發進度，轉型升級，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成本，優先轉移。
中低端產業轉移會倒逼產業升級嗎？這不是選擇題，而是一定要做的。對於還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的中國來說，我們要加快升級，控管轉移。
當然，中國不行也不可能把高中低短產業一把抓，要在兼顧西部發展步伐，有序依次的轉移低端勞力密集產業到東南亞與其他地區，分他國一杯羹，擴大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國際好感，逆差也是可以接受的。何況有利人民幣國際化。
2020年12月10日 星期四
美國的根爛了；困獸猶鬥的悲戚；通緝川普；卡斯楚的預言應驗
美國立國精神的根爛了
為什麼民主黨還沒上台，就要心急火燎的搞毒品去罪化？而共和黨一定要嚴令禁毒、墮胎，並且對LGBT分外反感？政黨理念兩極對沖。
如果你對美國的歷史有點了解，就會知道，美國最開始可不是什麼自由的天堂，而是宗教人士的避難所，五月花上一半都是清教徒，這幫宗教狂熱分子，有點苦行僧的受虐傾向，所以在整個歐洲都混不下去了。
美洲的殖民地真正水土肥美，物產豐饒的是天主教徒們佔領的南美，但清教徒們第一個看不起天主教，認為他們腐敗墮落。
可以說，他們是當年在基督教社會裡最最可怕的極端宗教分子。所謂清教徒的清可不是指的清白，而是清除，在歐洲要先清除天主教。這幫人後來在相對條件艱苦的北美紮下根來，並且把清教徒精神根植下來，這也是美國人建立國家的最初精神基礎。
最早，清教徒在北美是想建議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他們為了逃避歐洲社會的迫害，因此到北美抱了團，加倍的迫害別人。早期北美各州的法律裡，充滿了燒死異端，殺死不信上帝的內容。所以印第安人給了他們火雞，他們感恩上帝，然後毫無愧疚的屠殺印第安人，建造自己天國。
清教徒的有一樣核心精神，認為每個人都有上帝賦予的獨特天賦，每個人必須發揮自己的天性為社會做貢獻，實在是沒得天賦，那麼拼命賺錢，積攢財富也是一種功德。所以清教徒們非常鄙視窮人，認為他們之所以瓊，純粹是好吃懶做。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支持貧富差距，反對高福利，反對高稅負。
但凡是宗教立國的國家，有一樣很重要，一定要求小政府，為什麼呢？只有限制了公權力，才能讓教權更多的干預人的生活。權力的鬥爭永遠都是那麼的直接，你多一點，我就少一點了。
基督教
創始人耶穌是猶太人，第一波門徒都是猶太人，後來被羅馬帝國拿走之後改改，就變成了自己的宗教。結果不斷的分裂，再分裂，最後從猶太人手里奪走的宗教，其中一個核心就是反猶。希特勒不是憑空變出來的，他只不過是把歐洲慣有的反猶手段發揚光大而已。
美國立國以後，秉承了清教徒精神，但無奈地域發展不均衡，南部適合搞大農場種植，需要大量的人口，於是南方引入了大量黑人奴隸，而北方則發展自己的工業。
富裕的南方看不上北方性價比不高的工業製品，他們的種植經濟也是以外銷為主，等於是兩頭在外，這樣北方發展資本主義的計劃受到打擊，於是雙方以廢奴為藉口，發生南北戰爭。經此一戰，美國的黨派鬥爭算是正式形成：代表北方工業的共和黨和代表南方種植園的民主黨。
因為共和黨打贏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最主流的派系，把持了軍警憲特等真正的權力機構，而且還以一種非常隱秘的傳承模式代代傳承。共和黨是當權者，自然而然就成了國家原初信仰的守護者，也就是保守派。
而民主黨呢，一場大戰成為弱勢政黨，但好在美國是移民國家，那麼把原來的力量所以結合新移民的利益，那也能壯大。接納移民、搞社會福利...。
這裡不得不提到愛爾蘭人，在南北戰爭裡，大量愛爾蘭人被北方拉過來當炮灰。但愛爾蘭人大部分信仰天主教，這在正宗的清教徒眼裡，就是原罪。所以後來，許多愛爾蘭人因為共和黨被喊來美國當炮灰，最後卻變成了民主黨的信徒。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後裔就是肯尼迪總統，後來肯尼迪遇刺，眾多說法裡有一個就是因為他是天主教徒，所以被主流宗教勢力不容，安排刺殺。
資本主義有一樣好處就是，資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謂的宗教信仰，敵不過資本本身。
其實相當長時間裡，美國是個非常保守的宗教社會，為什麼美國女權運動會那麼過火？因為女人在宗教體系裡，是沒有獨立人格的。《聖經》裡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出來的，所以女人一生要依附於男人。女人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所以被禁止墮胎。
2016年，代表最保守勢力的川寶上台以後，美國有許多深紅州都在試圖立法禁止墮胎，違法的，最多能被判處99年徒刑。墮胎能禁止嗎？不能，為什麼在美國不能合法化呢？因為這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墮胎問題，這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涉及到美國的立國核心宗教利益，所以要合法？呵呵，誰敢！
但是，資本並不會因為清教徒們的想法而偏向他們，資本更傾向於手段高明的金融玩家，美國的金融玩家，華爾街的大佬們，最後一大半都被猶太人給把持了。二次大戰，猶太人吃夠了苦頭，他們發現，如果不跟政權緊密結合，那麼再有錢也不過是個敞開的錢袋子，任掌權者隨意取用。
並非是猶太人更擅長做金融，老實說，金融是不需要什麼很厲害的天賦的，恰恰相反，金融往往是一群相互團結起來也能幹成的大勾當。猶太人在幾千年的歷史裡，一直充當歐洲老錢們的管理人，賬房先生。
中國以前有個紹興師爺幫，你不是紹興人，當不了師爺，為什麼？因為上下級機構裡都是紹興人，彼此互相勾結，外人插不進來。猶太人也是。
猶太人為啥能把持金融業？因為他們已經結成了團體，實在不行，還能用聯姻的手段把實力派給吸引進來。
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就是金融資本主義了。
自從美國廢除了金本位以後，建立了信用美元製度以後，金融資本就把清教徒的那一套砸得稀巴爛。
你勤奮？當你被消費主義洗腦，積蓄就變成不可能的！
你努力？當你被大資本給壓榨，想獨立於金融資本之外創業那是做夢！
最後普通美國人的美國夢都被消費主義給偷換概念了，一生變成了卡奴。從疫情期間，幾千萬美國人完全依賴政府發現金與實物來度日，家無隔宿之糧。即便你重拾艱苦樸素？呵呵，不好意思，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在那裡。
金融資本玩的就是讓普通人終其一生都變成依附在金融體系裡的金融奴。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資本越發強大，到了2008年，終於玩出來一場潑天大禍，把美國中產們一把割了韭菜。
於是奧巴馬被金融資本推出來當了總統，因為他是黑人，還有疑似穆斯林身份，有這個大靶子擋在前面，搞佔領華爾街那一套，很容易被老拳打歪了。
奧巴馬上台以後大搞LBGT，你以為這是不務正業，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宗教分子眼中，LBGT那是了不得的大罪，為什麼要大喊政治正確？那是要懟宗教不正確。其實這是一招拆牆的動作，要動搖宗教美利堅的宗教根基。
因為，華爾街禍闖大了，他們很害怕，萬一有一天宗教的美國復辟，那麼到時候水晶之夜就要重現。看看，當年為什麼希特勒要集中屠殺猶太人，表面上有宗教影響，實際上卻是想搶錢賴賬，你以為希特勒那麼大本事？隨便就能把被打垮的德國經濟迅速靠勤奮努力給搞起來？
美國歷史上兩位民主黨總統玩得非常溜，一個是肯尼迪，他等於是把民主黨給時髦化了，跟最“先進”的一些理念給結合起來，以對抗自己“天主教徒”身份帶來的壓力。
一個是我們的奧巴馬，他更厲害了，是黑人，所以他要更堅定不移的搞政治正確去宗教化，用國際化的口號來對抗本土意識。
為啥奧巴馬那麼受華爾街歡迎和尊敬？還不是當了擋箭牌 ! 為啥特朗普那麼恨奧巴馬？除了當年被奧巴馬天天點著鼻子嘲笑以外，還有彼此背後意識形態的衝擊。既然有奧巴馬擋著，那麼拜登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也沒啥奇怪了。
但天主教跟清教之間有很深的意識形態矛盾。
不過拜登上台是得到了保守主義者的認可，所以他也不敢太離譜，上來就大搞支持墮胎，LBGT運動，他是那種保守一點的代表，但既然華爾街花了那麼多錢把他弄上來了，肯定不會讓他過來白當四年總統。
所以拜登必須要貢獻毒品去罪化！好讓華爾街賺快錢。
中國管這些叫毒品，大麻算是軟毒品，海洛因、冰毒是硬毒品，但都是毒品！而歐美管這個叫精神藥品！
那麼精神領域到底是誰的地盤呢？在美國這種宗教國家裡，妥妥的是神的地盤。
還記得當年美國人的清教徒精神爆發，搞了一場禁酒令嗎？酒精因為污染精神，都有罪了，那麼毒品污染精神的力量是不是更嚴重？
民主黨背後的金主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最大的敵人恰恰是美國的清教徒精神。川普上台以後，為什麼矽谷和華爾街如此不滿，雖然他們並沒有少撈好處。因為川普代表的是極右勢力的復甦，美國的極右勢力不是民族主義，因為美國人就沒有什麼單一的民族。白人不是單一民族。
美國的極右勢力核心其實是宗教勢力，是美國的清教徒精神！看看川普的支持者們，一群極度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所謂的紅脖子們。看看川普動不動就在白宮裡作法的往事，滿口上帝的旨意。
毒品這玩意厲害的就是成癮性，又很容易擴散。70年代美國最最時髦的嬉皮士們，有幾個有宗教信仰？
挖牆腳的事，要一鏟子一鏟子的來，清教徒的根基一方面由移民政策來稀釋，令一方，由精神藥品來腐蝕。所以為啥美國人急吼吼的搞毒品去罪化？如果藥品都能控制你的精神，那還要什麼宗教？
**困獸猶鬥的悲戚
川普人未走，茶已涼，燈已滅
現代版桃花扇，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要"塌"了 !
據共同社1203報導，東京地方檢察廳特蒐部基本決定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嫌疑，對安倍晉三的第一秘書“賞櫻會”前夜舉辦宴會中涉嫌挪用公款立案。
就在前一天，CNN公佈了一份法庭文件，顯示川普的女兒伊萬卡在本月1日被華盛頓特區傳訊。該案源於四年前川普剛贏得大選，川普家族頂著就職委員會的激烈反對，以市場兩倍的價格，把總統就職典禮放在了華盛頓的川普國際酒店。
美日兩國的首都檢察部門幾乎同時對各自的前最高行政領導人身邊最親信的下手，案子也都是相似的以權謀私，且都是多年前的舊案重提。再考慮到安倍跟川普之間緊密的私交，總會令人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伊萬卡涉案的川普國際酒店，不同於川普家族的其他資產，幾乎是完全跟著川普的政治生涯前進的。伴隨著2015年川普宣布參加競選美國總統而開工改造，搶在了美國大選日的幾週前正式開業。
這使得全球各股政治力量為了跟川普這位華盛頓素人迅速建立聯繫，紛紛選擇與此下榻到這家新酒店，套取有價值的信息並建立關係網，頓時成為了職業遊說集團在首都華盛頓的社交活動中心。即使行政房間每晚的費用飆至令人咋舌的數千美金，也無法阻擋趨之若鶩、車水馬龍的全球政要和大商人們。
其中最令人驚嘆的，莫過於在川普贏得2016大選後一個月，沙特遊說團體就在他旗下的酒店“一口氣”定下了500晚，在酒店生意最為淡季的時候，連住了三個月，成功解決了酒店的注入率。小薩勒曼為代表的沙特王子觀光團，令人咋舌的土豪消費支出更是令川普酒店的單客消費突破了天際。
同樣，一度為川普家族提供了巨大利潤的酒店，如今也成為了燙手的山芋。疫情不僅重創了川普的競選，也讓做房地產、酒店寫字間、賭場、高爾夫生意的川普家族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每天的損失超過百萬美元。何況川普即將卸任總統，這裡就不再會是華盛頓遊說集團和全球政要們的匯聚地，冷清可羅雀。
大家還會像瘟神一樣躲著，沒有任何一個需要遊說拜登政府的團體敢住進華盛頓的川普酒店，這彷彿在大清的紫禁城門口打著牌子上書“反清復明”。
更為痛苦的是，這家讓川普家族從德意志銀行等金融機構借了數億美金打造的酒店，打上川普的印記之後，就算想賣，在拜登時代也會面臨無人敢於接手的局面，巨大的攤銷和貸款利息將迫使川普家族不斷被放血。只要銀行一抽貸，妥妥就得斷臂求生。
**通緝令，元月20日生效
今年6月29日，伊朗發布了一個通緝令，請國際刑警協助通緝襲殺蘇萊曼尼的成員名單，排名第一的就是特朗普。伊朗領導人和軍方高層會經常放出諸如“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之類的狠話。
2020年7 月2 日，伊朗納坦茲核設施被攻擊爆炸，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幹的？
7月7日，伊朗政府發言人阿里•拉比公開聲稱，以色列要為納坦茲事件負責。但伊朗並沒有對以色列展開實質性反擊報復。
之所以懷疑到以色列頭上，是因為在中東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有實力與動機幹這種事，而且前科累累。
1981年，以色列發動“巴比倫行動”摧毀了薩達姆的核夢想。
2007年，以色列發動“禁區外行動”對敘利亞的一處可疑核反應堆進行了空襲。
伊朗的納坦茲核設施遭襲也不是頭一回。2010年，美國和以色列發動網絡攻擊，導致納坦茲核設施中大量離心機癱瘓。
11月27日，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遭遇襲殺，不過是最新的一個案例。從2007年開始，伊朗已經有十幾位核科學家被襲殺。
川普在台上，伊朗沒能力也不敢對川普採取任何報復措施，明年元月20號後，通緝令就可以生效，川普離開美國尤其要當心，即使在國內也不安全。
**卡斯楚的預言應驗
還記得當年古巴的卡斯楚說過的那句話嗎？
有一天黑人當上了美國總統，拉美人當上了教皇，美國人跟我們就可以談判。
後來這神奇的預言實現了，教皇方濟各是阿根廷人，而奧巴馬總統是個黑人，於是2015年，奧巴馬訪問古巴，真是有意思。
美利堅曾認為自己最正確，稱自己為新羅馬。自從發現用金融割羊毛來的高大上，所以無形中，話語權裡放鬆了對宗教的敬仰，雖然總統上台還是要按著聖經發誓，但畢竟也選了兩個天主教總統，一個疑似穆斯林的黑人總統。
其實卡斯楚的話含著對新羅馬( 美國 )最後會受到利益誘惑，走上一條修正道路的譏諷，而老舊的羅馬也迫於實際，終於低下了自己的頭。
就像德沃夏克的《新世界》裡，給傳統的交響樂裏引入了大量的黑人、波西米亞、斯拉夫風格的元素，雖然能風靡一時，但其實也被所謂的傳統音樂愛好者所鄙視。陽春白雪質變為下里巴，孰優 ?
美國的紅脖子們鄙視修正的新羅馬，所以他們選出了川普，很可惜，川普戴上了小白帽，跑去哭牆拜祭過，但實在是找不到更好的，勉強也算成了精神領袖。
你以為美國優先的內涵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嗎？錯，大錯特錯，這是要復闢基督教的純正話語權呢，不信你看看川普的白宮，天天一堆宗教法師過來做法，試圖趕走異端。然而修正是為了符合現實的口味，畢竟美利堅是個移民國家，種族多，關於一神的信仰也多，眾口難調，只能修正。
但當修正懟上原教旨，矛盾就開始激化了，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的美國，等於是一個精神分裂的美國，以致於捧臭腳的人經常被踢了個人仰馬翻。這就不難解釋，為何這回澳大利亞隨意屠殺平民的事，都是由美國人曝光的。
事實上，美國大兵的作風從來就沒有好過，當年解放法國，德國，搞出一堆私生子，美國人自己拍的《兄弟連》裡有寫實的記錄過，但歐洲好歹彼此是同根系的，所以組團殺小孩子的事那是沒有的。但是在朝鮮、越南戰爭裡那就沒少贛。越南戰爭裡，隨軍記者拍了不少美軍屠殺兒童的照片。
伊朗怎麼啦 ? 煢煢孑立的伊朗；伊朗內外交困的根源；以色列與伊朗恩怨
巴列維王朝： 合法性困境
1921 年 2 月 18 日，禮薩·汗·巴列維率三千哥薩克進軍首都德黑蘭，逮捕大批官員，國王聞訊出逃。禮薩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奪取了政權，伊朗從此進入了巴列維王朝時代。
兩年前，英國試圖將伊朗淪爲保護國，迫使伊朗國王簽訂英伊協定。這一奴役性協定遭到了伊朗民衆的反對，引發反英潮。英國擔心伊朗國王難以控制局面，遂扶植實權派禮薩取而代之。禮薩政變被認爲是伊朗現代化的開端，但其政權合法性，尤其是依靠英國勢力奪取政權，一直困擾着巴列維王朝。
禮薩是一個強硬派，他出生貧寒，十四歲從軍，從士兵一步步爬到中校軍銜。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他趁機趕走了俄籍軍官，掌控了哥薩克師，成爲軍中實權派。在登基加冕後，爲了維護政權合法性，禮薩一方面實行君主立憲制，推動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另一方面儘量遠離英國與蘇聯，收復被蘇聯佔領的領土與主權，試圖奪回被英國控制的石油資源。
禮薩崇拜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決心仿效土耳其，通過精英治理的方式，實現富國強兵。禮薩將政權與教權分離，以法國法典爲藍本，制定了刑法、商法與民法，以取代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剝奪和限制教士對行政及司法的干預權。
這一改革遭到了教會勢力的強烈反對，禮薩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反對者予以鎮壓。他在北部消滅了蘇聯人支持的軍隊，在南部平定了庫爾德人的反抗，在西南鎮壓了英國人支持的反叛，在中部掃蕩了分裂活動。禮薩的改革強硬、鎮壓血腥，但不乏進步意義。
他還建立學校，推行世俗教育，打擊教會對學校的控制。他下令允許婦女參加工作，廢除教義對女性的不平等限制。1929 年頒佈法令廢除了頭巾，男女皆可穿着歐式衣服；1935 年頒佈法令禁止強制婦女戴面紗。這項法令遭到了馬什哈德市宗教勢力的反對，禮薩果斷出兵鎮壓。
禮薩展現了開國者（王朝開創者）的快速富國強兵的雄心與魄力。他努力學習西方強國，派遣自己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及百餘人到歐洲留學。禮薩的強勢手腕推動着這個波斯古國向現代化國家演進，工廠興建，城市興起，工人及中產階級湧現，公共教育出現。
禮薩對英國人也持強硬態度，他廢止了議會尚未通過的英伊協定，將英國人從伊朗政府及軍隊中趕走，解散了英國在伊朗的武裝力量，遣散了憲兵部隊中的瑞典軍官。
當時，英國通過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着伊朗的石油資源。這家公司是現在的英國石油公司的前身。在 1930 年這家公司的採油量在西方世界高居第三位，利潤極其豐厚，但是伊朗政府獲得的利潤分成不及 6.5%。第二年，利潤分成降到 1.6%，這一舉動引發了伊朗上下的反抗。
禮薩下令吊銷了這家公司的租讓權，禮薩因此獲得民衆擁戴，被贊爲民族英雄。但是，英國政府對禮薩施壓，兩國重新談判，並在 1933 年簽訂了爲期六十年的新租讓協議。新租讓的面積要比之前少了一半（1938 年以後只有原來的 20%），禮薩政府每年可以從英伊石油公司獲取豐厚的租讓費和石油稅。
在關鍵的石油領域掌控更多的支配權後，禮薩拒絕向英國、蘇聯引進技術，選擇與德國、法國、意大利合作。
但是，不幸的是 1939 年二戰爆發了。兩年後，德軍入侵蘇聯，英國與蘇聯成爲了盟友。更重要的是，德軍閃襲蘇軍，快速切斷了蘇軍的補給線。蘇聯迫切開闢新的補給線，英國則渴望重新奪回伊朗石油控制權，於是兩國計劃兵分兩路入侵伊朗，南北夾擊，最終會師德黑蘭。
這時，禮薩作出了戰略性誤判。他認爲，伊朗只要不倒向軸心國，就不會捲入這場戰爭，於是禮薩宣佈伊朗是中立國。他甚至認爲，英國只謀求南部石油資源，蘇聯不可能入侵伊朗北部。老國王沒想到，蘇聯企圖生吞了伊朗。
英國找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認爲伊朗爲敵國德國提供便利，放任德國工程師在伊朗從事間諜活動，以破壞英伊石油公司的設施。這場戰爭僅持續了 4 天，英蘇會師德黑蘭，逮捕了禮薩並將他流放。伊朗的鐵路、通信與石油被英蘇控制。盟軍美國則源源不斷地通過伊朗補給線，投放戰略物資，北運至蘇軍，南運至英法聯軍。
1943 年 11 月，美英蘇在伊朗首都召開了著名的德黑蘭會議。可見，伊朗的地理位置，對同盟國來說多重要。這次會議確定美英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與蘇軍東西夾擊德軍。同盟國的目的並不是佔領伊朗，德黑蘭會議對伊朗承諾，戰爭結束六個月內便撤軍。
不過，禮薩政權突然倒臺，對巴列維王朝的權威打擊很大。在美英蘇的支持下，禮薩的兒子巴列維繼位。年紀輕輕的巴列維屬於典型的“君主二代”，理想主義治國，妄自尊大，但關鍵時刻又軟弱無力，缺乏其父親的手腕及政治家的睿智。
二戰結束後，蘇聯違背承諾拒絕撤軍，並在伊朗北部省份扶植左翼政黨。這股勢力此後雖遭遇打壓，卻成爲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重要力量。
1949 年，蘇聯扶植的左翼政黨刺殺巴列維未遂，伊朗政府取締了左翼政黨。兩年後，巴列維又遭遇了來自民族主義勢力的挑戰。老練的摩薩臺在議會投票中獲勝，被任命爲伊朗總理。摩薩臺上臺架空了國王，並推動石油國有化。這讓英國極爲不滿，於是英美聯合策動了一場政變，將摩薩臺推翻，巴列維重掌大權。
沒有部族基礎的巴列維王朝，其命運始終與英美勢力交錯，兩任國王都是依靠外國勢力策動的政變上臺或立足腳跟。巴列維與其父親一樣，面臨政權合法性的困擾。此次政變後，巴列維與美國達成了交易。巴列維掌控的扎赫迪政府與英美重新簽署石油協議，美國石油資本成了最大的贏家。美國爲巴列維提供 4500 萬美元的緊急貸款，幫助伊朗政府解決財政危機。
1960 年，伊朗財政再次惡化，經濟危機爆發，不少企業倒閉，失業率超過 20%。這一年，伊朗爆發了 100 多次罷工和反政府示威。
1960 年底，年輕的肯尼迪當選了美國總統，他調整了對伊朗的政策。肯尼迪上任不久，美國國務院給新總統遞交了一份關於伊朗政策的報告。報告指出，需要提供足夠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經濟崩潰及財政破產，但是國王（巴列維）必須採取一系列政策，比如滿足中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同時，這份報告提醒肯尼迪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並物色替代人選。
從 1954 年到 1962 年，美國一共向伊朗提供 6.81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 5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是，巴列維依然難以控制局面。1960 年巴列維承諾自由選舉，但選舉卻舞弊猖狂，遭到更多人的反對。
面對糟糕的局勢，巴列維再次向美國政府求助。肯尼迪同意繼續提供鉅額貸款，但條件是巴列維必須啓用自由派人士進行社會改革。巴列維後來回憶說：“美國人想要石油和它的人擔任首相。這個人就是阿米尼。最終壓力太大，我無法抗拒，尤其是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
阿米尼上臺後強行解散議會，以“毫無阻礙地進行至關重要的改革”。但是，阿米尼僅執政 14 個月就被迫辭職。有學者猜測，1962 年春夏之交，巴列維訪美與肯尼迪達成默契：美國拋棄阿米尼，巴列維親自主持社會改革。
1963 年 1 月，巴列維頒佈了六大改革計劃。這就是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白色革命”。這六項計劃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出售國企，工人蔘與公司分紅，讓婦女享有選舉權，農村“掃盲”。
這些改革，被認爲是自由主義或西方式改革，其實是繼承了巴列維父親的改革思路，本質上是通過國家現代化來強化巴列維王朝的合法性。當時議會被解散，巴列維爲了獲得民衆支持，採取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是否改革。結果，贊成票達 99.9%，絕大部分農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維的改革。
巴列維的改革成果是顯著的。伊朗的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從 1963 年到 1976 年，伊朗 GDP 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過 11%。到 1976 年，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將近一半的人口擺脫了“文盲”。社會風尚煥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歐美國家一樣時尚，可自由戀愛，言論開放，且擁有選舉權。
但是，令世人感到困惑的是，巴列維王朝正是在經濟持續繁榮、社會持續開放十餘年之際突然倒臺。
伊斯蘭革命： 現代化悖論
有人將巴列維王朝的失敗歸咎於自由主義改革，認爲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巴列維王朝的崩潰其實是獨裁政府現代化改革的經典案例。
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在 1962 年提出關於“革命何時爆發”的“戴維斯 J 曲線”。戴維斯認爲，貧窮本身不足以引發革命。最容易爆發革命的國家不是封閉國家，也不是開放國家，而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
這種國家隨着改革開放，社會穩定性降低，經濟持續增長，一旦經濟失速，可能導致現實與期望的失調。這種心理挫折感，及開放後對不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法國曆史學家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後，提出了革命爆發的“悖論”：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爲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巴列維掌控着強大的軍隊及國家機器，還有美國撐腰，卻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輕率地繳械投降。
其實，巴列維王朝陷入了獨裁君主的國家現代化改革“悖論”。獨裁君主推行國家現代化改革，是一條自毀“江山”的過程。改革中的獨裁君主制，只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臨時制度。只要繼續推進現代化，獨裁君主最終會失去政權，最好的結局便是如英國女王、日本天皇依然享有國家象徵的至高榮耀。
巴列維王朝的兩任國王不得不大力推行國家現代化以強化王朝的合法性，但是現代化改革必然加劇其失去政治勢力，削弱其政權的合法性。與多數力推改革的君主一樣，巴列維一邊大力推動經濟及社會改革，一邊又努力撈取經濟利益，強化政治統治。
巴列維修改憲法，國王擁有擱置議會通過的任何財政議案的權力，組建了針對反對勢力的情報部門“薩瓦克”，還下令廢除了兩黨制，實行一黨制。爲了打壓伊斯蘭教什葉派勢力，巴列維刻意強化伊朗的雅利安血統，波斯帝國的君主制傳統。同時，巴列維對內鎮壓一切反對勢力。
不過，巴列維改革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創富效應壓制了人們的不滿，教會、農民及中產都對巴列維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經濟改革的成就衝昏了巴列維的頭腦，從七十年代開始大搞樹立國威、粉飾太平的全國性奢靡活動。
1971 年，慶祝波斯帝國成立 2500 週年；1974 年，舉辦亞運會；1976 年，廢除伊斯蘭教歷，採用以 25 世紀前波斯帝國成立開始計算的皇曆——旨在去伊斯蘭化。七十年代，伊朗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石油出口，但王室把持了石油資源，出口創匯利潤無法惠及國民。
1973 年 10 月，爲了打擊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伊朗與阿拉伯國家聯合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並對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價格短時間內翻倍，巴列維被鉅額的美元外匯衝昏了頭腦，忘記了自己手上的錢是從哪裏賺來的，自己手上的政權是怎麼來的。
巴列維高調宣佈，要將伊朗建設成爲世界第五大工業國及中東軍事強國，復興波斯帝國的“偉大文明”。當時，整個伊朗的信心指數爆棚，期望值拉昇，街道上瀰漫着石油、美元與航母的味道。
巴列維拿着大把美元去購買美國的武器，大規模武裝軍隊，以及監控組織薩克瓦以強化統治。從 1972 年到 1976 年，美伊訂購的軍火合同高達 104 億美元。
但是，從 1974 年開始，伊朗經濟開始失速，通脹率快速上升，1975 年經濟陷入負增長，1976 年反彈，1977 年又是負增長，1978-1979 年增速超過-10%。經濟一旦失速，海面之下湧動的不滿、憤怒與仇恨就噴湧而出。巴列維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視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嚴重傷害了伊斯蘭教會的經濟利益及信徒的情感。
巴列維採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將土地摺合爲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給農民。農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覺被欺騙了。同時，大批的農民流向城市，經濟失速時，大批失業的農民工，又無法回農村耕地。
七十年，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 1976 年，伊朗人口超過 3300 萬，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過一半不到 20 歲。他們成爲了一股難以控制的革命洪流。另外，曾經被巴列維鎮壓的民族主義勢力、憲政自由派、左翼政黨、工會勢力及失業工人也開始蠢蠢欲動。
從 1977 年開始，伊朗逐漸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反國王運動。1978 年，各城市遊行示威不斷升級，遊行羣衆高呼“打倒國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蘭教國家”。不少遊行隊伍都擡舉着一個老者的畫像，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領袖，他是巴列維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對者。他曾經公開辱罵巴列維爲“卑鄙可恥的人”、“美國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擊巴列維的政策破壞了伊斯蘭的傳統，讓伊朗淪爲一個毒品、酒肉、妓女氾濫的國家。
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並將其流放到海外長達 14 年。霍梅尼大多數時間都在伊拉克聖城納傑夫，他堅持鬥爭在伊朗及伊拉克什葉派中贏得了威望。
很多人不解，巴列維怎麼會坐視示威升級，被手無寸鐵的霍梅尼推翻？難道靠嘴巴也能說出個政權來？當時，幾乎所有的必然與巧合都湊在了一起。在這個節骨眼上，歷史打了個盹，就變成了今天這樣的伊朗。
首先美國的態度極爲關鍵。當時美國卡特總統，對巴列維的支持態度並不堅決、明確，甚至猶豫不決。
1974 年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導致美國引發了二戰以來最爲嚴重、持久的一次滯脹危機。卡特政府在短暫的四年執政生涯都在疲於應付高通脹、高失業、工會談判及物價管控。卡特因此極爲痛恨中東石油商，他呼籲美國民衆節省石油消費，不要上阿拉伯人和石油商的當。
另外，卡特當年標榜國際人權外交，獲得不少民衆支持。他上臺後實行“隱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民衆。而當時，伊朗的人權記錄並不理想，這讓卡特政府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因此卡特對是否支持巴列維鎮壓反對派顯得猶豫不決。
卡特政府的猶豫態度，讓巴列維等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了 1978 年，伊朗反對運動遍佈全國，巴列維已陷入羣衆的汪洋大海。這時，巴列維一直得不到美國政府明確的指示，決策左右搖擺，軍隊猶豫不決，官僚隊伍人心渙散。
1978 年 9 月 8 日，在德黑蘭的一場示威中，軍隊鳴槍示警無效，終於朝繼續前行的人羣開火，造成 89 人死亡。已經流亡國外的霍梅尼開始大肆對外宣傳政府屠殺了 4000 名平民。
在關鍵時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軍中，強調要避免伊朗爆發內戰。軍隊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採取中立態度。
11 月 6 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臺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作出道歉，並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
霍梅尼趁機鼓譟羣衆，宣稱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維這個“軟蛋”。這時，巴列維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羣衆更加相信，美國人不可能支持這個不久於人世的國王，巴列維的支持者也紛紛倒戈。
1979 年 1 月巴列維以“休長假”爲由被迫逃離伊朗。這時伊朗出現權力真空，幾十萬裝配精良的軍隊陷入羣龍無首，一些軍隊及官員立即倒戈。
有人認爲，癌症打擊了巴列維的鬥爭意志。流亡海外的巴列維碾轉多國治病，但心中依然保持着天真樂觀的想法。他認爲，這是 1953 年政變的重演，美國會擁立他兒子爲新的國王。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美國再次陷入滯脹，卡特總統無暇顧及伊朗問題，更緊迫的是需要儘快提高就業率，促進經濟復甦，以爭取連任。
另外，歐美國家太清楚獨裁君主的現代化宿命。早在 100 多年前，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到英國，與科布登、布賴特一起推動反穀物法運動時就預言，曼徹斯特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將終結殖民主義。
以自由交易爲生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套保護公正、自由及私有權的制度。國家現代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獨裁君主卻將其視爲強化統治的手段。最終，國家現代化改革催生的自由思想、個人勢力及權力訴求，不斷地挑戰獨裁君主的勢力範圍。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更加明確地指出這問題。他認爲，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爲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現代化的成功又削弱了君主制的合法性。
當巴列維陷入這種困境時，他採用的自保手段幾乎是自我毀滅式的：一方面進一步推行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死死控制着政治權力和石油利益不放。巴列維臨終前懺悔地說：“我的致命錯誤之一是盲目追隨西方，相信美國的友誼。我讓國家超出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實行民主和現代化。”
其實，巴列維王朝的倒臺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局，只是巴列維的愚蠢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看過太多君主（專政）政府倒臺，他們通常選擇順勢而爲，另選更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合作。前有國民政府倒臺，今有巴列維王朝倒臺，後面還有阿根廷和韓國軍政府倒臺。
不過，這次美國人大意了，伊朗人也疏忽了，他們沒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卻迎來了一尊“神”。
&&11 月 6 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臺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作出道歉，並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
霍梅尼時代： 法基赫監護
革命進步與否，不能看過程，只能看結果。因爲過程總是充滿血腥、暴力與謊言。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給伊朗人和世界一個錯覺：這是一場進步的革命。
當時的參加革命派別衆多、人羣複雜，有左翼政黨、民族主義者、憲政自由派、中產階級、農民及烏合之衆，並不僅僅是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但是，各派領導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號。
很多參與革命的伊朗人認爲，伊朗只要終結了君主制，不管採用西方道路還是組建伊斯蘭國，都會比現在更好。英美國家的政要與精英很可能也產生了“進步意義的革命”的錯覺。
巴列維流亡後，憲政自由派領導人巴赫蒂亞爾組建了臨時政府。他對外宣稱，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並實施憲政。幾乎所有人都認爲，霍梅尼不會介入政治，對政權不感興趣。事實上，多數伊拉克什葉派及傳統伊朗什葉派幾乎不干預世俗政府事務。霍梅尼多次通過西方媒體表示：“什葉派宗教領袖不是要去統治別人”。
就在 1978 年 11 月，霍梅尼接連接受美聯社、聯合新聞社、英國衛報採訪時，都明確表示：“個人願望、年齡及我的健康，都不允許我執政”，“我不想擁有權力或政府的掌控權，我對權力不感興趣”。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將霍梅尼吹捧爲爲伊朗爭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華盛頓式英雄”。
就這樣，這位老謀深算、年近 80 的老頭騙過了所有人。1979 年 2 月 1 日，霍梅尼結束了 14 年的流亡返回伊朗，法航機長親自攙扶霍梅尼下機，當時數萬信衆前來迎接。霍梅尼發表講話，向伊朗人承諾，伊朗將迎來一個民選政府，教士不干政，人人享有免費電話、電力、暖氣及巴士，“沒有人會在這個國家無家可歸”。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開刀，首先公開反對巴赫蒂亞爾率先組建的臨時政府，並稱：“由我任命政府，我會任命一個受民衆擁戴的政府”。回國僅 10 天后，霍梅尼就任命巴札爾甘爲臨時政府總理，並要求民衆：“你們必須要效忠他”。他甚至發出警告：“這是真主的政府”，誰違抗這個政府就是違抗真主。
霍梅尼先穩住軍隊，使軍隊保持中立，然後大力發展信徒爲私家軍。當霍梅尼起勢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倒向霍梅尼，並血腥鎮壓憲政自由派及反對者，巴赫蒂亞爾逃亡法國（1991 年被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殺）。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黨很快被清除殆盡。大批舊政權的高級軍政官員遭到囚禁或處決，王室財產被沒收，富人們紛紛出逃。
同年 3 月，霍梅尼公開宣稱：“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霍梅尼發起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將伊朗全面伊斯蘭化。
霍梅尼廢除了巴列維王朝頒佈的《女性家庭保護法》，採用伊拉斯法令，強制要求婦女必須遮掩頭髮，嚴禁抽菸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學及大學停課，對教材、老師隊伍進行整頓，所有課程都由“伊斯蘭大學委員會”編寫，查處一切西方書籍及電影；將女孩的法定結婚年齡降到 9 歲，已婚婦女則不允許在普通學校上課。
一兩個月前還歡呼雀躍的革命女性，這時目瞪口呆了。在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德黑蘭婦女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他們高舉着訴求標語，用波斯語和英語寫着：“我們要平等”，“女性解放纔是社會的解放”。當時，遊行的女性依然面帶笑容，絲毫並未感覺到，她們將長期頭戴黑紗，身穿長袍，巴列維時代的開放已一去不復返。
3 月 31 日，伊斯蘭共和國以公投的方式成立。從巴列維流亡到伊斯蘭國成立，不過短短 2 個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還沒反應過來，伊朗已經徹底進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時代。
霍梅尼將美國和以色列列爲伊朗的頭號敵人，他號召革命衛隊及教徒打砸一切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樂、麥當勞、酒吧、咖啡館、賭場及娛樂場所。
10 月，流亡的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療癌症，這事激怒了伊朗信徒。11 月 4 日，霍梅尼煽動數萬信徒衝入美國大使館，將 66 名工作人員扣爲人質。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
事件發生後，美國朝野譁然，卡特總統立即制裁伊朗，終止了從伊朗進口石油，凍結了 80 億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資產。伊朗提出釋放人質的條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國的巴列維，就 1953 年策動政變向伊朗道歉。
當兩國外交陷入僵局時，卡特總統命令美國特種部隊發起人質營救行動。1980 年 4 月 24 日 22 時，美國尼米茲號核動力航母逼近伊朗海域，8 架直升機搭載 180 名突擊隊員，直奔德黑蘭營救人質。
然而，在飛行途中，3 架直升機因沙漠爆發沙塵暴而掉隊，卡特總統當即取消了營救任務。更糟糕的是，在撤離過程中，直升機與運輸機相撞。第二天，美國政府向外界公開營救計劃失敗。人質營救失敗直接導致卡特連任大選失利，里根總統剛上臺，便與伊朗達成了協議。1981 年 1 月 20 日，美使館人員被挾持了 444 天后終於獲釋。
伊朗人質事件對美國來說是奇恥大辱，從此美伊兩國成了冤家仇敵。不過，霍梅尼在這起事件中獲取不菲的政治資本，國內威望爆棚。不過，霍梅尼的野心遠不僅此，他試圖超越國家概念統一穆斯林，向全世界輸出伊斯蘭革命。他聲稱：“在世界各地建立伊斯蘭國家是革命的偉大目標”。
霍梅尼選擇伊拉克作爲革命輸出的第一個目標。伊拉克是什葉派的發源地，占人口的 55%，但是多數信徒不參與政治，當時的伊拉克由遜尼派薩達姆·侯賽因掌控政權。霍梅尼在伊拉克流放十餘年，擁有不少信徒，更有機會發動伊斯蘭革命。而薩達姆則企圖趁霍梅尼立足未穩之際打擊伊朗。
1980 年 9 月 22 日，兩伊戰爭爆發。兩國都未曾想到，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八年。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及中國都紛紛向兩國出售武器。這場戰爭被認爲是“用最先進的武器打了一場最原始的戰爭”。因爲兩國士兵素質偏低，基本上不會使用美蘇提供的先進武器，有時只能陷入慘烈的肉搏戰。
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美國里根總統在出售武器給伊拉克的同時，還暗中向伊朗輸送。1986 年 11 月 4 日，在伊朗人質事件七週年集會上，伊朗議長拉夫桑尼宣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曾祕訪德黑蘭，雙方達成了交易，美國向伊朗提供軍火，美國要求伊朗幫助釋放在黎巴嫩被劫持的美國人質。
令美國人無法接受的是，里根總統主動向伊朗示好，給伊朗官員贈送了一本里根親筆簽名的聖經，一塊象徵打開美伊關係的鑰匙型蛋糕。
這就是著名的“伊朗門”。這一事件給里根的執政生涯幾乎帶來毀滅性打擊。里根辯解稱，改善與伊朗關係主要預防伊朗在兩伊戰爭中倒向蘇聯陣營。不過，里根在戴維營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承認：“在執行對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錯誤。
此後，美國國會出具了一份長達 690 頁的調查報告，調查費用達近 800 萬美元。報告指出聯邦高官欺騙公衆、藐視法律程序。這一案件隨後轉移到美國司法機關審理，最終，主要負責人、國家安全事務總統顧問約翰·波因德克斯特被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判處 6 個月的監禁。
“伊朗門”對美國政界影響巨大，從此對伊朗的強硬態度，成爲美國兩黨的“政治正確”，沒有任何一位總統敢觸碰這一雷區。兩伊戰爭最終在聯合國的調停下於 1988 年 8 月結束。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伊拉克死亡 18 萬人，伊朗死亡 35 萬人，兩國經濟被戰爭拖垮，社會陷入災難性重建。但是，兩國領袖都各自宣佈贏得了戰爭。
兩國都輸了戰爭，薩達姆和霍梅尼卻贏得了統治聲望。在兩伊戰爭中，霍梅尼大力推行法基赫體制，在司法、議會、行政及經濟領域全面實施伊斯蘭化。伊朗表面上有總統、議會、法院，但神職最高領袖纔是伊朗的掌控者，以法基赫監護的身份控制司法、行政、軍隊大權。
霍梅尼殺害了幾位大阿亞圖拉，控制了宗教委員會和革命衛隊，提拔哈梅內伊爲阿亞圖拉，將其扶上總統席位。
霍梅尼在兩伊戰爭期間，將大部分私人資產收歸國有。目前，伊朗經濟的 85% 由官方及半官方掌控，伊朗伊斯蘭基金會和革命衛隊控制着大量經濟利益。這種結構性矛盾導致伊朗經濟增長緩慢。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霍梅尼則聲稱：“經濟是笨蛋的東西”，“宗教高於物質”。
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內伊成爲了伊朗新的最高領袖，併成爲大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基本上延續了霍梅尼的“宗教遺產”，國內社會結構固化，經濟並無太大起色。近些年，在美國的封鎖下，伊朗通脹率高企，經濟陷入困境，不少城市爆發了遊行示威。
不過，哈梅內伊比霍梅尼更擅長向穆斯林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伊朗只支付了大概相當於每年 GDP 0.5% 的費用，卻扶持了 10 多萬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7 萬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 25 萬胡塞武裝。這些武裝的規模相當於整個伊朗的軍力。
伊斯蘭革命快速繁殖，其實要感謝布什總統父子。老布什和小布什都曾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薩達姆被剿滅後，伊朗什葉派向伊拉克及周邊大舉滲透。其中，這次被特朗普“斬首”的蘇萊曼尼就是主要負責人。
伊拉克的什葉派領袖是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他是伊拉克 1500 萬什葉派穆斯林的真正領袖，美國在伊拉克對其也需禮讓三分。西斯塔尼是一個溫和派，不主張什葉派干預世俗政權，同時看不上伊朗的哈梅內伊。
不過，伊朗伊拉克及周邊輸出革命，帶有強烈的利益驅動，少部分伊拉克什葉派願意爲蘇萊曼尼賣命，並在 2014 年成立了親伊朗的“人民動員力量”武裝組。蘇萊曼尼的策略是，利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長期恐襲美軍，伊朗從中謀求利益最大化。
蘇萊曼尼此次被殺，與 2019 年 10 月伊拉克掀起的反伊朗行動有關。爲了緩和兩伊矛盾，將矛頭一致對準美國，蘇萊曼尼在伊拉克頻繁活動，與“人民動員力量”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策劃針對美國的恐襲活動。
特朗普認定，美國商人在伊拉克被炸死，美駐伊拉克大使館被燒，幕後主使均指向蘇萊曼尼，隨即發起刺殺行動。與蘇萊曼尼一起被炸死的，還包括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創始人之一、副司令官穆罕迪斯。
這次攻擊美國大使館事件，再次刺激了美國人的神經，讓人聯想到當年的伊朗人質事件。很多人稱，刺殺蘇萊曼尼，報了美國當年人質劫持之仇。
當年卡特總統謀求連任，忌憚於人權外交，坐視巴列維倒臺，霍梅尼趁機奪權。如今，川普謀求連任，民主黨批評川普在中東問題上過於軟弱，這個不安常理出牌的總統用這次“冒險”行動暫時贏得了更多選票。
對伊朗來說，美國這種“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精準打擊，可能正好打中了伊斯蘭革命輸出模式的七寸。
領袖將整個國家、整個伊斯蘭世界、數千萬穆斯林綁在一輛戰車的意義已不大，因爲對方可以越過炮灰精準打擊戰車發動機。如今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領袖也可能會重新評估炮灰的價值及自我的風險。
蘇萊曼尼之死，引發了巨大的意識形態爭論。有人感嘆，伊朗人今日留下的淚，其實是他們當年拋棄巴列維王朝時腦子進的水。有人爲伊朗辯護稱，伊朗在羣雄逐鹿的中東立足不易，應該尊重每個國家的民族自決權及宗教信仰。
其實，一個國家尚未建立充分的思想市場之前，民衆並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沒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選擇。在現代國家尚未建立之前，歷史並不是民衆創造的，民衆沒有選擇的機會與自由。
伊朗的出路，只能交給時間來回答；伊朗的未來，只能靠激盪中的覺醒。
若算上宗教改革，歐美國家現代化也經歷了三四百年的艱難歷程。自禮薩加冕登基推行君主立憲以來，伊朗現代化進程不到百年時間。就連德意志，這個強悍的民族，也是經過煉獄般的洗禮，才最終明白了人類文明的真諦及靈魂的歸宿。
這樣一個宗教、種族及國際勢力深度糾纏的國家，未來的路還很漫長、很艱辛。
**孤獨與孤立的背後--高傲自尊
從伊斯蘭革命成功到現在，伊朗就沒過幾天安穩日子。尤其是今年發生的幾起襲殺，說明伊朗內部虛弱與安保力量不到位。
沙赫丹遇襲的情景和蘇萊曼尼類似，原本就腥風陣陣的中東，血雨隨時可能降落。但是正如之前歷次重要人物被襲殺一樣，伊朗其實反擊能力有限。伊朗何以很孤獨也很孤立。
這裡的孤獨指4個層面——
傳承凌亂，造成嚴重內耗；區域孤立，中東那片地周邊全是敵人；國際處境艱難，即便是靠山俄羅斯，也曾是宿敵；接班人不明，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卻難以有效反擊。
01 信仰那些事
作為地球村中東能源基地的主要板塊，橫跨波斯灣與里海兩大世界能源基地的伊朗，走到如今這個困境，讓人難以置信。
不管是個體還是國家，困惑首先源自於思維方式與意識形態。伊朗的困惑就在於，在波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搖擺，而且二者均為外來文明。
一般人經常會調侃印度被外來文明主導，雅利安人和英國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實伊朗也是被外來文明主導，雅利安人與阿拉伯人的地位不可取代。
世界三大游牧系之一的雅利安人，早期活躍於中亞大草原。大約在中國的夏商時代，雅利安人從中亞南下，大致分兩路 :
一路穿過興都庫什山脈狹窄的開伯爾山口進入南亞大陸，成為古印度的上等人。
另一路從阿富汗進入中東，征服伊朗高原，並摧毀古巴比倫文明與古埃及文明。
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創建了拜火教（在南亞創建印度教）與波斯帝國。波斯帝國四面出擊，打下龐大的疆土。赫赫有名的帝國成就了伊朗高原永恆的記憶，猶如漢唐之於華夏、奧斯曼之於土耳其、羅馬之於意大利、日不落之於英倫。
巔峰時期的波斯帝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輻射力驚人。大流士留下的貝希斯敦銘文並非虛構，其實就是遠古帝王孤獨的自我總結。但是在第三次希波戰爭之後，波斯帝國開始走下坡路；隨後在亞歷山大東征中崩潰，再也沒有回到巔峰。
過去幾千年曆史上，伊朗高原的信仰僅更換過一次。
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崛起（時間大致對應中國唐朝），征服伊朗高原。以拜火教為核心的雅利安文明被伊斯蘭文明取代。以阿拉伯帝國為分界點：之前的伊朗高原是雅利安文明主導，之後是伊斯蘭文明主導。
阿拉伯帝國征服伊朗之後原本計劃繼續東進，結果在怛羅斯和大唐打了一仗，隨後便去經營西方了。
雖然皈依了伊斯蘭教，但驕傲的波斯人並不想屈居阿拉伯人之下。阿拉伯人選擇尊遜尼派時，伊朗人選擇尊什葉派，並且把庫姆興建成自己的聖城，試圖和遜尼派分庭抗禮。但遜尼派依然是主要力量。
波斯灣南岸的石油國，基本都是遜尼派。中東一霸土耳其，也是遜尼派。
什葉派除伊朗之外，也就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稍微多些。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現，它們都是中東亂世的主角。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承包了中東21世紀大部分戰火。伊朗拼命支持敘利亞和伊拉克，也就是要維護什葉派的影響力。而蘇萊曼尼與沙赫丹等伊朗軍官，都因此而遭到襲殺。
這種錯綜複雜的信仰博弈，導致了伊朗在中東的孤獨。
02 中東孤獨者
就波斯灣兩岸來說，統治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是外來者。其他諸如阿拉伯人、猶太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都是中東閃米特系，和雅利安人天然對立——這是中東最根本的對立。
阿拉伯帝國崩潰之後，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爭端就成了中東最激烈的對立根源。
當巴列維王朝試圖搞世俗化時，就把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推向頂峰。要知道遜尼派原本就看什葉派不順眼，結果什葉派的伊朗還去搞世俗化，讓遜尼派更加不爽。
另外巴列維國王又試圖以大波斯喚醒伊朗的自豪感。
1971年，巴列維國王在波斯波利斯廢墟上舉辦的波斯帝國成立2500週年慶典中聲稱，“在伊朗這塊雅利安民族的土地上，雅利安人將締造新的世界神話。 ”這番給波斯招魂的舉動，相當於激活外來的雅利安人與本土的閃米特系之間封存已久的矛盾。所以波斯灣南北永遠存在解不開的結。
伊朗一直擔心，美國和以色列會從沙特方向搞突襲。
但巴列維王朝選擇緊抱美國大腿，從美國那裡購買了諸多武器。當時伊朗空軍堪稱波斯灣警察。然而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巴列維王朝被推翻。革命後的伊朗重回政教合一模式中，消除由世俗化引發的危機；但是卻激怒了美國和伊拉克。
同樣是1979年，伊拉克強硬派總統貝克爾（薩達姆堂哥）突然辭職，指定更為強硬的薩達姆為繼承人。薩達姆第一次召開的革命委員會會議，直接將一位革命委員會秘書長槍斃，說其是叛徒。當時伊拉克200位高官，66人被直接處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大清洗，暫時站穩腳跟。
伊拉克也在試圖走世俗化道路，而且有很多什葉派。伊朗革命讓伊拉克的什葉派也憧憬起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強硬的薩達姆決定和伊朗開戰，推廣復興黨“世俗而統一的阿拉伯”之理想，同時清洗反對派、擴大自己在中東的影響力。
薩達姆的另一個目的是，借開戰爭取超級大國的支援。霍梅尼政權“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和美國翻臉；清洗左派和蘇聯鬧翻。
兩伊戰爭本質上是伊斯蘭世界內戰，更是什葉派內戰。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博弈，原本就處於弱勢，兩伊戰爭之後更弱。兩伊戰爭之後，薩達姆得罪美國，被幹掉；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亂了起來。再加上此前一直混亂的也門（什葉派和遜尼派差不多）。整個什葉派其實已經虛弱不堪。作為什葉派旗手的伊朗，更加孤獨。
然而目前伊朗最大的困境，並非是在中東孤獨，而是在整個地球村的處境都非常艱辛。
03 地球村中的伊朗
1979年那場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不戰而潰。其實後面有美國的影子。巴列維王朝雖然比較親美，但後期有點飄。
1973年石油危機，巴列維不顧美國警告盲目推高油價，損害了美國利益。美國認為巴列維不聽話，耍了自己，想換一個聽話好控制的；便默許了霍梅尼的事業。
其實美國希望霍梅尼建立一個類似沙特王室那樣的政府，密切和美國合作。然而霍梅尼成功之後立刻變臉，沒收了美國在伊朗的全部財產！還搞了人質事件！於是美國在伊朗數十年的經營全部打了水漂。
於是美國和伊朗徹底翻臉。這種程度的怨恨，基本上難以化解。過去40多年，所有的美國總統，不論任何派別，都針對伊朗。除了奧巴馬第二個任期與伊朗稍微緩和之外，其他都在伊朗周邊佈局。所以川普上台之後，需要在中東尋找一個標靶時，就把伊朗立了起來。
現在伊朗周邊遍布美軍基地。一旦爆發戰爭，美軍可以全方位立體化進攻伊朗。但伊朗境內全是山地，美國擔心陷入持久戰。所以雙方都非常謹慎。
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威脅，伊朗主要的依靠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伊朗和中國關係不錯，但主要在經濟領域；而伊朗現在急需軍事支援。現階段能直接從軍事上支援伊朗的國家只有俄羅斯。其實伊朗和俄羅斯也是世仇，阿塞拜疆原本是伊朗的疆域，硬生生被蘇俄給分離出去。如果沒有美國的威脅，伊朗和俄羅斯關係也好不了。
所以當今地球村，伊朗的處境非常不妙。重要人物（蘇萊曼尼、法赫里扎德等）接連被襲殺，伊朗並沒有拿出實質性反擊，除對手強大之外，伊朗本身也有隱患。
現階段伊朗最大的隱患是權力傳承。
如今哈梅內伊年事已高，且身體不好；把最高權力傳給誰，是最關鍵的問題。哈梅內伊領導伊朗幾十年，其家族早已是伊朗第一家族。他的大兒子掌控巴斯基民兵組織。它是伊朗最龐大的社會和半軍事組織，戰時為兵,平時為民，成員遍布伊朗全國各地，深入各行各業。
他的二兒子掌控伊斯蘭革命衛隊，是蘇萊曼尼的上司。街坊傳言，哈梅內伊可能會把領袖之位傳給他。
但是在伊朗的體制下，他的兩個兒子在宗教領域地位差太多，強行接管最高權利難以服眾。如果傳給外人，家族利益可能會受損。要知道霍梅尼家族就沒能繼續風光。
這種情況下，如果伊朗輕易開啟戰端，那麼未知因素就變大了。一旦出現不可控因素，就可能會造成哈梅內伊家族大權旁落。因此伊朗即便要動武，至少也得等哈梅內伊的繼承人正式確立。
美國和以色列也正是看準了伊朗現階段的處境，就可著勁折騰，很多時候搞得伊朗有苦說不出，只能通過放狠話來轉移輿論注意力。
**煢煢孑立的伊朗
1971年波斯帝國2500年慶典上，巴列維國王聲稱 : 在伊朗這塊雅利安民族的土地上，雅利安人將締造新的世界神話。波斯帝國巔峰時代，範圍從印度到巴爾幹半島，也是一個地跨亞非歐的大帝國。
後來波斯帝國被亞力山大擊潰，随後和羅馬帝國（包括東羅馬）鬥了千餘年。再後來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人抛棄拜火教，改信伊斯蘭教；但伊朗人選擇了伊斯蘭什葉派，和波斯灣南岸信奉訊尼派的沙特分庭抗禮。
亚力山大帝國崩潰之後，伊朗高原又經歷了安息帝國（時間大致對應秦漢）、薩珊王朝（時間大致對應魏晉南北朝）、阿拉伯帝國（時間大致對應唐朝）、突厥王朝（時間大致對應大宋）；直到1921最特殊的巴列維王朝，霍梅尼宗教革命後的現在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近代歷史上，伊朗和奥斯曼一樣被英國和俄國搞得很難過。兩伊戰爭，伊朗基礎物資消耗很大，巴列維王朝積累的家底已經耗盡。由於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既不要東方（蘇聯），也不要西方（歐美），只要伊斯蘭，把世界大國得罪完，遭遇制裁。石油難以變現，經濟基礎遭遇巨大壓力。
**伊朗內外交困的根源
伊朗的外部困境：周邊全是敵人。
中東的阿拉伯人、猶太人、庫爾德人、突厥人，都是敵人和潛在敵人。國際舞台上，伊朗被美國和以色列頻繁針對，軍人與核科學家頻繁被襲殺卻無法有效反擊，非常憋屈。
外部困境的根源，還在於內部矛盾。哈梅內伊老去，掌控力下降，但權力傳承未定。其實哈梅內伊自己也很困惑，面臨的問題非常棘手。哈梅內伊的困惑有兩層。
層一，哈梅內伊的個人困惑，就是把伊朗的領袖位置傳給誰。
直白說，就是究竟要不要選擇自己第二個兒子莫哈塔巴接班。莫哈塔巴掌控伊斯蘭革命衛隊，是蘇萊曼尼的上司。伊斯蘭革命衛隊是由霍梅尼締造、哈梅內伊領導掌控的伊朗精銳部隊。當年哈梅內伊能繼承霍梅尼的衣缽，就和掌控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但是很明顯，莫哈塔巴在宗教領域並不具備霍梅尼或哈梅內伊的威望。
哈梅內伊真正的困惑，並不在於莫哈塔巴是否合適，而是在於很難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因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已經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
哈梅內伊選接班人比霍梅尼更難？
霍梅尼當年選接班人，不論選哈梅內伊還是其他人，都是當年伊斯蘭革命集團的同志們。現在的哈梅內伊，是當年伊斯蘭革命集團碩果僅存的巨頭。歷史上所有的國度，開國功勳集體謝幕時，都會面臨一個千古難題，就是如何把政治理念延續下去。這其中有正反兩個顯著的案例：反例，蘇聯；正例，中國。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之後，就迷失了。
實際上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蘇聯一直在開國功勳集團的統治之下。蘇聯雖然是列寧建國，但列寧死得很早（1924年）；蘇聯實際上是在斯大林手中徹底成型、壯大並走向巔峰。
斯大林身邊的群體，也是真正意義上的開國功勳。勃列日涅夫在二戰時曾擔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也算是開國功勳集團一員。勃列日涅夫之後，開國功勳集團退出歷史舞台。戈巴契夫代表的新興集團，根本不知道該如何駕馭蘇聯那艘大船。
中國充分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在開國功勳集團老去之前，總設計師鄧小平已經制定好路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定不移地搞改革開放。
總設計師的改革開放戰略設計，解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奠定了中國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改革開放也是建立在前30年工業化建設的基礎之上，前後並不割裂。
伊朗現在的處境，就是哈梅內伊這位開國功勳集團最後的大佬，即將退出歷史舞台，但伊朗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並沒有解決。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先看一下伊朗的體制。
革命的本質有兩個：革誰的命與為誰而革命。
1979年爆發的伊斯蘭革命，革的是巴列維王朝世俗化之路的命，自然也是為教士集團的政教合一而革命。
既然巴列維國王被推翻了，那麼新憲法開篇，也就是第一章《總則》中規定“根據伊斯蘭教什葉派信仰，在第十二伊瑪目隱遁期間，烏瑪的領導權應移交給公正和虔誠的人，即最高領袖”。——從根本上保證領袖霍梅尼的核心位置。
當時霍梅尼年事已高，需要一種體制，把最高領袖的核心權力傳承下去；同時保障宗教權力能駕馭世俗權力。最初霍梅尼的公認接班人是蒙塔澤里。但此君腦海裏政黨政治的念頭較重，最後被軟禁。哈梅內伊成了霍梅尼的另一個選擇。
霍梅尼建立起一個名叫“專家會議”的機構，負責選舉最高領袖並對其進行監督，必要時甚至可將最高領袖罷免。憲法規定專家會議的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任期固定為8年。
聽起來“專家會議”的議員們權力很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人若想成為議員候選人，還須經過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批准。伊朗憲法第91條規定，憲法監護委員會由12名成員構成，一半以上必須由宗教學者出任，且由最高領袖指定。
如此一來，憲法監護委員會就成了最高領袖的支持者（反對最高領袖的人無法進入專家會議）。不僅如此，憲法監護委員會還能監督審查伊朗議會的資格背景。
通過如此巧妙的設計，專家會議就變成最高領袖的忠實支持者。換句話說，伊朗下一任最高領袖人選將由哈梅內伊欽點，正如當年霍梅尼決定由哈梅內伊來繼任一樣。專家會議選舉只是走一個過場程序。
如此一來，最高領袖就可以全方位掌控伊朗的一切，從而保證伊朗政教合一體制的正常運轉。絕對的權力也意味著絕對的責任，而且要在實踐中接受考驗。
正如總設計師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論多麼高明的體制，也得接受現實的考驗。
伊朗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士集團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很難推動伊朗快速發展。現在伊朗的底子，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巴列維王朝。所以伊朗世俗化的力量很強大。
哈梅內伊成為宗教領袖之後歷經了四位總統，和他們的關係如下——
第一位是拉夫桑賈尼總統，主張跟西方緩和關係，搞自由化，發展經濟，結果跟哈梅內伊直接衝突，鬧翻。
第二位是哈塔米總統，霍梅尼的孫女婿，更加明顯的自由派和西方派。在第二個任期，跟哈梅內伊鬧翻。
第三位是內賈德總統，本質上是哈梅內伊扶持上來的，最終和哈梅內伊鬧翻得更徹底，被抓起來吃牢飯了。
第四位就是現在的魯哈尼總統，已經不止一次地被哈梅內伊批評……
基本上所有伊朗總統，最終都要面對世俗化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甚至是體制改革問題等等。不面對這些問題，他們就無法讓基層大多數滿意，就拿不到選票；面對這些問題，就無法讓最高領袖（老婆婆）滿意，其實比韓國總統還難幹。
接下來——
如果哈梅內伊選擇一個強硬派，而威望又不足，很可能讓伊朗內部分裂。
如果哈梅內伊選擇一個世俗改革派，搞不好就成為伊朗版的戈爾巴喬夫。
這種情況下，哈梅內伊其實也想搞一個穩健的改革派，既不影響宗教權威，也不影響經濟發展。
但穩健的改革派有一個前提，就是國防安全不能遭到威脅。伊朗現在的國防勢力其實很一般，從蘇萊曼尼遇刺、伊朗卻誤擊烏克蘭客機這個案例，就能看出來。增加國防威懾，一個有效的途徑之一，就是擁核。
哈梅內伊強撐的理由之一，就是想撐到伊朗擁核。
所以從2007年開始，不論伊朗如何被制裁，不論多少核科學家以各種離奇的理由死亡，伊朗始終堅定不移地推動核項目。
但伊朗的位置在中東極為敏感。如果伊朗擁核，那沙特和土耳其也將尋求擁核；接下來整個中東國家，都想擁核。那樣的情景會讓以色列瑟瑟發抖。以色列的恐懼，美國自然不能視而不見。其他世界大國也不希望核擴散，不可能在核問題上支持伊朗。
再加上美國和伊朗的世仇、阿拉伯人與波斯人的世仇，就決定了伊朗內外交困。所以伊朗核問題與伊朗內部矛盾、中東矛盾等結合起來，就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結，也是大國博弈的焦點。
這種情況下，即便哈梅內伊想趕緊選出接班人，也難。
**以色列與伊朗恩怨 ( 生死令與波斯帝國夢想 )
歷史上的波斯人和猶太人，並沒有太大的仇怨。相反他們都受到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威脅，有不少潛在共同利益。兩者的的恩怨，其實並不久遠。兩者之間的關係，大致可以分成3段。
以色列剛建國時，深陷阿拉伯人的包圍之中，把目光轉向波斯人。那時伊朗還是巴列維時代，和美國關係很好。以色列和伊朗關係的第一階段：友好。
霍梅尼鬧革命成功，伊朗和美國鬧翻。伊朗和以色列的關係進入第二階段：亦敵亦友。
兩國在外交言論方面嘴炮震天響，一副水火不能相容的樣子；私下里又有秘密武器交易。兩伊戰爭期間，以色列是伊朗武器的主要提供商。1985 年，在以色列的牽線下，伊朗與美國還實現了軍火交易。1987 年，以色列總理沙米爾公開表示，保持與伊朗的地緣政治聯盟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冷戰結束之後，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思潮衰退，伊朗尋求向外輸出影響力。以色列和伊朗的關係到了第三個階段：敵對。
尤其是薩達姆倒台之後，伊朗對伊拉克的滲透，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領域，可以說是全方位的。而這種滲透的便利條件，是美國推翻薩達姆政府提供的。但伊朗絕對不會感謝美國，而且野心遠遠不止這些。
伊朗的最終目的是波斯帝國夢，是要通過伊拉克和敘利亞，把勢力範圍向西輻射到地中海沿岸，就像之前古波斯帝國巔峰時代那樣。
2020年12月9日 星期三
婚姻的本質或質變；家庭會消失嗎 !?
婚姻的本質或質變
聽過兩頭婚嗎 ? 所謂的“兩頭婚”意思是，小倆口跟原先的家庭均保持極大黏性，男方不娶，女方不嫁。
他們或許會双方共同買個房子作為共有資產，但大多數時候還是住在原來的家裏，他們的關系限於彼此之間生育後代，並且做出約定，生兩個一家一個，各随其姓，分别繼承兩邊的家產。
正所謂不偏不倚，誰也别占誰便宜。這種婚姻形式在各地都有，名稱各不相同，比如在川西平原叫“兩頭婚”，江漢平原部分地區稱為“平婚”，而在蘇南地區叫做“併家”。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婚姻的不同形式。婚姻說到底是一種經濟關系。在原始部落時代，因為物質條件尚未形成私有財產的時代，婚姻形式並不存在，直到私有產權的誕生，婚姻才應時而生。
為什麼私有制誕生才有婚姻存在？經濟學家的解釋非常具有“經濟人的理性”，那就是出於人類的自私天性，幾乎没有人會願意把自己的財產留給没有血缘關系的後代。看一個例子 :
在《中國新聞周刊》對一位從事親子鑒定工作16年的醫生採訪中，我們就看到了無數因為親子關系被證偽後發生的悲劇：有一家三口來做鑒定，在鑒定取血的时候孩子哭得很厲害，父親表現的特别心疼，把孩子緊緊的抱在懷裡。而當父親看到DNA鑒定報告，結論是他們不具有親子關系後，一把就把孩子推開，孩子哭了，表現得很委屈。此時父親頭也不回的就走了。然後媽媽默默的把這個孩子抱起來，追着父親走遠了。
得知孩子非親生後，父親原本所有的疼愛、所有的寵溺，在這一刻，全都消失了……我們不能只責怪這位父親無情，或懷疑母親...，只能哀嘆孩子的命運多舛。既然能够確定私有制和婚姻之間的捆绑關系，那麼從經濟角度來判斷“兩頭婚”就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歷史上的婚姻形式，究其根本，都是一種財產的分配和安排。為什麼古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經婚姻？因為從財產角度來看，子女沒有屬於自己的私產，無私產則無權利，他們在人身上依附父母，當然要聽從父母的安排。
無論是彩禮，還是嫁妝，都是財產安排的一部分，彩禮有補償對方父母養育女兒的意味，嫁妝則是父母把女兒應得的那一份，給女兒帶到新的家庭去。
這份財產屬於媳婦的私有財產，並不屬於婆家，要動用這份財產必須得到媳婦的同意，媳婦即使不同意也是完全正當的。女人去世，這份嫁妝只能由她的親生子女繼承，如果她没有子女，這份財產是要還給娘家的，侵奪媳婦嫁粧往往會讓婆家在當地名譽掃地。
又出现“兩頭婚”的原因何在呢？主要有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兩頭婚”的存在是少子化的必然後果。
兩個獨生子女的结合，對兩個家庭來說都具有同樣的風險。風險就在於自己的娃向著别家。這個風險對於男女都是均等的，有些媳婦跟著丈夫一心向著婆家，有的丈夫則跟着媳婦一心向著娘家。而無論哪一種，都有一方的老年双親要人財兩失。不像多子化還有選擇。
小倆口组成的家庭像無限責任公司，不僅代表他們自己，也是他們兩家父母的合併報表。在合併報表的過程中如果一方的權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確實風險極大。為了避免這種風險，”兩頭婚“再現也就順理成章，這完全是一種經濟上的應激反應。
第二個條件就是，”兩頭婚“多半在相對富裕，而且經濟水平門當戶對的家庭中發生。
門當戶對，自古就是婚姻中的要素之一，且並非中國獨有。為什麼歐洲王室基本不跟平民甚至小貴族通婚，就有這樣安排的用意。即使大貴族之間通婚，如果双方繼承人都只有一個，也多半會做出由第三代來繼承双方家業地盤的約定，以防止家產落入别人之手。
為什麼不讓第二代繼承，原因很簡單。比如A貴族的兒子娶了B貴族的女兒，如果家产由第二代繼承，那麼A的兒子假如没有生下繼承人就死了，B的女兒就可以帶著A貴族的家產和領地改嫁他人，A貴族就等於把家產白送出去了。
歐洲最會結婚的家族是哈布斯堡家族，他們的地盤没有多少是打出來的，都是通過聯姻聯出來的。靠的就是四個字—— “人丁興旺” 。
從經濟入手，確實可以抽絲剝繭把問題看清看透，但我們也應該知道，婚姻绝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婚姻還帶有情感和倫理屬性。尤其是現代自由戀愛婚姻，但夫妻財產分離制也仍然被重視。
在純粹經濟壓力的逼迫下成立“兩頭婚”的家庭，對於家庭的穩固和婚姻道德的堅守摧殘極大。一旦“兩頭婚”成為婚姻主流，那麼我們所在的整個社會勢必將更加原子化。但這並不是”兩頭婚“導致的，相反，兩頭婚是少子化和婚姻倫理破滅的結果。
再發展下去，其實就連婚姻都没必要了，男方可以找代孕，女方可以依靠精子庫。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這樣出生的孩子没有合法身份不好上户口。而随著户口問題的解决，婚姻真有可能在未來退出人類社會舞台。
**家庭會消失嗎 !?
01. 低生育難題
人口多還是少？關於生育政策調整的爭論由來已久。支持放開生育的普遍理由是，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勞動人口減少，可預見人口危機和老齡化危機；反對者則擔心放開生育會引發人口失控，給公共財政帶來負擔，甚至引發社會危機。
其實，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應以人口數量作爲生育政策的決策依據。不是因爲生育率下降、勞動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而放開生育，也不能因爲人口多或養育負擔重就限制生育。
換言之，生育政策需要科學依據。【全面開放生育符合經濟規律。】?
人的行爲，是一種經濟行爲，是一種基於自利原則的有目的的經濟行爲。任何對非外部性行爲的限制或扭曲，都會降低經濟效率，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比如限制遷徙行爲，農民只能在村子裏種地，沒法外出打工賺錢。這就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錯配和浪費，也就沒有了今天的製造業和家庭財富增長。
如果限制生育，就相當於控制了人的自由行爲。生育行爲受限，會降低了勞動力的自由供給，扭曲勞動力價格。在六七十年代，中國迎來了一波嬰兒潮。之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這就製造了一波人口紅利：嬰兒潮這批年輕人進城轉化爲大規模的勞動力，加上生育少，養育負擔輕，更多女性成爲了勞動力。
但是，這是一種經濟透支。當“嬰兒潮”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面臨一系列問題：年輕勞動力不足，生育率低下，老齡化加劇。所以，經濟學並不支持人口紅利。因爲人口紅利尤其是持續的人口紅利，意味着勞動力供給和價格被扭曲。
限制性生育政策替代了個人的生育決策，導致人口供給不平滑，人口增長和勞動力供給可能出現斷崖，對經濟社會造成不均衡的“人口脈衝”。
人口負擔論堅持者不相信個人或家庭能夠理性選擇生育。他們擔心，如果生育權不被政策限制，而是迴歸家庭，可能引發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人地矛盾危機。
確實，在避孕套技術未普及之前，生育行爲無法“自主可控”，生育行爲與性愛行爲混雜，孩子成爲魚水之歡的副產品。這就容易造成周期性人口失控，加劇人地矛盾，引發災難、饑荒和殺嬰，頗爲殘忍。所幸的是，避孕措施拯救了嬰兒。
避孕措施將生育行爲與性愛行爲分離，將失控的生育運動轉變爲可控的經濟活動。避孕出現後，生育行爲納入了經濟增長函數，成爲一項以自利爲原則的富有效率的經濟行爲。從此，勞動力市場恢復均衡，勞動力價格發揮作用，勞動力質量逐漸提高。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催生更多的新技術、新知識及新制度，推動經濟從數量型向效率型轉變。
有人認為人不是理性的，生育行爲也不是理性的。越窮的國家生得越多。這不給社會帶來負擔嗎？這裏包含兩個問題：一、人的行爲是不是理性的；二、生育行爲是否具有外部性。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一種災難性錯誤】。理性是指通過邏輯推導出正確的預期結果，並採取最佳行動。它具有相當的客觀性和天啓性。如果人是理性的，那麼就不會有競爭，也不存在市場。如果人是非理性的或有限理性的，價格定律、市場均衡就會失靈。所以，經濟學與人的理性、非理性或有限理性沒有任何關係。
經濟學是以經濟人爲假設的，不能將經濟人與理性人混爲一談。經濟人是以自利爲原則行事。自利是主觀的，是“自以爲對自己有利”或“自以爲利益最大化”，但結果未知或未必。這裡的理性並不是前提假設，而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自由市場的競爭結果反饋是，越趨於理性的人，存活概率更高、贏面更大，非理性的人容易被市場淘汰。這樣價格定律和市場均衡依然是有效的。所以，經濟學家把前提假設與結果反饋搞混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回到生育行爲。生育行爲是個人或家庭以自利爲原則的經濟行爲，它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反饋是，非理性的生育行爲會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可能被淘汰。每個家庭會根據成本與效用法則判斷是否生育、何時生育、生幾個以及投入多少養育費用。
所以，人口限制論，是一種上帝思維、父愛主義和權力邏輯，違背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人文精神。
人口過剩還是過少，不是某個人、某個機構說了算。我們不能說誰是過剩的，也不能說襁褓中的嬰兒是過剩的。在自由生育的環境中，人口多與少是沒有明確標準的，人的素質需要多高是沒有統一標準的。正如自由市場上的礦泉水、方便麪、手機，過剩與否、質量高低是由市場價格來指揮的，個體的效用來判斷。
如果生育行爲存在大量非理性，生而不養，生而不育，未成年犯罪率增加，給社會帶來負擔，這不就是生育的外部性嗎？
02. 老齡化陷阱
養老難在哪兒？
我們需要考察：是生育行爲產生外部性，還是制度（政策、法令）導致外部性。這種制度包括未成年保護法、社會保障制度等。
在有效的制度（個人邊際成本等於社會邊際成本）下，個人或家庭的生育行爲，如打工、創業、做飯、性愛等一切行爲一樣都是經過成本與效用的考量。每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計算生育成本，同時也享受生育帶來的效用。雖然這種計算未必是理想的，但正當的生育成本及優勝劣汰的結果反饋教育人趨於理性生育，因此不會出現集體非理性生育和人口失控。
相反，不合理的制度是導致生育外部性的根源。所謂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生育行爲可以佔他人、社會的便宜。
比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詹森總統支持平權運動，提出所謂的補償性正義，給單親黑人家庭提供超額補貼。這種看似正義的政策卻引發了生育行爲的外部性。超額補貼扭曲了正常的生育行爲，鼓勵黑人未婚生育，導致黑人家庭破裂，湧現大量單親黑人兒童——70% 的黑人孩子來自只有母親的單親家庭。由於單親黑人兒童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黑人兒童犯罪率及黑人犯罪率持續上升。這種政策還可能對美國政體帶來外部性——民主制度淪爲民主黨主導的不公平的生育競賽。
又如，對棄嬰、殺嬰、僱傭童工以及未成年犯罪不當懲罰會引發外部性。如果棄嬰不受懲罰，那麼降低了生育成本，鼓勵非理性生育和生而不養，從而增加財政養育負擔和犯罪風險。如果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以及監護人的連帶民事責任偏低，那麼會增加生育行爲的外部性。因爲這種法令會降低生育的成本以及養育的風險，從而鼓勵生育，甚至鼓勵生而不教。正如違章不受懲罰，降低了駕車的成本，從而鼓勵買車和風險駕駛。
於是提出，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應該廢除公共教育福利。
其實恰恰相反，在有效的公共教育制度中，每個家庭的孩子均可享受公共教育。如果有些家庭的孩子享受更好的公共教育，那麼他們相當於佔了社會的便宜，這種公共教育制度降低了經濟效率。
老齡化的問題，也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追溯到公共制度上。
隨着老齡化加劇，全世界都面臨老齡化的挑戰，直接問題是養老金不足。全球都面臨社會保障危機。幾十年經濟持續增長，收入在增加，人的壽命也在延長，難道一輩子賺到錢還不夠養老？問題出在哪兒？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有效？
很多經濟學家認爲，福利制度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但缺乏科學依據。這種觀點認爲，社會保障制度是對個人行爲的不信任，是一種強制儲蓄制度，還是一種容易引發搭便車的制度。假如一個工人每月繳納 1000 元社保，這 1000 元讓他個人支配（投資、消費）更有效率，還是交給國家社保基金更有效率？傳統經濟學支持前者---個人。
但是，傳統經濟學家忽略了制度的內生性——制度是個人契約的公共化。他們沒有理解制度本身來源於個人行爲，源於個人行爲的公共制度對經濟增長是有效率的。
比如，一個孤島上有甲乙二人，二人出於共同的風險考慮，決定合力搭建木屋。甲乙之間的私人契約公共化，就形成了公共制度。木屋的產權歸屬公共，使用權甲乙均等享有。
再看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最早是由德國建立的，後來歐美國家在平權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那麼，社會保障制度到底是私人契約的公共化，還是由政府或社會運動主導者建立的？
在歐美國家，由單個人或運動者主導的制度是難以持續的。例如，平權運動時期，民主黨政府要求美國高校給黑人提供專門的錄取名額。在 1978 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認爲，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違憲。此後，這種不合理的福利制度逐漸被高校廢除。
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個人契約的公共化。公衆爲了規避不確定的風險（失業、生育及生老病死）而決定設立公共基金。這一個人契約的公共化就是社會保障制度。馬拉多納若預知自己六十而終可能會少繳納社保，科比若預知無法迴避洛杉磯墜機可能會多買一些意外險，但誰能知天命？除了嘆息，我們能做的只有購買商業保險，還有就是建立公共保障制度。
所以，公共制度是所有個體私人契約的公共化。公共制度與經濟學不矛盾，也可以達到自由市場中的帕累托最優。( 帕累托最優（Pareto Efficienc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
但是，公共制度要達到帕累托最優的條件極其苛刻，那就是“全體一致原則”，即每個人都有一票否決權。全體一致規則是公共制度導向帕累托最優的唯一投票準則。 它確保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利益受損，即個人邊際成本等於社會邊際成本，也等同於羅爾斯“無知之幕下”的正義規則。
不過，“全體一致原則”的組織成本奇高無比，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歐美國家基本是退而求其次，選擇代議制民主和多數決原則。多數決原則定然會出現多數人“欺負”少數人，這就構成了效率的部分損失。公共選擇理論將這種損失定義爲“政府失靈”。當然，如果按少數人決策原則，少數人佔了多數人便宜，“政府失靈”更嚴重。
我們經常討論是否應該延遲退休，社保繳納比例多少合適，個人比例應該佔多少，財政補貼資金多少給社保基金，國企該劃撥多少股份給社保基金等問題。這些問題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制度的決策機制。只要按“全體一致原則”決策，不論多少歲退休，社會保障都不會出問題；亦或按多數人原則，社會保障制度也會有一定的效率。
【公共選擇理論表明：公共決策越趨於“全體一致同意”，公共制度效率越高，政府失靈越輕；越趨於少數人決策，公共制度效率越低，政府失靈越重。】
這就是當今世界社會保障問題重重的根本原因。
03. 弱家庭趨勢
家庭會消失嗎？
全球範圍內的低生育、老齡化趨勢，給世界經濟的未來蒙上一層陰影。加上，離婚、出軌、不婚、丁克家庭、單親家庭的增加，人們對家庭這個人類愛之容器的沒落感到擔憂。未來，家庭會消失嗎？
家庭，曾經是一個有效率和競爭力的經濟組織。
在農耕時代，尤其是中國的小農經濟，家庭是組織計劃生產最重要的主體。受一整套傳統禮教及家庭制度的支配，分工，內部協作效率更高。決策機制主要是家長負責制，具有嚴格的紀律性。
進入工業化時代後，家庭的效率自然比古代更高，但家庭在經濟生產中的中心地位，迅速被自由市場和企業替代。
今天，企業是各國財富創造的主體，自由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宗族逐漸解體，家族化整爲零，家庭的內部分工與計劃逐漸被瓦解，外包。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到市場中就業、創業。當女性在工作上獲得的邊際效用超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家庭生育率就會下降。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其中一個外部原因是自由市場和企業對家庭構成競爭。
家庭正在與企業、自由市場競爭資源時顯得效率不足，有所改變。
先從婚姻制度說起，婚姻是家庭的核心。人爲什麼要結婚？結婚是一種經濟行爲，婚姻制度促成了男女雙方合作提高了經濟效率與個人效用。
在農耕時代，由於信息不充分，婚姻以包辦爲主，採取一夫一妻多妾制，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費用和繁衍風險。農耕時代的家庭關係以父子縱軸爲紐帶。主要原因是農耕產出的主力是男性，縱軸關係比夫妻之間的橫軸關係更有效率。
現代婚姻是自由婚姻，且採用一夫一妻制。婚姻資源的自由配置大大提高了效率，離婚修正了婚姻資源錯配的風險。爲了降低非理性以及機會主義（如出軌），夫妻雙方會簽訂契約，並受法律保護。更重要的是，現代家庭以夫妻橫軸關係爲紐帶，夫妻關係是經濟效率的來源。
婚姻制度的效率要比企業的僱傭制度、合夥制度低。那麼，婚姻制度能否改成僱傭制度或合夥制度？
經濟學並不支持這一點。因爲婚姻有一個重要的產品，那就是孩子。婚姻制度下的生育和教育效率（效用），要比僱傭制度、合夥制度更高。即便離婚，親子關係不會發生改變，父母依然承擔對孩子的撫養權。
其次是生育陷阱。
全球生育率都在下滑，如果生育率持續下滑，家庭會將悄無聲息地消失。令人費解的是，經濟持續增長，生育率不可逆地下降；經濟蕭條，生育率也下降。開放生育後，人們也不增加生育。
這裏需要嚴格區分其成因：
隨着經濟持續增長，家庭尤其是女性收入增加，生育的機會成本也增加，同時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家庭尤其是女性會主動減少生育數量，轉而提高生育質量。
在自由市場中（注意前提），經濟持續增長，生育率下降，人口質量提高，是一種必然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效用才是生育行爲的最終目的，而不是生育數量，生育的邊際效用隨着數量增加快速遞減，而提高養育質量可以帶來更多的預期收益和滿足感。
如果是人爲製造的經濟危機或衰退，如錯誤的土地制度導致房價暴漲，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加上低效的福利政策導致公共用品不足，這可能導致危險的“生育陷阱”：生育率和生育質量同時下降。
家庭既不敢多生，也沒有能力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這種家庭可能走向一條衰敗沒落之路：家庭人口減少，勞動人口比例下降，老齡化加劇；人口素質難提升，家庭養育負擔沉重，未富先老；離婚率增加，家庭破裂甚至消失。
家庭決策機制
現代家庭採用古代的家長制決策更有效率，還是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公共決策更有效率？家庭與政府一樣，其資源配置方式都是計劃方式。理論( 想 )上，家庭應該採取公共決策的方式更有效率，越民主越有效率，越接近“全體一致原則”越有效率。
但是，這是有爭議的。在公共決策中，參與者衆多，且多爲陌生人。所以，公共選擇以自利爲假設是合理的，其決策也是有效的。但是，現代家庭規模少，有些只有夫妻或父子二人，利益捆綁，情感融洽，決策權交給更優秀的更有責任感的個人，未必比民主決策效率更低。
基於家庭經濟學的情感因素，假設前提要比自由市場、公共選擇更爲複雜。所謂“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小小的家庭決策往往比吵得比國會還兇，這種家庭很可能被淘汰。
家，在與企業、自由市場的殘酷競爭中，在低效制度、生育陷阱及唾沫橫飛中，掙扎、沉淪、消失，身處其中的我們卻渾然不知。
房屋只有一個人住，是居所還是" 家" ? 有過婚姻關係後的一個人住，算不算"家" ?
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
脫歐歹戲拖棚；洋蔥危機；墨脫大水壩 ；窮不是共產主義；反壟斷做法、美歐大不同
**脫歐歹戲拖棚
所有高調的底線，最後證明都没有底線。
原本去年10月31日，是英國脱歐的最後期限。英國首相約翰遜甚至發下毒誓：這一天不脱歐，我就“死在溝渠裡”。但結果，愣是就没脱成。英國重新大選了。終於，拖到今年1月31日，英國說要正式脱歐，下面是11個月“冷靜期”，談判離婚具體條款。約翰遜又發誓，10月15日是談判最後期限，一天都不能延長。現在已經是12月了。感覺英國真急了。談判进入了死胡同，歐盟態度越來越强硬。
脫歐最大的分歧，三個方面：
漁業、英國繼續開放200浬經濟海域，供歐盟國家捕魚。此條，法國最堅持，以否決要脅，事涉馬克龍明年選票才重要，漁獲利益並不頂重要。
公平競爭環境: 脫歐後，英國不得比如大幅削減社會福利，降低環保標準...，若這樣一搞，歐洲人還怎麼競爭？
履約管理 : 有關北愛續留歐盟問題，此舉英國將一國兩制，並有分裂危機，何況蘇格蘭也反對脫歐，預計明年 5 月再度脫英獨立公投。
英國人做事，向來拖泥帶水。從歷史看看 :
乾淨俐落從來就不是英國人的特點。所以，你看它撤離香港，一定要埋個伏筆；撤離巴以，馬上留下個巴勒斯坦問題；撤離印巴，留一個喀什米爾，導致戰爭一場接一場……但這是一場相當危險的遊戲。
英國人，或是說盎格魯薩克遜人組成的國家的信條是 : 不求共生，但求獨活；為求自保，可負天下。壞透了 !
**印度的洋蔥危機 :
作為咖哩食物中最重要的一味菜，洋蔥對印度吉整個南亞政壇有重要的影響。早在1980年，洋蔥價格飛漲，由於執政黨印度人民黨控制不利，民眾對此怨聲載道。當時在野黨國大黨領袖英迪拉·甘地趁勢在競選活動中將洋蔥串成項鍊戴在脖子上，並喊出口號：“不能控制洋蔥價格的政府，就沒有權力掌控政權。”然而，英迪拉·甘地的承諾並沒有落到實處，洋蔥此後依然讓印度政府流淚不斷。在1998年2005、2010、2013年接連發生洋蔥危機。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洋蔥消費國和第二大洋蔥生產國。由於2017的乾旱以及2018季風雨延遲，再加上隨後的洪災，印度今年洋蔥大幅減產，導致洋蔥價格暴漲數倍，過去用100盧比（約台幣40元）可以買到4公斤洋蔥，如今只能買到1公斤。
洋蔥易種植又高產，而且價格低廉，深受印度民眾喜愛。然而，擁有“國民食材”的特殊身份，印度洋蔥為何頻頻爆發危機呢？其實，問題的關鍵出在印度基礎設施的落後上。
印度屬於熱帶季風氣候。通常情況下，印度2到4月屬於旱季，隨後的6月會迎來雨季，降水在11月前後達到頂峰。而洋蔥作為一種蔬菜，一旦遇上潮濕環境就會迅速腐爛，今年9月，印度的雨季比往年來得早了一些，由於運力不足只能放在地裡任憑雨水浸泡腐爛，據印媒報導，僅這一項，就令印度當季的洋蔥產量足足減少了一半。
與我們從田地到菜籃子的一站式運輸不同，在印度，洋蔥從採摘到裝進老百姓菜籃子里至少要經過4次裝載、分類和包裝，這不僅增加了成本，而且損耗率驚人，流失超過三分之一。不僅洋蔥，印度出產的水果和蔬菜約有40%在售出前就腐爛敗壞。這是印度基礎設施落後造成的惡果。而近幾年來，基礎設施無法跟上印度經濟增長需求的現像日益凸顯，洋蔥危機只是一個側面。
**墨脫大水壩
中國面對爭議一貫的主張就是：大家都別動，保持現狀。其實這是中方釋放的最大善意了。
誰先打破現狀誰後悔，因為中國的原則是：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基建狂魔一旦動起來，那他們只能追悔莫及。上一回洞朗地區，印軍亂動，結果這邊把大寬馬路，永久兵營修好了，先進武器也入駐了。不僅有了打印基地，還建好了一個洞朗打印村，被譽為洞朗第一村，由上海援建的，規格肯定低不了。有了村子就得扶貧，“要想富，先修路”，大寬馬路都得修起來。
展望未來，中印關係也並不樂觀。莫迪獲得了超高的支持率，主要靠三大法寶，第一是經濟發展；第二是宗教，第三是狂熱的民族主義。
但是現在，隨著疫情在印度的再次加劇，經濟前景非常不樂觀。很有可能靠狂熱的宗教情緒和民族主義維持印度的凝聚（不分裂），那麼中印關係很難好轉。且一旦煽動起了狂熱民族主義民粹，那麼莫迪的外交政策也會被綁架，繼續在反華的道路上前進。
莫迪是1950年的，比拜登年輕8歲，關鍵還可以連選連任。總之，未來一二十年，中印關係都很難回頭，雖然未必是壞事，但要有這種判斷和準備。為啥說未必是壞事呢？( 有兩個國家我們關係不能太差，但絕對也不能太好了。一個國家是印度，一個國家是越南。)一方面這兩個國家跟中國都有領土或領海糾紛，另一方面在這兩個國家，民間都有比較強烈的反華情緒。
中國目前正在搞一帶一路倡議，在大規模的輸出基建。如果我們關係太好，幫他們搞好了基礎設施，好多企業過去投資，那麼很可能導致某些低端產業轉移。關係還不太穩定的情況下，相當於資敵。所以目前搞點摩擦蹭蹭也挺好的，只要把握好分寸即可，只是蹭蹭只要不進去就沒太大問題。
【因為有很多事，只有關係不好的時候才好做，比如南海填島，杜特爾特上台後，不管事真心還是假意，改善了中菲關係，不好意思再填黃岩島了吧。
兩岸關係也是如此。國民黨在台上的時候，一喊“九二共識”，我們這邊就得出台惠台措施，香蕉爛了我們還得搶著買。菜菜在台上，我們反而可以做些事情。
中印關係也是如此，關係好有關係好的好處，關係不好有關係不好的好處，有些事情我們可以趁機做了，比如西部基建，比如加強中巴、中錫、中不、中尼、中斯關係等。】
11月26日，《中國能源報》發表了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董事長晏志勇在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成立40週年紀念大會的講話部分內容。提到：黨中央關於製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還說，我認為，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不僅僅是一項水電工程，而應該是'五大工程'。”所謂五大工程是：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是生態工程、國家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國家重大的能源工程、國際合作工程。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已經在雅魯藏布江幹流上建了水電站了，名叫藏木水電站， 2015年10月13日開始全面運營，年均發電量25億度。這次說的雅魯藏布江水電站，指的是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墨脫水電站。雅魯藏布江在這裡轉了個大彎，然後幾經輾轉後經巴昔卡出國境，進入印度。也就是所謂的藏南問題，藏南地區被印度非法佔領的面積大約有6.5萬平方千米（有說6.3的，有說6.7的）。
雅魯藏布江在我國境內的年徑流量是1400億立方米，位居全國第四，僅次於長江、珠江、黑龍江。但由於黑龍江是中俄界河，所以我們獨立可用的徑流量，雅魯藏布江排第三。
這個徑流量還是很客觀的。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後通水五年，累計才調水300億立方米，已經讓1.2億人直接受惠，服務了4萬億的GDP 。若每年讓1400億的水資源白白流走，太可惜。每年能抽調400億，給大西北乾旱地區，那麼完全可能讓荒漠變綠洲、塞外變江南，帶來的生態價值不可估量。
在雅魯藏布江急轉彎的大峽谷50公里範圍內，落差2000米（三峽大壩落差才113米），匯集了7000萬千瓦的可開發資源。什麼概念？也就是如果都開發了，每小時可以發電7000萬度，每天18.9億度，每年7000億度。
三峽電站34台機組2020年首次全開運行，總功率2047萬千瓦，每天發電4億千瓦時，每年可以發1700億度。
由此可見，如果把雅魯藏布江大轉彎附近的水能好好開發一下，至少可以頂得上三個三峽，相當於每年可以省下2.3億噸標準煤，可以減少8.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
常說，“授之於魚不如授之於漁”，但是對印度來說，要反過來。與其給印度輸出基建，不如單純給印度輸出水電。輸出的基建在人家國土之內，話語權也掌握在別人手中，建好之後人家翻臉了你血本無歸啊。
如果只輸出水電，那電廠在我們這邊，主動權和話語權也在我們這邊。想什麼時候檢修就什麼時候檢修。参見俄羅斯怎麼整烏克蘭、格鲁吉亞和歐盟的，敢惹老子，老子就漲價，再不行就斷氣。手裏的王炸多了，對方才會客客氣氣，爭議問題才好解决，没有王炸要努力創造王炸。
不給印度用也沒關係，周圍的國家多了去了，緬甸、孟加拉國、不丹、尼泊爾。我們自己用也不錯，特高壓是我們的一絕，西電東輸不是難事。
再則，對西南地區的經濟帶動作用。這麼大一個工程，對地方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可估量。羅斯福為什麼要在經濟危機期間大興土木？那就是靠投資拉動經濟。
三峽工程總投資2000多億，但是肉爛了在鍋裡，國有企業承建掙到了利潤，拉動了建材消費，增加了農民工就業，怎麼說肥水也沒流了外。除此之外，這麼多建築物資要運到墨脫，首先要有高等級公路甚至鐵路，有了路才能致富，周圍經濟才能發展起來。
最終，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也就是中印友好問題。水壩大部分時候就像核武器，主要作用是威懾，能讓印度夜裡睡不著，談判的時候客客氣氣就夠了。另外，印度的河流短而粗，要麼是洪澇要麼是乾旱。乾旱的時候，你說我們攔不攔？我覺得要看我們國內是否也缺水，當然也要看印度的表現。
比如越南， 2016年遇到了極度乾旱（百年一遇），只好請求我們放水。瀾滄江景洪水電站放水緩解。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比以前低調的原因。不然，下回再遇到乾旱，真不放水了；再遇到洪澇，可能要洩洪了。
還有，一旦建成發出這麼多電，可以優化我國能源機構，隨著電動車技術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我國能源的進口依賴，維護我國的能源安全。所以，雅魯藏布江水電站（墨脫水電站）大有可為，利國利民利中印友好利世界和平。中印目前是不太友好的，但是最終還是要友好。中國必須把握中印友好的主動權，用真理、利益說服他友好。
**窮不是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採取的是自由競爭的模式，國家不怎麼干預企業經營，所以它的競爭力非常強，能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它最大的缺點：自由競爭的最終結果必然產生壟斷，一旦形成壟斷了，那麼競爭力便可能不再增強，甚至可能出現倒退。
在蘇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前，就有人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問道：“您提出的與大工業工人階級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是否可以首先在俄羅斯實現？”
馬克思回答說：“應該首先在歐洲發達國家實現。”馬克思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想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需要條件的：生產力高度發達。
只有生產力高度發達以後，大家基本的生存沒有問題以後，才能進入到社會主義——當你飯都吃不飽的時候，那麼你必然要想著去剝削其它人，就會產生很多的貪污和腐敗，最終這種社會制度必然要走向崩潰。鄧小平說 : 窮不是共產主義 。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有了蘇聯的解體，才有了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回歸到了資本主義制度（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它採取的制度超越了時代，其它原因都是次要因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介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一種社會制度，只不過它更傾向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私有製，社會主義是公有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公有製為主導，私有製作為公有製的必要補充”。
**當企業形成壟斷以後，怎麼辦？兩個辦法：
第一，肢解它。在美國，採取的主要是這種模式。即所謂的“反壟斷法”。
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帝國”因壟斷市場在1911年被肢解為30多個獨立石油公司；曾壟斷美國電話市場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在1984年被分離成一個繼承母公司名稱的電報電話公司（專營長途電話業務）和7個地區性電話公司。
第二，國家對其進行控制，約束它的行為，這個也可以稱為“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以德國為例。
目前德國聯邦政府參股並參與經營了61家企業，主要包括：全股的德國鐵路，參股14%的德國電信，參股26%的柏林新機場以及全股的德國聯邦印鈔公司等。例如：慕尼黑機場參股26%、科隆機場參股31%、德國郵政參股21%、商業銀行參股15.6%……如德國大眾汽車。
目前德國州政府持有20%的大眾公司股份，不是最大的股東，但是大眾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章程》規定，州政府擁有對重大事項決議的一票否決權！
在歐洲，採取的基本都是這種模式：聯邦政府持有大公司的股份，並參與企業的經營，擁有一票否決權——這與美國是不一樣的，美國聯邦政府基本不持有任何企業的股份，也不干預企業的經營，一旦企業形成壟斷後就把它給肢解了，重新回到自由競爭模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有資本主義三個階段的劃分：【自由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中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是要重點打壓的——要么肢解它重新回到自由資本主義，要么國家參與企業的經營。
其實，日本採取的也是歐洲模式：日本央行通過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成為4成上市企業的前10大股東。
**美國私人壟斷資本主義起伏過程 :
第一階段：1968-1974年左右，美國老百姓的財富是增長的，但是美國富人的財富是下降的。
這個階段，人民財富的增長幅度超過了資本家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70年代，美國發生了民權運動，資本家不可以再剝削黑人，不得不提高黑人的工資——這讓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資本家的收入相對降低了。
第二個階段：1974-1987年左右，美國老百姓的財富是增長的，美國有錢人的財富也是增長的。
這個階段，資本家和人民都是獲利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經濟在80年代達到了巔峰，資本家吃肉，人民也跟著喝湯了。
第三個階段：1987年-現在，美國老百姓的財富是不斷下降的，但是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卻在不斷上升。
美國現今的社會撕裂與亂象，就是進40年，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所造成的。
從中國國運升起，聽喪鐘為英國而鳴
從中國國運持續升起，聽喪鐘為英國而鳴
“我們不再是一個強國，也不會再這樣（成為強國）了。”
“由於我們夸夸其談、大吵大鬧、風險不斷、頑固不化，我們在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將更微薄，國庫將更加空虛、就業機會將更加稀少，未來將不再繁榮。”
這是英國前首相梅傑（John Major），在11月中旬告誡英國人的話。對一個“大國”來說，這話聽起來像是在敲“喪鐘” !
英國是第一個將工業文明的曙光帶給人類的國家，也是全球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更是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世界霸主。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也一直是全球經濟總量排名第三的角色，僅次於美國和前蘇聯，直到後來被日本和德國超越。
日本和德國超過英國也就罷了，畢竟，大家都同屬西方陣營。最讓英國人傷感的，應該是被中國超越，而且差距還越拉越大。其實，過去30年，面對中國經濟崛起，不僅僅是英國人感到“喪”，幾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會感覺很喪。
從1990年開始，中國的國運來了，一直持續到今天。
（一）
1990年，中國民眾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亞運會了。
剛剛打開國門的國人，看到當時我國經濟與西方的巨大差距，民族自尊心受到衝擊，大多數國民，都把“為國爭光”的希望，寄託在體育項目上。從排球到乒乓球，從射擊到舉重，只要聽說中國拿到金牌，都能引發一波“愛國主義”熱潮。自得知北京獲得第11屆亞運會主辦權之後，全國人民熱情空前高漲，從政府官員到普通的教師工人，從耋耄老人到小學生，都在積極捐款，建設北京的亞運會比賽場館。
參賽中國代表團也不負眾望，參與了亞運會27個大項、308個小項的競爭，還有兩個表演項目，一共獲得183枚金牌、107枚銀牌和51枚銅牌，高居金牌榜和獎牌榜第一位。其他亞洲國家所獲得的亞運會金牌全部加起來，也抵不過中國的金牌數。從此中國確立了亞洲體壇霸主的地位！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從國際上的經濟數據比較來說，這一年才是100多年來中國經濟真正的觸底時刻，中國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的經濟佔比，從來沒有這麼低過：1.59%！真正的觸底反彈 !
中國人口規模在世界佔比一直都在1/5以上，連1/60的經濟規模都不到，對中國來說，這是怎樣的一種恥辱。
通常，我們都會把中國經濟崛起的時間，定位於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但是，從國際上可比較的經濟數據而言，中國經濟的真正崛起和騰飛，則是始於1990年。這12年中，舉國思想的衝擊、觀念的轉換，體制的改革、保守與改革的拉鋸，爭論反反覆覆，洗滌內耗嚴重，可是這又是奠定未來厚積薄發的必經天堂路。從這一年開始，到如今整整30年時間，不管國際政治經濟風云如何變幻，中國經濟的世界佔比，一路昂頭向上，再也沒有下降過。
穩定的匯率為外貿經濟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完整的基礎工業，開放的思維，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廉價的土地資源、友好的招商政策，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使得全球製造業的產業鏈，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步步地向中國轉移。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經濟從此進入中國噴發表演時間。
隨著出口關稅下降和貿易壁壘的消除，中國特有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基礎設施優勢和大工業生產優勢開始顯現威力，直接投資FDI猛增，先是大量境外製造業向國內轉移，隨後，外貿出口和貿易順差開始出現大幅增長，中國國際收支順差持續擴大，外匯儲備一路猛增。
1990年，中國的GDP只有3600億美元，居世界第11位，經過10年的臥薪嘗膽：
2000年，中國GDP超越意大利，變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過法國，位居第五；
2006年，超過英國，位居第四；
2007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三，此時GDP為3.55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4。
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60%，成為二戰以後第三個達到美國經濟60%的國家（前兩個是蘇聯和日本）……從此中國確立了亞洲經濟霸主的地位！
面對龐大的外部需求，與中國經濟規模一起崛起的，是中國的產業鏈。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完整產業鏈的國家。這句話絕非僅僅是我們的產業鏈如此完整，我們不怕美國封鎖和制裁，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工業製造的產品，雖然質量仍待完善，但我們完全可以都做到自給自足那麼簡單。
製造業的產業鏈並非一個抽象概念，它實際上包含了價值傳輸、企業生產、供需鏈接和空間轉移4個維度。只有這4個維度互相緊密對接，才會有所謂的“產業鏈”。
所謂“完整的產業鏈”，其實只是指企業生產這地兒，我們有人，有機器，有點技術，可以生產出來……但產業鏈的核心，是價值傳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價值鏈，只有把生產出來的東西，匹配到相應的需求上，並正常實現空間轉移，送達消費者手中，然後，所有參與機構，都在產業鏈中貢獻自己的能力，同時收穫價值，這才是完整的產業鏈。
也就是說，產業鏈的根本意義，在於有終極消費者買單，在消費中創造價值。僅僅有企業生產能力的產業鍊是殘缺的，而且長久下去，必將走向衰落和消亡。
前蘇聯在60年代前後，曾經擁有比中國還完善和龐大的工業基礎，蘇聯人研發出來了3進制的計算機，還開發出了類似於今天互聯網的東西，一個叫列昂尼德-庫普里揚諾維奇的工程師，甚至還發明了更輕更小的便攜式移動電話——在1965年，已經可以在200公里內有效工作……但這一切，在計劃經濟的“指導”之下，沒有一樣東西創造出可共消費的商業價值。
有先進的技術和理論，有完整的工業基礎，有計劃經濟的基礎研發投入，但沒有商業應用，沒有商業價值，沒有消費者買單，這一套強大的工業體系和所謂的“全產業鏈” ，到蘇聯解體前後，基本上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蘇聯人連個電風扇和暖水壺都生產不好……悲慘的例子 !
未來，我們的國運能不能延續，就要看這個產業鏈會不會維持和延續。更具體深一層說，就是要看我們還是不是堅持市場經濟道路，是不是繼續對內和對外擴大開放，中國企業是不是繼續有能力從生產鏈向價值鏈、空間鍊和供需鏈上延伸。
產業鏈，當然不是中國在當今世界競爭力的全部。
“土地財政”是長期支持發展資金的主要來源。也就是以城鎮原本廉價的土地作為資產，將其很長一個時期內的使用權（國外則直接稱是土地所有權）抵押給想要通過開發土地而賺錢的人。如此，將未來的巨額收益一次性變現。拿著這個錢，政府可以修建多種公共服務設施，從而大大改變城市的面貌，而開發商們拿到土地，則可以開發成相應的工廠、住宅、市場等，這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服務功能……
土地財政的本質，就是把土地價值緊緊握在政府手中，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發展的原始資本。正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土地——房子——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城市的狂飆突進中，被緊緊地纏繞在了一起。這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奧秘所在，其他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幾乎都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複製中國的這一進程。
1998年7月3日，進一步取消單位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房貨幣化、私有化，倡導居民貸款買房。
因為傳統文化和長期計劃經濟思維，當時中國居民部門負債率接近於0，這對於現代社會的信用經濟而言，是一塊待開發的超大型金礦。日本房地產開發在1980年就已經被應用到經濟擴張中，並促成當時日本的GDP雄踞世界第二。
除倡導和鼓勵居民貸款買房，當時的各大城市，相繼出台了買房抵個稅、買房送戶口等政策紅利，銀行更是全力配合居民貸款買房，房地產企業也大幹快上，此後一直到今天，房地產投資以每年20%的增速飆升，房子的大時代到來了！
從1998-2005年，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上漲尚算溫和，但隨著房價的逐漸上漲，從2006年開始，許多人意識到了房子作為“資產”的價值。於是，買盤洶湧而來，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一方面，居民的房子貸款和房地產商的企業貸款，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促進國內經濟要素的流通，另一方面，房地產本身關聯著眾多的上下游產業，如水泥、鋼鐵、建材等，進而還可以促進生產和消費，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所以，伴隨著房價一路飆升的，是中國債務和貨幣供應量同步快速上升。
依賴土地開發收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在1/4個世紀裡，通過天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徹底重塑了城市化進程，過去30年幾乎有5.5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重塑了中國社會，也讓中國真正變成了一個以城市文明為主的現代化國家。
隨著中國加入WTO之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先進，高速公路迅速在全國成網，高寒的青藏高原也通了火車，高鐵開始出現且聯網，各個城市的水網、燃氣、電網、軌道交通等，也越來越完善。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因東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善，中國的基礎設施開始向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傾斜，全國一盤棋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分佈格局基本形成。2019年底：
中國鐵路運營總里程高達13.9萬公里，其中高鐵里程高達3.5萬公里；
中國公路運營總里程達到501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就達15萬公里；
民用航空機場238個，年通航量100萬以上人次的航空機場就有106個；
內河航道12.7萬公里，沿海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有2100個，全國生產用的泊位碼頭更是多大2.3萬個；
此外，中國城市軌道交通6200公里，發電量7.5萬億千瓦時，水泥產量23.3億噸，鋼產量9.96億噸……
基本都位居世界第一。
經過過去30年的發展，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無論是港口碼頭還是發電設施，中國的基礎設施狀況，目前正處於良好運營狀態，與美國陳舊、老化的公路、鐵路、電力設施，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基礎設施，再用個10年、20年，應該問題不大。
2001年，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奥尼爾提出了“金磚四國”的概念，特指当时新兴市场中最有发展前景的四个大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單辭的首字母組合（BRIC），與磚的發音相同，後來，南非於2010年加入，變成了金磚五國（BRICS）。但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洗禮之後，只有中國經濟，變成了經過火煉的真金，而其他4個國家，都被火燒成了真正的磚頭。
除了資源詛咒（巴西、俄羅斯、南非都是全球著名的資源國）之外，最核心的要素，是中國擁有較完善的製造業，並擁有與全球第一製造業產值相匹配的人才培養體系。
2020年初，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共同發布了最新一期的《2020科學與工程指標》，向總統和國會匯報美國的科學、技術和工程發展的情况，並與其他國家、地區和經濟體進行對比。
根據其文中數據，中國在2016年授予科學與工程類學士學位170萬個，美國授予80萬個，歐盟28個國家授予100萬個，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授予的此類學士學位數量增長了一倍，且增長部分主要來自工程學。無怪乎，有美國的智庫哀嘆說：
在過去10年，中國所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加起來還要多，是美國數量的4倍，而得益於美國的研究生院的幫助和培養，中國大學也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學和工程學院，美國還有五分之四的計算機科學和電子工程博士學位，授予给了外國學生，其中中國學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美國智庫的哀嘆，正是中國人才競爭力所在。在這些工程師人才的支持下，中國製造業最近10年，在全球一騎絕塵，打遍天下無敵手，占到了每年全球製造業總產值的30%，相當於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
為什麼製造業這麼重要？
因為，製造業可以把原始的資源，經過複雜的工業生產，轉換成有價值的商品，而参與製造的勞動者也可以從中得到報酬，這變成了一個國家國民的就業與收入，然後這些商品再形成購買力，就會促進經濟的良性增長。
簡單說，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没有製造業，就没有未來，而培養一個與製造業體系相對應的工程師體系，則是製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随着中國源源不斷的大學生畢業，中國的工程師數量也會不斷增加，而中國的製造業總產值，在可預見的將來，在全球份額還將持續擴大，甚至占到世界製造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接近美國二戰結束之時的水平。
中國製造業產值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還能保持多久，源源不断的工程師生產還能持續多久，這些工程師們自由選擇的時間還能持續多久，中國的國運就還能持續多久。
中國過去30年的國運，依賴於產業鏈+基礎設施+工程師；中國未來的國運，還是會依賴於產業鏈+基礎設施+工程師。
可以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除非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或者是國家政策的突然轉向，只要中國堅持市場經濟的道路，只要中國堅持對外和對内開放，只要中國政府不限制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自由選擇，那麼中國的國運再持續20年甚至30年不成問題。
然而，如果從中短期來看，中國的經濟並非没有隱憂。
2008年8月，北京奥運會開幕，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帶著外孫女前來出席開幕式，中國領導陪同，順便討論中國購買的美國房利美、房地美債券的安全，領導就給美帝的財政部長上了一課：你們國家背負的沉重的債務，這是你們的一處致命弱點。
的確，2008年之前，美帝背負著沉重的債務，所以它們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更重要的是，從2008年到現在，美帝的沉重債務不僅没有減輕，而且還加重了……
可惜的是，也正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且不次於美國。
按照達里歐的債務周期理論，一個國家發展周期，通常經歷五個階段，每階段约20年。
第1階段：國家很貧窮，人們也覺得很窮。債務問題不存在。
第2階段：國家正在快速致富，人們仍然覺得貧窮。債務問題開始顯現。
第3階段：國家是富有的，人們也覺得自己富有。經濟發展與債務同步增長，還不構成威脅性，但要開始警惕。
第4階段：國家不再富有，但人們仍然自以為富有。國家都會產生“双赤字”，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人民借貸透支消費，經濟和金融泡沫反復出現並破裂。
第5階段：國家通常進入長期經濟衰退階段，而人民却一直無法接受現實。經濟泡沫破滅後，債務去槓桿化開始，私人債務增長、私人部門支出、資產價值和資本净額都處在一個自我增强的負向循環周期中不斷下降，政府債務、財政赤字和中央銀行印鈔量相應地快速增加，中央銀行不斷削减利率，以幫助所有債務人，同時通過貨幣刺激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使其高於名義利率，減輕債務負担，因為大多數人都債務高企，人們對貨幣貶值喜聞樂見，在此階段的國家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下降。
這個債務周期理論，並不那麼完美，但基本能解釋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債務的關系，至於為什麼每個階段持續20年左右，是因為每一代嬰兒長大到成年，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
根據這個理論，簡單判斷：
文章開頭提到的英國，其實很典型地處於第五階段；美國，則是處於第四階段的末期。
至於中國，略略有點兒複雜。從時間和發展階段上看，中國最多也就處於第2階段末期或第3階段初期，但如果從債務規模及其與經濟的相對比例來看，中國又像是第3階段晚期。中國目前的債務問題，依然有可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中國肯定不是第4或第5階段的情况。
所以，如果國際上的局勢不發生重大變化的話，可預見的將來，只要我們自己不折騰，中國國運延續過去30年的升勢，將是大概率事件。至於，2020年的疫情爆發，只不過是更加凸顯了中國的國運而已。
**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
想想，美國當年是怎麼變成世界强國的？就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
很多國家一片狼藉，工業/農業停滞，有限的資源還得優先用於制造武器和軍需物資，什麼東西都得進口。而當時放眼全球大國中，只有美國本土没有遭受到戰爭的摧殘。安全的生產環境和强大的生產能力，讓美國可以源源不斷向全世界生產各種物資商品。滿足全球源源不斷的各種訂單需求。
而如今，2020疫情之下的全球，何其像世界大戰之後的格局。
中國最早走出疫情，生產最先恢復，安全的生產環境和强大的生產能力，在面對滿世界的訂單下，可卯足了勁賺其他國家的錢。人民幣匯率一直升值？有想過原因麼？因為全世界到處都是錢，但全世界從來没有這麼如此的需要一個安全、正常的世界工廠。
人民幣半年來升值近9%，照說對出口不利，但11月分出口增長21%。這反映了全世界對中國產業鏈更進一步的依賴性與緊密性，也反映了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有著強大競爭力優勢。
**按照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分類，一個國家的總體債務狀況，可以體現為四個部分：
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
+居民部門債務
+非金融企業債務
+金融部門債務。
將這四個部門的債務統計出來，就知道一個國家的總債務狀況。而其中（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的債務之和，又被稱為私人非金融部門債務（簡稱為“私人部門債務”）；（政府+居民+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則被合稱為“實體經濟債務”。
債務絕對值，與該經濟體GDP的比值，就是所謂的“宏觀槓桿”，例如政府部門槓桿率、居民部門槓桿率、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金融部門槓桿率、私人部門槓桿率等，而實體經濟的總體槓桿率，通常也被稱為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槓桿率。
眾所周知，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金融部門，它們都是純粹的財富分配部門，並不會真正創造財富，而【當代經濟，基本都是以債務為基礎來發行貨幣，驅動經濟增長的】，所以，真正的經濟增長，必須依賴於居民部門或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的持續增加——
如果私人部門債務增加很快，表現出來就是經濟增長，就是GDP高速增長；
如果私人部門債務增加有限，表現出來就是經濟停滯，就是GDP增長緩慢。
對於一個大中型經濟體來說，在整體債務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如果能夠建立足夠的信用，經濟很容易實現高速增長——我稱這一階段的增長為第一階段增長。
然而，當私人部門的債務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即便政府和金融部門信用很好，也很難實現經濟的高增長了，絕大部分情況下會陷入經濟或金融危機——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私人部門債務太高了，很大一部分債務是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一旦遇到經濟上任何的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大量的債務違約，這導致所有人都開始捂緊錢包，銀行不願意放貸甚至抽走信貸，這進一步增加了整個社會的債務違約，這就是經濟和金融危機。
所謂私人部門債務水平較高，是個什麼水平呢？
根據1980年以來部分國家的經濟繁榮史，我個人認為，一般在私人部門債務/GDP到200%左右的時候，該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代就會過去，經濟增長速度會變慢，甚至有可能發生金融或經濟危機。
要說明的是，200%這個數值並不是固定的，通常與該經濟體的利率水平（國債收益率）有關。
發達國家貨幣利率較低，能承擔的債務水平高一些，比方220%或230%，才會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利率較高，可能在突破170%或180%的時候就會發生經濟危機。
金融或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為了維持國家信用（主要表現是貨幣信用），避免債務違約大量出現，政府一定會選擇降息印鈔等措施，然後政府部門增加負債，逐漸接過私人部門的債務，表現出來，就是政府債務不斷增加，而私人部門債務水平有可能維持不變甚至下降……
接下來，如果私人部門的債務/GDP水平能夠有效降低，經濟就會進入新一輪的債務驅動型發展，但增速會大大低於第一個階段，而且時間也會比較短，我稱之為第二階段經濟增長。需要強調的是，第二階段經濟增長出現的概率很低，迄今為止只有美國出現過。
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因為政府信用不足，貨幣不是國際貨幣，政府部門並沒有能力接過私人部門的債務（特別是外債），最後只能以貨幣大幅度貶值收場，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即便是發達國家的政府有足夠信用，可以接過私人部門一部分債務，但如果前期私人部門的債務水平太高，政府接不過來，或者，接過來導致政府部門債務過高，自此以後，政府支出會嚴重擠占私人部門開支及債務提升，整體上經濟依然會陷入停滯狀態。
總而言之——
當一個經濟體私人部門債務達到不可持續水平的時候（債務/GDP比例接近或超過200%），該經濟體一定會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結果要么是政府部門接槓桿，要么貨幣大幅度貶值；
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政府部門債務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債務/GDP比例接近或達到100%），無論這個經濟體怎麼輾轉騰挪自己的債務，要么貨幣大幅度貶值，要么經濟陷入長期停滯。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中國債務到底有沒有爆發債務危機的危險了。
關於中國最新的債務情況，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截止2020年二季度，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為59.7%，非金融企業部門為164.4%，政府部門為42.3%，三者加和為266.4%，相比2019年底的245.4%激增了超過20個百分點。一看，（居民+非金融企業部門）的“私人部門債務/GDP”高達224.1%，根據我前面提到的標準，這意味著中國馬上就會爆發債務危機的樣子……但實際上並不是。
與私有制資本主義國家的債務劃分不同，它們的私人部門名副其實，但我們中國宏觀債務的“私人部門”並不是真正的私人部門，包括城投公司以及許多大型央企債務，至少在民眾眼裡，都是隱含政府信用擔保的，特別是城投公司債務，基本都是以地方政府的收入作為擔保的，實在與“私人部門”扯不上關係。
私人部門債務與政府部門債務的本質區別在哪裡？區別在於公眾（市場）對債務的信心和容忍度。
如果是私人部門債務，一旦出現償付危機的苗頭，市場是不會給予這家公司繼續開展借新債還舊債的機會的。公眾的擠兌，通常會直接導致債務出現違約，進而引起經濟的動盪；然而，政府部門債務，即便是某個時間段出現了償付危機，中央政府自不必說，可以直接印鈔解決，即便是地方政府部門，公眾出於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和中央政府連帶擔保的信心，會額外允許其債務進行展期，或給予其借新債還舊債的機會。
因為用地方政府未來的收入做擔保，城投公司的債務嚴格來說就是政府債務，再加上其他由地方政府未來收入做擔保的債務，通常被稱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
這部分隱性債務，在中國是神一般的存在，可能連地方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不同研究機構按照不同的口徑，有不同的測算數據，有從債務端估算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融資來源，也有從資產端估計地方基建中政府類項目融資佔比，數據基本在30-50萬億元之間。
近兩年，中央政府強調“開正門堵邪路”，部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已經轉換成正當的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公司債券，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可能已經降至40萬億元左右，被統計在“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裡面——這相當於40%的GDP。
這部分債務，其實應該算到政府債務中來，再加上明確由中央政府擔保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債務（約5.5萬億元），中國政府部門實際的債務/GDP在88%左右，而除城投公司、鐵路總公司之外的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居民部門債務，其總債務/GDP也就在180%左右。
其他國家經驗顯示，只有市場利率（國債收益率）突破5%，180%左右的“私人部門債務/GDP”才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而當前中國的國債收益率也就在3%左右，所以稱不上危險。
（因為中國目前的債務不能承擔4%以上的市場利率，這也是我建議大家在國債收益率超過3%的時候，可以考慮看多國債的原因，具體見“股不如債的時刻到了！”一文）
顯然，在這些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中國的私人部門債務也就高於德國、意大利和土耳其，而政府債務，也僅高於德國、澳大利亞、韓國和土耳其。進一步想到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都大幅度下滑，而政府支出卻大幅度增長，這意味著，到2020年底，這些國家無論是私人部門債務/GDP，還是政府部門債務/GDP都將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說，在這一場債務比爛比賽中，中國現在應該是那個最不差的選手。
按照我前面確定的債務驅動經濟發展模型來說，目前的中國債務，仍處於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後期而已，尚未遇到整體的債務危機（這應該感謝中央2017-2018年的強力去槓桿） ，所以，既沒有步入第二階段經濟增長，也沒有進入經濟長期停滯的階段。
中國經濟處於債務驅動經濟的第一階段末期，但從整體來看，因為政府債務水平並不高，企業債務尚屬可控，現在泰禾債務和恆大專項債事件，更多體現的，是個別企業和房地產行業的債務問題，波及全國的可能性很低很低。
從宏觀上看，與其他國家對比，中國當前階段債務風險不大，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隱憂。
實際上，因為疫情爆發、各省市社保支付虧空等原因，中國在2020年出現了多年來最大的財政赤字，如果按照今年兩會所確定的政府債券（包括地方政府債和國債）發行限額規定，如果中國政府債券都頂格發行的話，到2020年底，地方政府債券餘額將增加7.5萬億，而國債餘額將增加4.5萬億，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債務/GDP水平的大幅度抬升。
不管企業、居民還是政府債務，如果放任債務水平持續攀升，要不了幾年時間，中國債務整體上可以輾轉騰挪的空間會越來越逼仄……
附記：關於宏觀債務的三個說明：
1）一般而言，金融部門的債務，可視之為實體經濟部門的債務的鏡像。但因為居民部門與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之間也存在著大量的債權關係，所以金融部門的債務槓桿，通常都會遠低於實體經濟部門的槓桿之和，本文對於金融部門的債務沒有加以探討。
2）個別離岸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愛爾蘭、盧森堡、毛里求斯、巴拿馬、開曼群島等，甚至包括瑞士這個中型經濟體（某種程度可稱之為逃稅和洗錢中心），其實體經濟的總債務並不是很高，然而，一旦加上金融債務，其槓桿率通常會飆升（因為有很多外來資金構成了金融債務），所以本文債務驅動型經濟的討論中，關於金融部門的債務槓桿率，並沒有展開討論，但這不影響對大型經濟體的債務槓桿分析。另外，香港和新加坡是兩個特例，這兩個地方有大量上市公司並不屬於本地經濟，但卻在當地發行債券，導致其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比例可能很高，其實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卻並不是很大。
3）債務驅動經濟模型中，進入經濟停滯階段之後，如果該經濟體貨幣還能保持信用，因為所有人對債務違約已經有了預期，再次爆發嚴重經濟危機的債務/GDP容忍度會提高，而且，利率越低，爆發經濟危機的債務/GDP容忍水平也會更高。比方說，3%的市場利率（國債收益率），對應私人部門200%左右的債務/GDP容量，到1%可能對應著230%，到了0利率或負利率，有可能會容忍私人部門到250%甚至更高的債務/GDP（因為經濟負增長被動導致實體經濟槓桿率上升），而有了MMT這樣的萬寶槌，政府債務更是可以不斷地挑戰極限——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日本等經濟體，都在陸續挑戰政府債務極限。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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