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集權的力量去推動分權( 攝政王戴灃之難題 )

大清滅亡的謎題 : 從清末攝政王戴灃的角度看大清滅亡 

自庚子之役失敗後，大清國勢觸底，清廷也認識到自己是個垂死的" 病人"，要變法改革強身。聽說立憲能治此病，就遵醫囑吃藥，說要加大劑量，就加大劑量，自己有強烈的求生意願，願意配合治療，列強親友團們也掌聲鼓勵，似乎一片大好，怎麼就突然死亡了呢 !? ( 書上說的都是從革命黨角度看 )

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辦政務處，就全面改革作整體規劃，學習日本，推行君主立憲制。1906年定九年立憲之議是清朝末年的一場政治體制和經濟改革運動，也是中國千年專制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11月15日，慈禧及光緒逝世。溥儀繼位後，其父攝政王戴灃被逼加快立憲的進程 。1909年（宣統元年） ，各省咨議局選舉咨議員。此時戴灃面臨兩個撲面而來的難題。

一.  快與慢的矛盾難題。各省咨議局選出的議員是一批職業政治表述的政客，是群眾運動的代表者，品流複雜。他們唯一的政治訴求就是更快、更激進的改革要求以彰顯自我的績效與存在。群眾運動向來無理性可言，激進辛辣且聲音大的就易獲得關注與聲望。他們首先認為還有六年太久，何不提前為三年，遂願後，又想何不明年就立憲，層層加碼，想彎道超車，而忽視由專制集權貿然進入憲政分權的混亂與危機，三權分立的良性制約未能建立，代之而起的是惡意政治對立紛爭，越推越快就越僵持，直到脫軌，車毀人亡。完全忽視事緩則圓的空間調適與時間積累的重要。

例如，廣西的議員要立刻禁止省內的煙娼館，立意良好，但忽視菸娼館恰好是廣西當時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巡撫張鳴歧請求議會暫緩五個月以便另籌財源 ，不然立刻無米可炊，連官員的俸祿都發不出來。南京的議員們大幅刪減預算到不合理的地步，行政工作根本無法推展，兩江總督張仁俊無奈將預算書報呈戴灃請求仲裁，此舉又激怒議員。議員們的主張是政治正確，官員的要求是實踐正確，兩難之下怎麼辦 !?最後，議員們以不照辦就辭職要脅對抗巡撫，對政事的推展困難置之不理，行政停擺。

二.  中央集權與分權。把已專制集權兩千多年，且在清朝達到巔峰的皇權要迅速逆轉分權下去，恰似要一個意志力極強的理性人，在理性的狀態下做一次政治權力的自殺，是何其的困難。1909年，日本伊藤博文恰在中國考察，說了一段話略謂" 中國太大，權力太集中，若不負責任的想急速地把權力分下去，這個國家很可能會解體，時間大約三年。" 一語成讖，1911年五月八日，立憲破產，戴灃在民意催逼下成立責任內閣，並效法德國由皇室掌軍，此時離辛亥革命不及五個月。新內閣部院首長共有13名成員，其中滿人8名、漢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滿人當中有6人為宗室、1人為覺羅，被當時革命黨與立憲派諷刺稱為「皇族內閣」是騙局。就戴灃言，改革做事要用靠得住的人，他用皇族的改革派推進改革有什麼錯 ? 偏偏如此做又就成為維護皇權的證明，不相信其有改革的決心。( 清朝在多爾袞攝政王的強勢下流血入關定鼎，268年後在攝政王戴灃的弱勢平庸處置下不流血善終，歷史的弔詭極為巧合。)

一百年後回首看戴灃的難題，印證現今所有後發式的民主國家，在搞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上，必然要面對同樣的難題。一方面幹事要集權，而政治現代化本質上又是要分權，如何用集權的力量去推動分權，至今沒有好的答案。回顧這數十年來，度過這難關相對較好的國家是台灣、南韓，其模式都是先有強人式的開明專制，改革的過程中先把經濟弄好，換取時間，贏得人民有感而擁護，再順勢逐步政治上放權，但期間的曲折坎坷仍是在所難免，稍一不慎就前功盡棄。難為戴灃了。

把第一段用來對應今日國民黨，似乎國民黨還不如大清。百病叢生，雖也有強烈的求生意願，但不配合醫囑亂服藥。國民黨是台灣所有其他政黨的母親，都和她有血緣關係，分離時還要把母親的奶頭咬掉，子女們怎麼會如此厭惡這個母親，這個母親定有可議之處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