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稅率調漲聲中說資產稅

房地產稅率調漲聲中說資產稅 

不分古今中外，稅收向來是政府與民間的零和博弈。政府稅目繁多、徵收手段嚴密，人民則想盡辦法隱匿財產以避稅逃稅，雙方鬥法從未歇息，堪稱智慧之結晶。而房產是現代一般人民所擁有資產的最大積累與沉澱，何況標的明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因此房產稅的徵收、稅率調升打擊面大就最引人關注。

先說個小故事，到歐洲旅遊的人除了教堂、古堡、皇宮外，若對居民房留意，會發現至今還保有很多沒有窗戶的居房。房屋不是倉庫，怎麼會沒有窗戶 !? 1696年在英國開始對房屋徵稅，該怎麼收卻是個難算計的活兒。想了想，徵收標準依照窗戶的多寡來定，看似搞笑草率，其實是化繁為簡，理論上有錢人住房大，房大窗戶必然多，稅就收得多，反之則少，兼顧公平。這個辦法在歐洲蔓延，1798年法國引入，初期還想細緻化一下，把窗戶數量大小再分類，臨街與面巷、一樓與二樓、大廳與閣樓等給予不同稅率，試行結果發現稅收成本遽增，不合效益，又回復最原始就數窗戶洞。當然，老百姓也就想盡辦法盡量少開、或者開可隱匿的暗窗戶，以逃漏稅。這個窗戶稅徵收辦法一直維持到20世紀初期仍然存在。雨果在其悲慘世界的著作中有詳細描述，說這個稅收政策使歐洲人除了忍受平時物質不豐富的飢寒外，還終日生活在暗無天日的黑屋中，就是因為這個窗戶房產稅。制度的成本代價極高。

房產稅徵收有許多焦點與盲點是數不清、理還亂的。例如，核定稅率的房產價值的核定，自用、商業、大小、建材、樓層高低等皆不同、是按市場價還是公告價、同一地段的市場價還有陽面陰面之差，公告價不會顧慮到。單論自用，若按戶數算，那麼是一人一套還是一戶一套，假離婚真買房的把戲就來了；按人均居住面積算，戶裡的幽靈人口暴增；按房產價值算，那麼一直住在現在成為市中心蛋黃區的原始退休老住戶，房產價值很高，生活極為清苦，根本繳不起，稅率低還好，稅率高該怎麼辦 !?是強徵還是開後門 !?會否造成援引前例而拒繳 !?況且不論稅率如何訂，富人有的是辦法請會計師、律師節稅，受累的是一般與貧群人民。若稅率低一點，富人考慮昂貴的節稅成本，或許會按規矩繳稅。任何一個在辦公桌上看來完美兼顧各方的公共政策，實施後才發現是如此的千瘡百孔、滯礙難行。從這次房產稅率調整，激起千層抗議浪潮、地方縣市遂又喊出繳稅可打折、分期或延期繳，適足以說明原先構想粗糙。這些都是社會成本與代價。

稅是人民沉重負擔，也是政府頭疼的事，稅不僅是維持政府與民眾一體的重要紐帶，也是盡義務享權利的資格認定要項，完全不繳稅國家，民眾失去監督政府的動力，"帝力"與我何有哉的結果是國家無形解體。歐美國家福利雖較好，但稅率極重，申報事項極為繁雜，所以每年四月中至六月初有所謂稅賦自由日，各國不同，屆時要開香檳慶祝，自此後，民眾賺的錢才是可供消費的口袋收入。語云好的稅如同拔鵝毛而鵝叫得最少。荷蘭人於1624年發明的印花稅就符合此精義，稅額極低、稅源極廣，徵稅成本極小又公平，人民願意主動繳納，皆大歡喜，今各國皆援引；增值稅也是好例子，從原物料至成品銷售，無論經過多少環節，上家的稅以成本方式轉下家，最終由消費者負擔，稅額不易流失，稅收成本也低。公平正義是稅收的最高原則，可惜多只陳義在書本、稅法上，實質極為不公平、不正義。最明顯就是對企業各項稅負的減免與多次要開徵，最終又被迫停徵的證所稅。當時減免或不開徵或許是為活絡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發展，但善門一開，再也無法恢復，各國皆有的證所稅在台灣是惡法惡稅，政府與大多數人民兩輸，扭曲獲益的是少數富人。

在中國各斷代始史，很多人偏愛讀漢唐盛史，與有榮焉；絕少喜歡讀南北朝、清末那混亂、喪權辱國的沮喪史。但盛世造就的原因很多，豐厚的稅收支撐是最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豐富了，人民就苦了。漢武帝為打擊匈奴，連年征伐，財稅漸枯，稅務大臣張湯、桑弘羊就想出算緍的辦法，個人自報，凡有兩千緍財富以上的人，一律繳一算，約10%的財富給政府，10%以當時稅率來說不算高，但人民隱匿財產、哭窮致效果不彰，這是零和博弈的必然。的確，政府很難確切知道每個人民到底有多少財富，但親戚故舊、鄰里街坊知道呀，公元117年，推出告緍令，就是鼓勵揭發，揭發屬實者有賞，史記上說一時告緍遍天下，中人以上之家崩潰。結果國庫的稅收是豐盈了，社會和諧喪失了不說，從此再沒有人積累財富，有了錢就胡吃海喝玩個精光，社會日益貧窮。漢武晚年的輪台罪己詔與此有密切關係。再如，宋朝，徽宗喜好太湖石，官員逢迎建艮苑，豐亨豫大以彰顯太平盛世。當旨意傳到地方，上層的意思被放大扭曲，贓官豪吏在江南掀起一陣刮風，配合行賄者平安無事，不曉事者，當場被任意指物為石，拆房拆屋，怨聲載道，終激起方腊花石鋼起義，北宋滅亡始於徽宗，豈是無因 !

現在是一個 "複利"的社會，任何一項好作為會接二連三地帶來好回報，同樣一件壞作為，所要付出的成本代價絕非僅是當下，連帶引發在後的成本往往是始料未及，個人與政府都要以史為鑑。

菁英寡頭化，底層碎片化 社會解體

菁英寡頭化，底層碎片化 社會解體

主權國家的社會結構一般都是按財富多寡區分為富有的上層、中間的中產階層與貧窮的低階層，三層藉各種制度、法律作權利義務、行業分工、升遷任用來勾連交流，成為一個穩固的共同體。中產與低層劃分的標準線各國不一，彼之貧窮恐此之中產。富有階層也有高收入與富有之分。高收入是指仍然需要付出時間、精力與智慧從事經營事業以換取相對應報酬，而富有是指從事以錢生錢金融遊戲的人，他們與實體產業興衰關係不大。富有階層的人數少，僅站全民1~2% ，但所占財富的份額卻巨大，對社會也最具有影響力。

從過去歷史來看，不論是東西方或是什麼政治體制，群體、國家都是由血統世襲或是閥門巨室來統治，即使是造反起義，也要找一個落魄皇族或貴族後裔來撐大旗作號招，所以，以前的富人承擔國家政治責任，享受權力樂趣，國家的興衰、走向由他們決定。現代國家則否，政治人物多由中低階層中竄起，血統世襲的皇家多已成為象徵性的代表存在，靠政府預算支付薪俸、活動費用，與公務員差別不大。依附皇家權力的閥門巨室在靠山已消，既不願接受選舉的痛苦洗禮，也不願忍受輿論公器的謾罵指責，乾脆放棄享受權力的樂趣，不承擔政治責任與社會脫離，權力的空白從全球金錢遊戲中彌補，用金錢綁架政治、法律，掠奪經濟成長的果實。富有階層與社會不再交叉而是平行，對國家失去認同，有的是辦法避稅，所以也不繳稅來反哺國家經濟，也不引領文化走向，如此國家運行的機制缺了一塊，富有階層的冷漠自社會解體、脫離。

再看底層碎片化。資本主義為避免自身分配不均必然帶來的貧富分化缺點，除利用稅收來做財富重分配，更用福利救濟制度、失業、養老保險，對底貧窮者給於直接的物質補助，以增進整體社會的安定感與幸福感。但是善門難開，福利救濟也具有僵硬性，只能層層加碼，不能減少，從有限食物或現金補助，到租屋、住宅、教育...補助，即使舉債也要加碼，不然選票的大棒就要發威。人性有自私與惻隱的雙重性，慈善直觀合乎人性惻隱是件好事，但是否該大肆辦理與忍受慈善帶來的惡，在西方國家一直存有巨大爭議。過多的福利慈善養了一堆懶人，自動與社會脫節，自願當所謂窮人而拒絕工作，也打破社會發展自然造就的結構平衡。現代社會明顯的現象是越是富裕或城市中產階級生育的子女越少，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藥，邊窮與社會底層反而生的越多，反正社會福利會解決一切，一家數口的收入超過貧窮線或最低工資，至少絕不可能餓死，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尤為顯著。這群人因此與社會疏離，碎片化散布各處。

我國傳統上除了適逢重大災害，政府會臨時開糧倉、設粥棚短暫救濟，福利慈善只存在寺廟道觀與個人行為，但也限於救急不救窮，文化中沒有公辦福利慈善的觀念。現在受西方文化影響，福利慈善也已成為預算大餅的噬金獸，問題日益顯現。在西方，以德國為例，德國福利救濟為避免公辦的無效與浪費、貪汙，都委外由民間辦理，竟帶來從未想到" 眼鏡蛇效應 "的大問題，現從事各類無生產力的福利救濟的就業人數最多，是德國第一大行業，他們不僅是福利資源的直接消耗者，殘障、窮人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因此他們還會以各種理由 " 製造 " 殘障、窮人，以便向政府要預算，不肖醫生或相關社工人員有的是辦法給開上必要證明。如此，福利窮人實質的生活較努力工作而在貧窮線邊緣掙扎者好，他們還會有意願工作嗎 !?人一但自我懶惰與放縱，形成惡性循環，就再也扶不起。另外，人一旦自幼就被人為打上貧窮、殘障的烙印，心理的創傷可能終生無法自癒，帶來的罪惡更大。

工作或職業除了金錢報酬外，還具有個人自律、社會參與監督、權利義務等多方面意義，當上層寡頭菁英逃避責任，下層階級自我碎片放棄責任，中產階級失去承上啟下的功能，這樣一個本是全民共同體的國家、社會就自然會趨於瓦解。這個問題執政者懼怕選票流失，在野者要爭取選票更只能要求加碼，個別的呼籲、警示多流於犬吠火車的噪音，沒人理會。瓦解的代價初期不易感受而忽視，等感受到嚴重而要重建的代價則不是一、二代人所能承受、恢復。

附記 : 

眼鏡蛇效應一詞來自殖民時期印度的逸聞。英國政府計劃要減少眼鏡蛇的數量，因而頒佈法令說每打死一條眼鏡蛇都可以領取賞金。然而印度人為了賞金反而開始養殖 ，問題更加惡化。

全球化、自由化這兩個詞在不同階層有不同的意義。底層只看眼前的福利三頓飯，甚麼全球化、自由化是口號，毫無意義；中產階級的認知是商業貿易、產品外銷全球化、自由化，少關稅壁壘；富有階層得認知意義是資金全球自由化趨利流動投資而不受限制，只享經濟發展果實、不盡義務；那麼在外國投資購置的資產還能算是本國的資產嗎  ? 值得爭議。由意義認知不同，全球化、自由化已受到挑戰，2016美國的總統大選，被稱為是精英與草根的對決，有一定的原因。